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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C000035/2002
CACC35/2002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刑事司法管轄權
判罪上訴許可申請
案件編號:刑事上訴案件2002年第35號
(原區域法院刑事案件2001年第32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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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辯人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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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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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人 |
譚祺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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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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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審法官: |
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梁紹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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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張澤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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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楊振權 |
聆訊日期: 2002年11月19日
判案書日期: 2002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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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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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梁紹中宣讀上訴法庭判案書:
1. 申請人譚祺光(第一被告人)，梁志波(第二被告人)及第三被人告李增光，同被控十七項串謀詐騙罪。在區域法院經審訊後，第一被告人和第二被告人被裁定所有罪名成立，第三被告人則被裁定罪名不成立及被釋放。第一被告人和第二被告人現申請上訴許可，要求推翻定罪。
2. 該十七項控罪的性質都是相同的，控罪指被告人等串謀詐騙華僑商業銀行，涉及的詐騙行為發生在1993年1月1日至1996年2月29日及1997年6月1日至8月31日期間的不同日子。控罪指被告人等不誠實地 -
(a) 致使達光海運有限公司向該銀行申請和使用形式為一份信用証的信貸服務；
(b) 向該銀行提交或致使向該銀行提交虛假文件，而該虛假文件看來是証明該公司與淨寶實業有限公司之間的真正商業交易；
(c) 促使或促致該銀行發出以淨寶實業有限公司為受恵人的該份信用証；及
(d) 致使該銀行根據該份信用証發放款項予該淨寶實業有限公司。
十七項控罪不同之處只是涉及的款額和犯案的日期。
3. 控方案情是，第一被告人和第二被告人是淨寶實業有限公司("淨寶")的股東和董事，第一被告人也是達光海運有限公司("達光")的股東和董事。達光一直在華僑商業銀行持有信貸額，不過，大部份要透過申請信用証才可以使用。
4. 兩名被告人曾在一些文件上簽署。這些文件包括信用証申請書、信託收據、貨物報價單、裝貨單、收貨單。這些文件表面上顯示達光與淨寶有買賣交易。被告人等利用達光名義向華僑商業銀行("銀行")申請信用証，他們將這些文件呈交予銀行支持達光的申請。根據這些文件，銀行發出以淨寶為受益人的信用証，其後發放款項給淨寶。淨寶獲得款項一兩天後，便以退貨理由，在扣除手續費後，將款項退回達光戶口。被告人等在控罪期間，十七次透過這種方式，從銀行取得一共10,515,000元使用。
5. 不過，根據達光的職員(第一至第三控方証人)的証供，達光沒有貨倉。他們沒有見過大量貨物運到辦公室，也沒有見過貨單上注明的淨水器。達光的業務是船務，以前曾以推銷性質，現金交易形式售賣淨水器，但從沒有用信用証進行交易。雖然職員在收貨單上簽名，但達光從沒有收過淨水器等貨物。淨寶的職員(第四控方証人)作供稱，他收到信用証後便預備文件，但沒有安排送貨，因為第一被告人叫她只需預備文件，無需送貨。
6. 第一被告人與廉政公署人員會面時，在警誡下多次承認兩間公司之間，根本沒有真正的淨水器買賣交易。他們向銀行聲稱的所有以信用証進行的買賣交易都是假的。他們透過這些信用証，獲銀行貸款，目的是套取現金，幫助公司現金周轉。第二被告人承認他有份簽署與十七項控罪相關的淨寶報價單、裝貨單、達光的收貨單等文件。當時他是知道文件上注明的交易實不存在。他承認這些文件都不是真實的。
7. 銀行職員劉孝榮作供稱，如果銀行知道文件有虛假成分，銀行不會發放款項予受益人。
8. 第二被告人沒有作証。第一被告人作供時稱，關於該十七項信用証申請，事實上淨寶有存貨，只不過是每次交易都不需要交貨。他只需要打電話給淨寶在廣州的廠長，通知他扣起貨物。雖然雙方沒有正式的貨物交收程序，實際上，貨物已轉手，達光也視之為已收貨。
9. 第一被告人稱他向廉政人員承認的是"無需要交貨"，他沒有承認"無交易"。他稱在警誡詞中，他把"交易"和"交貨"兩個名詞混淆了。他否認他有詐騙行為，他稱他們按了四個物業給銀行，又有個人擔保。銀行給他們四佰多萬的授信額中，八十多萬是透支。因此他沒有需要詐騙銀行，而且欠銀行的款項亦己還清。
10. 法官接納控方証人的証供，又相信兩名被告人在警誡詞所承認的事實是真實的。法官拒絕接受第一被告人的供詞。法官根據控方的証據，裁定達光與淨寶間並無真正的商業交易。他們向銀行呈交的文件是虛假的，目的是令銀行信以為真，促使銀行發出信用証及發放款項。如果銀行知道兩公司之間沒有交易，銀行不會支付款項。法官裁定被告兩人的行為屬不誠實行為，有協議詐騙銀行。法官遂裁定兩人罪名成立。
11. 第一被告人在上訴理由指法官誤解申請信用証的程序。他認為申請信用証時，申請人無需向銀行提供貨單等文件，只有在信用証開出後，受益人接受後，申請人才需將這些文件交到銀行。第一被告人稱他沒有利用該些文件促使銀行發出信用証。
12. 第二被告人的上訴理由主要是指控方未能証明有非法協議存在，亦未能証明他有詐騙銀行的意圖。原審法官在事實裁斷上犯錯。
13. 第一被告人在書面陳詞詳細敘述銀行開立信用証的程序。他指銀行一向對貨權不關心，他稱即使客戶沒有交貨給買家，銀行一樣會批出貨款。因此，即使沒有貨物交收，他們的文件也不是虛假的，他們沒有詐騙銀行。
14. 本庭認為第一被告人這樣的論調近乎荒謬。第一被告人需知，銀行批出信用証及發放款項，是基於申請一方與受益一方之間有真實的買賣交易。即使沒有實質貨物交收，而只是貨權轉移，亦要有真實的交易，而不是基於不存在的虛構交易。而且，申請信用証時，銀行需要申請人簽署一份信託收據，表示申請人是以信託形式代銀行保管貨物，而銀行持有貨權直至申請人還清銀行代支的貨款。如果申請人不還款，銀行有權出售貨物。被告人等申請有關信用証時，也有簽署這樣的文件，表示交易是真實的。如果交易真實存在的話，銀行當然不會理會買賣雙方間的糾紛，例如貨不對辨，或是賣家不交貨等。不過，如果沒有真實的交易作為基礎，銀行是不會開立信用証和發放款項的。
15. 淨寶收到款項，其後退貨及將款項退回達光戶口的時間，都是緊接的。十七次的收款和退款的情況都是一樣。根據這樣的証據，加上被告人等的招供和兩間公司職員的証供，原審法官有理由裁定淨寶與達光間，並沒有真實交易存在。本庭完全同意，原審法官在這事實上的裁斷。被告人等以虛假的文件，訛稱有交易存在，並以此為基礎，向銀行申請信用証，令銀行信以為真，發出信用証及發放款項。明顯地，被告人等蒙騙了銀行。
16. 第一被告人提出，銀行沒有因為批予他們信用証，承受不必要的風險，因為銀行有樓宇抵押，而且銀行對於虛假錯誤的文件是無需負責任的。他亦指出已清還欠款，所以銀行沒有損失。法官不應判他有罪。
17. 關於第一被告人提出的這一點，樞密院在女皇訴偉如增(譯音)[1992] 1 HKCLR 26一案，就要構成串謀詐騙，是否須要証明受害人有遭受損害的問題，作出了解釋。樞密院Lord Goff 大法官在判詞中，應用了R v Allop（1976）64 Cr App R 29一案的判決。他引用了Shaw大法官在Allop判詞中的主要一段(第31頁)如下:
"....一般來說，行騙者的首要目的是為自己獲取利益，受害人所受的損害是次要和不重要。行騙者的意圖是要達到他預料的詐騙結果。如果他採取的欺騙手法危害到被騙者的經濟利益，這就足以構成詐騙，雖然最終被騙者沒有實際損失，而行騙者從沒有想過他的行為會帶來實際的損失。"1
18. 隨著，Lord Goff大法官說(第32頁):
"我們應當記著，串謀詐騙罪是一項行騙別人的協議，在Allop，該案的被告人所同意的是向公司提交一些假資料，而他知道公司會依賴這些資料去決定是否會接受該分期付款買賣交易。要考慮的問題就是被告人同意這樣做，是否構成串謀詐騙罪行，儘管被告人原來的目的並不是要損害公司的任何經濟利益，而是想確保交易能進行，以便他可以賺取佣金。各位大法官都看不出有甚麼理由，根據上訴法院的判決理由，這樣的協議不能構成串謀行騙罪。被告人為自己的目的，不誠實的向公司提供虛假資料，以說服公司承擔一些風險，而這些風險是，如果公司知道事實真相的話，是不會或可能不會承擔的風險。各位大法官看不出為什麼這不是一項欺騙公司的協議，因為，正如Shaw大法官所說，這是一項採用欺騙手法去危害公司的經濟利益的不誠實協議。"2
19. 稍後，在判詞第33頁，Lord Goff大法官又說:
"問題是有關的事實是否披露串謀詐騙行為，這是要視乎串謀者不誠實同意的是甚麼，特別是他們有沒有同意欺騙別人。在這方面，如果好像Allop一案及本案一樣，串謀者不誠實的同意製造出一種情況，而他們知道這種情況是會欺騙受害人去做出或不去做出某些事情，以致受害人會遭受經濟損失，或危害他的經濟利益，這便足以成為串謀詐騙。"3
20. 根據上述觀點，被告人的論據，在法律上是不能成立的。因為只要被告人等有協議詐騙銀行，危害銀行的經濟利益，就足以構成串謀詐騙銀行罪，銀行是否因此受到實際損失並不重要。況且，原審法官在判詞中，已就銀行承受風險的問題作出清析的說明，他認為被告人等所造出的虛假事實，會令銀行承受一些銀行不應承受的風險，會危害銀行的經濟利益。根據這樣的裁斷，被告人等確實犯了串謀詐騙罪。
21. 因此，第一被告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基於上述的理由，第二被告人的上訴理由也不成立。
22. 本庭認為有足夠証據支原審法官的判決，原審法官的判決也是正確的，本庭拒絕兩名被告人的申請。
| (梁紹中) |
（張澤祐） |
（楊振權） |
| 高等法院首席法官 |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 |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 |
答辯人 : 由律政司馮淑賢高級政府律師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申請人 : 無律師代表。
1 Generally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fraudsmen is to advantage themselves. The detriment that results to their victims is secondary to that purpose and incidental. It is 'intended' only in the sense that it is a contemplated outcome of the fraud that is perpetrated. If the deceit which is employed imperils the economic interest of the person deceived, this is sufficient to constitute fraud even though in the event no actual loss is suffered and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deceiver did not desire to bring about an actual loss.
2 In the context of conspiracy to defraud, it is necessary to bear in mind that such a conspiracy is an agreement to practise a fraud on somebody (c.f. Welham [1961] AC 103, 133, per Lord Denning). In the case of Allsop, what the defendant agreed to do was to present the company with false particulars, in reliance upon which, as he knew, the company would decide whether to enter into hire purchase transactions. It is then necessary to consider whether that could constitute a conspiracy to defraud,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defendant's underlying purpose or motive was not to damage any economic interest of the company but to ensure that the transaction went through so that he would earn his commission. Their Lordships can see no reason why such an agreement should not be a conspiracy to defraud the company, substantially for the reasons given by the Court of Appeal. The defendant was, for his own purposes, dishonestly supplying the company with false information which persuaded it to accept risks which it would or might not have accepted if it had known the true facts. Their Lordships cannot see why this was no an agreement to practise a fraud on the company because, as Shaw, L.J. said, it was a dishonest agreement to employ a deceit which imperilled the economic interests of the company.
3 The question whether particular facts reveal a conspiracy to defraud depends upon what the conspirators have dishonestly agreed to do, and in particular whether they have agreed to practise a fraud on somebody. For this purpose it is enough for example that, as in Allsop and in the present case, the conspirators have dishonestly agreed to bring about a state of affairs which they realise will or may deceive the victim into so acting, or failing to act, that he will suffer economic loss or his economic interests will be put at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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