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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SA 4/2014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民事司法管轄權

高院小額錢債審裁處上訴2014年第4號

（原小額錢債審裁處申索2012年第461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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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1.  上訴人乃小額錢債審裁處(“審裁處”)申索書編號2012年第4613號的申索人。他不服審裁處早前撤銷其申索，倚仗香港法例第338章《小額錢債審裁處條例》，以上述判決涉及法律問題為由，要求原訟法庭批予許可以提出上訴。本席在2014年3月25日批予上訴許可。

2.  本上訴所涉的事實背景，已在2014年3月25日頒布的“判決書” 述及。為方便理解本 “判決書”，本席引述其中相關部份：

“2. 本申請所涉的背景，可簡述如下。［上訴人］在2010 年購入大埔道的一個住宅單位。兩被告人是該物業交易中的經紀。但其後雙方就該交易的經紀佣金，出現爭議。

3. ［上訴人］指，在經紀佣金出現爭議的期間，即約從2010年9 月至2011年3月，兩被告人指使其他人不分晝夜，致電［上訴人］，以粗言穢語對他及其家人做成滋擾。

4． ［上訴人］聲稱，一名自稱張姓的男子，是兩被告人指派製造滋擾的人。該男子在滋擾電話中，曾聲稱是受其中一名被告人委託，向申索人追討該經紀佣金。此外，［ 上訴人］亦發現，有人張貼街招，向他追討欠款。

5. 兩被告人否認上述指控。並指他們在2011年已獲審裁處判決得直，［上訴人］需支付經紀佣金。

6. 審裁處在本申請所涉的原判決(2013年12月17日)及覆核裁決書(2014年1月17日)中，判定：

(a) 信納［上訴人］確曾受到滋擾；

(b) ［上訴人］因而患有抑鬱症。

7. 但審裁處判定，並無充份證據足以證明滋擾電話，及追討欠債招貼，是兩被告人指使所致。在作出這判定時，審裁處認為：

(a) 除［上訴人］的證供外，他並未能提供其他的證據支持他的說法；

(b) ［上訴人］在覆核聆訊時傳召的葉女士的證供指，該張姓男子在電話中說，是兩被告人其中之一指使他致電追債,

這兩項都僅是［上訴人］及其證人的單方面指控，不足以構成充份的證據。”

基於以上理由，審裁處判定，上訴人未能確立其申索。

3.  證據法的基本法律原則是，與訟各方傳召的證人在審訊時所作的證供，足以構成訴訟所需的證據基礎。正如Phipson on Evidence(2013年)第18版，第14-01段說：

“As a general rule, courts may act on the testimony of a single witness even where there is no other evidence which supports it. Indeed, where in a civil case such testimony is unimpeached the court should act on it, and need not leave its credit to the jury”.

4.  如前所述，在本上訴所涉的申索中，審裁處裁定上訴人未能確立的僅為：

“… 該等滋擾是來自被告人或受被告人委託或指示的”(2013 年12月17日的 “判決書”，第11.2段)。

(因申索被撤銷，審裁處並無處理損害賠償數額)

5.  審裁處又判定，可視為與上述爭議點相關的證據是：

(a) 上訴人的證供(他自2010年9月初起，經常收到滋擾電話。致電的都是自稱姓張的同一把男聲。該人聲稱他是受其中一名被告人委託向上訴人追討$8,000佣金)；

(b) 上訴人有關2010年10月有人張貼追討欠款的街招的證供；

(c) 上訴人的前妻(一位葉女士)在覆核聆訊時所作的證供(她透過上訴人家中的電話錄音，聽到一名自稱張姓男子是受被告人指示，向上訴人追債及說粗言穢語)。

(詳見2013年12月17日的 “判決書”，第11.2及14段；2014年1 月17日的 “覆核裁定書”，第2段)

6.  就前第5(a) 及 (b) 段，審裁處只是說：

“有關 … 的證詞，［上訴人］並未能提供其他的證據支持他的說法 … 因此，… 本席認為［上訴人］並未能在相對可能性的標準下提供足夠的證據證明 …”

(2013年12月17日的 “判決書”，第14及15段)。而就前第 5(c) 段，審裁處則說：

“… 本席認為［上訴人］所提出的證供及證據都是他及他的證人單方面對事件的指控 …”

(2014年1月17日的 “覆核裁定書”，第3段)。

7.  審裁處並沒有述明，上述的結論：

(1) 是否建基於審裁處對前第5段所述的證供的：

(a) 可信性；及/或

(b) 可靠性，

的裁斷(及(假如是建基於此等裁斷)所持的理據)；

(2)     是否基於審裁處認定，該等證供所涉的範疇，屬法律規定必須具佐證的範疇(或至少是最好具佐證的範疇)，及（假如是如此裁定)所持的理據。

8.  除前第3及7段所述的基本法律原則外，第338章第 16(3) 條亦規定：

“審裁處如認為任何事宜與申索有關，則不論該事宜曾否由任何一方提出，亦須予以查訊。”

故此，審裁處亦有法定的責任，就前第7段所述的事宜，予以查訊。

9.  其實，本上訴所涉的申索，前曾在審裁處由另一審裁官審理(但亦同樣被撤銷)。原訟法庭另一位法官在將申索發回審裁處重審時，曾在 “裁決書” 作出以一下論述：

“20. [就審裁處不信納申索人聲稱他曾被滋擾的證供的裁斷是否正確] 在上述的醫生證供之中，雖然曾醫生就 [申索人]的抑鬱症是因電話滋擾造成這一說法的資料是來自 [申索人]本人，但若果 [申索人] 確實在求醫期間患了抑鬱症，審裁官就必須把這事實與 [申索人] 的證供一併考慮，並繼而分析 [申索人] 患上抑鬱症的事實是否能支持他所稱曾經被電話滋擾的說法。另一方面審裁官亦同時需要考慮 [申索人]求醫時已是事發後一年多時間，曾醫生的斷症又是否可以支持 [申索人] 所指曾經受電話滋擾而導致精神困擾呢？此等問題都需要審裁官在考慮所有證供後，作出事實的裁決。

21. 除了電話滋擾以外，另一方面，[申索人] 提及2010 年10月5日，曾經有人在他家門外貼上 … 追債告示。… 雖然本席不能(亦不應)在此就上述的追債告示作出事實的判決，但本席認為審裁官起碼應該就該幾張追債告示的證據與 [申索人] 所稱遭受滋擾的問題上一併考慮。

22. 唯審裁官的判決書中，未有就以上所述兩點(即曾醫生對抑鬱症的斷症以及追債告示的證據)詳加考慮和分析。相反地，審裁官在有關問題作出分析以前便否定了 [申索人]所指曾經受電話滋擾的說法，本席故此認為審裁官在處理證供問題上是不妥當和有錯誤的。”

從以上引述的 “裁決書” 可見，審裁處有責任就重要的證據，作出具理據的處理。

10.  基於上述各點，本席決定依第338章第29(1)(c) 條，將本上訴所涉申索，發回審裁處的同一審裁官，就前第4段所述的事項(及假如審裁處裁定上訴人已成功確立被告人的責任時，就損害賠償數額及訟費等)，予以重新聆訊。

11.  本席亦為此依第338章第29(1)(c) 條發出指示，審裁處應就前第4段所述的事項，依前第3、5及7段所述，作出所需的裁斷。

12.  為免有模糊不清之處：

(a) 除前第5段所述外，審裁處亦應將前第9段所引述的 “判決書” 中提及的追債告示，列入為考慮事項之一；

(b) 假如審裁處裁斷前第5及11段所述的，屬可信及可靠的證據，審裁處應進一步裁斷，有關的滋擾，是否有合理可能，是源於與被告人無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