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吳浩斌及另二人

DCCC 218/2015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15年第21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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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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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D1 – D3否認他們各自面對的控罪[1]。這是一宗牽涉互聯網拍賣的騙案，控方指每項控罪均多於一人犯案[2]。除了控罪[1]外，假扮買家的騙徒（通常化名“Cathy”）均以通訊程式Whatsapp透過帳戶號碼67679543跟賣家或喬裝賣家的警員聯絡。控方進一步指稱D1、D2及D3在本案的角色是負責跟案中被騙的賣家驗收貨物，每次也以代表“家姐”[3]出面的名義進行交收。交收時，該Cathy訛稱已將貨款存進賣家指定的銀行戶口，賣家透過自動櫃員機查核時不虞有詐，以為有關貨款已成功過戶，於是把貨物交給D1、D2或D3。到後來發現被騙，原因是該些存款只是一些虛假的支票，不單受款人屬虛構，銀碼也是胡亂填上了事。可是基於銀行入支票機的運作模式[4]，該筆款項會暫時於賬面上顯示在收款人戶口；當銀行職員發現支票不能兌現，電腦會自動將相關記帳取消。也即是說，賣家最終未能收到一分一毫，所售出的貨物自然跟騙徒一樣去如黃鶴。

2.  本席謹記舉證責任在控方身上，被告人不需要證明什麼以還自己清白。控方的舉證標準是毫無合理疑點。就一般事項（general issues），只有D1選擇作供，其餘兩人決定保持緘默。本席不會對正當行使緘默權的D2和D3心存偏見。

3.  D1和D2在案發時沒刑事定罪紀錄，因此他們的可信性較高，犯罪傾向性較低。涉案的D3雖然不能享有同等的待遇，但本席不會對她存有任何偏見。

4.  最後，法庭謹記要對每名被告人的刑責（如有）和每條控罪獨立考慮。

特別事項（Special Issues）

5.  D3就其兩份會面錄影記錄（連謄本[5]）是否可接納呈堂，提出爭議。有關議題，法庭採用交替程序（Alternative procedure）處理。較早前本席以口頭方式宣佈判決，現在是時候交待較詳細的理由。

6.  D3的經修訂反對理由如下[6]：－

(i) 於太子港鐵站被捕時，女探員55337（PW15[7]）在D3否認對案件知情後，說：“你嚟收嘢擺明呃人。”她進一步要求D3招認，稱可代為求情。

(ii) 在深水埗警署覊留室，D3一直要求打電話給家人和索取律師名冊，但不獲理會。

(iii) 2014年9月24日晚上8時左右，D3曾被帶上CID房，當時PW15和負責拘捕的女探員9131（PW11）也在房內。PW15向當時未夠16歲的D3進行一連串查問，期間沒D3的親人在場，PW15也從未施行警誡。

(iv) 翌日（即25日），於正式錄影會面前，D3再被帶到CID房，PW15聯同高級探員45922（PW20）再次在沒成年人在場和沒警誡下向D3作查問。

(v) 未幾，D3的母親來到。PW15在快將進行錄影前，吩咐D3稍後照著之前所說的版本招供便可。PW20從旁一面拍檯、一面插嘴向D3說：“你唔知？我警告你唔好扮嘢。”D3問PW15能否獲准保釋，PW15答道：“你一陣間講晒出嚟，認晒佢得喇。我問乜你照答，供埋個女仔係邊個，搞掂晒幫你搞保釋快啲走喇。你快啲認咗佢就走喇，我都想收工。”PW15再說：“你轉頭開始錄果時認晒我哋會幫你同個官求情，可以減輕好多架。”

(vi) 完成第一次錄影會面後，D3問是否可以離開。PW20回應指快將完成，之後才幫她辦手續。

7.  PW15和PW20作供指會面的過程跟於庭上公開播放的錄影片段無異，D3是自願作出招認。兩人均異口同聲說，錄影前及過程中均沒有作出任何不當行為，致使她招供。對於辯方提出的指控，兩人一一否認。

8.  D3在特別事項上選擇作證，指反對理由中的指控均屬真實。她不是自願地作出招認。

9.  在特別事項而言，控方有雙重舉證責任：（一）控方需要毫無合理疑點地證明相關會面情況如警員所說一樣；（二）被接見人士（D3）是否自願地，即沒有受暴力、引誘或恫嚇的驅使下作出招認，而法庭也毋須行使酌情權把有關招認剔除。故此，即使法庭不接納D3的證供，也不等於控方就能成功舉證。在達致決定前，本席已小心考慮所有證據和大律師的陳詞。

10.  本席現處理控方的證據。經小心分析後，本席對控方證據，尤其是PW20的證供有所保留，未能全盤接納他的說法。本席特別關注D3所指PW15和PW20曾否進行所謂的錄影前預習：在PP72A的記項（414），PW20突然問D3“在公園傾完計”，這點著實令本席百思不得其解：從一開始直到記項（413），並沒有任何內容涉及“公園”的議題。PW20辯稱D3曾在記項（26）提及“食早餐”和“長櫈”，因此有此想法。本席對此解釋感到十分詑異，並曾親自問PW20，長櫈不一定是公園獨有，一般餐廳亦很常見。PW20對此表示同意。由此看來，本席並不能排除上述理由（iii）和（iv）的可能性；也即是說，在正式開始錄影時，雙方可能曾討論過案情，而PW20從而得知有關公園的事。由於控方未能成功盡上第一個舉證責任，即會面過程如PW15和PW20所述一般，本席只能將有關招認供詞剔除。無論如何，於正式會面前“預演”的做法（如有）絕不值得鼓勵，因或多或少會令法庭以為調查者有心或無意地向被調查者“教路”，或作出某種形式的施壓。凡此種種，均令法庭對警員訊問方式的公平性產生憂慮。

11.  基於控方未能成功舉證，本席原則上已毋需處理D3的證供。簡單的說，她作證時簡單直接，盤問下未被動搖，因此其說法亦相對可能地（on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可信。

一般事項

不爭議的事情

12.  控辯雙方先後共簽訂了7份承認事實[8]。控辯雙方不爭議的事情很多，包括D1至D3被捕的過程、涉及控罪[10] 被揭發的過程以至D2被警誡時的即場反應、認人手續和證物的完整性等。D1和D2均不爭議其警誡供詞[9]的自願性，D3也不爭議其中一份警誡供詞[10]的可接納性。對於一些電話和SIM卡[11]的檢取過程，辯方亦沒提出異議。在上文“引言”部份已經提到，D1和D2過往沒刑事定罪紀錄。

13.  控辯雙方透過《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65C條將大部份文件和實體證物呈堂，當中包括銀行家誓章、電話通訊記錄、八達通港鐵站出入記錄、相片、草圖、涉案的部份虛假支票、控罪[10] 的身份證等等[12]。承認事實（4）和（5）記載了一些銀行處理支票入數的做法、涉案支票的出入情況等。承認事實（6）主要跟D3的特別事項有關。承認事實（7）內容涉及從D3檢取的一部智能手機中的電話簿內有“小米” 的電話號碼。

爭議的事情

14.  就一般事項，控方共傳召了18名證人。辯方只有D1選擇作供，其餘被告人保持緘默。

裁決

15.  在裁決時，本席已考慮所有證據和控辯雙方大律師非常詳盡的書面陳詞[13]和庭上口頭陳述，並藉此機會感謝他們對法庭的協助。

16.  本席謹記舉證責任在控方，標準是毫無合理疑點。辯方沒責任或義務證明被告人清白。本席再次提醒自己D1和D2於案發時沒有定罪紀錄。D2和D3選擇不作供，是他們的法定權利，本席不會對他們存有偏見。

17.  本案是純事實的爭議：就控罪[1] 至[9] 而言，法庭能否作出唯一合理推論（the only reasonable inference），認為D1、D2和D3就各自面對的控罪跟一些不知名或在逃人士一同以欺騙手法，或企圖以欺騙手法騙取財物？若法庭未能作出相關推論，被告人便可因疑點利益而獲判無罪。

18.  對於控方呈堂的基本證據，本席裁定所有控方證人[14]均誠實可靠，並接納他們的證據。法庭將基於該些基本事實，來決定是否能作出適當的推論。

19.  控方檢控各被告人的基礎為共同犯罪/合謀犯罪（joint enterprise）。有關法律原則詳見於 Sze Kwan-lung & Ors v HKSAR (2004) 7 HKCFAR 475。就此，本席同意D3代表李大律師陳詞指，控方必須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各被告對涉案虛假支票完全知情。該些支票被存進自動入票機時，大部份時間[15]各被告均在進行交收，因此沒可能知道該些支票抬頭人是誰、實際金額若干及日期是什麼。至少控方就此未能提供足夠證據。

20.  本席以為，控方必須證明各被告人知悉虛假陳述的詳情，方可達到證實共同犯罪的共同意圖。在呈上法庭的證據總和，也不能令本席作出相關事實的不可抗拒推論（irresistible inference）。即便是控罪[6] 和 [8] ，法庭經比對下[16]裁定是D2負責將支票放入自動入票機，也不代表他就是填寫支票的人，或者知道支票上寫了什麼。因此，基於疑點利益歸於被告，本席裁定控方未能就控罪 [1] 至[9] 成功舉證，判他們罪名不成立。

21.  鑑於控方未能完成其舉證責任，本席已毋需詳細分析D1在庭上的證供。簡單來說，本席對他的證言頗有保留，理由如下：－

(i) 有關他與D2互相交換電話以方便交收之說，屬一派胡言。按常理，他大可接管或暫時使用D2的電話，根本沒需要將自己的電話交出。試想想若那時有人打電話找他，D2應如何應對？D1明顯地在砌詞狡辯。

(ii) 交換電話後，D2竟然沒向他提供解鎖密碼，本席實在難以置信！

(iii) 若然交收屬正當買賣，為何他要代D2虛稱是代“家姐”出面？為何不向D2查詢要說謊？

凡此種種，本席決定不接納他的證據。

22.  餘下的控罪[10] 只針對D2。有關的不爭議事實[17]如下：－

(i) 2014年6月29日下午約3時30分，劉振豪（PW12）在將軍澳銀線灣儲物櫃發現屬於他的香港身份證和財物被盜，並於當日報警。

(ii) 2014年9月26日零時12分，探員於D2住所房間內一張書桌的左邊第一格抽屜搜出屬PW12的身份證。於被捕和警誡下，D2說：“我喺街度執嘅。”

23.  PW12曾接受D2法律代表陳大律師簡短盤問。他同意從被盜去身份證的當天起至出庭當天，其身份證並沒有被人不當使用或作非法用途。陳大律師結案陳詞指出，D2已提供“合理辯解”。

24.  本席以為，控方就控罪[10]的舉證責任（legal burden）有二：－

(i) D2管有PW12的身份證。

(ii) D2沒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管有屬於PW12的身份證。

D2只有證據責任（evidential burden）去提出爭議（raise an issue）。有關爭議一經提起，控方便需要提出反駁（rebuttal）。

25.  本席不同意陳大律師指D2於警誡下說他在街上拾取PW12的身份證，已成功盡上其證據責任。首先，D2選擇不作供，其警誡下的開脫性陳述（exculpatory statement）可給予的比重近乎零。更重要的是，即使D2真的是在街上不經意地拾到該身份證，也不應亦不能管有它長達兩個多月[18]之久。故此，本席並不同意D2在本案已提出足夠可信納的證據（sufficient credible evidence），對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提出爭議。本席重申：絕對尊重D2保持緘默的法律權利；然而，當控罪涉及證據責任時，法庭便需要尋找相關的證據。旣然D2未能提出實則證據，法庭裁定控方就控罪 [10] 已成功舉證。

結論

26.  本席裁定D1至D3各自面對的控罪 [1] 至[9] 罪名不成立。D2控罪[10] 罪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