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黃榮華

CACC 343/2013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刑事司法管轄權

不服刑罰逾期上訴許可申請

案件編號：刑事上訴案件2013年第343號

(原區域法院刑事案件2012年第103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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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理由書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彭偉昌頒發上訴法庭判案理由書：

1. 本案源自區域法院。申請人在審訊後被原審法官（蘇惠德暫委法官）裁定一項「傷人」罪成立，違反香港法例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第19條，處入獄18 個月。申請人不服，就判刑提出逾期上訴許可申請。（不服定罪的申請在較早撤回。）

控罪

2. 控罪指申請人在九龍旺角洗衣街中國旅行社(“中旅社”）大堂非法及惡意傷害女子林某（“事主”），日期是2012 年6 月30 日。

事實

3. 申請人和事主都是旅行證件的代辦人，是生意上的競爭對手。案發當日，他們同在中旅社大堂協助客人申請旅遊證件。

4. 是日中午12時，事主丈夫和申請人發生爭執，在中旅社大堂地上扭作一團，要由當值保安員分開。期間，事主有踢過申請人。12 時12 分，申請人突然向身在辦證櫃檯的事主發難，把她擊倒在地，拳打腳踢，後者跟著還擊，最後雙方又被分開。

5. 再隔兩分半鐘之後，原坐在大堂照相機旁的申請人，拿起一張摺櫈，迎着事主走去，跟着舉起打下。事主的頭部被擊中，即時倒地不起。在場的人士報警，申請人於警方來到前離去。

6. 同日，事主在送院後現：頭部後面有5 厘米長的裂傷；左臉觀骨位置有浮腫和觸痛；左邊胸口有觸痛；右腳有瘀傷；頭骨和胸骨沒有骨折，但左臉觀骨弓位置懷疑骨折。

7. 申請人整個犯案過程（包括時間）被大堂的閉路電視拍下。事實上，由於事主與其丈夫在本案開審前已離開香港（至今未返），所以控方依賴的，主要是有關的錄像，和一名在場保安員的證供。

申請人背景及輕判請求

8. 原審法官在《判刑理由書》表示：

「10. 被告人現年47歲，初犯，接受至小學的教育程度。他任職電工，自2007 年開始於中旅社兼職經營旅行證件代辦人的業務，月入約HK$12,000。他有3 段婚姻，現任妻子尚未取得居港權，需以雙程證來港照顧5 歲大的女兒。此外，他亦和83 歲的母親與前妻所生的16 歲女兒同住。他是家庭的經濟支柱。

11. 於背景報告中，被告人的妻子聲稱與受害人一早認識。於押後期間，受害人聯絡她和表示現已完全康復，並呈上一封聲稱由受害人撰寫的求情信。

12. 辯方於今天的進一步的求情中，呈上了由被告人妻子和朋友撰寫的求情信，亦附上有關被告人以往曾在危難中，在本港和國内奮不顧身地救人的報導。辯方亦強調本案與被告人的性格不符。」

原審量刑

9. 接著是法官的判刑理由（只節錄最關鍵部分）：

「14. 本席接納被告人並非有預謀地犯案，用作行兇的摺櫈只是他隨意拾起，而非有計劃地行事；摺櫈本身並非一件致命的武器；審訊時，控方沒有傳召受害人出庭作供，故此本席席前並沒有受害人的更新醫療報告，故此於量刑時不會假設受害人有任何永久性的創傷。

15. 不過，本席不可忽略的是被告人以雙手舉起摺櫈打在受害人的頭部，令她即時倒地昏迷，頭部頓時冒血，力度之大可想而知；再者，頭部是人體脆弱的部位，任何猛力的重擊，後果可以是不堪設想的。此外，被告人雖然與受害人有生意上的爭執，但在案發前的數分鐘之前亦主動襲擊了受害人，故他是在被挑釁下一時衝動犯案的說法，是站不住脚的。法庭必須表明任何針對業務和生意上的競爭對手的暴力行為，是不容姑息的。

16. 於求情時，辯方援引了一宗裁判法院的上訴案件HKSAR v Lee HonYung HCMA 69/2000。該案的上訴人承認一項傷人罪，於裁判法院被判監3 個月。原訟法庭裁定判刑上訴得直，改判200 小時社會服務令。該上訴人與受害人和朋友一同到夜店消遣，期間因小事發生爭執，結果該上訴人向受害人投擲玻璃杯。本席認為該案的情節與本案截然不同。首先，該上訴人是認罪的；再者，他和受害人原屬朋友只因爭吵而犯案。本席認為該案對量刑的幫助不大。

17. 辯方再援引了另一宗裁判法院的上訴案件HKSAR v Tsang Ka Ming HCMA 69/2000，主要是依賴有關社會服務令的判刑原則。本席認為被告人選擇不認罪，根本談不上真誠的悔意。

18. 本席考慮所有情況後認為社會服務令並非恰當的刑罰，故拒絶應辯方的要求索取社會服務令報告。

19. 本席在考慮了本案的背景情節和所有輕判請求後，認為被告人的整體罪責屬於同類型案件中的中等程度，故此採納18 個月作為量刑起點。由於被告人選擇抗辯，故沒有認罪拆扣。本席細心考慮了他的家庭背景後，雖則法庭明白判監會對妻子和女兒大受打擊，但這些並非有效的減刑理由。」

上訴理由

10. 申請人認為，18 個月的量刑基準過重，理由是：一，本案事出於申請人一時衝動；二，事主已全面康復，沒有永久傷殘；三，申請人的整體罪責，實非原審法官所指的，在同類案件中屬中等程度。

11. 申請人認為，原審法官未有充分考慮本案可從輕處理的情節如下：一，申請人並非早有預謀；二，事主已全面康復，沒有永久傷殘；三，事主已寬恕申請人，為後者寫信求情；四，事發前，事主及其丈夫曾向申請人施襲；五，申請人沒有前科，又曾屢次救人[1]，可稱品格正面良好；六，申請人有真誠悔意；七，申請人自定罪後、判刑前一路被收押，已嚐鐵窗滋味；八，申請人家庭穩定，案發一直獲後者支持；九，申請人已報讀保險課程，藉此改善家人日後的生活；十，申請人是家中經濟支柱，有年邁有病的母親、持雙呈證不能工作的妻子、以及仍在初小階段的女兒要照顧。申請人認為，上述情節皆顯示社會服務是較合適的刑罰。

12. 申請人認為，本案的刑罰，不但原則有錯，刑期也明顯過重。

新增證據的動議

13. 為了支持以上的論點，申請人動議，把下列資料加入作上訴時的新增證據：

（一）申請人一份日期為2012年7月4日的醫療報告。（“文件一”）

（二）事主一份日期為2013年11月3日的，由「龍崗區第二人民醫院」所發的醫療報告。（“文件二”）

（三）一份日期為2014年1月7日，由基督教牧愛會李牧師為申請人而寫的求情信。（“文件三”）

（四）由有關錄像所輯錄的，可顯示案發當日三次肢體衝突的53 張照片。（“文件四”）

討論

14. 甚麼是一時衝動，不同人可有不同定義。毋容爭辯的是，申請人一方面是第二次衝突的挑釁者，另一方面則有被分開、坐下，亦即可冷靜下來的空間和時間，但他卻再次、並以殺傷力更大的方法，即拿起摺櫈，步向事主，刻意襲擊她的頭部。這個情況，要比口角與傷人兩者連貫無間斷的情況嚴重得多。事主短暫昏迷，但沒有傷得更重，實屬僥幸。

15. 申請人指自己有真誠悔意，是難以成立的。正如上文提到，申請人傷人，已被閉路電視全程拍下，但他卻否認控罪。相反，他還以有黑影突然衝來、所以隨手拿起摺櫈打去這個可由錄像清楚駁倒的辯護理由強辯（見原審法官的《判決理由書》）。定罪後，申請人也一度不服、提出上訴，至稍後才撤回。

16. 原審法官判刑，是根據判刑時所有的資料而進行的。當時，他已經知道申請人的家庭及經濟狀況；他知道事主為申請人寫求情信；他知道申請人曾在香港及內地救人。此外，他表明不會假設事主將有永久性的傷殘。根據這些資料，以及申請人犯案時的具體情節，再加上他缺乏悔意等幾個因素的此消彼長下，原審法官得出一個18 個月的最終刑期，是恰當的。就算有判例指見義勇為是有效的減刑因素，這個判刑在本案既無原則錯誤，也不明顯過重。

17. 最後，申請人欲動議加進上訴的文件一，它早於判刑前已存在，但卻未被呈遞；它顯示申請人的傷勢輕微（只在右手“ring finger”）。文件二（按表面理解）指事主的腦部正常，但原審法官已表明不會假設她傷得比原來的報告重。文件三指申請人在獄中上宗教班，對所犯的過錯懊悔，但這都是後話，對原來的判刑不能有甚麼影響。文件四只是取自原審法官看過的錄像，與法官對事件的描述無實質分別。是故，上述四份文件，對本上訴可謂毫無幫助，本庭駁回有關的動議。

判決

18. 基於上述理由，不服判刑的申請駁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