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CHAN HAO SIAN及另三人

DCCC 1177/2023

[2024] HKDC 1240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3年第117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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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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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案涉及 4 名被告人：

(1)  第 1 至第 3 被告一同被控一項「串謀詐騙」罪，違反普通法，並可根據香港法例第 200 章《刑事罪行條例》第 159C(6)  條予以懲處（控罪 1）；

(2)  第 1 至第 4 被告一同被控一項「串謀詐騙」罪，違反普通法，並可根據香港法例第 200 章《刑事罪行條例》第 159C(6)  條予以懲處（控罪 2）；

(3)  第 2 被告被控一項「串謀詐騙」罪，違反普通法，並可根據香港法例第 200 章《刑事罪行條例》第 159C(6)  條予以懲處（控罪 3）；

(4)  第 4 被告被控一項「盜竊」罪，違反香港法例第 210 章《盜竊罪條例》第 9 條（控罪 4）；

(5)  第 3 被告被控一項「處理贓物」罪，違反香港法例第 210 章《盜竊罪條例》第 24 條（控罪 5）；

(6)  第 2 被告被控一項「處理贓物」罪，違反香港法例第 210 章《盜竊罪條例》第 24 條（控罪 6）。

2.  第 1 被告承認控罪 1 及 2。

3.  第 2 被告承認控罪 1、2 及 6。在這情況下，控方同意將控罪 3 留檔；除非獲法庭批准，否則不可繼續予以起訴。

4.  第 3 被告承認控罪 5。在這情況下，控方同意將控罪 1 及 2 留檔；除非獲法庭批准，否則不可繼續予以起訴。

5.  第 4 被告承認控罪 4。在這情況下，控方同意將控罪 2 留檔；除非獲法庭批准，否則不可繼續予以起訴。

6.  此乃本席的判刑理由。

案情撮要

7.  四名被告人承認的案情撮要如下：

(1)  第 1 及第 2 被告人持有馬來西亞護照；第 3 及第 4 被告人持有往來港澳通行證。第 1 被告於 2023 年 2 月 14 日入境；第 2 被告於 2023 年 2 月 8 日入境；第 3 被告於 2023 年 3 月 7 日入境；第 4 被告於 2023 年 3 月 6 日入境。

控罪1 （第1 及第2 被告）

(2)  2023 年 3 月 7 日 1418 時至 1547 時，閉路電視片段顯示第 1 至第 3 被告與其他身份不詳的人士在海港城廣東道出口互動。

(3)  第 1 被告同日約 1547 時進入 Apple Store，並於約 1557 時及 1607 時在該店使用一張紅色銀行卡付款。

(4)  同日約 1608 時，第 1 被告手持 3 袋貨品（包括一部 iPad、一部 MacBook、三部 iPhone 及 2 部AirPods）離開 Apple Store，在廣東道交給第 2 被告。3 袋貨物總值港幣 73,693 元。

控罪2（第1 及第2 被告）

(5)  第 1 被告之後進入海港城 Gucci 店，第 2 被告則留在廣東道。其後，第 2 被告在廣東道附近與第 3 被告互動。

(6)  與此同時，第 1 被告在 Gucci 店內用銀行咭購物，但不果，因為職員留意到銀行咭持卡人是中東人姓名。

(7)  同日約 1650 時，第 1 被告步出 Gucci 店，會合第 4 被告，一同步往附近的行人過路處。與此同時，第 2 及第 3 被告一起橫過馬路，會合第 1 及第 4 被告。

(8)  同日約 1655 時，警方截停第 1 至第 4 被告作搜查。

搜查、拘捕及警誡：第1 被告

(9)  警方在第 1 被告的手提袋中發現以下物品：

(i)  一張外國 FAB 萬事達信用卡（紅色）。（5213 1400 1221 3019），持卡人姓名為 SALAM HADLA；

(ii)  一張外國滙豐 VISA 信用卡（黑色）（4196 4998 0159 0308），持卡人姓名為 SALAM HADLA；

(iii)  一部 iPhone；

(iv)  另外三張銀行卡；及

(v)  其他個人物品。

(10)  同日約 1700 時，第 1 被告被拘捕。第 1 被告在警誡承認一些事情，當中包括上述的信用卡是其他人交給第 1 被告，用來在 Apple Store 購物的；第 1 被告，其後將貨品交給第 2 被告。第 1 被告其後進行兩次錄影會面，在警誡下保持緘默。

控罪6（第2 被告）

搜查、拘捕及警誡：第2 被告

(11)  警方在第 2 被告身上發現以下物品：

(i)  一個 Apple 購物袋，內有 3 部 iPhone、兩部 AirPods 及兩張收據；

(ii)  一個 Apple 購物袋，內有一部 iPad；

(iii)  一個 Apple 購物袋，內有一部 MacBook；

(iv)  第 2 被告手袋內有一張中銀萬事達信用卡（5520 2516 5569 0013），持卡人姓名為 LAM FAI；

(v)  第 2 被告手袋內有兩部 iPhone 及一部紅米流動電話；

(vi)  第 2 被告手袋內有另外兩張銀行卡；及

(vii)  第 2 被告手袋內的其他個人物品。

(12)  同日約 1700 時，第 2 被告被拘捕。第 2 被告在警誡下承認一些事情，當中包括 Apple 貨品是第 1 被告用別人的信用卡購買的；第 2 被告幫忙以換取港幣 1,000 元報酬，而中銀信用卡是身穿白色上衣、被警方拘捕的人交給第 2 被告用作購物的，但第 2 被告並未使用該卡。第 2 被告其後進行兩次錄影會面，在警誡下保持緘默。

控罪5（第3 被告）

搜查、拘捕及警誡：第3 被告

(13)  警方在第 3 被告身上發現以下物品：

(i)  第 3 被告背囊內有一張恒生 VISA 信用卡（4006 1210 0994 2525），持卡人姓名為 CHUNG CHI WING；

(ii)  一部華為流動電話連兩張 SIM 卡；

(iii)  大量外幣；

(iv)  其他個人物品。

(14)  同日約 1700 時，第 3 被告被拘捕。第 3 被告其後錄取兩次會面紀錄，傳譯員在場。第 3 被告在警誡下聲稱一些事情，當中包括上述信用卡並非屬於他所有，他從未見過該卡，也沒有偷竊。

(15)  第 3 被告其後進行錄影會面，在警誡下聲稱與其他被捕人士在一起，是因為他在找地方住。號碼 138 3765 9912 的流動電話及兩張 SIM 卡屬於他所有，而在他背囊發現的信用卡，他從未見過，他是被陷害的。

控罪4（第4 被告）

搜查、拘捕及警誡：第4 被告

(16)  警方在第 4 被告身上發現以下物品：

(i)  第 4 被告腰包內有一張 Manhattan VISA 信用卡（4966 7380 0001 4067），持卡人姓名為 YAU CHING PAK；

(ii)  第 4 被告腰包內有一張恒生萬事達信用卡（5522 6820 0196 2763），持卡人姓名為 YEUNG KWOK KI；

(iii)  兩部 OPPO 流動電話連一共三張 SIM 卡；及

(iv)  其他個人物品。

(17)  同日約 1700 時，第 4 被告被拘捕。第 4 被告其後錄取兩次會面紀錄，傳譯員在場。第 4 被告在警誡下聲稱一些事情，當中包括不認識其他被捕人士，自己只是路過，在行路時發現上述兩張信用卡，他沒有偷竊，也沒有與其他人串謀詐騙。第 4 被告其後進行兩次錄影會面，在警誡下保持緘默。

被盜信用卡持卡人

(18)  關於第 1 至第 4 被告人身上發現的信用卡，警方識別出部份持卡人。以識別持卡人的信用卡，詳情概述如下：

被盜信用卡	詳情
中銀萬事達信用卡 （5520 2516 5569 0013） 持卡人：林輝	2021 年 7 月，林輝意外地將這張信用卡當作垃圾扔掉。林輝在警方到訪其住所調查後才記起此事。這張卡未有任何交易。
Manhattan VISA 信用卡 （4966 7380 0001 4067） 持卡人：邱青柏	2022 年年初，邱青柏從未收到銀行寄出的這張信用卡。 由於沒有收到信用卡，邱青柏於 2022 年年中取消這張信用卡。
恒生萬事達信用卡 （5522 6820 0196 2763） 持卡人：楊國基 信用額：HK$ 350,000	2023 年 3 月 6 日約 1700 時，楊國基看到短訊，顯示另一張信用卡被暫停使用，於是檢查背囊，發現 3 張信用卡不見了，包括恒生萬事達信用卡（5522 6820 0196 2763）。 銀行於 2023 年 3 月 6 日偵測到有人使用恒生萬事達信用卡（5522 6820 0196 2763）進行四筆交易，並截停該等交易。
恒生 VISA 信用卡 （4006 1210 0994 2525） 持卡人：鍾志榮	2023 年 3 月中，鍾志榮接到銀行來電詢問是否遺失了這張信用卡，然後發現這張信用卡不見了。 這張卡未有任何交易。

交易紀錄

(19)  Apple Store 交易紀錄顯示，一部 iPad、一部 MacBook、三部 iPhone 及兩部 AirPods 用一張號碼為 5213 14XX XXXX 3019 的信用卡付款。

用戶及紀錄查核

(20)  電話記錄顯示，第 2 被告於 2023 年 3 月 7 日約 1622 時、1626 時及 1702 時聯絡第 4 被告。

(21)  警方在第 1 及第 2 被告同意下分別檢驗兩人的電話，在電話上發現兩人之間的微信對話，內容包括：

(i)  第 1 被告問第 2 被告，顯示 MacBook 的相片是否 “ok”；第 2 被告回答 “ok”；

(ii)  第 2 被告通知第 1 被告 “劳資来了”；

(iii)  在第 1 被告身上發現的一張卡，持卡人 “Salam Hadla”；

(iv)  第 1 被告提及 “Salam Hadla” 後，第 2 被告回答：「这里有 7 万咯」；

(v)  第 2 被告問 Gucci 是否要排隊；第 1 被告回答：「是」；及

(vi)  第 1 被告告訴第 2 被告：「好像出事了」、「完蛋」。

罪行

(22)  第 1 至第 2 被告一同串謀詐騙 Apple，即不誠實地向該公司虛假地表示第 1 被告獲正式授權和有權使用持有人姓名為 SALAM HADLA 而號碼為 5213 1400 1221 3019 的信用卡付款，從而誘使該公司交出有關商品。

(23)  第 1 至第 2 被告一同串謀詐騙 Gucci，即不誠實地向該公司虛假地表示第 1 被告獲正式授權和有權使用持有人名為 SALAM HADLA 而號碼為 5213 1400 1221 3019 及 4196 4998 0159 0308 的信用卡付款，從而誘使該公司交出其商品。

(24)  第 4 被告偷竊兩張信用卡，而該等信用卡為屬於他人的財產。

(25)  第 3 被告知道或相信屬於鍾志榮的一張信用卡是贓物，而不誠實地收受該信用卡。

(26)  第 2 被告知道或相信持卡人為林輝的信用卡是贓物（號碼 5520 2516 5569 0013），而不誠實地收受該等贓物。

原則

控罪1 及2「串謀詐騙」

8.  「串謀詐騙」是極嚴重的控罪，最高刑期為 14 年監禁；刑期視乎案情，沒有量刑指引。涉及信用卡的詐騙案件可引致嚴重損失，因此必須判處阻嚇性刑罰：HKSAR v Ng Swee Thiam [2000] 1 HKLRD 772，HKSAR v Sun Chun Lei [2003] HKCU 365（CACC 476/2002, 2 April 2003, unreported）。就算被告人並非屬於大型詐騙集團、是小型信用卡詐騙及涉及少量損失，認罪後也可被判處 3 年監禁：HKSAR v Cheung Ka Wo [2002] 2 HKC 517。無論是使用偽造的信用卡或被盜的信用卡，判刑基本上沒有分別；就簡單的案件，適當的量刑基準為 3 年監禁：HKSAR v Lam See Chung, Stephen [2013] 5 HKLRD 242。

9.  上訴法庭於 R v Chan Sui To and Anor [1996] 2 HKCLR 128 一案內訂明就該類案件判刑時須考慮的因素：

(1)  有關集團的規模，例如是否涉及大量的金額、大量的人數和虛假的信用卡；

(2)  案中的計劃周密或簡單（elaborate or simple），是否涉及高度的技術及其程度為何；

(3)  有否國際元素；

(4)  被告人是否擔當重要的角色，例如營運一個集團、實際製作、安排使用偽造信用卡或只是一個部件，例如跑腿或管有者；及

(5)  被告人是否認罪。

10.  其中一個考慮因素是涉案金額。上訴庭提議以當時的生活標準，50,000 元或以下可被視為小規模；50,000 至 150,000 元可被視為中規模，而超過 150,000 元則可被視為大規模。上訴法庭指作為參考之用，如案件涉及中型規模、被告人是積極參與未必是主要角色、沒有周密的計劃及器材、沒有國際元素，經審訊後被定罪的量刑基準應為 5 至 6 年監禁。涉案的金額只是其中一個考慮因素，而非最重要的考慮因素。

控罪 4：盜竊

11.  該控罪的最高刑期為 10 年監禁，除了違反誠信及扒竊外，沒有量刑指引。

12.  於 HKSAR v Shum Chung Wai CACC 516/2001，被告人承認 17 項盜竊、2 項管有他人身份證、4 項製造虛假文書及 2 項管有用作製造虛假文書的設備。2000 年 12 月 27 日，警方看見被告人於北角一座大廈的大堂形跡可疑；被告人從大堂內的信箱拿取三封信件後被警方截停搜查（控罪 1）。警方發現被告人管有他人的身份證、大量鎖匙其中一條可開啟現場的其中一個信箱（控罪 2）。警方進行搜屋時，在被告人的睡房找到 8 張被盜的信用卡（控罪 3 至 10）；4 張偽造信用卡（控罪 11 至 14）；1 張沒有磁帶的信用卡（控制 15）；一部可用作更改信用卡中電子資料的電腦（控罪 16）；另外 3 封被盜信件（控罪 17 至 19）；另一張屬他人的身份證（控罪 20）。另外，警方亦找到一些記事簿，內載有大量日期、名字及看似是信用卡號碼的數字。後來，被告人帶警方到他於天后廟道租用的一個房間。警方於該房間的天花內找到另外 5 張被盜信用卡（控罪 21 至 25）。上訴法院指出：

“16. The need to protect the integrity of the credit card system in a sophisticated economy, such as Hong Kong’s, is an extremely relevant factor in this case… It must be borne in mind that, unlike a forged banknote, which can only buy goods or services up to its apparent face value, a forged credit card can purchase goods or services up to the victim’s credit limit with the issuing bank. Further, a forged credit card can be used to make many purchases…

17. The offences of theft of other peoples’ credit cards and mail, and the two identity card offences may be considered to be comparatively less serious than the forgery and possession of equipment offences. Though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without the cards and the information in the stolen mail the Appellant could not have forged further cards. There is no tariff for theft and 2 years for each of the theft offence is no way manifestly excessive.”

13.  於 HKSAR v Fung Wai Yip（馮偉業）[2019] HKCA 1288，第 2 被告承認 32 項盜竊（控罪 1 至 32）及 1 項串謀以欺詐手段取得財產（控罪 33）。第 1 及第 3 被告亦承認串謀詐騙。案情顯示 2016 年 10 月 1 日與 2017 年 4 月 20 日期間，第 2 被告人從公眾泳池更衣室的儲物櫃內盜取共 32 張信用卡（控罪 1 至 32）。2017 年 4 月 20 日，警方發現第 2 及第 3 被告在一個公眾泳池外形跡可疑。當時第 2 被告管有 2 張被盜信用卡及一條可開啟游泳池儲物櫃的百合匙。警方進行搜屋時於第 2 被告家中找到另外 2 條可開啟游泳池儲物櫃的百合匙。警誡下，第 2 被告承認他屢次使用百合匙開啟儲物櫃，偷取信用卡；除了第 2 被告身上搜獲的 2 張信用卡外，他將所有盜取的信用卡交予第 3 被告；之後第 3 被告將被盜信用卡交給其他人，包括第 1 被告，用作於不同店舖購物（主要是 iPhone 及其他蘋果商店的禮品）。之後，第 2 被告分別將購得的物品和被盜信用卡出售及棄置。第 2 被告會保留售價的三份二，餘款則分給其他人。就「串謀以欺詐手段取得財產」（控罪 33），第 1 至 第 3 被告以盜取的信用卡獲得價值共 66 萬的財物；另外沒有成功購得的物品價值 72,892 元。第 2 被告背景良好，沒有任何刑事定罪紀錄，因經濟困難而犯案。就「串謀以欺詐手段取得財產」，原審法官以 6 年半監禁作為類型基準；就 32 項「盜竊」，每項控罪以 12 個月監禁作為量刑基準，所有控罪同期執行。第 2 被告不服判刑，提出上訴。上訴法庭指：

“19. … it could be seen that the sentence passed in each case was based on its own factual matrix and no meaningful comparison could be made.

20. This court has repeatedly said that:

“… there is little or no merit in referring this court to first instance decisions when determining appropriate levels of sentence.”

…

24. While on each occasion, the amount and the number of cards involved might not be large, it was the overall organization; the number of players; the repeated offending; and the duration of the fraudulent scheme which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considering the scale of the operation. In other words, the multiplicity of the offences, the multiplicity of the characters, and the aggregate of the amounts were precisely the relevant matters which disclosed the overall scale of the operation. If it were otherwise and if each offending were to be taken as an isolated event as suggested by the applicant, it could not in any way reflect the actual criminality and the degree of sophistication…

25. We are of the view that, having considered the facts and having correctly determined that it was a medium size operation, the judge could not be criticized for adopting an initial starting point of 6 years.

26. Further,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applicant played a pivotal role and was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operation, the judge was entitled to increase the sentence by 6 months to reflect this element. While such an enhancement might be viewed as on the high side, it was one within the judge’s discretion to adopt.

27. We should also mention that, … the sentences for the theft charges could have been ordered to be served partly consecutively to the sentence on the conspiracy charge as stealing the cards was a separate and distinct criminal act from using them.”

14.  於 Secretary for Justice and Wong Che Ping（黃志平）[2020] HKCA 246，被告人承認 2 項盜竊（控罪 1 及 2）及 1 項管有他人身份證（控罪 4），被判處 200 小時社會服務令。控方不滿判刑，提出判刑覆核。2018 年 7 月 25 日，受害人遺失銀包，內載有八達通卡，一張附屬信用卡、其身份證、駕駛執照及 1,000 元現金。有人於短期內分別 10 次使用受害人的信用卡購買共 76 包香煙（價值 4,484 元；受害人的父親（主卡持有人）報案。因每項交易涉及的金額比較少，使用信用卡的人不須簽署，但便利店的閉路電視拍攝到被告人行使受害人的附屬信用卡。2018 年 7 月 28 日，警方看見被告人，認為被告人與閉路電視片段中的人相似，把他截停。搜查下，發現被告人短褲袋內有一包新的香煙。警誡下，被告人承認從街上拾到一個銀包，一時貪念，用附屬信用卡購買香煙。後來警方於搜屋時發現受害人的銀包、一張附屬信用卡、72 包香煙及 300 元現金。警方亦發現一張屬於 Gupta Dishank 的身份證及信用卡。之後，被告人於警誡會面中承認拾到受害人的銀包；他棄掉受害人的身份證及駕駛執照後，分別 10 次使用受害人的附屬信用卡於不同便利店購買香煙。他亦承認保留受害人的八達通卡及使用受害人銀包內的現金購物，只餘下 300 元。被告人進一步承認，約一年前拾到 Gupta Dishank 的手提袋，內有信用卡及身份證。原審法官指出任何涉及已被盜信用卡詐騙的案件均十分嚴重，就算詐騙屬小規模及簡單，也可被判處 3 年監禁。可是原審法官認為案中的盜竊罪屬拾遺不報，而被告人從沒使用 Gupta Dishank 的信用卡，因此予以輕判。上訴法庭指判刑過輕，適當的總體量刑基準為 15 個月監禁。上訴法庭指：

“28. We agree that the respondent was not a recidivist but an opportunist who could not resist the temptation after picking up Mr Wong’s wallet and committed the crime. We also agree that the respondent deserves credits for his self-improvement since the incident. However, frauds against shops with a stolen credit card are extremely serious offences, of which the culpability should not be downplayed but instead, calls for a deterrent sentence. The appropriate sentence for such offences is immediate imprisonment for a considerable [length]. In fact, the Court of Appeal has dealt with many similar cases by way of immediate custodial sentences.

29. In Lam Yuk Chi Louisdeana…, the defendant made four purchases including two expensive iPhones with the credit card contained in the key pouch within an hour since she picked it up, and she resold one of the iPhones at half price to a street vendor. The observation made by the Court of Appeal when dealing with the application to review her sentence is also applicable to the present case:

“28. This case is by no means ‘theft by finding’, which generally refers to thefts involving anyone who keeps the property that they picked up. The respondent, after picking up the victim’s key pouch, first disposed of some of the properties, and then made four purchases amounting to HK$14,000 with the credit card that she had illegally obtained within a very short time, including two iPhone 7s, one of which was resold below half price before…

29. … The court should point out that there is no latent risk of a huge financial loss because the applicant (sic)  cut and discarded the credit card in question after making four purchases within a short time.”

30. In respect of that case, the Court of Appeal was of the view that the appropriate sentence overall was 15 months’ imprisonment upon the defendant’s guilty pleas to one count of theft and four counts of obtaining property by deception.

31. In HKSAR v Dai Xiangfei (CACC 169/2018), the defendant was a mainland visitor. She stole a wallet in a luxury store and further took away another customer’s credit card with which she made two purchases right away amounting to HK$1,730. In respect of the three charges regarding the theft of credit card and the two purchases, the defendant was sentenced to 27 months’ imprisonment upon a 25% discount given for her guilty pleas. As for the charge regarding the theft of wallet, the defendant was given a one-third discount for her guilty plea and sentenced to 6 months’ imprisonment, with three months of which to run consecutively with the said 27 months, resulting in 30 months’ imprisonment in total.

32. Despite the defendant’s status as a visitor being an aggravating factor and her additional charge for a count of shoplifting, we do not see much difference in terms of culpability between the respondent and that defendant…

…

36. In our view, the starting points for the first and second counts of theft should be 9 months’ and 2 years’ imprisonment respectively, and that for the fourth count, i.e. possessing identity document relating to another person, should be 12 months’ imprisonment. The appropriat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three charges overall is 30 months.

15.  於 律政司司長 訴 林玉芝（同上），上訴法庭改以 15 個月監禁作為整體量刑基準，並指：

「28. 本案絕非一般所謂 “拾遺不報” 的盜竊罪行。“拾遺不報” 是泛指拾取到他人的財物後，將財物據為己有的盜竊罪行。答辯人是拾取到受害人的鎖匙包，先處置部分財物後，再利用非法取得的信用卡在極短時間內 4 次購買總值約 14,000 元的物品，包括兩部 iPhone 7。答辯人更在購買了兩部 iPhone 7 後不久便將其中一部以低過一半價錢出售。答辯人的整體罪行遠較一般的 “拾遺不報” 罪行嚴重。

29. 但本庭同意本案亦有別於一般假信用卡罪行。本案不涉及製造或從不當渠道取得假信用卡後，利用該些假信用卡隨意購物。該類罪行，如不被偵破，則犯案者極可能會不斷以假信用卡購物，導致有關財務機構面對具大的潛在經濟損失。本案亦非犯案者有計劃及故意主動盜取他人信用卡，目的是利用盜取而來的信用卡購物。本庭應指出申請人在短時間內 4 次購物後便將涉案信用卡剪爛及扔棄，故巨大潛在經濟損失的情況不會出現。」

16.  於 HKSAR v Dai Xiangfei（同上），原審法官判處被告人 30 個月監禁。被告人不服判刑，提出上訴。上訴被駁回，上訴庭指：

“22. Although the applicant’s finding of the credit card may have been opportunistic, the courts have consistently taken a serious view of credit card fraud, whether by the use of forged credit cards or stolen credit cards: see HKSAR v Lam See Chung Stephen. Concurrent starting points of 3 years’ imprisonment could not be faulted in respect of Charges 2 and 3, which represented “a small unsophisticated operation, involving only one or a few forged cards uncomplicated by other evidence materially linking the offender to a larger operation”…”

控罪 5 及 6：處理贓物

17.  這也是嚴重控罪，最高刑期為 14 年監禁。D2 及 D3 的大律師均援引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邱柏竣 CACC 211/2006。2005 年 10 月 1 日凌晨九龍樂富橫頭磡邨宏德樓近麥當勞快餐店發生一宗劫案。受害人途經上址時，被人從後推倒地上及搶去手袋，內有少量現金、化妝品、身份證、八達通卡、手提電話、MP3 機及其他個人用品。受害人報案。申請人和余賢星於案發後約 30 分鐘因形跡可疑而被警員拘捕；警員在申請人身上起回受害人的 MP3 機，價值約 500 元。申請人承認和劫匪余賢星一起，但否認參與搶劫；他承認目睹余賢星搶劫受害人的手袋，感到驚慌而逃跑。他亦承認余賢星將搶得的 MP3 機交給他。申請人和余賢星一同被控搶劫；余賢星承認搶劫，但申請人只承認處理贓物。經審訊後，法庭裁定申請人搶劫罪名不成立，但處理贓物罪成立。就處理贓物，原審法官以 2 年 3 個月作為量刑基準。申請人不服判刑，提出上訴。上訴法庭駁回上訴並指：

「13. 當然，每一宗案件都有其獨特之處而判刑亦必須反映案件加重罪責或減輕罪責的特點。

14. 由於處理贓物最後干犯的情況變化多端，故不適宜定下量刑指引。其他同類案件的判刑，亦不一定具指導作用。主審法官必須根據個別情況，判處適當刑期。除非原審法官所判的刑期明顯過重，上訴法庭不宜干預。

15. 在 R v Bernard Webbe & others [2002] 1 Cr App R(S)  22 82 Rose LJ 確認了在處理贓物案件中 9 項加重罪責因素：

(一)  接贓罪犯和原罪的緊密性（緊密性可能是地域的，即是在原罪或近原罪的地點發生，或是時間性的，即接贓者事前有煽動或鼓勵原罪或事後提供安全方法或地點作銷贓之用；

(二)  原罪性質特別嚴重；

(三)  贓物對受害人而言，價值不菲，包括感情價值；

(四)  賊贓是從住宅爆竊所得；

(五)  接贓手法複雜及精細的；

(六)  接贜者能獲或可望獲極高利潤；

(七)  接贜者有提供經常性的銷贓渠道；

(八)  接贜者有對他人使用暴力或濫權，例如成年人，利用小童犯案，販毒強迫癮君子進行盜竊以支付吸毒使費；及

(九)  …罪行是在保釋期間干犯。」

辯方的案例

控罪 1 及 2

18.  第 1 及第 2 被告的大律師援引一系列案例：

(1)  HKSAR and Tu I Lang（杜壹朗）CACC 464/2006, 18 May 2007, unreported

一名 31 歲的被告人從台灣來港，於到港當天嘗試用一張偽造的信用卡購買一部流動電話（控罪 1）。店員覺得可疑，於是報案。警方到場後發現被告人於護照上的名字與信用卡上的名字不吻合。搜查後，警方在被告人身上發現另外 2 張偽造的信用卡（控罪 2）。原審法官每項控罪以 4 年監禁作為量刑基準，扣除認罪折扣後，判處被告人共 32 個月監禁。被告人不服判刑，提出上訴。上訴法庭指：

“7. Miss Moosdeen complains that the starting point of each sentence was too high. She points out that the applicant possessed only three forged credit cards, was not shown to have been part of a larger operation, that there was no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and there was no evidence of any elaborate planning behind the offences.

8. It is true that in R v Chan Sui To [1996] 2 HKCLR 128 at 134, this court said in dealing with the range of sentences imposed for credit card offences in various cases cited to it:

“Allowing for the different facts and the varying degrees of culpability, it is impossible to formulate a set of principles of sentencing from those decisions. We think however it would be helpful to the courts if they were guided by some criterion. We would therefore suggest that an accused who plays an active but not necessarily a key role in a medium size operation involving between $50,000 and $150,000, with no elaborate planning and equipment, and without an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should receive a sentence of five to six years after trial. Sentences may be adjusted upwards or downwards accord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It is equally true that in a number of other cases involving the simple possession or use of a small number of credit cards, this court has approved starting points of sentences of three years’ imprisonment, where the operation involved can be fairly described as small scale.

9. In HKSAR v Lau Pui Hang (unreported), CACC 393/2003, this court differently constituted concluded that in circumstances such as those before it where only two credit cards were involved and the operation could be described as relatively small scale falling below the “medium sized operation” described in Chan Sui To, a starting point of three years’ imprisonment was appropriate: see also HKSAR v Watt Siu Hung, CACC 93/2001 where the offences concerned the use of two forged credit cards and the court accepted it was “a relatively minor credit card fraud case”, that case being approved in HKSAR v Cheung Ka Wo Johnny [2002] 2 HKC 517. Small scale credit card offences cannot be subjected to strict guidelines. That is because the facts of such offences can vary significantly in a number of ways, the number of cards possessed or used being perhaps the most obvious factor.

10. Where the facts of the offence point to a small unsophisticated operation, involving only one or a few forged cards uncomplicated by other evidence materially linking the offender to a larger operation, then a starting point of three years’ imprisonment or less would be appropriate.

11. While some suspicion must attach to the arrival of the applicant in Hong Kong only the day before these offences were committed the facts of the present case, as accepted by the judge, reveal only a small scale operation with no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and no other aggravating factors.

12. In our view the appropriate starting point of sentence for each offence was three years’ imprisonment… We do not propose to interfere with the judge’s order that each sentence be served concurrently.”

(2)  HKSAR v Poon Cho Shu CACC 55/2000, 8 August 2000

被告人於不同商店使用 3 張以 Chung Yan Kwei 為持有人的偽造的信用卡購物，涉款約 10,000 至 11,000 元。警方截停被告人後，發現被告人身上有第 4 張偽造信用卡及 Chung Yan Kwei 的身份證。被告人承認 3 項使用虛假文書、1 項企圖使用虛假文書、1 項管有虛假文書及 1 項管有他人身份證。就 5 項涉及虛假文書的控罪，原審法官以 3 年監禁作為量刑，同期執行。就管有他人身份證，原審法官以 8 個月監禁作為量刑基準，與其他控罪分期執行，即總刑期為 3 年 8 個月監禁。被告人不服判刑，提出上訴。上訴法庭指出：

“7. As the learned Deputy Judge quite rightly pointed out, credit card frauds are serious offences and are particularly prevailing in Hong Kong which is very much a consumer orientated society.

8. Indeed credit card payments are probably the most common form of payments nowadays. We are firmly of the view that both the retailers and the consumers are entitled to feel safe in using or accepting credit cards, and credit card frauds must be deterred.

9. To some extent, this is quite a bad case of the type in that the Applicant used or had in his possession 4 counterfeit credit cards in the name of Chung Yan Kwei and he was also in possession of his identity card. The offences were, of course, committed together with others.

…

13. … it is fair to say, … that the case against the 1^st Defendant in Chan Sui To’s case is perhaps a much worse case…

14. The 2^nd Defendant in that case used a forged credit card to make purchase to the total value of about $16,000.00. She also used a forged identity card to obtain service from a telecommunication company.

15. We are persuaded that the culpability of the Applicant is perhaps comparable to that of the 2^nd Defendant in Chan Sui To’s case when the Applicant used counterfeit credit cards to make purchase of commodities to the value of $10,000.00 to $11,000.00.”

上訴法庭認為原審法官所採納的 4 年半量刑基準過高，適當的量刑基準認為 3 年監禁。

(3)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Hoong Pang Chong（康鵬倉）CACC 344/2011，2012 年 5 月 10 日

被告人承認兩項控罪：(1)  使用虛假文書及 (2)  管有虛假文書。被告人在銅鑼灣一間商店，企圖使用一張虛假信用卡，購買價值 9,888 元的手提電腦（控罪 1）。店員懷疑信用卡是偽造的，隨即報警。警員到場，在被告人身上發現有另外兩張虛假信用卡（控罪 2）。被告人向警方稱，他是馬來西亞人，欠朋友十多萬馬幣（即約 25 - 26 萬港幣）。朋友建議被告人來香港賺錢。他於案發當日抵港後接觸「阿輝」。「阿輝」將涉案的偽造信用卡交給被告人，更答應被告人可獲得用偽造信用卡購得商品價值的 10% - 20% 作為報酬。警方其後發現，信用卡的持有人在外國。原審法官以 4 年監禁作為每項控罪的量刑基準；扣除認罪的折扣後，判處被告人 32 個月監禁，兩項控罪同期執行。被告人不服判刑，提出上訴上訴法庭指：

「7. 在 Chan Sui To（陳瑞濤）案，上訴法庭列出有關這類案件的若干判刑因素，但當然並非每宗案件都會有證據把這些因素突顯出來。正如本案中，並沒有證據顯示假信用卡背後的組織的規模，或製造技巧。

8. 從上述案例看，本庭認為一般來說，使用及管有 2-4 張假信用卡，而所得到的商品現時價值不超過 $15,000 左右的初犯者，量刑基準一般都不會超過 3 年（如 Chan Sui To（陳瑞濤）案中的第二被告人，Poon Cho Shu案，Tu I Lang（杜壹朗）案，Chan Ka Chung（陳家仲）案）。本庭留意到在 Tu I Lang（杜壹朗）案中，法庭認為沒有證據顯示有國際因素（看第 11 段）。即使案件有涉及國際因素的話，法庭亦認為將基準提升 6 個月，已足夠反映這加重罪責因素（如 馬滿珍 案中的第二被告人）。

9. 本案是有涉及國際因素的。除上述，根據申請人的錄影會面，他在案發前兩日到澳門，接觸 “阿輝”。“阿輝” 安排申請人到深圳住宿，並支付他的費用。兩日後，申請人抵港，“阿輝” 及另一人把假信用卡給申請人，指使他去購物。」

上訴法庭認為 4 年的量刑基準明顯過重，適當的量刑基準為 3 年 6 個月監禁。

(4)  HKSAR v Wan Ka Ling（溫嘉寧）CACC 318/2012，2013 年 4 月 26 日

被告人承認一項「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物」（控罪 1）及一項「盜竊」（控罪 2）。被告人使用一張他人的信用卡購買價值港幣 9,687 元。被截停時，發現他管有共兩張他人的信用卡。被告人聲稱在街上拾獲該兩張信用卡。原審法官以 4 年監禁作為控罪 1 的量刑起點，扣減認罪折扣後，控罪 1 判處被告人 32 個月監禁。被告人不服判刑，提出上訴。上訴法庭指：

“20. It is clear that the present case involved a small, unsophisticated operation involving one credit card (though the applicant admitted through his counsel that he was prepared to use the other credit card should the shop refuse to accept the AE card), and the amount involved was relative small (just under $10,000). There was no evidence that the applicant was part of a syndicate…

…

22. Although the Court of Appeal held in Cheung Ka Wo Johnny that an overall starting point of three years’ imprisonment for a small scale credit card fraud involving a sum of less than $9,000 was not manifestly excessive, one has to bear in mind that that defendant in that case successfully used two credit cards to make three purchases amounting to just under $9,000 and his further attempt to obtain goods valued at over $3,000 failed, resulting in his arrest. The overall starting point of three years was for four offences.

…

25. The applicant was convicted of one count of credit card fraud and one count of theft involving two credit cards. The potential for loss was relatively limited. Leaving aside his previous convictions for the moment, in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this case, a starting point of three years would have been appropriate for the 1^st count.

26. The applicant was not a first offender. He has previous conviction of offences involving dishonesty. He was sentenced to two years’ imprisonment in 2011 for having taken part in a syndicated credit card fraud and he committed the present offence four months after his release from prison. The judge was certainly entitled to take such into account when considering the appropriate starting point…

…

28. Despite the argument advanced by Ms Chan, we do not see anything in the applicant’s background to mitigate what he had done except his guilty plea. Committing this serious crime because of financial strain is not a mitigating factor.”

考慮到被告人的刑事定罪紀錄，包括一次類同的紀錄，上訴法庭認為控罪 1 適當的量刑起點為 3 年 3 個月監禁。

19.  另外，第 1 被告的大律師亦提及 HKSAR v Lee Poh Kok DCCC 649/2011。該案中的被告人承認一項「串謀詐騙」（控罪 1）及管有 5 張偽造信用卡（控罪 2）。警誡下，被告人承認該五張信用卡是偽造的。他從馬來西亞的一個高利貸債主（阿輝）獲得信用卡及被安排來港購物之後會有人聯絡被告人取貨。被告人從馬來西亞來港後，多次使用該五張信用卡，估計已經花費約 150,000 元。被告人會獲得約 10% 作報酬。購物後，被告人會於半夜或清晨將物品放在長凳上，讓阿輝的手下收集。法官認為被告人有計劃地帶着五張偽造信用卡來港犯案，案情涉及國際元素，因此採納 4 年監禁作為量刑基準，扣減認罪折扣後判處被告人 2 年 8 個月監禁，兩項控罪同期執行。

第 1 被告：控罪 1 及 2

20.  第 1 被告現年 25 歲，於馬來西亞岀生，是一名馬來西亞華人。他未婚，家人全居於馬來西亞。第 1 被告曾接受至中一程度教育；中一尚未畢業便開始於父親的玻璃公司做學徒。後來他獲得工作簽證到澳洲從事裝修學徒。數年後，第 1 被告回到馬來西亞，於母親朋友的廣告公司上班，亦曾任職跟車工人。約 2020 年，第 1 被告因疫情而不能工作。疫情過後，經濟不景，第 1 被告找不到工作，被捕時無業。他在馬來西亞及香港均並無刑事定罪紀錄。

21.  大律師指第 1 被告本打算來香港旅遊，但來港後經朋友介紹認識第 2 被告。在朋友唆擺下，一時愚蠢，貪圖港幣 1,000 元的報酬，同意利用一些信用卡購物。大律師指第 1 被告現已十分後悔，希望可早日回馬來西亞和家人團聚，重犯機會相對較低。

22.  第 1 被告的大律師指，本案的控罪 1 只涉及一張信用卡，而控罪 2 亦涉及同一張信用卡及一張借記卡；因此該案屬小規模、少量使用信用卡的詐騙案件。兩項控罪涉及四名被告人，沒有證據顯示涉及大量的人士參與。而且案中的計劃並不屬嚴謹周密，反而可說是粗疏及簡單。第 1 被告以中國人的身份持有一張看來是中東外籍人士姓名的信用卡購物，被揭穿及懷疑的機會相對較高，成功率及有機會導致的損失相對較低。雖然第一被告是馬來亞人，以旅客身份來港，但本案沒有證據顯示第一被告專程來港犯案，亦沒有證據顯示涉案的一張信用卡及一張借記卡是從何而來。因此辯方認為本案沒有足夠證據證明涉及國際元素；與 Hoong Pang Chong及 Lee Poh Kok的情況有別。大律師指本案的案情與 Tu I Lang的案情比較相近。大律師承認本案中第一被告扮演的角色極其重要，但他並非案中主腦，例如沒有經營一個集團、處理實際製作、或安排涉案的一張信用卡及一張借記卡。他只是扮演一個步兵或馬前卒的角色，於前線工作第 1 被告只是一個前線的部件，在指示下參與部份過程。他扮演的角色最高風險，一被揭發便難逃刑責。控罪 1 及 2 並不涉及長時間及頻繁的交易，並於同一天發生。大律師續指控罪 1 涉及 73,693 元。上訴法庭於 Chan Sui To中的建議是 1996 年的生活標準；以現今的通貨膨脹，相同的金額於 2023 年不能相提並論。大律師亦力陳，沒有證據顯示涉案的信用卡及借記卡是偽造的。第一被告是一名初犯者，現已感到十分後悔，有深切的反省，要求輕判，希望法庭考慮採納不高於三年半監禁作為量刑起點及予以三份一的認罪折扣。兩項控罪於同一日發生，希望法庭下令兩項控罪的刑期同期執行。

第 2 被告：控罪 1、2 及 6

23.  第 2 被告現年 26 歲，於馬來西亞出生，在馬來西亞與 50 多歲的母親及 20 多歲的妹妹同住。她在香港和馬來西亞均沒有刑事定罪紀錄。她曾於馬來西亞接受至中 5 程度教育，曾任職紙品製造工廠的文員，月入約港幣 6,000 元，但因欠債，入不敷支。大律師指第 2 被告因工作壓力而辭職，獨自前往中國遊玩約一個月，2023 年 2 月 8 日由深圳來港。因香港消費高昂，雖然所剩的錢不多，但仍想繼續玩樂。後來受到朋友唆擺，貪圖港幣 1,000 元的報酬而干犯第 1 及第 2 控罪。本年 3 月，第 2 被告的父親病逝。大律師指因第 2 被告被扣押而未能見父親最後一面或奔喪而感到十分悲痛。

24.  第 2 被告的大律師指她於香港和馬來西亞均沒有刑事定罪紀錄。本案中沒有證據顯示第二被告全心來港犯案；來港後約一個月後受到朋友唆擺及金錢利誘才犯案，現已得到沉痛的教訓，重犯機會不大。大律師希望法庭不要因為第二被告是旅客，裁定本案涉及國際元素而加重刑罰。本案只涉及四名被告人；首兩項控罪只涉及使用一張他人的信用卡及一張他人的借記卡；沒有證據顯示該兩張卡是偽造文書。因此，本案的犯罪規模細小、不涉及任何先進或高科技的造假，犯案手法亦非精密。大律師力陳，雖然第二被告知道第一被告會使用屬於他人的信用卡購物，但沒有證據顯示她知道該兩張卡的來源。況且，第 2 被告於首兩項控罪的角色只是一名跑腿，而非高度參與或計劃的主謀。雖然控罪 1 涉及 73,693 元，但大律師要求法庭接納有關金額並不高，而且全部物品均已找回，「蘋果」沒有經濟損失。基於上述因素，大律師要求法庭予以輕判，採納不高於 42 個月監禁作為量刑起點。

25.  至於控罪 6（處理贓物），大律師指該類控罪的案情變化多端，沒有量刑指引。大律師指第 2 被告被捕時，警方找到原本屬於香港居民（林先生）擁有的中國銀行信用卡。林先生於 2021 年 7 月意外棄置該信用卡，日期與本案相差約 1 年 9 個月。沒有證據顯示第 2 被告知道該卡的來源，亦沒有證據顯示該信用卡的信用額的多寡。第 2 被告被捕前並沒使用該張信用卡，因此林先生及銀行均沒有經濟損失。辯方認為控罪 6 沒有加刑因素，要求法庭予以輕判及下令所有控罪同其執行。

第 3 被告：控罪 5

26.  第 3 被告現年 40 歲，於國內出生，並曾於國內接受至初中程度的教育，被捕時自稱為商人，於國內與父母同住。他在香港沒有任何刑事定罪紀錄。2013 年，第 3 被告與妻子離婚，獲得女兒的撫養權；女兒是一名 15 歲的學生，現由第 3 被告居於河南的父母協助照顧。自 2021 年始，第 3 被告於沙地阿拉伯經營旅館，亦與朋友在肯雅經營水果生意，每月收入約為 10 多萬元。因於國外收取現金，及經常出差，第 3 被告會有不同的貨幣。大律師指 2023 年 3 月 7 日早上，第 3 被告從埃塞俄比亞乘飛機到港，並於約下午 2 時乘搭的士到達尖沙咀廣東道。他是與一名肯雅籍的朋友一同來港旅遊，打算在港停留 3 至 5 天，之後便會返回河南。後來他被警方拘捕，與朋友失去聯絡。第 3 被告稱來港前並不認識第 1 或第 4 被告。他經朋友介紹下認識第 2 被告。因需尋找住處而相約第 2 被告。和第 2 被告會合後便於尖沙咀逛街，大家都有各自各在附近購物。

27.  大律師稱，第 3 被告是因管有新近被盜的信用卡而承認控罪 5。大律師力陳，案情只顯示第 3 被告管有一張失竊的信用卡，沒有其他證供顯示該信用卡曾被使用，建議法庭可考慮 18 個月監禁作為量刑起點。

第 4 被告：控罪 4

28.  第 4 被告現年 47 歲，在香港沒有刑事定罪紀錄。他於國內出生，曾接受至小學程度教育，被捕時自稱為商人，於國內與母親、妻子及兩名兒子同住。

29.  大律師指本案涉及的失物為 2 張信用卡，分別屬於 2 名不同的物主。警誡下，第 4 被告解釋拾獲該 2 張信用卡。大律師續指，被捕後第 4 被告作出全盤招認，適時認罪，表現悔意。

30.  大律師指上訴法庭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黃志平（同上）及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林玉芝 CAAR 4/2018 就盜竊信用卡控罪均以 9 個月監禁作為量刑基準。於 HKSAR v Dai Xiangfei（代向飛）則以 8 個月監禁作為量刑基準。該三案中的被告人均是拾獲受害人的信用卡，而 代向飛 中的被告人亦是訪客。該案只是「拾遺不報」，亦與他人夥同犯案；雖然涉及兩張屬不同物主的信用卡，但兩張信用卡均沒有被使用過。大律師要求法庭考慮以 9 個月監禁作為量刑起點。

討論

31.  本席對眾大律師的陳述不敢苟同。法庭判刑時必須顧及整體案情，而非將每項控罪分拆，視為獨立事件。眾被告人承認的事實顯示：

(1)  第 1、第 2 及第 3 被告於案發當日 1418 時至 1547 時（共約 1 個半小時）與其他身分不詳人士在海港城廣東道出口互動；

(2)  之後第 1 被告於約 1547 時進入 Apple Store，並於約 1557 時及 1607 時以其中一張被盜信用卡購物（持卡人名叫 Salam Hadla）；

(3)  於 Apple Store 購物期間，第 1 被告以微信聯絡第 2 被告，就 Apple Store 內購買的物品索取指示及提及 Salam Hadla；

(4)  同日約 1608 時，第 1 被告手持 3 袋以被盜屬 Salam Hadla 的信用卡購得的貨品離開 Apple Store；

(5)  第 1 被告隨即將上述貨品交予第 2 被告；

(6)  第 2 被告曾以微信詢問第 1 被告海港城的 Gucci 是否要排隊；

(7)  之後，第 1 被告進入海港城的 Gucci 店。第 2 被告則留在廣東道。其後，第 2 被告在廣東道附近與第 3 被告互動。與此同時，第 1 被告在 Gucci 內用銀行咭購物，但不果（因店員留意到持卡人是中東姓名；

(8)  第 1 被告以微信通知第 2 被告：「好像出事了」及「完蛋」；

(9)  同日約 1622 時、1626 時及 1702 時，第 2 被告以電話聯絡第 4 被告；

(10)  同日約 1650 時，第 1 被告步出 Gucci店，並與第 4 被告會合。兩人一同步往附近的行人過路處。此時，第 2 及第 3 被告一起橫過馬路，與第 1 及第 4 被告會合；

(11)  同日約 1655 時，4 名被告被截停搜查；

(12)  警方於第 1 被告的手提袋中發現 2 張屬 Salam Hadla 的信用卡；

(13)  警誡下，第 1 被告稱上述屬 Salam Hadla 的信用卡是其他人交給他的；

(14)  警方從第 2 被告搜獲第 1 被告從 Apple Store 以 Salam Hadla 的信用卡購得的貨品。第 2 被告承認該些貨品是第 1 被告以他人的信用卡購得；

(15)  警方亦從第 2 被告的手袋內找到一張被盜的中銀萬事達信用卡，持卡人為 Lam Fai；

(16)  警方於第 3 被告的背囊搜獲一張被盜的恒生 Visa 信用卡，持卡人姓名為 Chung Chi Wai；

(17)  警誡下，第 3 被告稱與其他被捕人士一起是為了找地方住；

(18)  警方於第 4 被告的腰包內找到一張被盜的 Manhattan Visa 信用卡，持卡人姓名為 YAU CHING PAK 及一張被盜的恆生萬事達信用卡，持卡人為 YEUNG KWOK KI。

32.  案發當日，第 1 及第 2 被告於海港城的不同店舖以被盜信用卡購物。第 3 被告現仍聲稱不認識第 1 及第 4 被告。可是承認事實卻顯示第 1 被告進入 Apple Store 之前，本案的 4 名被告與其他身分不詳人士互動約 1 個半小時。況且，第 3 被告的解釋簡直是天方夜譚。他聲稱與一名肯雅藉的朋友來港旅行。兩人不但沒有預訂酒店。他聲稱找第 2 被告協助找住所，該肯雅朋友不但沒一同前往，更不知所踪。第 3 被告指一到埗便前往尖沙咀找第 2 被告，但身上完全沒有行李。第 4 被告的說法亦令人難以信服。他聲稱不認識其他 3 名被告，但第 1 被告於 Gucci 事敗後卻與第 4 被告會合；案發期間，第 2 被告亦分別 3 次致電第 4 被告。4 名被告人不約而同地管有不同的被盜信用卡；這絕對並非巧合。基於上述原因，本案的個別控罪並非獨立事件，而是環環緊扣。根據案情，唯一及不可抗拒的推論是 4 名被告人是一個犯罪集團的成員，扮演不同的角色，案發期間各司其職。這是一件有預謀，有計劃的信用卡詐騙案件。

33.  本席不同意本案的計劃粗疏。現今電子付款極度普遍，一般店員根本不會檢查客人的信用卡，只要求客人「拍卡」及簽署。

34.  大律師指本案只涉及 7 萬多元，以現今的生活水平，只屬小規模的詐騙。本席不同意。控罪 1 涉及 7 萬多元。大律師只著眼控罪 1，完全漠視第 1 被告於 Apple Store 成功購物後，隨即進入 Gucci 店以被盜信用卡購物；只是出師未捷，金額不明。伙同他人犯罪及短時間連環犯案均為加刑因素。

35.  根據案情，4 名被告不但全為訪客，首兩項控罪均涉及使用被盜的外國信用卡。因此，控罪 1 及 2 均涉及國際原素。

36.  基於上述因素，本案的控罪 4、5 及 6 絕非一般的「盜竊」或「處理贓物」，遑論是「拾遺不報」。

37.  大律師援引的案例案情有別，嚴重之處也不同。

量刑

第 1 被告：控罪 1 及 2

38.  考慮到本案案情，本席認為每項控罪適當的量刑基準為 3 年 6 個月監禁。兩項控罪均涉及國際原素；另外第 1 被告在短時間內連環犯案。這是加刑因素。因此，本席將每項控罪的量刑基準上調 6 個月；每項控罪的量刑起點為 4 年監禁。

第 2 被告：控罪 1、2、6

39.  考慮到整體案情，控罪 1 及 6 適當的量刑基準為 3 年 6 個月監禁。兩項控罪均涉及國際原素；第 2 被告伙同第 1 被告於短時間內連環犯案。這是加刑因素。另外，雖然第 2 被告沒有進入店舖，證供顯示她負責安排及發出指示。她的角色比其他被告更重要。因此，本席將量刑基準上調 9 個月。控罪 1 及 2 的量刑起點為 4 年 3 個月監禁，

40.  本席認為控罪 6 適當的量刑起點為 2 年 6 個月監禁。

第 3 被告：控罪 5

41.  如上文所述，本案並非一般的「處理贓物」。況且，第 3 被告一到港便犯案。可是沒有證供顯示涉及該控罪的信用卡曾被使用。本席認為該控罪適當的量刑起點為 2 年 6 個月監禁。

第 4 被告：控罪 4

42.  如上文所述，本案並非一般的「拾遺不報」。該控罪涉及 2 張信用卡。證供顯示有人於 2023 年 3 月 6 日，銀行偵測到有人使用該控罪的其中一張被盜信用卡進行 4 項交易，但被截停。可是控罪 4 指第 4 被告於 2023 年 3 月 7 日盜竊該信用卡。因此，本席不會考慮 3 月 6 日所發生的事情。本席認為適當的量刑基準為 2 年 9 個月監禁。

減刑因素

43.  本案的 4 名被告適時認罪，可獲三份一的扣減。眾所周知，被告人的個人及家庭背景、身體狀況及刑期對家人的影響均非減刑原因。眾被告人均稱現已十分後悔。可是認罪的折扣以涵蓋悔意及所有求情因素：見 HKSAR v Ngo Van Nam [2016] 5 HKC 231。換言之，除了適時認罪之外，並無其他減刑因素。扣減後，刑期為：

第 1 被告

控罪 1：32 個月監禁

控罪 2：32 個月監禁

第 2 被告

控罪 1：34 個月監禁

控罪 2：34 個月監禁

控罪 6：20 個月監禁

第 3 被告

控罪 5：20 個月監禁

第 4 被告

控罪 4：22 個月監禁

總刑期

44.  控罪 1 及 2 涉及的時間、地點及店舖均不同，可是兩項控罪均涉及行使同一張被盜信用卡。況且，本席於量刑時已考慮了第 1 及第 2 被告連環犯案。因此，本席下令控罪 1 及 2 的刑期同期執行。

45.  控罪 6 涉及的信用卡與控罪 1 及 2 無關，刑期理應分期執行。可是量刑時，本席已考慮了第 2 被告的角色。況且，雖然該信用明顯是當日詐騙的其中一部份，但沒有證供顯示該信用卡曾被使用。因此，本席下令針對第 2 被告的控罪 1、2 及 6 同期執行。

命令

46.  第 1 被告：控罪 1 及 2 每項監禁 32 個月，同期執行，即總刑期為 32 個月監禁。

47.  第 2 被告：控罪 1 及 2 每項監禁 34 個月，控罪 6 監禁 20 個月，所有控罪同期執行，即總刑期為 34 個月監禁。

48.  第 3 被告：控罪 5 監禁 20 個月。

49.  第 4 被告：控罪 4 監禁 22 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