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梁劍波

DCCC 406/2015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15年第40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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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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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告於是次聆訊之中，就一項盜竊罪及一項企圖盜竊罪，在認罪及承認案情之下，被裁定罪名成立。

案情
第一項控罪

2.  於2015年1月27日中午近一時，被告人在港鐵車廂內自一名乘客身上，偷走一沓人民幣之後企圖離去。受害人發覺失去身上財物時，同時發現被告當時手上正拿著一沓人民幣，於是追向被告，最後報警予以拘捕。

3.  被告在警誡之下承認有干犯扒竊，原因是他的傷殘津貼不足以應付生活所需。被告在事後得到警方擔保候查。

第二項控罪

4.  於2015年3月27日中午一時許，被告在港鐵車廂內，伸手入一個乘客的褲後袋內，企圖把袋內的現金取走。事件為該乘客及時揭發報警，最後予以拘捕。

被告背景

5.  根據控方提供的資料、被告代表律師的陳情及感化官的背景報告，本席得知被告是一名60歲的成年人，天生聾啞、無業，是一位露宿者，賴傷殘及援助金以維生。被告有四十次犯罪紀錄，大部分皆與不誠實罪行有關，其中十一次更屬於扒竊的盜竊行為，對上一次被裁定有罪是在2013年9月16日：被告因一項企圖盜竊罪，被判入獄20個月；也就是說被告甫出獄不久，又再干犯是次兩宗控罪。所以本席認為，被告不但是一名積犯，更是一名慣犯。

量刑

6.  此等扒竊罪行已有清楚的量刑指引：就是初犯者在沒有其他特別令案情嚴重的因素之下，刑期應為12至15個月監禁[1]。

7.  於Ngo Van Huy一案判詞第9段[2]，上訴庭更清楚指出，由於扒竊罪為受害人帶來不便，在公眾場所更侵犯了個人私隱，亦令社會的聲譽受損，所以理應重懲。量刑的原則得以阻嚇為主。有關之判詞列出法庭在量刑之時可以考慮的因素，其中有關本案的因素如下：-

（i） 有關罪行皆在港鐵車廂中發生，亦是中午的繁忙時段；

（ii） 被告是一位積犯，同時亦是一位慣犯；

（iii）就第二項控罪而言，被告是在就同一控罪被捕獲得警方保釋候查期間，再以同樣手法，企圖干犯同樣罪行。

8.  於區域法院的Au Kin Wah一案中[3]，被告是一名57歲、曾有四十次干犯刑事罪行紀錄的積犯（包括盜竊）。案情顯示，他在港鐵車廂內盜竊，主審的法官採納了15個月為量刑起點，因為被告在地鐵車廂內作案而加刑3個月，亦因為他多次干犯同類罪行，再加刑9個月，總刑期為27個月，因為他認罪而下調至18個月。

9.  辯方律師在陳詞之時，亦邀請法庭參考Ng Ngai Shan一案[4]，該案情況與本案接近，被告就第一項企圖入屋犯法控罪被捕及獲釋期間，又再干犯另一入屋犯法罪。上訴庭指出，法庭在量刑時，應先逐一考慮每一控罪，然後最後在總量刑的原則之下予以調節。

10.  在另一區域法院的案件劉永生一案[5]中，被告是就一項扒竊罪，在認罪之下被判罪名成立。該案被告已60歲，有二十六次刑事案底，十九次皆為盜竊，其中十項更是扒竊。原審法官考慮到案件涉及一台價值3,000元的智能手機，而案發之處是深水埗人多擠逼之處，所以以15個月為量刑起點，而因干犯地點是人多擠逼之處而加刑3個月，再因為他是一名慣犯，再加刑12個月，最後因為他認罪而下調至20個月。

11.  有關區域法院的判例沒有約制作用，但本席認為可作量刑之參考。

12.  就第一控罪的量刑，本席決定以15個月監禁為量刑起點，由於案件發生在人多擠逼之處，所以加刑3個月，再因為被告是一名積犯，所以加刑9個月，總刑期為27個月，因為他認罪而下調至18個月。

13.  第二控罪的量刑，案件情況與第一控罪相同；所以本席先採納15個月監禁為量刑起點。由於案發地點及被告是一名慣犯的兩項因素，分別加刑3個月及9個月，此外被告是在第一控罪被捕之後獲保釋期間，再干犯相類控罪，本席認為這令案件更形嚴重，所以再加3個月，總刑期為30個月，因為他認罪而下調至20個月。

總量刑的考慮

14.  兩項控罪在不同的地方發生，受害的人亦是不同，相隔日期為兩個月，所以理論上應該兩項控罪的刑期分期執行。但本席考慮過總量刑原則之下，認為有關的刑期不但要反映案情之嚴重性，同時亦不得過重，所以本席下令就第二項控罪的10個月與第一項控罪分期，所以總刑期為28個月。

其他量刑考慮

15.  本席考慮過辯方所提的陳情及被告的身世資料，本席認同被告身世可算坎坷，但這點並非有效之減刑理由，尤其考慮到被告已有四十次干犯相類控罪的案底，所以要是法庭可以有空間因同情心而予減刑的話，被告已經用盡法庭所有的同情心；所以就這項控罪，本席並不認為被告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理由可令本席再酌情減刑。

16.  所以就兩項控罪，被告所得服的刑期合為28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