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陳榮佳及另一人

DCCC 26/2025

[2025] HKDC 2091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5年第2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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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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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被告被控共3項控罪，包括2項使用偽造身分證（控罪1及控罪3），與及1項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控罪2）；第二被告則被控一項控罪，即管有偽造身分證（控罪4）。

2.  第一被告承認控罪1及2，同意案情，裁定罪名成立。控罪3則獲准留置於法庭檔案，沒有命令不得再行起訴。第二被告承認控罪4，同意案情，裁定罪名成立。

案情

3.  呂先生獲得由美國運通發出的一張信用卡（下稱“涉案信用卡”）。2024年3月18日下午3時左右，呂先生的流動電話突然失去數據訊號。同日下午4:29左右，呂先生發現涉案信用卡不見了。其後，呂先生收到美國運通的通知，得悉涉案信用卡有4次未經授權的交易。

4.  上述所有交易，全部於2024年3月18日下午4:29至4:34之間，在同一間位於沙田廣場3樓，名為皇鑽世家珠寶金行有限公司（下稱“皇鑽”）進行，其中首3次並不能成功，最後一次成功過數港幣647,200元。

5.  警方調查後，發現第一被告於2024年3月18日下午2:46，在一間CSL店舖內，向一名店員聲稱遺失SIM卡，並將載有呂先生姓名及身份證號碼的偽造香港身分證交給該店員，更簽署更改服務及客戶資料申請書，最終成功獲發一張新的SIM卡（控罪1）。同日下午3:46，第一被告在沙田新城市廣場由一輛私家車（下稱“涉案私家車”）下車。涉案私家車的車主是第二被告。同日下午4:27，第一被告在皇鑽出示涉案信用卡購買手錶，經過數次嘗試後，最終成功支付港幣647,200元，購買了4隻勞力士手錶（控罪2）。

6.  2024年3月26日，警方拘捕第一被告，警誡下，第一被告保持緘默。

7.  2024年4月4日，警方拘捕第二被告，警誡下，第二被告保持緘默。警方其後在涉案私家車上，搜出共3張載有不同姓名的偽造身分證（控罪4）。

第一被告的背景及求情

8.  第一被告在香港出世，現年68歲，離婚，接受教育至中學程度，現已退休，案發時是一名兼職的士司機，月入大約港幣一萬元。他有1名已經25歲的兒子。

9.  代表第一被告的詹大律師陳述，第一被告年紀已大，身體情況不佳，因為賭博問題，借取了高利貸，在案發時連同利息，欠債達到10萬元之多；案發當天，債主把涉案的身分證及信用卡交給第一被告，第一被告愚蠢地跟從債主指示，干犯本案，現已深感後悔，更親自寫了一封求情信件表達悔意，並承諾以後不會干犯任何刑事罪行，希望可以從輕發落。

10.  第一被告曾11次出庭，共有24項刑事定罪記錄，其中12項與不誠實有關，包括了6項盜竊，3項串謀盜竊，1項外出時備有偷竊用的物品，1項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1項入屋犯法。此外，第一被告是在2宗其他案件獲得警方擔保期間干犯本案。

第二被告的背景及求情

11.  第二被告現年60歲，已婚，太太是內地人，今年從內地來香港與他團聚，2人有一名11歲的兒子。第二被告是一名運輸司機，亦是家庭唯一經濟支柱。第二被告及他的太太，亦寫了求情信件，表達悔意，希望本席可以從輕發落。

12.  第二被告曾6次出庭，共有11項刑事定罪記錄，其中1項是管有他人身份證。

量刑

控罪1及2

13.  詹大律師引用了一宗裁判法院上訴的案例[1]，認為使用偽造身份證去干犯例如欺騙罪，量刑起點是15個月監禁。

14.  至於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罪，詹大律師引用了兩宗上訴法院的案例，包括HKSAR v Chau Yiu Cheong[2]及HKSAR v Li Cheuk Kwan[3]，指出兩宗案例都是涉及使用盜取的信用卡來購買物品，而上訴庭認同相關每項控罪的量刑起點，介乎4至6年監禁。

15.  對於控罪1，上訴庭其實早已在HKSAR v Li Chang Li（李長利）[4]及HKSAR v Fan King Lam（樊憬霖）[5]，確定了有關的量刑情況。上訴法庭法官楊振權在李長利案清楚說明：

“40. 本庭認為，一般來說，就管有偽造或他人身份證罪而言，即使犯案者是合法留港，認罪後的量刑基準應定為監禁12個月，以反映這類罪行的嚴重性和收阻嚇作用。

41. 假若犯案者確實出示或利用偽造或他人身份證以掩飾其身份，藉以非法工作或非法延展其在香港逗留的期限，則認罪後的量刑基準更應定為監禁15個月。”

16.  在樊憬霖案中，上訴庭指出上訴人是一名香港永久性居民，那他必然有他的身份證，但上訴人管有偽造身份證，必然是有他的目的。法庭無需揣測其目的，但他必然是不懷好意而管有，法庭不應干預該案上訴人在認罪後所判處的12個月的監禁。

17.  換言之，一名香港永久居民如管有他人身分證，即使案情沒有直接顯示犯案者管有他人身分證是具有不軌圖謀，合適的量刑起點應為18個月監禁。

18.  本席認為，一名香港永久居民如果確有出示或利用偽造或他人身份證犯案，在一般情況下，合適的量刑起點應是22.5個月監禁。

19.  在本案，第一被告使用偽造身份證，成功獲發一張新的SIM卡，目的必然是防止呂先生及時得知有人使用涉案信用卡，本席認為控罪1合適的量刑起點是22.5個月監禁。

20.  對於控罪2，上訴法庭在R v Chan Sui-to and another[6]一案中認為，在裁決信用卡欺詐案的適當刑期時需要考慮各種因素，包括涉案勾當的規模，例如是否牽涉大量金錢，是否牽涉眾多人物或大批偽造信用卡；行騙的計劃，究竟複雜抑或簡單，有否運用技術，以及運用技術的程度；是否涉及國際層面; 被告人在案中是否起主要作用，例如身為犯罪集團主事人、實際參與製作和安排使用偽卡，抑或純粹是“齒輪中的螺絲釘”，區區一個帶貨人或保管人；被告人是否認罪等等。

21.  本席認同詹大律師引用的2宗案例都有參考價值。Chau Yiu Cheong案的被告，使用了盜取的信用卡購買珠寶，上訴庭確認其中涉及10多萬元的控罪，以4年監禁作為量刑起點，涉及約60萬元的控罪，以5年半監禁作為量刑起點，而涉及約80萬元的控罪，則以6年監禁作為量刑起點。Li Cheuk Kwan案的被告被控的其中16項控罪，包括使用了2張信用卡，牽涉價值超過60萬元，上訴庭同意每項控罪採納5年監禁作為量刑起點。

22.  在本案，第一被告首先使用偽造身分證，成功獲發新的SIM卡，令到他可以在呂先生不知情下以涉案信用卡成功購物，顯然是有計劃地犯案，而且涉案物品共值超過港幣600,000元，金額頗大。

23.  本席認為，控罪2合適的量刑起點是5年監禁。第一被告案底纍纍，有多次與不誠實有關的定罪記錄，更在獲得警方擔保期間干犯本案，本席決定把刑期上調3個月。

24.  本席認為，縱使第一被告是因為賭債問題，才跟從債主指示干犯本案，但他必然明白，他是使用他人的身份及信用卡犯案，必須要承擔後果。 第一被告的個人及家庭因素，並非有力的求情。本席認為，第一被告坦白認罪，是唯一可以減刑的理由。

25.  控罪1以22.5個月監禁為量刑起點，第一被告因為坦白認罪，可得三分之一刑期扣減，因此判監15個月。控罪2以5年監禁為量刑起點，因他以往有多次涉及不誠實的前科，本席把刑期上調3個月至5年3個月，認罪後判監3年6個月。

26.  控罪1及控罪2源自同一事件，下令同期執行，因此第一被告的總刑期是3年6個月監禁。

控罪4

27.  代表第二被告的趙大律師引用李長利案，認為管有偽造身份證的量刑起點是12個月監禁，而法庭亦不能揣測他與第一被告所干犯的控罪有任何關係。趙大律師強調，第二被告因本案已經被還押8個月，並且早已打算認罪，所以如果他並非因為需要與第一被告共同轉介至區域法院處理，其實應該早已服刑完畢。

28.  本席在上文第15段已經引述了李長利案的相關段落，顯示上訴法庭提及的“12個月監禁”，其實是在認罪之後的量刑，不是量刑起點。本席認為，在一般情況下，管有偽造或他人身分證的量刑起點是18個月監禁。

29.  在本案，第二被告管有共3張不同姓名的偽造身份證，縱使本席不能肯定第二被告管有這些身分證的最終目的，但他顯然不會是用作收藏品。

30.  在量刑時，本席不會把第二被告的案情與第一被告所干犯的控罪拉上任何關係，而第二被告管有的偽造身份證，亦不一定會用作為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的工具，但偽造身份證不是收藏品，第二被告同時管有3張不同姓名的偽造身份證，加重了罪行的嚴重性，本席認為量刑起點必須高於18個月的監禁。

31.  綜合所有情況後，本席把量刑起點定為21個月的監禁。第二被告，但只有1項與管有身分證有關，本席決定不把刑期上調。

32.  第二被告唯一有力的求情理由，就是他坦白認罪，可以獲得三分之一刑期扣減。此外，本席再找不到任何減刑理由。本席不同意可以因為第二被告曾經被還押8個月而減刑。因此，第二被告面對的控罪4的刑期是14個月監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