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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MA33/2010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判罪上訴
案件編號：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10年第33號
(原九龍城裁判法院案件2009年第91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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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審法官：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李瀚良
聆訊日期：2010年3月25日
宣判日期：2010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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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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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9 年11 月27 日，裁判官裁定上訴人「對他人身體加以嚴重傷害」[1]罪名成立，判他入獄10 個月。上訴人原本就判罪和判刑提出上訴，但在2010 年3 月19 日，上訴人獲法庭批准，放棄判刑上訴。所以，上訴人現只就判罪提出上訴。
2. 控罪指上訴人在2008 年5 月11 日在油麻地警署報案室27 號房，非法及惡意對列善宏身體加以嚴重傷害。
3. 源於同一事件，列善宏先生於2008 年8 月11 日首先因襲警罪受審，上訴人和警員 2647在該審訊(以下簡稱襲警案)都是控方證人[2]。經審訊後另一位裁判官判列先生無罪。其後，警隊投訴科進一步調查，上訴人才被起訴本案的控罪。
案件背景
4. 上訴人是現役警長，根據控方所指，案發當日下午約4 時30 分，上訴人與警員 2647(以下簡稱「警員」)在上海街近甘肅街附近截查列善宏先生(以下簡稱「證人」)，「警員」要求搜身，「證人」表示要到警署進行，於是三人回到油麻地警署，在報案室27 號房進行搜身，「警員」要求「證人」脫光衣物和彎身查看肛門，「證人」沒有異議，上訴人一直在旁監視。完成搜查後，上訴人向「證人」表示須要進一步「通櫃」[3]，此時，「證人」要求到醫院由醫生處理，雙方繼而發生口角，用粗口對駡。期間，上訴人要求檢查「證人」的眼鏡，「證人」除下眼鏡，經「警員」交給上訴人之際，上訴人突然衝前推跌「證人」，再拳擊「證人」頭部3 至4 次，而「警員」也上前按著「證人」的左手。此時，上訴人更扯開制服，令鈕扣脫落，然後用通訊機報稱「證人」襲警，兩人最後合力制服「證人」和把他鎖上手拷。
5. 案發後，醫生檢查「證人」，發現他的人造頭蓋骨呈現新近的下陷骨折痕跡，醫生也指出「證人」的傷勢吻合鈍物創傷或拳擊造成[4]。原來在案發前約一個月，「證人」剛接受人造頭蓋骨植入手術，頭部有明顯疤痕。
6. 上訴人沒有作供，只呈堂警誡供詞[5]。上訴人在警誡供詞中否認毆打「證人」，他確認較早前因這事所寫的證人供詞內容，再沒有補充。該份書面供詞是案發當晚9 時筆錄的，內容主要記述他和「警員」在上海街與甘肅街截查「證人」，「證人」要求回警署搜身。稍後在油麻地警署報案室27 號房，「警員」要求「證人」除去衫褲鞋襪詳細搜查，「證人」情緒變得激動，上訴人上前按著「證人」的肩膀，希望安撫「證人」。此時，「證人」扯著他的制服，將他拉前並用肩膀撞其胸口，「警員」上前協助推開「證人」，糾纏間，「證人」推開他，他的手背撞著鐵架受傷。糾纏了一會，他和「警員」終於合力制服「證人」。
原審裁斷理由
7. 裁判官對「證人」在案發後的心態作詳盡分析[6]，扼要如下：
a. 「證人」是積犯，以往經驗可能令他對警方早有不滿。在警署被脫光衣物搜身後，上訴人更要求「通櫃」。其後因襲警被捕，再被搜身，自然覺得被警方人員戲弄。
b. 「證人」十多年前曾投訴被警方毆打和插贓等[7]，不過投訴不成立。所以，他對警方失去信心，覺得他的投訴不會得到公平處理。
c. 「證人」覺得投訴是例行公事，對結果不存厚望，只想作個記錄。
d. 在值日官面前，「證人」只集中對襲警指控作辯解，並非對被毆的事作詳細交代，所以沒有認真指出施襲者的身份。
e. 在襲警案被判無罪後，「證人」覺有機會伸張正義，所以向警隊投訴科更正施襲者的身份。
8. 由於「證人」有以上心態，裁判官認為「證人」初時指「警員」襲擊他，後來卻改稱上訴人襲擊他的行為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
9. 關於其他方面，裁判官對「證人」的表現有以下分析：
a. 裁判官指「證人」在襲警案是被告人，沒有舉證責任，沒必要將事件詳盡交代，所以裁判官接受「證人」在襲警案時的證供與本案的證供有出入[8]。
b. 裁判官指出「證人」只指證上訴人，沒將錯就錯同時指證「警員」，顯示「證人」是中肯的人。[9]
c. 裁判官提及縱使「證人」曾在事後的一次截查事件中向另一位警員表示「玩到沙展無糧咬」，裁判官指不知上文下理，很難從字面斷定「證人」的意思。其次，有關警員沒有當場跟進調查，顯示警員也不認為這句話有誣告沙展的意思。[10]
d. 裁判官也接受案發時情況混亂，「證人」不會留意小環節，所以「證人」的證供有矛盾的地方並不出奇。[11]
10. 基於以上7 至9 段的理據，裁判官接納「證人」的證供，將上訴人定罪。
上訴理由
11. 代表上訴人的黃大律師指出，裁判官在分析「證人」的心理狀況時，沒有證據基礎，純屬猜測。因此，裁判官不應接受「證人」的證供。
分析
12. 「證人」在審訊時指上訴人襲擊他，但案發當日卻指是「警員」拳打他。接受辯方盤問時，他解釋這混淆的原因，有以下幾個重點：
a. 當時情況混亂，上訴人衝前時打了他一拳，他再被「警員」按低頭部，看不清楚「警員」有否襲擊他。[12]
b. 他知道投訴警方人員須要提供編號，當時他不知道上訴人的編號，只記得「警員」的編號，所以在「投訴警察的初步資料」表格內只投訴「警員」和記錄「警員」的編號。[13]
c. 案發日前往醫院時他身體不適，加上陪同警員表示可簡單講講投訴內容，所以他「求其噏」。當時他想，日後投訴科找他時可以再講清楚。[14]
d. 襲警案完結後，他給投訴科的解釋也是指他不知道上訴人的編號，只記得「警員」的編號，所以在表格只寫「警員」的編號，作為唯一被投訴的人。[15]
e. 出院後，他再想清楚，記得「警員」沒有打他。但沒有主動向投訴科澄清，因為投訴科警員表示要等襲警案完結後才跟他正式錄取證供。[16]
f. 他在襲警案時，第一次指出不是「警員」襲擊他。[17]
13. 從上文顯示，「證人」解釋混淆施襲者身份的原因，是當時不知上訴人的編號，只記得「警員」的編號，所以在投訴表格內指「警員」毆打他，他對投訴科也是同一解釋。這完全不是如裁判官所講，「證人」覺得投訴不會得到公平處理，對投訴結果不存厚望，所以沒認真交代。裁判官推斷「證人」有此心態，實欠缺基礎。何況，「證人」回答辯方盤問時自己表示，日後可再向投訴科人員澄清，若他對投訴沒信心，斷斷不會有此想法。
14. 其次，「證人」表示出院時已清楚「警員」沒有打他，只是投訴科人員到醫院調查時向他表示，待襲警案完結後才正式錄取證供。裁判官指「證人」在襲警案被判無罪後，令他覺得有機會伸張正義，所以向警隊投訴科更正施襲者的身份，這推斷不但沒有憑據，也不是「證人」後來在投訴科錄取證供的原因。
15. 「證人」在「投訴警察的初步資料」表格的「指控摘要」部份清楚指出上訴人把他推倒地上，然後上訴人扯開衫鈕誣陷他襲警 [18]。「證人」對上訴人提出非常嚴重的指控，內容也很清楚。若他真的認為投訴警方人員須要知道編號的話，為甚麼又在「指控摘要」部份中投訴上訴人呢？本席再三閱讀「指控摘要」，「證人」對事件的描述十分簡明，絕對不似是「求其噏」，「證人」明顯在自圓其說，本席認為他的講法不可信。
16. 「投訴警察的初步資料」表格中有提供被投訴人外貌的一欄[19]，表格寫明此欄「只適用於描述無法確定全名或整個職員編號的被投訴人」，這欄是特別為不知警員編號的投訴而設。「證人」指投訴須知道編號，因他不知上訴人的編號，所以沒有在表格投訴上訴人，這講法不攻自破。
17. 有關「證人」以前投訴警方人員的記錄，「證人」同意第一次在1995 年投訴被警方人員毆打，但在1996 年1 月撤消投訴。另一次根據記錄是1999 年提出的投訴，「證人」表示已忘記了[20]。裁判官沒有投訴的詳細資料，更甚的是「證人」自己也忘記了在1999 年的投訴，但裁判官卻推斷「證人」對警方失去信心，覺得他的投訴不會得到公平處理，本席認為這推斷不能成立。
18. 裁判官指「證人」在警署被脫光衣物搜身後，上訴人更要求「通櫃」，後來因襲警被捕而再被搜身，他理解「證人」會覺得被警方人員戲弄，裁判官似乎已接受了「證人」的講法。但是，有沒有脫光衣物搜身和要求「通櫃」是審訊的重要爭議，辯方指根本未有脫衣物「證人」已突然變得激動，也沒有要求「通櫃」。裁判官在決定「證人」是否可信前，不可能先接受這部份證供為事實。所以，裁判官不應用這部份證供來推斷「證人」的心態，裁判官的做法不合邏輯。
19. 本案審訊時，「證人」指是上訴人要求「通櫃」的，他更承認在襲警案沒有供稱是上訴人要求「通櫃」，但強調「警員」已向法庭指出是上訴人的要求[21]。就此點雙方同意把襲警案的部份謄本呈堂，謄本顯示「警員」根本沒有供稱是上訴人要求替「證人」「通櫃」。值得留意的是，「證人」代表律師所指出的案情是指「警員」要求「通櫃」的[22]。根據「證人」所講，上訴人要求「通櫃」是引至爭執的主因，「證人」就此重點的證供前後不符，更顯出「證人」不可信。
20. 裁判官理解「證人」在襲警案時是被告人，沒必要將事件詳盡交代，所以接受「證人」在兩個審訊的證供有出入。故勿論出入是否嚴重，本席認為，無論「證人」是被告人或控方證人，審訊時就同一事件作供應依事實講述，不應因角色不同而有不同版本，這裡根本不涉舉證責任的問題，本席不同意裁判官的理據。
21. 至於「證人」後來被截查時曾向另一警員講「玩到沙展無糧咬」，「證人」在審訊時供稱「好似冇講過」[23]，裁判官又怎可以用這句說話來推斷「有關警員沒有當場跟進調查，顯示警員也不認為這句話有誣告沙展的意思」。
22. 裁判官指「證人」沒將錯就錯同時指證「警員」襲擊，顯示「證人」是中肯的人。證供顯示「證人」被襲擊時是低著頭，根本看不清「警員」有否襲擊他，但他事後卻第一時間投訴施襲者是「警員」，裁判官指「證人」中肯實難令本席信服。
23. 關於上訴人的警誡供詞，裁判官有以下評論：
「本席認為他的警誡口供及當中所採納在襲警案中的證人口供，均為否認襲擊對方，全屬開脫辯解，並無任何不利他的招認，本席會全面考慮。雖然該兩份口供內容並沒有受到盤問，但他有緘默權，不應受歧視或批評，本席會考慮該兩份口供，特別是該份証人口供，是在事發後不久他所作之回應。本席裁定口供內容難以置信，如他所述，事出那樣突然及混亂，根本難以描述至那細緻程度，令人匪夷所思；又試從相反的角度來看，如果警長被告人是如此有能力憶述那細緻的案發過程，那麼當他撰寫證人口供時，已經得悉列先生聲稱被警員襲擊及頭部受傷(不然的話，他不會在口供中特別提及列先生事前額頭已有凹陷)，而互相指控襲擊就正正是關鍵點，但他居然隻字不提列先生指稱受傷的部位曾經有或無觸碰過東西，又如果有的話，觸碰過甚麼東西以交代列先生可能受傷的成因，好令可以解釋列先生的指稱受傷部位，如無碰撞過，就是誣告；如有碰撞的話，則純屬糾纏時意外，絕非由他或同僚襲擊所致，替自己或同僚表白。」[24]
24. 案發時上訴人、「警員」與「證人」在27 號房內，期間，「證人」頭蓋骨受創，醫生證明是新近受傷，但上訴人和「警員」都不知原因。無論在襲警案的證供，又或是上訴人的筆錄證人供詞[25]，對「證人」受傷沒有解釋，這實在不大合理。根據他們的描述，「證人」因不滿被詳細搜身而突然情緒激動，扯著上訴人的制服，後來很快便被制服，帶上手拷，似乎沒有受傷的可能，兩位涉案警方人員處理這案的手法難免令人生疑。
25. 本席認為裁判官在上文的批評未嘗沒有道理，不過，就算上訴人等的行為令人懷疑，這也不會令「證人」的講法變得可信。何況在審訊時，上訴人沒有責任證明自己清白。歸根究底，裁判官應獨立考慮「證人」是否可信。
26. 本席明白裁判官可親自觀察「證人」作供時的表現，這對他衡量「證人」是否可信是重要因素，除非有特別情況，上訴法庭不會輕易推翻裁判官對證人是否可信的決定。其次，裁判官的推斷必須有證據支持，不能猜測。
27. 基於上文的分析，裁判官的推斷並不穩妥，加上「證人」證供的矛盾，本席認為裁判官不應接受「證人」的證供。
28. 上訴人被判罪全賴「證人」是否可信，既然「證人」不可信，本席認為判罪不穩妥，現判上訴人得值，推翻原判，上訴人當庭釋放。
控方： 由律政司檢控官曾霆鏗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辯方： 上訴人由鄭氏律師行轉聘黃志偉及何偉健大律師代表。
[1] 違反《傷害人身罪條例》第 19 條。
[2] KCCC3596/2008。
[3] 即「探肛」。
[4] 見上訴綜卷第79，82至84頁的醫生報告。
[5] 見上訴綜卷第49至56頁，證物P1和P1A。
[6] 見上訴綜卷第37至40頁，裁斷陳述書第12(a)段。
[7] 見上訴綜卷第138頁K行至140頁C行，證人曾在1995和1999年投訴警員。
[8] 見上訴綜卷第40至41頁，裁斷陳述書第12(b)段。
[9] 見上訴綜卷第43頁，裁斷陳述書第12(h)段。
[10] 見上訴綜卷第42至43頁，裁斷陳述書第12(g)段。
[11] 見上訴綜卷第41至42頁，裁斷陳述書第12(c-f)段。
[12] 見上訴綜卷第161Q至164A行。
[13] 見上訴綜卷第164I至165C行。
[14] 見上訴綜卷第165M至166C行。
[15] 見上訴綜卷第166F至166M行。
[16] 見上訴綜卷第166R至167J行。
[17] 見上訴綜卷第166S至167E行。
[18] 見上訴綜卷第66頁，證物P7。
[19] 同上。
[20] 見上訴綜卷第138I至140D行。
[21] 見上訴綜卷第171Q至171T行，176R至176U行。
[22] 見上訴綜卷，附加謄本第8M至8Q行，13A至13E行。
[23] 見上訴綜卷第186L至187M行。
[24] 見上訴綜卷第44至45頁，裁斷陳述書第15段下半部。
[25] 見證物P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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