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馬紹榮

HCCC 421/2019

[2022] HKCFI 2839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司法管轄權

刑事案件2019年第42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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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  決  書  

1.  被告人被控一項製造危險藥物罪。他由馬子安大律師代表，提出終止法律程序的申請，控方反對這項申請。

申請因由

2.  控方其中一項證據，是案中另一被告人 (D1：他已承認原本與被告人共同被控的相關控罪) 的手提電話中的WhatsApp訊息顯示，訊息傳送往的電話號碼，是被告人的手提電話的號碼。訊息顯示，對方叫「Boss」。控方打算藉此證明，被告人便是這名叫「Boss」的人。控方指稱，這些訊息可證明被告人於本案的參與。

3.  問題是，這項證據只來自D1的手提電話和相關通訊紀錄，根據控方相關專家證人的供詞，被告人的手提電話現在因技術題，若開啟相關應用程式，會有損毀儲存了的檔案的風險。

4.  本案之前已曾進行一次審訊[1]，在那次審訊，女警專家證人確認，被告人的電話可以開啓，但因為流動裝置法理鑑證工具未能支援擷取電話內存的檔案，故未能擷取。若強行開啓相關應用程式，有相當可能導致電話中的資料損失和損壞。

5.  在今次審訊前，控方聘用了另一名姓馮的專家，他嘗試開啟被告人的手提電話，但不成功，情況和女警專家面對的一樣。

6.  辯方指稱，在這情況下，即使被告人可以作證，證明自己清白，但已無法憑他的手提電話的內容來支持他的清白說法，審訊會不公平。

7.  辯方續稱，在這情況下，控方可選擇不再倚賴上述電話訊息，或法庭為彌補不公的情況，將D1電話中的訊息從證據中撇除。不過，這樣做的話，控方便失去最重要的證據，再不能證明針對被告人的控罪。若控方不再倚賴相關電話訊息，或法庭命令撇除相關證據，在這情況繼續聆訊的話，等同容許控方濫用法律程序。

8.  基於上述理據，辯方陳詞說，法庭應批准終止聆訊。

控方的回應

9.  控方反對這項申請，代表控方的單偉琛大律師除了指出，本案情況未達案例所述的可批準的條件[2] 外，還指出以下的事實情況。

10.  調查期間，在一次錄影會面，警員向被告人展示被告人的手提電話，並播放了一些相關WhatsApp語音內容，直至被告人行使權利不作回應。當時，該手提電話中的應用程式是可以開啓的。

11.  在上一次審訊期間，於辯方要求下，上述女警専家證人在控辯雙方在場下開啓被告人的手提電話，查看是否可檢視相關WhatsApp內容。當時，電話可以開啓，但未能登入原本的WhatsApp帳號，流動裝置法證鑑證工具也未能支援擷取電話內存的檔案，故未能擷取。專家證人的意見是，電話因檢取了3年，在缺電情況下自動變為原廠設定，須改變電話的時間設定，再進行一些程序才可登入相關WhatsApp帳號，但這樣做有可能導致該電話內儲存的檔案受損。雙方同意即時停止檢驗。

12.  該次審訊，因辯方提出要自行安排專家查驗該電話而重新排期審訊。

13.  在等候今次審訊期間，控方安排了一名姓馮的專家再作嘗試，他遇上的情況，和女警專家證人的一樣。

14.  辯方一直沒有安排專家作出相關查驗。

15.  單大律師指出，控方一直妥為保管該證物，沒有作出惡意或不小心的破壞。他並明確表示，倘若辯方要求重新安排專家查驗該電話，控方不會反對，並會配合。

16.  控方也強調，控方不會倚賴被告人本人的手提電話儲存之檔案為證據。

相關法律原則

17.  終審法院在HKSAR v Lee Ming Tee案[3] 中確立的重要相關法律原則如下[4]：

(一)  決定是否提出刑事檢控，由律政司司長全權作出[5]。

(二)  一般而言，當律政司司長提出檢控，法庭的責任便是審理有關案件[6]。

(三)  在絕大多數的案件中，審訊會如常進行。然而，在特殊的案件中，假如有充分理由支持擱置律政司司長所提起的刑事法律程序，則法庭亦無疑具有司法管轄權如此命令。該司法管轄權以法庭的固有權力為依據：即防止本身的法律程序被濫用的權力[7]。

(四)  在大部分該等案件中，法庭只會在以下的情況才批予擱置：縱使審訊時有一系列的補救措施可供採用，但法庭斷定被控人已沒有可能得到公平審訊，而讓檢控繼續將等同於濫用法律程序[8]：

(1)  若繼續進行法律程序會帶來不公平審訊的結果，則可視之爲「不當使用法院的法律程序」，而這會構成濫用法律程序。進行審訊所關乎的公眾利益，並不足以成爲進行不公平審訊的理由；

(2)  問題並非在於本來應否提出檢控，而是在於：既然法庭的職能是要對訴訟各方及對其服務的公眾不偏不倚、公平公正地施行公義，法庭應否准許其法律程序以產生不公平的方式被採用[9]；

(3)  除非被告人按相對可能性衡量標準顯示，他因為所提出的事情而蒙受損害的嚴重程度足以令公平審訊無法進行，否則法庭不應頒發擱置令。換句話說，被告人要證明，繼續進行檢控便等同於不當使用法庭的法律程序。[10]

(五)  在一些罕見的案件中，儘管公平審訊毫無疑問仍有可能進行，但法庭仍然願意批予永久擱置，原因是案中情況涉及濫用權力，而濫權的程度違反法庭對司法公正和適當性的觀念，令整個檢控玷上濫用法律程序的污點[11]。

(六)  雖然法庭具有司法管轄權根據上述兩項基礎命令擱置法律程序，但法庭極少行使此項司法管轄權[12]。

(七)  法庭只會基於原則上和實際上都有很令人信服的理由，在極爲特殊的情況下才會批准擱置程序[13]：

(1)  審訊是否可達到的「公平」是從實際而非絕對角度來判斷[14]。只在十分不尋常的情況下，法庭才可恰當地信納公平審訊為「不可能」。

(2)  法庭的基本職能是運用法律上可供使用的資源，竭力確保公平審訊得以進行，而非以無法達到公平為由而中止審訊，除非法庭別無選擇、不得不行此最後一着。確保公平審訊的權力，非為一項在審訊尚未開始時便阻止它進行的權力。此項權力是用來規管審訊的程序，從而避免或減少對任何一方的損害。

(八)  當法庭遇到窒礙公平審訊的情況[15] 時，主審法官負有責任，避免對控辯任何一方，尤其是對被控人，造成不公，但拒絕行使司法管轄權聆訊並裁決涉案爭議點，並不足以履行上述職責。

(九)  主審法官應透過各種方法履行職責，從而抵銷被控人本來可能會蒙受的任何損害。比方：

(1)  藉押後審訊或其他非正審命令以控制審訊程序；

(2)  就證據作出裁決；和

(3)  透過向陪審團作出指示。[16]

(十)  假如提出檢控的過程中涉及官員的行爲不當，但仍有可能進行公平審訊的話，法庭不應行使司法管轄權將法律程序擱置以作爲對執法部門或檢控機關的懲戒。[17]

(十一)  公眾利益在於被控人能在審訊中獲公平及公開地裁定是否有罪。若要令此原則不適用於某個案，便必須具有強而有力的理由以斷定。若有關審訊可以公平地進行，但辯方以情況依然構成無法容忍的濫用法庭的法律程序為申請擱置的理據的話，成功的個案必然十分罕見。

(十二)  倘若申請擱置法律程序的理由是，某類或某項證據曾被不公平地使用的話，基於程序上的理由，法庭將極不願意在處理擱置申請時裁決關於證據的問題，因爲在審訊本身尚未進行之前，法庭可能無法評核使用有關證據的方式是否不公平。有關證據對公平審訊的影響，可能需要在整體證據的背景下考慮，以致最佳的處理方法是將該問題視爲有關證據可否獲接納的問題，議題由主審法官定奪，考慮時，主審法官可考慮行使豁除有關證據的剩餘酌情權。[18]

18.  簡而言之，只有在非常例外的情況下才有支持擱置刑事訴訟程序的充份理由。比方：

(一)  縱使有不同的補救性措施，依然沒有可能讓被控人得到公平審訊，而堅持檢控會導致濫用程序；

(二)  即使審訊是否公平並不是爭議之處，但因為情況涉及濫用程序、並令到法院的司法公正及適當性到受侵犯，以使到整個檢控行動被污染得成為濫用程序，在這非常罕有的情況下，擱置申請或會被批准。

19.  上訴法庭於Secretary for Justice v Shum Chiu案[19] 重申，法庭只會在極為特殊的情況下才會批准永久擱置法律程序。

20.  本席也考慮了馬大律師呈交的以下案例：

(一)  Shum Chiu v Secretary for Justice[20]；

(二)  HKSAR v Wong Hung Ki[21]；

(三)  AG’s Reference (No 1 of 1990)[22]；和

(四)  HKSAR v Milne John[23]。

21.  終審法院在處理Shum Chiu案[24] 時，認同上訴法庭所說，每宗案件須按其獨特性和事實來考慮。[25]

討論和考慮

22.  辯方提出終止本案法律程序的申請，有責任於相對可能性衡量的尺度下證明支持申請的理據。[26]

23.  辯方指出，被告人的手提電話中可能有支持被告人是清白的證據，或起碼有可削弱控方針對被告人的指控的證據，但沒有具體指出，所稱的材料是甚麼。這樣的立場和取態，是辯方的判斷，也涉及被告人的緘默權。但重點是，本席必須、也只能根據雙方為這申請提出的事實和理據作出判斷。

24.  控方接受，基於被告人的手提電話現時的狀況，無法得知儲存在內的材料是甚麼。

25.  HKSAR v Cheung Wai案[27] 關乎與案有關的錄影帶已被毀滅且已不能知道錄影帶內容的情況，上訴申請人被定罪後以上述情況為由指稱他沒有得到公平審訊。在該案，錄影帶已被毀滅的情況，是辯方在審訊後才被告知的。上訴法庭重申：

(一)  應該採用R v Holgate案[28] 所述的考慮原則；和

(二)  每宗案件須按其案中事實作判斷[29]。

26.  在該案，上訴法庭裁斷，因為控方事先不知道錄影帶與案有關，故此不能諉過控方容許錄影帶被毀。上訴法庭在評估了針對控方的證據，並顧及不知道片段內容其實是否真的會支持辯方說法、抑或會加強控方證據下，拒絕了給予上訴許可。

27.  在R v Lau Yuk Wan案[30]，其中一項上訴理由關乎原審法官在一名被指稱可能會提供對辯方有利證據的證人，在沒有撰寫證人供詞下已離港的情況下，沒有批准終止聆訊。在該案，上訴法庭信納，所涉人士是可以就案件提供關鍵證據的，而辯方也向控方指出了這人的重要性，但控方在明知他將會離港下沒有要求他提供證人供詞。上訴法庭認為，在這情況下，向這人要求提供證供是控方職責範圍內，但同時指出，關鍵議題依然是：上訴人在原審時是否得到公平審訊。在該案的情況下，上訴法庭裁定上訴人定罪上訴得直。

28.  一名被控人有罪與否，應藉公開公平的審訊來斷定。這是重要的公眾利益[31]。故此，除非情況特殊，否則法庭不應不讓審訊進行。

29.  在本案，控方藉相關證據向被告人提出的指控，是D1和被告人是互傳相關訊息的雙方，而訊息內容可證明被告人參與了這次的製毒。支持D1和被告人是互傳訊息的雙方的證據有：

(一)  訊息儲存在從D1身上搜獲的手提電話；

(二)  訊息從D1的電話號碼發出至另一電話號碼；

(三)  被告人承認了，這另一電話號碼為其使用；

(四)  在被告人身上搜獲的手提電話，應用的是這另一個電話號碼。

30.  這些證據是否足以令陪審團裁定被告人便是互傳訊息的一方，是他們據整體證據作出的判斷，而這必須是整體證據支持的唯一合理推論。

31.  證據是否有這樣的舉證力度，以本案而言，並非是可以擱置聆訊的理據。

32.  本席也認為，以本案的情況而言，沒有命令將相關證據剔除的充份理由。

33.  本席於考慮時顧及了單大律師明確指出的控方立場：

(一)  若辯方認為恰當，可將控方兩名專家的證詞成為證據，讓陪審團得知情況；

(二)  若辯方認為恰當，可將以下納為承認事實：沒有證據顯示，被告人的手提電話中有和從D1的手提電話中發現的訊息的一樣的檔案 (字眼可由雙方擬定)；和

(三)  若審訊出現要盤問被告人的情況時，控方不會向被告人指出，他的手提電話中和D1電話中有相同的訊息、或存在與他的證詞不一致的訊息。

34.  本席認為，上述舉措足令被告人得到公平審訊，進行審訊不構成濫用法律程序。法庭在情況需要時，也會給予陪審團恰當的指引。

35.  在一些情況，被告人的手提電話的狀況或許會令被告人證明清白添上困難，但直至這申請聆訊結束，法庭仍未獲告知 (這是被告人的權利)，被告人的手提電話中有沒有對他有利的材料。

36.  本席的判斷是，被告人未能在相對可能性的衡量的尺度下，證明他不會得到公平審訊、或讓檢控繼續會導致濫用程序。

37.  無論如何，本席認為，這宗申請理據不足，因此駁回。本席命令，對被告人的檢控程序可繼續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