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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CC 829/2022
[2025] HKDC 891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2年第82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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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人士: |
何鎮壘先生，為外聘大律師，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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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熙曜先生，由法律律助署委派的任其昌‧李鴻生律師行延聘，代表被告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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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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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告經審訊後，被裁定兩項欺詐罪罪名成立。
控方案情
2. 有關詳細案情，可參閱判詞，在此不再重述。
背景
3. 2015年，控方第一證人與被告在同一間保險公司工作，因而認識。
4. 2016年控方第一證人轉往別家公司工作，仍然與被告保持聯絡。
5. 2018年1月，控方第一證人在一個聚會中，認識控方第二證人，並且談及有關的投資項。
6. 不爭議的事實，控方兩名證人，在控罪書所述的期間曾經分別注資，兩人因應被告的說法，存款入被告的私人戶口，被告聲稱可以“避稅”。
7. 控方第一證人，在四次不同時間，合共存款$781,300至被告的私人戶口。
8. 由2018年12月24日至2019年4月6日，控方第一證人曾經與被告簽署三份書面合約及一個口頭協議。
9. 被告在第一次誘使控方第一證人投資時，聲稱是籌集陳小春在2019年1月的演唱會的資金，並使用網上片段及Ricky Lai與陳小春的合照，作為號召力。
10. 另外虛假地向控方第一證人聲稱“公司有份”，令控方第一證人安心交出款項，將款額傳入被告的私人戶口。
11. 第一次投資項目失敗（陳小春演唱會），其餘3次的所謂投資，沒有一次可得任何回報。
12. 其實，在公司註冊處文件顯示，被告並非“聚鴻”公司的股東或董事。
13. 控方第二證人，只有一次50萬存款。
14. 在2019年3月6日，與被告簽署一份書面合約，到期日為2019年6月6日，在簽約時，第二證人注意到合約公司是“聚鴻”，並非“耀星”或“飛星”，第二證人在網上瀏覽影片的時候，注意到公司的標誌“logo”是“耀星”及“飛星”。被告向第二證人解釋：—
(a) 三間公司是同一間公司；
(b) 飛星及耀星由被告“打骰”；
(c) 三間公司由被告“話晒事”，股東也是同一班人，被告是其中一位。
15. 被告是三間公司的負責人，因為“老細”相信被告，交由被告全權負責，同時可以管理資金。
16. 公司註冊處文件顯示，Ricky Lai才是該三間公司的董事，被告並非該三間公司的股東或董事。
17. 控方第二證人作供時表示，倘若知道被告沒有資格或身份代表三間公司，控方第二證人絕不會拿出50萬元積蓄作為投資。
18. 在簽約時，被告主動發出一張私人支票期票予控方第二證人。
19. 在到期日的時候，被告所開出的支票予控方第一及第二證人，一概不能兌現。被告以不同藉口解釋支票無法兌現的原因。一言以蔽之，戶口內沒有資金可以支付支票的面值。
20. 由於控方第一證人不斷向被告追討債項，被告在2019年5月向財務公司借貸，合共13萬，償還控方第一證人。
21. 發展至2019年5至6月期間，被告嘗試賣樓套現，以應付有關的債務。
22. 2019年6月28日，Ricky Lai以私人名義，在被告的物業註了一個 [法定押記] (legal charge)，導致被告失去賣樓的機會。
23. 2019年6月，“聚鴻”停止營運。
24. 2019年7月，被告要求控方第一證人切勿報警。
刑事定罪紀錄
25. 被告以往並無刑事定罪紀錄。
求情
26. 被告現年44歲，在澳洲取得學士學位，曾經從事保險工作，直至案發時，平均月入8至10萬元，在2012至2015年獲Million Dollar Round Table獎項。
27. 被告的丈夫，是一名溜冰教練，他們共有三名子女。
28. 被告在2020年1月被捕之後，曾任兼職，主要照顧家庭。期間被告承受極大精神壓力，導致腦神經發炎，在去年曾入院3星期接受治療。
29. 被告曾盡力籌錢歸還控方證人，包括向財務借貸及賣樓等。
30. 被告對干犯罪行深感後悔。被告在求情信中表示，希望獲得輕判，可以繼續照顧三名子女，以及將來能夠全數償還兩名受害人。
31. 另外，薇韻天地的主席寫信表達，被告工餘時間，“積極參與義工工作”。不過，辯方同意，信中內容沒有註明被告參與的程度及時段，內容流於空泛，該三張照片，被告並不在場。本席明言不給予任何比重。
32. 被告人丈夫的求情信，同樣表達被告是一名盡責的妻子及母親，愛護家庭。被告去年患病後，有頭痛及影響記憶的後遺症。
33. 本席已細閱其他求情信，不再重述。
判刑
34. 欺詐罪最高刑罰為14年。
35. 在求情中，辯方引用HKSAR v Ho Ka Keung CACC 196/2007及香港特別行政區 對 梁耀輝 CACC 100/2014。本席認為梁耀輝一案，與本案的案情不能相提並論。
36. 辯方引用Ho Ka Keung一案，判詞第11段中提及的判刑因素，包括：—
(a) the natural of fraud itself;
(b) the duration of the fraud;
(c) its sophistication;
(d) the role played by the convicted person;
(e) the effect it may have on the marketplace;
(f) whether there are cross-border or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 and
(g)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the risk to the victim‘s proprietary interests, as well as, albeit to a minimal extent, the extent of any loss actually sustained.
37. 在2018年8月，被告向控方第一證人下手之前，在互相通訊中，虛假地向控方第一證人表示她在“耀星”及“飛星”工作“做得幾好”。
38. 其實被告當時已經因為2017年，在一項投資決定中失誤，欠下Ricky Lai債項300至400萬元，無力償還，直至2019年，Ricky Lai向被告表示，有關債項已達1,200萬元左右。
39. 以可觀的回報率，除此以外，被告還以3厘的回報，鼓勵控方第一證人推銷有關的所謂投資，以及尋找有經濟能力投資的朋友，因此本案有另一名受害人，就是控方第二證人，同樣墮下被告的陷阱。
40. 被告在犯案時，展示有關網上片段及相片，顯示Ricky Lai有實力參與及舉辦陳小春演唱會，這些相片及片段無疑增強被告所謂“有關投資”的可信性。
41. 被告在策劃犯案前，手法精明，首先向控方第一證人表示在“耀星”及“飛星”娛樂公司工作順利，毫無疑問就是向控方第一證人下手前“鋪路”，令控方第一證人信以為真，沒有起疑心，從而安心地一次又一次，合共4次，合共$781,300元，向被告的私人戶口存款。控方第二證人只有一次，存款50萬元入被告的私人戶口。
42. 控罪書訴被告犯案的時段，由2018年12月21日至2019年6月24日，當中包括控方第二證人於2019年3月投資的50萬元，回報日期在2019年6月6日。即是被告犯案時段大約6個月。
43. 被告人向控方第一及第二證人欺騙得來的款額，用作公司的營運（寫字樓租金每月12萬元，員工薪金44,000元）及償還欠下Ricky Lai的債項。
44. 從公司註冊處文件，可知被告並非“聚鴻”、“耀星”或“飛星”的股東或董事。
45. 被告單獨行事，案情看來沒有涉及他人。
46. 被告求情信中，力陳三名子女需要她的照顧，當被告在干犯罪案時，應該明白一旦入罪，其家人將會受到影響，故此這點並非求情因素。
47. 在犯案的過程中，控方第一證人明確地向被告表示，信任被告人，才作出投資。本席在今早求情聆訊時表示，第一證人與被告之間，雖則並非僱主與僱員的關係，但是HKSAR v Cheung Mee Kiu [2008] 1 HKC 113判詞的第22段提的金額及監禁年期可作參考： —
“25萬至100萬 ―― 2至3年”
48. 本案兩項控罪的款額：—
(a) 第一項控罪涉及$781,300；
(b) 第二項控罪50萬元；
(c) 合共1,281,300元。
49. 被告曾經向控方第一證人償還13萬元，因此控方第一證人實際損失約65萬元。
50. 兩項控罪必須獨立判刑，就以第一項控罪而言，竊案款額約78萬元，本席認為合適的量刑起點應定於2年9個月，本席扣減3個月，以反映被告曾經償還控方第一證人13萬元，因此第一項控罪減至2年6個月。
51. 至於第二項控罪，本席認為合適的量刑起點，應定於2年半。
52. 另外，考慮總體刑期，本席下令第二項控罪當中的6個月與第一項控罪分期執行，總刑期為3年。
53. 最後考慮到，被告在2020年1月被捕至今，已有5年多，精神受到審訊的壓力，故此寬減3個月（3年 - 3個月）被告最終的刑期為2年9個月。
54. 被告在審訊後被定罪，故此沒有進一步減刑空間。
55. 下令入獄2年9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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