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陳岳澧（又名陳天佑）

DCCC 743/2025

[2026] HKDC 769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5年第74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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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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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案共有 3 名被告人。他們一同被控一項「串謀詐騙」罪，違反普通法並可根據香港法例第 200 章《刑事罪行條例》第 159C 條予以懲處（控罪 1）及一項「串謀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罪，違反香港法例第 455 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159A 及159C 條（控罪 2）。控罪 2 是控罪 1 的交替控罪。

2.  本聆訊只涉及第一及第二被告。他們均承認控罪 2。在這情況下，控辯雙方同意將控罪 1 留檔，除非獲法庭批准，不可就控罪 1 繼續予以起訴。

案情撮要

3.  第一及第二被告承認的「經修訂案情撮要」，內容如下：

事件

(1)  2024 年 7 月 30 日發生了一宗電話騙案，導致一名 86 歲的長者（長者 1）被騙提供保釋金給一名她相信為她兒子的人士（事件 1）。該名長者居於天華邨天萃樓 1905 號室（單位 1）及為該單位的佔用人。2024 年 7 月 30 日，長者 1 被不知名人士經電話告知，她的兒子因打架被捕，需要保釋金。長者 1 在同日分別將 30,000 港元及 20,000 港元交給第一被告人。

(2)  2024 年 7 月 30 日發生了另一宗電話騙案，導致一名 88 歲的長者（長者 2）被騙提供保釋金給一名他相信為他兒子的人士（事件 2）。長者 2 居於澤安邨富澤樓 436 號室（單位 2）及為該單位的佔用人。2024 年 7 月 30 日，長者 2 被不知名人士經電話告知，他的兒子因打架被捕，需要保釋金，金額為 300,000 港元。長者 2 沒有足夠金錢，同意以 40,000 港元處理事件。長者 2 於同日將 40,000 港元交給第一被告人。

(3)  事件 1 及 2 的相關閉路電視片段拍攝到第一被告人於事件 1 及 2 大概發生時間前往及離開涉案大廈。

拘捕第一被告人

(4)  2024 年 8 月 12 日，偵緝警員 18840（控方第一證人）在第一被告人住所拘捕第一被告人，罪名是「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第一被告人在警誡下說：「陳天佑叫我收詐騙錢嘅，阿Sir我知錯喇。」

第一被告人的錄影會面

(5)  2024 年 8 月 12 日晚上 7 時 52 分至 9 時 15 分，控方第一證人及偵緝警員 15978（控方第二證人）與第一被告進行錄影會面。第一被告在警誡下說出一些事情，當中包括以下各項：

(a)  2024 年約 6 月尾或 7 月初，第一被告人接下第二被告人透過 WhatsApp 介紹的一份收錢工作。原因是第一被告人需要金錢；

(b)  第二被告人其後向第一被告人發送實際工作介紹人的聯絡號碼及他的圖像，第一被告人再把該圖像提供給其後聯絡自己的同事 A 進行核實；

(c)  在同事 B 的安排下，同事 C 其後於 2024 年 7 月 29 日晚上在第一被告人住所樓下與第一被告人見面，並拍下第一被告人及其香港身份證的相片。同事 C 然後把一部工作電話交給第一被告人（工作電話），並跟隨第一被告人到他住所外面，之後離開；

(d)  當晚，自稱收錢行動「老細」的同事 D 聯絡第一被告人，向他解釋 2024 年 7 月 30 日的工作安排及詳情。同事 D 威脅第一被告人，指若第一被告人沒有按指示做好工作，便會對他的住所淋紅油；

(e)  第一被告人之後同意與同事 B 在 2024 年 7 月 30 日上午在港鐵九龍塘站見面。同事 B 亦教第一被告人一些暗號及把戲，例如到達單位後如何拍門收錢及如何數錢；

(f)  2024 年 7 月 30 日上午，第一被告人離開住所。第一被告人按同事 B 指示先前往港鐵九龍塘站。第一被告人見到同事 C，獲同事 C 給予港幣 500 元以支付前往工作地點之的士費。第一被告人隨後前往港鐵旺角東站等候工作指示；

(g)  當天上午約 10 時至 11 時，第一被告人按同事 B 經電話作出的指示，在港鐵旺角東站登上市區的士，前往天華邨；

關於事件 1

(h)  第一被告人只當天中午約 12 時到達天華邨後，在同事 B 指示下去過單位 1 兩次，分開兩次收取長者 1 現金港幣共 50,000 元（該 50,000 元）。每次到訪時，第一被告人都獲指示先乘搭升降機到 21 樓，然後行下樓到 19 樓前往單位 1，已保安全及避免被人搶去金錢。第一被告人每次向長者 1 收錢時都會在後樓梯用工作電話致電一名自稱是長者 1 兒子的「客人」，再在單位 1 外敲門，然後把電話遞給長者 1 接聽，之後長者 1 便會把錢交給第一被告人。兩次收錢過程中，第一被告人透過耳機用其個人電話與同事 B 保持聯絡，接收對方的指示及指導。第一被告人根據指示，叫該「客人」在數錢完畢前不要收線。第一被告人第一次收錢後在港鐵天水圍站將 30,000 港元交給同事 C。第二次收錢後，第一被告人在同一地點將 20,000 港元交給同事 C。

(i)  第一被告人首次去到單位 1 時，收取了港幣 30,000 元，皆為港幣 500 元紙幣。第一被告人第二次去到單位 1 前，獲知他須收取港幣 30,000 元，但他最終收取了港幣 20,000 元，皆為港幣 100 元紙幣；

(j)  事件 1 發生後，第一被告人前往港鐵美孚站，獲同事 E 給予港幣 500 元以支付其後之的士費；

關於事件 2

(k)  其後，第一被告人按同事 B 指示乘坐的士前往澤安邨。同日下午約 3 時 10 分至 3 時 15 分，第一被告人到單位 2 收取長者 2 港幣 40,000 元（該 40,000 元）。第一被告人先乘搭升降機到 6 樓，然後行下樓到 4 樓前往單位 2，目的也是以保安全及避免被人搶去金錢。第一被告人向長者 2 收錢時，在同事 B 指示下用工作電話致電另一名「客人」，並把電話遞給長者 2 接聽，之後長者 2 便把該 40,000 元交給第一被告人。第一被告人根據指示，叫該「客人」在數錢完畢前不要收線；

(l)  事件 2 發生後不久，第一被告人接到第二被告人來電，指整個收錢行動實際上是警方圈套。第一被告人按第二被告人指示停止接聽同事 B 的來電，封鎖並刪除同事 B 的聯絡號碼，又在個人電話上刪除第一被告人與同事 B 之間的對話紀錄；

(m)  第一被告人隨後前往元朗與第二被告人第一次見面。第二被告人給第一被告人一件黑色風褸替換，又拿走該 40,000 元及第一被告人的工作電話。第二被告人亦在第一被告人的個人電話上刪除第一被告人與自己及第一被告人與「同事」相關的所有對話紀錄，並給第一被告人港幣 500 元報酬；

(n)  「同事」承諾給第一被告人每日底薪港幣 1,000 元及所收款項 0.9% 的額外佣金，但第一被告人最終所得款項只是「同事」給他用作支付工作期間的士費的款項及第二被告人給他的港幣 500 元；及

(o)  當同事 B 指示他以迂迴方式前往單位 1 及 2 時，第一被告人有感到可疑。第一被告人在第二及第三次收錢時，懷疑他所收取的是騙款。

拘捕第二被告人

(6)  2024 年 8 月 12 日，第二被告人在元朗劇院外面被警方截停查問，其後被偵緝警員 25634（控方第三證人）拘捕，罪名是「行騙」。第二被告人在警誡下說：「係溫子煇（即第三被告人）叫我做，我再搵個叉仔上去收錢，啲錢依家有一萬蚊係我屋企，其他我俾晒溫子煇」。

(7)  同日，控方第三證人在第二被告人家中，第二被告人房間的床下底搜到港幣 9,220 元。第二被告人在警誡下說：「呢啲錢咪溫子煇俾我個一萬蚊用剩個啲」。

第二被告人的錄影會面

(8)  2024 年 8 月 12 日晚上 10 時 08 分至 10 時 22 分，控方第三證人及偵緝警員 21446（控方第四證人）與第二被告人進行錄影會面。第二被告人在警誡下說出一些事情，當中包括以下各項：

關於事件 1

(a)  「叉仔」是第一被告人的綽號；

(b)  2024 年 7 月 30 日上午約 11 至 12 時，溫子煇致電要求第二被告人在天水圍收取一些騙款。第二被告人招攬第一被告人做這事，原因是第二被告人不敢去做，而第一被告人又需要金錢；

關於事件 2

(c)  第一被告人在事件 1 中收取欠款後，溫子煇叫第二被告人再次指示第一被告人收取騙款；

(d)  第一被告人在事件 2 中收取港幣 40,000 元騙款後，第二被告人在溫子煇指示下在元朗與第一被告人見面，並從第一被告人那處拿走該些錢；及

(e)  幾日後，第二被告人把港幣 40,000 元交給溫子煇。溫子煇讓第二被告人保留港幣 10,000 元，作為向溫子煇介紹第一被告人收取騙款的報酬。撇除已經被第二被告人所使用的款項，該 10,000 元在第二被告人家中的床下底。

(9)  在所有相關時間，第一被告，第二被告和溫子煇與其他身份不詳的人一同串謀處理財產。第一和第二被告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該財產全部或部份，直接或間接代表任何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

判刑原則

4.  「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俗稱洗黑錢是嚴重控罪，最高刑期為罰款 500 萬元及監禁 14 年。

5.  這類控罪的案情千變萬化，因此沒有量刑指引：HKSAR v Shing Siu Ming [1999] 2 HKC 818、HKSAR v Mak Shing [2002] HKCU 1109（CACC 322/2001，2002 年 9 月 18 日）、HKSAR v Kamran [2005] HKCU 923（CACC 400/2004，2005 年 4 月 12 日，未經𢑥編）、HKSAR v Jain Nikhil and Another [2007] 2 HKC 205 及 HKSAR v Boma Amaso [2012] 1 HKC 504。可是這些控罪是嘗試將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變成合法的資金，因此須判處阻嚇性刑罰：HKSAR v Kamran（同上）。除非有極特殊的求情因素，就算是初犯也須判處即時監禁：HKSAR v Choi Sui Hey [2008] 6 HKC 166、HKSAR v Boma Amaso（同上）、HKSAR v Ng Man Yee [2014] 4 HKC 241 及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Siu Yun Yee [2017] 3 HKLRD 678。

6.  涉案財產背後的可公訴罪行的性質並不重要。可是，如被告人知悉財產來自極嚴重的控罪是加刑因素：HKSAR v Xu Xia Li and Another [2004] 4 HKC 16、HKSAR v Yam Kong Lai [2008] 5 HKLRD 384 及 HKSAR v Choi Sui Hey（同上）。

7.  判刑時，法庭須考慮被告人處理的金額，而非被告人本身的得益：HKSAR v Wu Jianbing [2012] 1 HKLRD 781 及 HKSAR v Chen Zhen Chu [2007] 5 HKC 505。就算被告人全無得益也非減刑因素：Secretary for Justice v Ngai Fung Sin Apple [2013] 5 HKLRD 104。

8.  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許有益 [2010] 5 HKLRD 536，上訴法庭列出一些判刑時法庭須考慮的因素：

「9. 由於處理公訴罪行得益的財產這類案件會涉及不同的案情，故此法庭沒有定下量刑指引。但以下各點是量刑的參考因素：

(a)  涉案的金額是重要的考慮因素，而非被告人本身在這次交易所獲得的利益。

(b)  控罪的罪責是協助、支持及鼓勵有關的公訴罪行，故此被告人的參與程度及涉及「洗黑錢」的次數是有關連的因素。

(c)  處理公訴罪行得益的財產控罪與有關的公訴罪行不一定有直接關係，但若果有關的公訴罪行是可以確認的，那麼法庭是可以在處理控罪時考慮有關公訴罪行本身的刑期。

(d)  若案件涉及國際跨境成分，法庭可採用較嚴峻的刑期，以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銀行中心的形像受損。

(e)  涉案的時間。」

9.  於 HKSAR v Boma Amaso（同上），上訴法庭指：

“(1)  Given the highly variabl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offence might be committed, it is difficult and undesirable to offer guidelines. This is a category of offence which calls for the sentencing judge to engage his “feel” for the case and his sentencing experience, bearing in mind always the mischief at which the legislation was directed. The best one could do is to draw the attention of judges to relevant sentencing considerations …

(2)  First, any sentencing exercise must recognize that the maximum sentence is 14 years’ imprisonment. Second, deterrence is paramount as the criminality in laundering arises from the encouragement and nourishment it gives to crime in general (R v Basra [2002] 2 Cr App R (S)  469 applied)  …

…

(4)  Fourth, the question of the amount of money laundered was not to be-all and end-all, but it was a significant feature …

(5)  Fifth, the Court should have taken into account some of the other significant features inter alia, (a)  the nature of the predicate offence; (b)  the state of the offender’s knowledge; (c)  if the operation involved an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this would be a significant aggravating feature; (d)  sophistication of the offence, including the degree of planning; (e)  where the offence was committed by or on behalf of an organized criminal syndicate, that would be an aggravated feature; (f)  whether there was one transaction or many and the length of time over which the offence was committed; (g)  the offender continues to launder funds after he has discovered the nature of the funds are proceeds of an offence, or a serious offence was involved; (h)  the role of the offender and the act performed by him. The list was non-exhaustive (R v Gonzalez [2003] 2 Cr App R (S)  35: R v Monfries [2004] 2 Cr App R (S)  9, R v Farrow [2007] 1 Cr App R (S)  558 applied …)”

10.  於 律政司司長對雲國強 [2012] 1 HKLRD 197，上訴法庭指：

「12. “洗黑錢” 是嚴重罪行，原因是 “洗黑錢” 不但間接地鼓勵犯罪活動，更試圖把犯罪得益合法化。為了打擊嚴重罪行，避免犯案者獲得經濟利益，阻嚇 “洗黑錢” 罪行是必需的（見上訴法庭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Javid Kamran（CACC 400/2004）、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Xu Xia Li 及另一人 [2004] 4 HKC 16 等案）。

13. 一般而言 “洗黑錢” 罪行的判刑應主要反映清洗 “黑錢” 的數額，而非被告人或其他人的得益。原因是要證明有關得益，非常困難而在大多數 “洗黑錢” 案件亦可能沒有證據顯示 “黑錢” 究竟是從甚麼公訴罪行所生的。當然如有資料證明 “黑錢” 源自嚴重罪行，包括販毒、擄人勒索、非法販賣人口和其他有組織罪行等或被告人的得益極大，則判刑理應上調。

14. 本庭在其他多宗同類案件亦列出其他和判刑有關的因素，包括犯案的次數及犯案時間的長短、被告人參與和 “黑錢” 有關罪行的程度、罪行是否有組織及是否精密等等。

15. 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許有益 [2010] 5 HKLRD 536 案，上訴法庭張澤法官在判案書上列出多宗 “洗黑錢” 案件所涉的金額和判刑。當涉案 “黑錢” 是100至200萬元時，量刑基準約為3年，300萬元至600萬元約為4年，而1,000萬元以上則可超過5年。」

11.  雖然「黑錢」的金額是重要考慮因素，但並非唯一因素。於街頭騙案及電話騙案中，涉案金額並不一定很大，但即使被告人沒有犯案前科，法庭亦會採納高達 3 年至 4 年監禁為量刑基準，以收阻嚇作用，刑期視乎案情而定：律政司司長 訴 陳皓𠎀 CAAR 1/2024。

判刑案例

12.  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吳建兵（Wu Jianbing）CACC 32/2011：

(1)  上訴人承認 4 項罪名；控罪 1 及 4 是「串謀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控罪 2 及 3 是「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四項控罪涉及的金額分別為 200,000 元、30,000 元、20,000 元及 60,000 元。就每項控罪，原審法官判處上訴人 42 個月監禁，控罪 4 的其中 6 個月刑期與控罪 3 分期執行，即總刑期為 4 年監禁。

(2)  案情顯示 4 項控罪分別發生在 2010 年 6 月 8、9、10 和 11 日。四名受害人分別收到來歷不明的電話，訛稱他們的親人因為充當擔保人欠下債務而遭到毆打和扣押，要求受害人代為償還債項作為釋放其親人的條件，並指示他們將款項送到指定地方交收。事實上受害人的親人既沒有欠債，亦沒有遭人扣押。當控罪 4 的受害人按指示將載有 60,000 元的信封放在指定地點後，上訴人上前拿起信封，被警方拘捕。警誡會面中，上訴人承認一名叫「偉哥」的男子叫他到香港工作，及支付 1,000 元作開銷，並答應給他 15% 的利潤作為酬金。上訴人從深圳來港當日及其後的三天內，根據一名不知名男子的電話指示，前往不同地方拿取金錢。拿取金錢後，上訴人將款項匯到內地一個戶口。被捕時尚未收到他的酬金。控罪 1 和 4 的 200,000 元和 60,000 元並沒失去，但控罪 2 和 3 的 30,000元和 20,000 元則不能尋回。

(3)  原審法官認為雖然上訴人只是扮演「跑腿」的角色，仍需判以阻嚇性的刑罰。他以 4 年監禁作為每項控罪的量刑起點。因上訴人認罪減為 32 個月監禁，但按控方申請，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加刑三份之一，即 10 個月監禁，故此每項控罪判刑 42 個月。此外，原審法官頒令，控罪 4 刑期的其中 6 個月與控罪 3 分期執行，即總刑期為 4 年監禁。

(4)  上訴人指判刑過重，理由包括他不知道涉案款項的來源及原審法官引用 洪永俊 案不恰當，因該案中的被告人對詐騙知情。

(5)  上訴法庭指：

「10. 在 律政司司長 訴 雲國強 CAAR 13/2010 案中，本庭指出「洗黑錢」是嚴重罪行，一般而言判刑應主要反映清洗「黑錢」的數額，而非被告人或其他人的得益；而其他與判刑有關的因素包括犯案的次數和時間的長短、被告人參與和「黑錢」有關的罪行的程度、罪行是否有組織和是否精密等：見判案書第 12 至 14 段。

…

13. 在本案中，所涉金額共 310,000 元，4 項控罪在很短的時間內發生，並沒有證據顯示上訴人直接參予和「黑錢」有關的罪行，亦沒有證據證明他得到多少利益…

14. 本庭認為以本案所涉的「黑錢」的數額和其他情況看來，每項控罪的合適量刑起點是 3 年。上訴人承認控罪可獲三分一扣減而成為 24 個月，但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每項控罪的刑期應加刑三分之一，即 8 個月。因此每項控罪的刑期是 32 個月。有鑑於 4 項控罪涉及 4 項不同的罪行，部份刑期應分期執行。在顧及總刑期的原則下，本庭把第四項控罪的刑期其中 6 個月，與第三項控罪分期執行。上訴人的總刑期是 38 個月。」

13.  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岑華擴 [2015] 2 HKLRD 951：

(1)  受害人是一名 78 歲的婦人。她接獲電話，指其兒子因犯下某些淫褻罪行而需要支付 5 萬元，以確保他的安全。之後申請人在指定的地方出現，詢問受害人有否帶備現金，並說出婦人兒子的名字。他聲稱婦人的兒子正遭人扣押，將一部手提電話交予婦人，讓另一名男子繼續向婦人施壓。結果，申請人經審訊後被裁定一項「串謀處理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罪名成立。原審法官援引 洪永俊 案後，以 4 年監禁作為量刑基準，並因同類案件飆升加刑百分之五十。

(2)  上訴法庭指：

「16. 洪永俊 案的判刑是建基在被告人知悉詐騙罪行的犯案詳情，包括受害人遭人恐嚇，指其家人遭人禁錮或毆打而受害人是在恐慌下向賊人支付數 10 萬元。亦因為上述因素，上訴法庭認為電話騙案的罪責較街頭騙案更為嚴重而要採納 4 年的量刑基準。

17. 在 “洗黑錢” 案件，某些被告人對和 “洗黑錢” 罪行有關的可公訴罪行不知情或只有一些偏面及粗略的理解，某些被告人即使沒有參與有關的可公訴罪行，但他們可能對該些罪有詳細的認知及了解，亦知悉他們的 “洗黑錢” 行為會做成的不良後果。在考慮適當判刑時，法庭須將上述因素考慮在內。

18. 申請人沒有參與詐騙罪行，申請人向陳婆婆說其兒子遭人捉著只顯示他對有關的可公訴罪行有粗略的理解，不代表他知悉詳情。在考慮申請人對有關可公訴罪行的認知時，原審法官不應以對申請人最不利的方式銓釋案情。

19. 控方證據不足以證明申請人知悉賊人有向陳婆婆聲稱其兒子犯了因某些淫褻行為而會被人傷害…

20. …申請人沒有參與有關的詐騙罪行，亦極有可能只是遭人指使去向陳婆婆收錢。

…

23. 不同案件都可能會有不同的加重罪責因素，但以 “洗黑錢” 罪行而言，涉案 “黑錢” 的數額必然是判刑的主要因素…本案涉及的 “黑錢” 是 5 萬元…」

(3)  上訴法庭認為以該案的案情而言，適當的量刑基準為 3 年監禁，而適當的加刑幅度為三分之一。

14.  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林宗悅（Lin Zong Yue）CACC 141/2014，2014 年 11 月 6 日，未經𢑥編：

(1)  申請人承認三項「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罪；

(2)  2013 年 9 月 5 日，76 歲的李婆婆於家中收到一名男子來電，指李婆婆的兒子「民仔」欠款 200,000 元，要求李婆婆還款贖回被扣押的兒子，否則會砍掉其兒子的手腳（控罪 1）。李婆婆表示只可支付 50,000 元。男子指示李婆婆到太子九龍維景酒店付款。李婆婆到達酒店後帶着 39,500 元現金到酒店。申請人表示來收款，並將一個電話交給李婆婆。李婆婆交款後問申請人知否其兒子的名字；申請人回答是「民仔」；

(3)  翌日，81 歲的王先生收到一名男子的來電，指其兒子欠款 200,000 元，要求王先生還款。王先生表示只有 30,000 元。男子隨即詢問王先生的住址。約十分鐘後，申請人到達王先生的居所，將一個電話交給王先生，並向王先生索取 30,000 元，收款後離去；

(4)  2013 年 10 月 28 日，80 歲的蔡婆婆收到一名男子的來電。該男子稱呼蔡婆婆為「阿媽」。蔡婆婆問該名男子是否「阿棠」。該男子確認是「阿棠」後表示正被扣留。另一名男子接過電話表示「阿棠」令朋友懷孕，要求蔡婆婆支付 400,000 元。同時，蔡婆婆聽見自稱「阿棠」的男子大喊：「唔好打啊，阿媽救我呀」。蔡婆婆表明沒有 400,000 元。對方要求蔡婆婆支付 100,000 元，但最終蔡婆婆只找到 75,000 元。蔡婆婆帶着 75,000 現金，按指示前往牛頭角街市付款。申請人走近蔡婆婆，將一部流動電話交給她，並說：「阿棠啊」。後來申請人取去蔡婆婆的 75,000 元。其實，自申請人於當日早上進入香港後，他一直被警務人員監視。警方將申請人截停，在他身上找到剛從蔡婆婆獲取的 75,000 元；

(5)  警誡下，申請人表示因欠「阿明」賭債，分別三次來港為「阿明」收錢。他將從李婆婆及王先生收取的款項匯到中國江門一個帳戶，之後收到匯款的百分之十為酬勞。被拘捕當日，申請人按「阿明」的指示到牛頭角街市與蔡婆婆會面，將流動電話交給蔡婆婆。申請人承認有理由相信有關三筆款項是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但否認知道有關三筆款項來自電話騙案。

(6)  原審法官不接受申請人對電話騙案不知情的說法，認為申請人與有關的騙徒同屬一夥。就每項控罪，原審法官以 4 年監禁作為量刑基準。因申請人認罪，每項控罪的刑期減為 32 個月監禁。法官再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加刑三份一（10個月），即每項控罪的刑期為 42 個月監禁。最後法官下令，控罪 2 的 6 個月刑期與控罪 3 分期執行，控罪 1 的 4 個月刑期再作分期執行，即總刑期為 52 個月；

(7)  上訴法庭認為 岑華擴 案第 16 至 25 段的分析完全適用。原審法官對申請人犯案時的角色的理解，雖有一定道理，但也絕不至於能讓人得出申請人與有關騙徒同屬一夥的結論。申請人的情況，完全可以是 岑華擴 案所提到的，對源頭罪行只有粗略認識的狀態。因此，上訴法庭認為每罪以 4 年為量刑基準是明顯過重，控罪 1 及控罪 2 適當的量刑基準為 3 年監禁；控罪 3 適當的量刑基準為 3 年 3 個月監禁。申請人只可獲三份一的扣減，3 項控罪的刑期減為 2 年、2 年及 2 年 2 個月監禁，再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加刑三分一，至 32 個月、32 個月及 34 個月。上訴法庭下令控罪 1 及 2 的其中 12 個月與控罪 3 分期執行，即共 46 個月監禁。

15.  於 律政司司長 訴 陳皓𠎀 CAAR 1/2024：

(1)  答辯人承認一項「串謀詐騙」（控罪 2） 及一項「洗黑錢」罪（控罪 3），分別被判處 21 個月和 12 個月監禁，控罪 3 的其中 5 個月與控罪 2 分期執行，即合共 26 個月監禁。律政司司長不滿判刑，提出刑期覆核申請；

(2)  2022 年 11 月 9 日，控罪 3 的受害人，林女士接到一名男子的來電。該名男子自稱是林女士的兒子，因打架被捕，要求林女士將 30,000 元現金交給一名「李先生」。林女士照辦，將現金交給答辯人而被騙。同日，控罪 2 的王女士接到一名男子的來電。該男子自稱是王女士的次子「細 B」，表示因交通意外和打架被捕，要求王女士傾囊以助。王女士按指示，帶著 65,600 元現金，乘車往指定地點付款。期間，王女士的長女對事件起疑而報案。王女士到達指定地點時，答辯人自稱是王女士兒子的朋友「李先生」，向王女士收款，隨即被埋伏的警員拘捕；警方更從答辯人身上起回早前從林女士收取的港幣 30,500 元。答辯人承認是按他人指示向一名老婦收取一些用報紙包着的東西和向另一名老婦收取約港幣 60,000 元；事後他會獲得每次約港幣 2,000 元的報酬；

(3)  上訴法庭指：

「15. 串謀詐騙罪和洗黑錢罪最高刑罰，均為監禁 14 年…涉案金額在街頭騙案電話騙案中，並非最重要的考慮。梁耀輝 案指出，這類騙案涉及的款項數額「不一定太大，而即使被告人沒有犯案前科」，法庭亦會採納高達 3 年至 4 年的量刑基準，以收阻嚇作用。

…

26. 答辯人知悉「黑錢」的來源一點，構成加重刑責因素。本庭並不同意答辯方所指，答辯人對和「洗黑錢」罪行有關的可公訴罪行只有一些片面及粗略的理解。首先，林女士接獲騙徒來電時表示兒子在警署內，要求她交款給一位李先生，答辯人也向林女士自稱李先生後收取款項，並表示他要去警署然後離開，這顯示他對源頭罪行有一定程度認知而不止於純粹「有人叫佢去收錢」、「做一個最危險嘅動作」。此外，兩件事件發生的時間相近：騙徒致電兩受害人的時間、答辯人向二人收取金錢的時間相若，答辯人收取金錢的兩個地點亦只是一街之隔。事實上，答辯人被截停時，身上懷有剛從林女士處收取的 30,500 元現金，要說答辯人對事件一的源頭罪行只有片面和粗略的理解，但又對事件二的串謀詐騙不但知情而且積極參與，殊不合理也不成立。」

(4)  就控罪 3 的「洗黑錢」罪，以 3 年作為量刑基準，扣減認罪折扣後下調為 24 個月，再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加刑三分一（即 8 個月），即 32 個月監禁，其中 8 個月與控罪 2 分期執行。

被告人的背景

第一被告

16.  第一被告現年 15 歲，案發時剛完成中二課程。他的父母已分居多年，第一被告與母親及妹妹同住。

17.  第一被告過往有一次刑事定罪紀錄，大律師指 2025 年 7 月 19 日，第一被告被招攬進行「淋紅油」的犯罪行為，結果於 8 月 12 日被捕。同日，第一被告亦因本案被捕。後來第一被告承認「刑事毀壞」罪，被判處更生中心（TM700032/24）。

18.  這說法根本不可能。根據第一被告的刑事定罪紀錄，他是於 2025 年 6 月 27 日就「刑事毀壞」被判刑。因此，他不可能是於 2025 年 7 月 19 日（即判刑後）才干犯「刑事毀壞」案。況且，根據第一被告承認的案情撮要，他是於 2024 年 8 月 12 日（而非 2025 年）就本案被捕。

19.  根據 TM700032/24 的案情撮要，第一被告是於 2024 年 7 月 19 日干犯「刑事毀壞」及於 2024 年 8 月 12 日被捕。他於 2026 年 1 月 26 日從更生中心刑滿出獄。

20.  因此，本席同意第一被告並非在「刑事毀壞」案件的保釋期間干犯本案。

第二被告

21.  第二被告現年 18 歲，未婚，曾接受至中三程度教育，被捕前曾任職冷氣維修學徒，與父母及兩名弟弟同住。

22.  第二被告過往有 2 次刑事定罪紀錄。2022 年 10 月 27 日，他就一項「襲擊至造成實際身體傷害」而被判處 18 個月感化（其中 10 個月須居於屯門兒童及青少年中心）。2025 年 4 月 11 日，他就「盜竊」被判處更生中心。

討論

第一被告

23.  大律師援引上文所述的 HKSAR v Boma、許有益、陳皓𠎀 及 岑華擴 案。大律師引述 岑華擴 案第 17 段，指被告人對源頭罪行（predicate offence）細節及後果的認知及被告人對源頭罪行的參與均為量刑因素。大律師亦正確地指出，就算被告人沒有參與源頭罪行、不知道源頭罪行的性質，或只是對源頭罪行只有粗略理解，恰當的量刑起點是 3 年監禁（見 陳皓傑 案第 24 段）。

24.  大律師力陳，第一被告對本案的源頭罪行「並不知情」，亦沒有策劃或參與相關的電話詐騙（陳詞第 14 段）。他指第一被告向警方表示，當同事 B 指示他以迂迴方式前往單位 1 及 2 時，第一被告感到可疑；在第 2 及第 3 次收錢時，第一被告懷疑他所收取的是騙款（案情撮要第 5(15) 段）。

25.  本席不敢苟同：

(1)  被拘捕及警誡下，第一被告的即時反應是：「陳天佑（即第二被告）叫我收詐騙錢嘅，阿 sir 我知錯喇」（案情撮要第 4 段）。換言之，他從第二被告接下工作時，已知道是負責收取「詐騙錢」。犯案前第一被告已知道源頭罪行的性質；

(2)  於警誡錄影會面中，第一被告指 2024 年 7 月 29 日晚上，自稱收錢行動「老細」（同事 D）聯絡第一被告，向他解釋工作安排及詳情（案情撮要第 5(4)  段）。第一被告聲稱對源頭罪行完全不知情的說法與承認的案情南轅北轍；

(3)  於警誡錄影會面中，第一被告指，2024 年 7 月 30 日早上，第一被告與同事 B 於港鐵九龍塘站見面，同事 B 教導第一被告人一些暗號及把戲，例如到達單位後如何拍門收錢及如何數錢（案情撮要第 5(5)  段）。大律師指第一被告可能知道收取一些不合法的欠債。該說法完全站不住腳。如受害人欠賭債，他一定知道自己欠債；第一被告人根本無須使用暗號或把戲；

(4)  於警誡會面中，第一被告承認以迂迴的方式前往單位 1，每次向長者 1 收錢時，第一被告會由後樓梯用工作電話致電一名自稱是長者 1 兒子的「客人」，再在單位 1 外敲門，然後把電話遞給長者 1 接聽，之後長者 1 便會把錢交給第一被告（案情撮要第 5(8)  段。換言之，第一被告知道「客人」是假扮長者 1 的兒子。大律師所述的「可能是收賭債」之說完全不攻自破；

(5)  就事件 2，第一被告以迂迴方式到達單位 2 後，用工作電話致電另一名「客人」。描述事件 1 時，第一被告稱偽裝長者兒子的人為「客人」。

26.  根據第一被告的錄影會面紀錄，他是由第二被告招攬做「收錢」的工作。第一被告接受工作後，從第二被告獲得「實際介紹人」的聯絡號碼及圖像。第一被告再將該圖像提供給聯絡第一被告的同事 A。在同事 B 的安排下，同事 C 與第一被告見面，同事 C 將一部工作電話交給第一被告。之後，自稱收錢行動「老細」的同事 D 聯絡第一被告，向第一被告解釋翌日的工作安排及詳情。該「老細」指如第一被告沒有按指示做好工作，便會對他的住所「淋紅油」（案情撮要第 5(1) 至 (8) 段）。換言之，在前往單位 1 犯案之前，第一被告已知悉他是替一個犯罪團夥工作；該團夥的成員最少包括第二被告、「實際介紹人」，同事 A、同事 B、同事 C、同事 D 和兩名分別扮演長者兒子的「客人」。向長者 1 取款後及向長者 2 收款前，第一被告更知道有一名同事 E，但他仍繼續犯案。

27.  綜觀上述案情，唯一及不可抗拒的推論是第一被告知悉源頭罪行的性質是電騙。他亦知道騙徒是假扮長者的「兒子」騙財。就算以對第一被告最有利的看法處理本案，第一被告也明顯地對電騙細節有粗略的理解。在這情況下，適當的初步量刑基準為 3 年監禁。第一被告於犯案前已知悉為犯罪團夥做事，而該「收錢」行動是有精心策劃。第一被告亦於一天內分別 3 次向 2 名長者取款。這些均為加刑因素。考慮到整體案情及第一被告的認知和角色，本席將量刑基準上調至 3 年 9 個月監禁（即 45 個月監禁）。

28.  第一被告適時認罪，可獲三分一的扣減。刑期減為 30 個月監禁。第一被告犯案時沒有刑事定罪紀錄。可是認案扣減已涵蓋記錄良好及所有其他求情因素；除非有極特殊的求情因素，法庭不應予以額外扣減：HKSAR v Ngo Van Nam [2016] 5 HKC 231 及 Sentencing in Hong Kong 11^th Edition 第 [7-16]、[7-14] 至 [7-24] 段。

29.  大律師續指本案的串謀罪行只維持約一兩個月，即 2024 年 6 月至 8 月，而第一被告參與的「收錢」行為均發生在 2024 年 7 月 30 日的同一天（陳詞第 15 段）。首先，第一被告承認的控罪 2 是「串謀」，而控罪細節指該串謀發生於 2024 年 6 至 8 月。第一被告亦承認是於 2024 年 6 月尾或 7 月初開始參與該「串謀」。他只是於 2024 年 7 月 30 日執行該「串謀」中的「收錢行動」。

30.  大律師再指相關的騙款只是港幣 90,000 元，並非特別大的數目，而第一被告除獲 1,000 元車資外，只收到第二被告給予的 500 元（陳詞第 15 段）。

31.  首先，如上文所述，被告人所獲利益並非量刑因素：HKSAR v Chen Zhen Chu [2007] 5 HKC 505，HKSAR v Wu Jianbing [2012] 1 HKLRD 781 及 Sentencing in Hong Kong 11^th Edition 第 [30-310]段。

32.  至於涉案金額，於 陳皓傑 案中，上訴法庭已明確地指出，在街頭騙案電話騙案中，涉案金額並非最重要的考慮。上訴法庭指：

「15. …涉案金額在街頭騙案電話騙案中，並非最重要的考慮。梁耀輝 案指出，這類騙案涉及的款項數額「不一定太大，而即使被告人沒有犯案前科」，法庭亦會採納高達 3 年至 4 年的量刑基準，以收阻嚇作用。

…

17. 在 楊家誠 案中，上訴法庭指出：

「60. …申請人所犯之電話詐騙案較一般的街頭詐騙案更為嚴重。街頭詐騙案的受害人多是因為貪婪、迷信或愚蠢而令壞人有機可乘。該類受害人數目不會太多而街頭詐騙因在公眾地方干犯，會有其他人士目睹而遭偵破的機會亦較大。兩名申請人是利用受害人對兒子安危的關注而詐騙他們，罪行有勒索成份，一些並非貪婪、迷信或愚蠢的人士亦極有可能受騙。兩名申請人的罪行會令受害人感到極度恐慌…」

18. 上訴法庭在 梁耀輝 案中亦指出：

「44. 法庭對一些針對公眾的無良、令人討厭及不恥的詐騙案件，例如街頭騙案、電話騙案等，都會採取較為嚴厲的判刑，希望能阻嚇該等罪行，避免無辜大眾受害。」

19. 眾所周知，街頭騙案涉及不同的手法，例如「祈福黨」、「寶藥黨」、「電子零件騙案」；電話騙案的手法也是層出不窮，不局限於訛稱受害人的親人遭毆打、綁架或扣押。電話騙案的嚴重性在於騙徒向受害人聲稱其親人的自由因某些理由受到限制，利用受害人愛子或保衞及營救親人心切的脆弱心理，置他們於恐慌之中而欺詐他們的金錢。電話騙案的嚴重性並不取決於騙徒的行騙手法，這些手法的目標就是要利用受害人的弱點而恫嚇他們，令他們措手不及、失去冷靜和理智而交出金錢，屬情感上的勒索。

20. 洪永俊 案清晰指出，電話騙案比街頭騙案的嚴重性有過之而無不及，串謀詐騙者的行為明顯是有組織的，串謀者亦各司其職，依計劃行事。上訴法庭認為適當的量刑基準為 4 年。而在這類騙案中，雖然欺詐的金額未必很大，但可能已是受害人的大部分或畢生積蓄，本案控罪二的受害人就被騙徒要求把家中所有的錢全部拿給他。故此，梁耀輝 案指出，街頭騙案或電話騙案涉及的款項數額「不一定太大，而即使被告人沒有犯案前科」，法庭亦會採納高達 3 年至 4 年的量刑基準，以收阻嚇作用。這類案件因情節有其獨特性…量刑並不與被騙取金額掛鉤。

21. …在本案，根據答辯人承認的案情，答辯人在擔任跑腿的前線工作時，清楚整個串謀的計劃是涉及「不誠實地虛假地表示控方第二證人（王女士）的兒子被警方扣留及需要金錢」，從而不誠實地誘使第二證人向他交出港幣 65,600 元。答辯人是串謀詐騙計劃中的一份子，而構成控罪二的關鍵環節，並非如判刑法官所述止於僅是一名「跑腿」。

…

23. 就控罪三（洗黑錢罪），判刑法官考慮了涉案「黑錢」的金額、犯案時段的長短、答辯人所充當的角色及其個人背景。上訴法庭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岑華擴 案中就涉及電話騙案的串謀詐騙罪和「洗黑錢」罪的量刑作出識別，清楚表明 洪永俊 案的判刑適用於前者，未必適用於後者：…

「17. 在「洗黑錢」案件，某些被告對和「洗黑錢」罪行有關的可公訴罪行不知情或只有一些偏面及粗略的理解，某些被告人即使沒有參與有關的可公訴罪行，但他們可能對該些罪有詳細的認知及了解，亦知悉他們的「洗黑錢」行為會做成的不良後果。在考慮適當判刑時，法庭須將上述因素考慮在內。」

…

25. 林宗悅 案的三項洗黑錢罪涉及金額為 30,000 元至 75,000 元不等，上訴法庭以對源頭罪行只有粗略認識作基礎，把（連續兩天發生的）控罪一和二均以 3 年作量刑基準，控罪三的則為 3 年 3 個月。

26. 答辯人知悉「黑錢」的來源一點，加重刑責因素…」

33.  於 陳皓傑 案中，就「洗黑錢」罪，上訴法庭採納 3 年作為量刑基準，扣減認罪折扣後下調為 24 個月，再因猖獗性加刑三分之一（8 個月），判刑 32 個月。考慮到總刑期原則，上訴法庭下令控罪三的其中 8 個月與控罪二分期執行。

34.  大律師續指，第一被告犯案時剛滿 15 歲，現時亦仍是 15 歲。原本大律師要求本席判刑前，根據香港法例第 221 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109A(1)  條考慮勞教中心、更生中心及教導所報告。大律師坦白地承認，判處勞教中心及更生中心明顯不足。教導所的刑期為 6 個月至 3 年；第一被告已被還押 19 個月；如判處教導所，懲教署不會計算該 19 個月的還押期。

35.  香港法例第 280 章《教導所條例》第 4(1)  條訂明：

「凡任何人就可處以監禁的罪行被定罪，而法庭認為該人在定罪當日不小於 14 歲但又未滿 21 歲，而為社會利益着想，及在顧及其品性、過往行為及犯罪情況後，信納使該人在敎導所接受一段時期的敎導，會有利於感化該人及防止罪案發生，則法庭可對其判處羈留在敎導所的刑罰，以代替任何其他刑罰。」

36.  Sentencing in Hong Kong 11^th Edition 指出：

“[50-4] When section 4(1)  was construed by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in Wong Chun Cheung v HKSAR [2001] 1 HKC 1, 9 … the four parts of the provision were identified. First, the provision lays down two threshold conditions to be met before a training centre order falls for contemplation. These are that the relevant offence must be one punishable with imprisonment, and that the offender is of an appropriate age. Second, it requires that detention is ‘in the interest of the community’ and that such detention will be expedient for the offender’s reformation and the prevention of crime. Third, regard should be had to the offender’s character, previous conduct 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offence. Fourth, a training centre order is to be made ‘in lieu of any other sentence’. Having set the parameters in that way, Ribeiro PJ summarized the proper approach of a court to the making of a training centre order, at [24]:

(1)  The court should first be satisfied that the threshold requirements are met, ie, that the offence is punishable with imprisonment, and that the offender is aged between 14 and 21;

(2)  The court should then consider, whether in the case at hand, the interest of the community requires that the rehabilitative approach should give way to a punitive or deterrant sentence. If so, the training centre option should not, save in exceptional cases, be adopted;

(3)  If it is in the interest of the community to adopt a rehabilitative approach, then the court, must have regard to the offender’s character and previous conduct, as well as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offence, in deciding whether it is expedient that he should undergo a period of training in a training centre for his reformation and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ime;

(4)  Where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offence are such that a training centre order would be too lenient, the court is entitled to reject that option,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offender would otherwise be regarded as a suitable candidate for training;

(5)  Similarly, where the offence committed is minor and would not otherwise call for a custodial sentence, detention in a training centre would, save in exceptional cases, be inappropriate, notwithstanding the offender’s suitability as a candidate for training.

[50-9]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spectrum, there are those cases where the offence is simply too serious to justify the making of a training centre order. Such a disposal is not usually appropriate if the offence involves unlawful trafficking and dangerous drugs … In such cases, ‘the public interest requires that deterrence of other potential offenders must take precedence over the rehabilitation of the particular offender before it’: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Chan Tsz Tim and Ho Wan Chiu [2015] 2 HKC 88, 93 … The situation might be different if exceptional factors exist to justify a different approach: Attorney General v Suen Yuen Ming [1989] 1 HKC 430 … However, such cases are rare, and the rehabilitation of the offender is certainly not the sole object of the court’s sentence: Attorney General v Law Ying Cheung [1981] HKC 161.

[50-10] Public policy considerations require the imposition of substantial terms of imprisonment even upon young offenders if violence is used … Like considerations are applicable to the young offender who engages in robbery … To use a training centre as an option for such offenders cannot be said to be ‘in the interest of the community’. That interest may require the court to reject the mitigating factors, and to imprison the offender, notwithstanding his age: Attorney General v Li Ying Kuen and Anor [1995] 3 HKC 539, 545 …”

37.  就年齡，Sentencing in Hong Kong 11^th Edition 指：

“[30-23] In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Chau Tsz Tim and Ho Wan Chiu [2015] 2 HKC 88, 93 … Yeung VP said:

‘Young age is very often a mitigating factor, particularly in trivial offences, and it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more important to rehabilitate a young offender than to severely punish him as a deterrent. There is also no doubt that the court must exercise great care before committing young offenders to prison.’

[30-24] In Kuramihirangi Pouwhare v R [2010] NZCA 268, Keane J emphasized that ‘The young age of the offender cannot be accorded representative, let alone paramount weight …

[30-26] Youth notwithstanding, the court, must keep in mind the classical principles of sentencing which, apart from rehabilitation, include retribution, deterrence and prevention: Attorney General v Fong Ming Yuen [1989] 1 HKC 327 … The interests of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 must also be considered: Attorney General v Law Ying Cheung [1981] HKC 161, 163. This means, for example, that the use of the accused to commit a serious robbery will count for little: R v Chung Man Kit [1990] 1 HKC 87,89. Like considerations apply to the young offender who traffics in a dangerous drug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Ko Fei Tat [2002] 4 HKC 59, 64;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Tang King Wa [2023] 4 HKC 289 … In HKSAR v Bayanmunkh [2012] 2 HKC 233, 238, McWalters J said the court were at pains ‘to make it clear that no special considerations will be accorded to the young, the aged, the ill or disadvantaged or financially impoverished, who are recruited to become drug couriers.

[30-27] In Re Applications for Review of Sentences [1972] HKLR 370, 417, it was explained that: ‘The personality, youth or personal circumstances of the offender may pale into insignificance because of the magnitude or prevalence of the offence in question’. If serious crimes are committed by young persons, they cannot expect to turn that age to their advantage upon conviction. The courts, instead, must be prepared to ‘steel themselves, unless they are particularly powerful and peculiar contrary reasons attach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offender and his involvement in the offence, to the imposition of substantial prison terms’: HKSAR v Law Ka Kit and Ors [2003] 2 HKC 178, 187.

[30-28] In Attorney General v Li Chi Ko [1987] 6 HKLR 1233, 1235 …, it was said that, in the case of serious robbery, a term of imprisonment is inevitable in the absence of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and ‘youth of itself is not such an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 although extreme youth might be’. This approach is of general application: HKSAR v Bugaay [2008] 6 HKC 326, 331. Such extreme youth, the court added in Li Chi Ko, could be claimed by an offender aged 15 years. In Attorney General v Yau Wing Hong [1995] 3 HKC 95, 98, the court emphasized that ‘a person older than that cannot plead “extreme youth”’ …

[30-30] In R v Wong Pit Shing and Anor [1997] 2 HKC 136, 142 … Mayo JA added:

‘The present context is that of whether, and to what extent extreme youth is in the nature of a mitigating factor in serious crimes like robberies. … it makes no sense for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sentences to be imposed upon young offenders, particularly co-offenders sentenced at the same time, simply upon a very slight difference in age. It would require unequivocal language in a statute and in addition powerful reasons in support of judicial dicta to be construed in that way. Where therefore a youthful offender may be marginally beyond 15, that would not in our view preclude him from some discount appropriate to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Nor would his being marginally below 15 necessarily assure him of a discount; in that regard what was said in Li Chi Ko was that extreme youth ‘might’ be an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

[30-35] In R v Chen Chun Yeh [1997] HKCU 144 … an 88-year-old heroin trafficker who challenged his sentence of 15 years’ imprisonment was told that there was nothing the Court of Appeal could do as leniency would encourage the syndicates to recruit aged persons … Were it otherwise, ‘those who are inveigled into taking part in the manufacture and trafficking of dangerous drugs will be the lame, the halt, the blind, the young and the old - people who may have some ground for pleading for the mercy of the court, if they are in fact arrested’: Lam Hak Hung v R (CACC 724/1972, 20 March 1973, unreported), as approved in Attorney General v Chan Chi Mei Wah [1990] 1 HKLR 190, 193 …”

38.  上訴法庭已於多件案件中指「洗黑錢」是嚴重罪行，須判處阻嚇式刑罰。大律師完全沒有理據說服法庭，將第一被告判處教導所對社會有任何利益，亦沒有任何基礎以第一被告的更生作為判刑要旨。相反地，對第一被告輕判，反而會對社會發出錯誤訊息，令犯罪團夥招攬年輕人士犯案。最終，大律師撤回傳閱教導所報告的要求。本席亦認為教導所並非適當的判刑選項。可是第一被告現年只有 15 歲，是極度年輕的罪犯。因此，本席酌情扣減 3 個月，刑期減為 27 個月監禁。除此之外，並無其他減刑因素。

第二被告

39.  大律師指第二被告已完全向警方披露他參與本案的過程。第二被告並非主謀，亦不知道詐騙罪的情況，只是應要求去取款；第二被告因為太忙才付托「另一名男士去收錢」。

40.  大律師的陳述與第二被告承認的案情簡直是南轅北轍：

(1)  當警方以「行騙」罪拘捕第二被告時，第二被告承認「係溫子煇叫我做，我再搵個叉仔上去收錢，啲錢依家有一萬蚊係我屋企，其他我俾哂溫子煇（案情撮要第 6 段）；

(2)  於警誡會面中，第二被告承認案發當日，溫子煇致電，要求第二被告前往天水圍收取一些騙款（案情撮要第 8(2)  段）。換言之，第二被告是知道前置罪行的性質；

(3)  於錄影會面中，第二被告承認溫子煇指示他往天水圍收取「一些騙款」，但第二被告「不敢去做」，所以才招攬第一被告往取款（案情撮要第 8(2)  段）。第二被告並非太忙而招攬第一被告犯案；

(4)  第二被告亦於錄影會面中承認招攬「叉仔」即第一被告犯案。大律師稱第二被告付托「另一名男子」前往取款是想避免提及第一被告；

(5)  第二被告並非托付第一被告收款。他承認招攬第一被告犯案。於錄影會面中，第二被告承認第一被告在事件 1 中收取騙款後，溫子煇叫第二被告再次指示第一被告收取騙款（案情撮要第 8(3)  段）。第二被告亦承認第一被告在事件 2 收取 40,000 元後，按溫子煇的指示在元朗與第一被告見面，並從第一被告收取所獲的金錢。數日後，第二被告將港幣 40,000 元交給溫子煇；溫子煇讓第二被告保留 10,000 元作為介紹第一被告收取騙款的報酬（案情撮要第 8(4)-(5)  段）。

41.  明顯地，第二被告最少知悉前置罪行的性質是詐騙。適當的初步量刑基準為 3 年監禁。無可爭議的是，第一被告是一名未成年人士。第二被告招攬未成年人士干犯嚴重控罪是加刑因素。另外，第二被告的角色並非止於招攬第一被告收取騙款，他還在幕後向第一被告發出收錢指示；事件後還將騙款交給溫子煇。

42.  大律師援引 HKSAR v Kamran（同上）、HKSAR v Yeung Kin Chai（楊建齊）CACC 341/2008、HKSAR v Boma（同上）、HKSAR v Lam Ka Sin CACC 341/2019、HKSAR v Chen Zhen Chu CACC 433/2006 及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岑華擴（同上），指「洗黑錢」案中最主要的量刑因素為涉案金額。雖然 HKSAR v Kamran、楊建齊、Lam Ka Sin、HKSAR v Boma、Chen Zhen Chu 都是「洗黑錢」案件，但與電話騙案完全無關。如上文所述，於 陳皓傑 案中，上訴法庭已清楚指出，在涉及電話騙案的「洗黑錢」案件中，量刑並不與被騙金額掛鈎。本席曾要求大律師就 吳建兵、林宗悅 及 陳皓傑 一系列案件作陳詞，但不果。

43.  第二被告之前曾被判處感化及更生中心，但仍死不悔改。本案亦沒有任何基礎顯示判處第二被告往教導所或以第二被告更生為先的判刑合乎社會利益。第二被告明顯知悉涉案金額是騙款；初步的量刑基準為 3 年監禁。第二被告招攬未成年人士（第一被告）犯案、在背後向第一被告傳遞收款指示及將事件 2 的騙款交給溫子煇。案發當日，騙徒經第一被告共收取 90,000 元，而第二被告則獲 10,000 元的報酬。他的角色從報酬金額可見一斑。因此，本席將量刑基準上調至 3 年 9 個月監禁（即 45 個月）。

44.  第二被告適時認罪，可獲三分一的扣減；刑期減為 30 個月監禁。案發時第二被告已超過 16 歲，並非極度年輕的罪犯。除了認罪之外，並無其他減刑因素。

加刑申請

45.  控方根據香港法例第 455 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27 條申請對兩名被告加刑。第一被告不反對該申請，只要求法庭寬大處理。第二被告則援引 HKSAR v Wong Ming Chun（黃明駿）CACC 31 & 32/2024 [2025] HKCA 275，要求本庭採納該加刑幅度。大律師指上訴法庭指：

“47. … It should be remembered that the Court in Leung Yiu Fai indicated that a starting point of between 3 and 4 years’ imprisonment would be appropriate for such offences, even for someone of good character. In the case before us, the starting points for the four conspiracy to defraud charges were 3 years and 6 months’ imprisonment and the enhancement for three of those charges was 20%. These sentences are unimpeachable.”

46.  首先，法庭必須根據每一件案的案情量刑。就《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下的加刑申請，控方須向法庭提供有關控罪的數據；每類控罪的猖獗程度及數據均有別。黃明駿 案中處理的是網上購物詐騙，案情與本案截然不同。該類詐騙的猖獗或普遍程度由始至終也從來不及電話詐騙。於該案中，上訴法庭亦表明加刑幅度是考慮到該案本身的情況。因此，本席認為上訴法庭於 黃明駿 案的觀察並不適用於本案。

47.  根據鄭總督察的供詞，2024 年共有 1,153 宗與本案類同的案件（即每月超過 96 宗），而 2025 年則有 2,048 宗（即每月超過 170 宗）。明顯地，這類案件仍然猖獗，並有上升的趨勢。於這類案件中，加刑幅度一般為三分一。本席亦沒有任何原因偏離該加刑幅度。因此，本席將兩名被告人的刑期上調為：

(1)  第一被告：27 個月加 9 個月，即 36 個月；

(2)  第二被告：30 個月加 10 個月，即 40 個月。

判刑

48.  基於上述原因，本席判處：

(1)  第一被告 36 個月（即 3 年）監禁；

(2)  第二被告 40 個月（即 3 年 4 個月）監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