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鍾天賜

DCCC 1113/2016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16年第111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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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理由書

被告人被控一項「企圖搶劫」罪，他否認控罪。

控方案情

2.  控方主要依賴第一證人（蔡小姐）的證供。

3.  蔡小姐稱，2016年7月16日，她透過交友程式SKOUT認識了被告人。然後，他們利用手機通訊程式WeChat聯絡，主要是文字訊息[1]。

4.  認識對方後，被告人不斷發文字訊息相約蔡小姐見面，並要求跟她作親密接觸；蔡小姐則不斷拒絕。最終，蔡小姐同意，於2016年7月21日與被告人見面，但不會跟他作性接觸。

5.  見面當天，他們先在深水埗地鐵站B出口的便利店會合。然後，被告人帶蔡小姐到涉案賓館的房間。蔡小姐稱，她與被告人及另一男子在該房間逗留了約3小時。其間，各人各自玩手機、「講電話」、看電視。

6.  後來，被告人向蔡小姐表示，剛才逗留在房間的另一男子是他的債主，要求蔡小姐把信用咭交給他。蔡小姐表示，沒有信用咭，並打開銀包給被告人看。被告人便要求蔡小姐把手機交給他，但蔡小姐拒絕。於是，被告人從後褲袋拿出一把生果刀，指向蔡小姐的頸項，並站在房門口阻止她離去。

7.  結果，蔡小姐趁機打開房門，跑進另一房間，並告訴正在該房間清潔的女工，有人用刀指嚇她。接着，蔡小姐致電報警。根據警方紀錄，蔡小姐當晚9時31分致電999熱線[2]。

8.  控方應辯方要求，傳召了第二至第四證人（探員51594何偵緝督察、女警員15205）出庭接受辯方盤問。他們的證供不屬關鍵性，故不複述。女警員是事發當晚第一批到達涉案賓館的警務人員之一，本席將在稍後段落提及她的證供。

辯方案情

9.  被告人選擇作供，亦傳召了其母親（鍾女士）、親戚（劉先生）、女朋友（王小姐）出庭作供。

10.  被告人承認，事發當天，他相約蔡小姐見面，希望跟她「一夜情」。抵達涉案賓館後不久，蔡小姐問他借錢，但他拒絕。其間，女朋友來電，因為當天女友生日，故相約當晚吃飯。被告人稱，當時他進入洗手間接聽女友的電話。

11.  過了一會，被告人需要上廁所，隨手把手機放在床上。回來後，手機屏幕顯示「老婆」（即女友）曾來電。蔡小姐看見後很生氣。被告人沒有理會她，打算前往會合女友。被告人稱，當時蔡小姐說：「如果你走咗，就唔好後悔」。

12.  離開賓館後，被告人到旺角會合女友，與她一起晚飯。被告人稱，他沒有在賓館持刀指嚇蔡小姐或要求她交出手機。

13.  鍾女士和劉先生的證供不屬關鍵性，故不複述。

14.  王小姐供稱，事發當晚近8時，被告人致電她，表示自己身處旺角銀行中心。於是，王小姐先到餐廳「攞枱」，然後被告人到達，2人一起用膳。王小姐呈遞了當日她與被告人在WhatsApp的文字訊息截圖（證物D9）和他們用膳餐廳的照片及價目表（證物D10）。簡單說，王小姐是被告人的「不在現場」證人。

證據評估及分析

15.  舉證責任在控方，控方必須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控罪的每一元素。本席謹記，本案的證據是「一對一」。這類指控，容易捏造但難於反駁。

16.  被告人沒有刑事紀錄。關於他的良好品格，本席已對自己作出適當的指引。

17.  本席細心考慮了所有證人的證言，亦觀察了他們作供時的神情舉止。本席發現，控、辯雙方的證據均存在破綻。

18.  首先，蔡小姐稱，事發當天與被告人離開便利店後，被告人帶她前往涉案賓館。抵達後，被告人先上樓，2、3分鐘後才回來接她上去。被告人則表示，他與蔡小姐步行至福榮街，看見賓館的招牌，便提議「開房」。蔡小姐沒有拒絕，便一起上樓。關於是否一起上樓這一點，他們2人於2016年7月21日下午6時21分至24分其間的文字訊息顯示[3]，蔡小姐的版本屬實。

19.  第二，案發當晚，蔡小姐報警後，被告人於9時43分致電她。紀錄顯示，有人接聽，並通話了14秒[4]。蔡小姐供稱，當時有一群警務人員在場（有男警和女警；便裝和軍裝）。電話響時，她告訴在場的警察，是被告人來電。蔡小姐表示，其中一位警察接聽了該電話，但記不起他們的對話內容。

20.  可是，控方第四證人（女警員15205）表示，根據她的記事冊，當晚抵達現場後，沒有任何關於事主與疑人通電話或以WeChat聯絡的紀錄。女警員同意，事發後，疑人致電事主是重要的跟進事項。如有發生，她會記錄在記事冊上。女警員亦稱，記不起當晚事主的電話有沒有響；或事主曾否通知在場警務人員，疑人正致電她。

21.  事發後疑人致電事主（假如該電話確實由警務人員接聽），絕對是重要線索，警方理應如獲至寶。本席不明白，為何沒有半點關於上述14秒通話內容的證據。這一點，絕對影響蔡小姐證供的可信性。

22.  第三，蔡小姐稱，她逃出被告人的房間後，便立刻跑進位於前方斜對面的另一房間，告訴正在該房間清潔的女工，有人用刀指嚇她。可是，清潔女工把蔡小姐趕出該房間，以免阻礙她工作。假如蔡小姐所言屬實，該清潔女工的證供是重要的。最低限度，能佐證蔡小姐逃出被告人房間時的神態和反應。

23.  本席理解，在這類時租賓館工作的員工，可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未必會主動告訴警方他們的所見所聞。不過，假如蔡小姐把事發經過如實告訴警方，警方理應會找出該清潔女工；蔡小姐也會當場向警方指出該清潔女工的存在。可惜，本案沒有這方面的證據。

24.  第四，辯方第四證人（王小姐）的證供亦欠缺說服力。先不提辯方沒有按法例通知控方，打算提出「不在現場」證據。王小姐聲稱是被告人的女朋友，但她的手機居然沒有儲存被告人的電話號碼[5]。王小姐解釋，因為事發前不久換了手機，來不及把親友的電話號碼輸入新手機。王小姐亦承認，自己沒有（亦沒有要求手機零售商協助）把舊手機的data直接「搬」過新手機。王小姐快將22歲，在港出生，大學畢業，竟以如此不合潮流的手法處理自己的手機，實在難以置信。

25.  此外，證物D9的內容未經被告人確認。亦沒有證據證明，該手機截圖顯示的電話號碼是被告人所用的。身為陪審員，本席對王小姐證供的可信性和可靠性存疑。

26.  基於上述分析，本席認為，控、辯雙方的證據均存在疑點。身為陪審員，本席不能肯定，哪方的版本屬實。因此，本席認為，控方未能舉證至毫無合理疑點。本席裁定，被告人罪名不成立。

[1] 見證物P9。

[2] 見證物D3。

[3] 見證物P9。

[4] 見證物P9。

[5] 見證物D9。王小姐手機的 WhatsApp程式，只顯示她聲稱由被告人手機號碼發出的文字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