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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CC008456/2002
案件編號: KCCC8456/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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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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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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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 |
笫一被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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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家强 |
笫二被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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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偉明 |
笫三被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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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斷理由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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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席已詳細考慮所有證供及證物，在現階段不打算再重複證供及控辯雙方的論據，以下是本席就事實和法律裁斷的要點：
事實裁斷
2. 第１被告梁國雄被控於２００２年２月１０日舉行未經批准的公眾遊行。而第２、３被告馮家强和盧偉明則被控協助舉行該公眾遊行。３人同是違反公安條例第17A(3)(b)(i) 條。
3. 控方共傳召１２名證人，而３名被告承認案發時在現場，但選擇不作供。本席不會因３名被告不作供而對他們作出任何不利的推斷，控方有責任證明所有構成控罪的要素，令本席確信所有被告曾干犯有關的控罪。
4. 本席已小心考慮各控方證人的證供，各主要證人雖然在一些細節上有出入，但當本席看過錄影帶後，這些「出入」明顯是記憶的問題，本席認為不影嚮他們的可信性。整體而言，他們作供時表現誠實、肯定，是可信的證人。
5. 辯方强烈質疑點算人數的方法，本席認為警員分辨遊行人士與記者的方法是合理的，在遮打花園内點算時，由於遊行隊伍尚未成形，點算可能未必準確。但當遊行人士沿金鐘道慢線向湾仔方向前進時，錄影帶顯示他們已被分隔開，而遊行人士全在慢線中前行，本席相信人數可以準確點算。
6. 其次，在遮打花園内第７控方證人對即將參與遊行人士作出的警告已十分足夠，加上第８控方證人展示相同語句的横額，本席相信在場集结的人士已知道警告的内容。至于３名被告的角色，錄影帶已表露無遺。
7. 以下是事實裁斷的要點：
a. 約上午１１時，在遮打花園内，第２被告馮家强用擴音器要求參加人士聚集，還說要等一等，並表示很快便開始遊行。他向第１控方證人否認是負責人。
b. 稍後，第１被告梁國雄向第１控方證人承認是負責人。第１控方證人向他表示即將舉行的遊行未有通知警務處長，第１被告表示不會填通知書。大约這時，第２控方證人點算约有４０人正圍著横額，準備參加遊行。
c. 約１１時１４分，第７控方證人在遮打花園警告遊行人士，同時第８控方證人向在場人士展示印有相同語句的横額，他持横額大约展示了１分多鐘，本席相信兩位證人的做法已令各在場人士知道警告的内容。
d. 約１１時１６分，遊行人士離開遮打花園行向金鐘道，警方曾要求他們用行人路，但遊行人士沒有理會，並沿金鐘道慢線向湾仔方向前進，警員在外圍將他們和其他人分隔開，當遊行隊伍接近力寶心時，經點算的人數為６０男３６女。錄影帶顯示第３被告是主要帶領叫口號的人。
e. 後來，到逹警察總部警政大樓外，遊行人士堅持往北門集會與警方交涉。其間，第１被告曾與警方負責人往北門視察。在與警方交涉其間，第２、３被告不時用擴音器向遊行人士陳述堅持往北門的理據。
f. 最後，警方沒有阻止遊行人士往北門集會，第３被告後來負責遞交請願信。
g. 綜觀所有證供，第１被告不但向第１控方證人承認是負責人，更代表遊行人士與警方交涉，本席確信他是此遊行的負責人。而第２、３被告在整個過程中明顯是在領導其他遊行人士，包括召集参加者，帶領叫口號，與警方交涉及向其他遊行人士陳述交涉進展等，第３被告最後更負責遞交請願信。本席確信他們知道事前沒有通知警務處長，他們是協助舉辦此遊行的人。
h. 本席認為此遊行已超出法例規定的３０人。
i. 雖然警方與遊行人士曾就遊行路線和最後目的地有分歧，曾相持不下，但在整個事件中，沒有任何人士有暴力的意圖，實際上也沒有暴力行為，本席認為這是一個和平的遊行。
j. 第７控方證人的職責包括處理遊行和集會通知書的批核程序，他共處理過１００宗個案，曾有兩宗警務處長提出反對，也有２０至３０宗少於７天通知的個案，警務處長一様受理，沒有以此為反對理由。每一個案先由他考慮及提出意見，有時施加關於路線、目的地、完成時間和安排糾察等等條件，再交上級批核，整個程序通常需一至兩天，如反對的話會列明理由和通知申請人上訴的權利。他考慮的因素包括：
i. 其他人士有否使用同一地點，
ii. 公衆秩序，
iii. 負責人士是否有暴力記錄，
iv. 保安理由，
v. 其他人士的權利等。
k. 第１２控方證人為警務處一般牌照科主管，職務包括收集遊行和集會通知書的統計數字，包括反對和不反對通知書的數目。自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２年７月，共有１１宗上訴，其中６宗撤回，理由不詳；４宗駁回而１宗得直。由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２年７月，共３４４宗少於７天通知的個案，只有１宗以此為其中一個反對理由。但沒有少於７天通知而警務處拒收通知書的統計數字。自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２年７月，約有６，５００宗集會，被禁止集會的８個個案中有４宗沒有團體名稱，其中兩宗的負責人相同，其餘４宗屬不同團體，全不涉及「四五行動」或「學聯」。自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２年７月，約有５，０００宗遊行，警務處長反對的共８宗，其中有４宗沒有團體名稱，屬不同負責人。其餘４宗屬３個團體，不涉及「四五行動」或「學聯」。
法律的爭議
8. ３名被告 （以下簡稱辯方） 均指出公安條例第１３、１３Ａ及１４條違反基本法第２７條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II部第１７條「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约》第２１條」，即侵犯和平集會的權利。而第３被告更要求本席在考慮以上爭議時，應一併考慮公安條例的其他條款如第６，１５，５１，５２，１７Ａ和１７Ｅ等，因這些條文均違反基本法第２７條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II部第１７條。
9. 本席認為主要爭議是現行須在遊行舉行前７天通知警務處長的制度是否侵犯和平集會的權利。此問題只涉公安條例第１３、１３Ａ，１４，１５，１６及１７Ａ條，並不適合一併考慮公安條例的其他條款是否侵犯人權。
10. 辯方的主要論據如下：
a. 現行須通知警務處長的制度實際上是警務處長批准才能舉行遊行。這制度不合理地限制和平集會的權利。
b. 有關警務處長行使反對權的條文太含糊和缺乏適當制衡。
c. 舉行未批准的遊行是刑事罪, 刑罰太苛刻，有違人權。
11. 控方指出有關的制度是合理的，其主要目的是讓警方制訂應變計劃，以減少破壞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ordre public)的機會。這制度是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II部第１７條所容許的。
12. 雖然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II部第１７條（以下簡稱人權法）只確認和平集會的權利，本席認為其範圍應包括和平遊行。
13. 現行通知警務處長的制度限制了和平集會的權利，相信控辯雙方沒有爭議。在考慮這限制是否符合人權法之前，首先要了解限制的範圍。根據公安條例第１３至１６條，對舉辦公眾遊行主要有以下規定：
a. 任何在公路，大道或公園舉行而人數超過３０人的公眾遊行須在舉行前一星期通知警務處長。
b. 警務處長可接受較短的通知，若不接受便須提出理由。
c. 反對與否，警務處長應在合理的切實可行範圍内盡快發出反對遊行通知書及給予理由，或發出不反對遊行通知書。兩者均須依（d）項的時限發出。
d. 如通知是依法例作出，警務處長須在遊行開始前４８小時發出反對遊行通知書。若警務處長接受不少於７２小時的較短通知，則須在遊行開始前２４小時發出反對遊行通知書。若警務處長接受少於７２小時的較短通知，則須在遊行開始前發出反對遊行通知書。這時限的規定也適用於發出不反對遊行通知書。
e. 如警務處長不依（d）項的時限發出反對遊行通知書，則當作不反對該遊行。
f. 如警務處長可藉施加條件而達到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的目的，便不得行使反對權。
g. 如有施加條件，警務處長須述明原因。
h. 任何人士、社團或组織如因警務處長反對遊行或施加條件而感到受屈，可向上訴委員會上訴。
14. 本席認為上述的通知制度並沒有要求所有公眾遊行均須通知警務處長，這制度只適用於多過３０人的公眾遊行，不包括殯殮。同時該公眾遊行是要在公路，大道或公園舉行的。有關條例也沒有選擇性地針對任何個人和團體。就遊行的細節方面，警方要求包括日期、地點、時間、路線、人數和遊行目的及主題的基本資料（見證物P5）。有關條例明確規定警務處長須盡快作出反對或不反對的決定，也必須先考慮以符加條件來達到目的。無論反對或符加條件，警務處長必須表明理由，最後更有上訴機制，本席認為通知制度是有限度的限制。
15. 雖然是有限度，本席必須考慮這限制是否與人權法相容。本席認為應採取以下基本原則：
a. 限制的範圍越廣，所須的理據越要充份。
b. 對人權法案的解釋，法院必須採取寛鬆的標準；對人權的任何限制，則應採取狹義的解釋。
c. 保障和平集會權利應與保障發表自由的原則相同。1
d. 民主社會應該容纳多元化竟見和有寬容精神。其中一個重要特性是以對話去解决問題而不應訴諸武力，也不應阻礙任何人士發表意見。 2
16. 人權法並非绝對，該條文列明：
“除依法律的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维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 3、公共秩序、维持公共衞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種權利的行使。”
17. 無可否認，有關條例所要求的通知制度和警務處長可以反對遊行是限制了和平集會的權利。問題是此限制是否「依法律的規定」，且為「民主社會所必要的」。
依法律的規定
18. 公安條例第１３、１３Ａ及１４條均是依法制定及頒佈的，市民應該很容易知道其内容，表面上應符合「依法律規定」的要求。辯方指出，公安條例第１４條賦予警務處長反對遊行的權力，該條文是沿用人權法的詞彙，其意思含糊，沒有明確界定警務處長運用權力的準則，一般市民不能知道行使這權力的準則和範圍，違背了The Sunday Times v The United Kingdom [1979] 2 EHRR 245所定的原則。
19. 一般而言，法律應該精確，令市民知道法律的要求，進而規範各自的行為，也使市民知道違反法律的後果。但太嚴格的規定，只會令法例僵化，不能與時並進。有些法律是應該用詞寬鬆一點，令法院可以在解釋法例時更有彈性。可况，有些概念是很難準確規定範圍的。在Sunday Times一案中，歐洲人權法庭也認為有此需要 4。 以公安條例第１４條而言，「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衞生或風化」等均難於準確規範。由其是「國家安全」和「公共秩序」兩概念必須隨時間和環境而改變。本席不接納辯方的論據，本席裁定公安條例第１４條符合「依法律規定」的要求。
「民主社會所必要的」
20. 控方指出有關的限制主要是維護「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這也吻合第７控方證人的證供 5。在香港，各類團體十分多，各種形式的公眾集會和遊行示威也非常普遍，其中不乏立場不同的，甚至意見相反的。加上香港是一個人口稠密，交通繁忙的城市，本席認為警方有需要作出部署，以減低這些活動對其他公眾人士的影嚮，以及防止混亂。本席認為這些是社會的合法利益，應得到適當的保障。「公共安全」這概念相信不需要多加解釋，而「公共秩序」這概念己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在吳恭劭案詳細分析 6，在此不贅。本席裁定這些合法利益是包含在「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這兩概念之内。
21. 到此階段，本席需進一步探究上述對和平集會權利的限制是否「民主社會所必要的」。有關「必要」一詞的意思，本人採用吳恭劭案的裁定 7，以一般的涵義去理解。同時，在考慮「是否必要」這問題時，本席必須對香港特别行政區立法會認為適合制定現行的公安條例的看法予以充份的考慮 8。在此問題上，立法會已於不同時間廣泛討論和修訂公安條例，對第１３、１３Ａ、１５和１７Ａ條的最後一次修訂是於１９９５年，而對第１４和１６條的最後一次修訂是於１９９７年。除非出現有力的證據，本席不應輕易以個人的意見去取代立法會的看法。
22. 再者，本席必需考慮上述限制是否與需維護的目的相稱。同時，也須考慮警務處長所用的準則是否符合人權法的標準。本席認為應考慮以下幾方面：
a. 有關一星期前通知的問題，正如上文第１３段指出，公安條例第１３和１３Ａ條只適用於人數超過３０人的公眾遊行，而這些公眾遊行是在公路，大道或公園舉行的，法例的目的不在管制所有公眾遊行。其次，根據公安條例第１３Ａ（２）、（３）條的規定，警務處長可接受較短時間的通知，若因此而不接受通知，警務處長須提出理由。 根據第１２控方證人的證供，由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２年７月，共３４４宗少於７天通知的個，只有１宗以此為其中一個反對理由。由於沒有因少於７天通知而遭拒收通知書的統計數字，辯方提出第１２控方證人的證供未能全面反影現實。雖然如此，本席認為證據顯示警方一向是寬鬆處理這問題的。
b. 辯方指出一星期前通知的時限太長，是沒有必要的。怎様才是適當的時限，很難論斷。本席認為應分析有關條文，看看這些時限是否會窒礙遊行活動。除上文已述有關警務處長可接受較短時間通知外，公安條例第１４（３）條詳細規定警務處長提出反對的時限，本席己在上文第１３（ｄ）和（ｅ）段列出，如警務處長不依指定時限發出反對遊行通知書，則當作不反對該遊行。其次，公安條例第４４Ａ（６）條規定，上訴委員會須盡快裁定上訴以確保不會延誤擬舉行的遊行 9。本席完全同意在Shuttlesworth v City of Birmingham 394 US 147一案中，Mr. Justice Harlan的意見10。綜觀這幾項條文，在每一階段，公安條例均規定警務處長或上訴委員會必須盡快處理遊行通知書的事項，並没有不合理地窒礙遊行活動。
c. 至予警務處長有權反對遊行，是最俱爭議的問題。控辯雙方提出多個案例，在其中幾個比較重要的案例中，法院沒有單純因法例管制遊行而裁定有關的法例違反人權，裁決的主要理由大致可分以下兩項：
i. 執法人員選擇性地針對某類人士, 有關法例不夠明確 11
ii. 執法人員的權力過大，沒有制衡12
d. 本席認為衡量警務處長有權反對遊行的問題，主要應考慮以下幾點：
i. 法例是否含糊，而警務處長行使權力時缺乏準則，
ii. 警務處長行使權力時是否有選擇性，
iii. 制衡警務處長的權力是否足夠，
iv. 法例是否窒礙發表自由。
e. 就d(i) 而言，公安條例第１４（１）條詳細規定，警務處長如合理地認，為维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等等，才可提出反對。本席已在上文第19段裁定這條文並不含糊，已給予警務處長足夠的準則。再者，公安條例第１４（２）條規定警務處長須給予原因，這不但使其他人士知道警務處長的理據，也方便提出上訴。
f. 就d(ii) 而言，根據第１２控方證人的證供，以往警務處長曾８次反對集會和８次反對遊行，所涉的個案中除一位負責人和一個團體相同外，其他均不相同，也不涉及３名被告人的所屬團體，資料顯示沒有针對某人或某團體。
g. 就d(iii) 而言，公安條例有不同程度的機制去制衡警務處長在這方面的權力。
i. 公安條例第１３Ａ條規定，如警務處長不接受較短時間通知，須給予原因。第１４（２）條規定，警務處長須給予反對遊行的原因。第１５（２）條規定，如警務處長施加條件，須給予原因。這些條文要求充份理據，也有利於提出上訴。
ii. 公安條例第１４（５）條規定，如警務處長合理地認為施加條件可達致目的，則不得反對遊行。可見行使反對權是最後才使用的權力。
iii. 任何人士不服警務處長反對遊行或施加條件的決定均可上訴。公安條例第４３條列明上訴委員會的成員其中包括一名退休的司法人員及其他社會人士 13。第４４和４４Ａ條列明上訴委員會的組成、權力及程序。其中包括有權制訂程序，考慮任何資料，聽取上訴人和警務處長或他們的代表的陳述。 最要是第４４Ａ（６）條規定上訴委員會要盡快作出決定，以免阻延擬擧行的遊行。雖然上訴委員會不是法院，但法例賦予它有關聆訊的權力與法院相若，亦能兼顧各方申辯的權利。就條文而言，上訴委員會的裁定不受行政機關影嚮，雖然成員的任免由行政長官決定，但不應單就此而抹煞各成員的誠信和自主權。辯方批評上訴委員會的裁定是最终裁定，剝奪進一步上訴的權利。但本席認為這安排有實際需要。雖然時間對一般遊行未必重要，但對俱政治性質的遊行可能十分重要，複雜的上訴機制，圖添反效果。其次，上訴委員會要决定的問題如，「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衞生或風化」等由社會人士決定比較能反影實况。綜合以上各點，本席認為上訴委員會符合人權法的要求。
h. 就d(iv) 而言，公安條例沒有全面管制遊行，少於３０人的遊行不需通知。公安條例本身沒有要求預先提供活動的内容，如單張，請願信和演講稿等。舉行遊行意向通知書（見證物P5）也主要集中於時間、地點、路線和人數等資料。雖然，通知書戊部要求說明廣告、海報及横額等的性質和内容，沒有證據顯示警方擬用此等資料去審查活動的内容，本席認為法例沒有窒礙發表自由。
i. 辯方指出公安條例第１７Ａ（３）條規定，舉行未經批准的公眾遊行而經簡易程序定罪後可判監３年及罰款$5,000，刑罰實在太嚴，阻嚇有意舉行遊行的人士。判刑的首要原則是刑罰必須與罪責相稱，法例列出的刑罰只是最高刑罰，法官有權因應案情、被告的背景等量刑，本席認為條文沒有違反人權法的準則。
23. 綜觀以上各點，本席裁定現行的通知制度是有限度的限制，也與需維護的目的相稱。而警務處長在行使反對權所用的準則與人權法相容。本席裁定現行的通知制度符合「民主社會所必要的」要求。
結論
24. 基於以上的論據，本席裁定公安條例第１３、１３Ａ 及１４條符合基本法第２７條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II部第１７條的要求。本席確信控方已證實構成３項控罪的要素，現裁定各被告罪名成立。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５日
1 HKSAR v Ng Kung Siu and Another (1999) 2 HKCFAR 442 at 455H, the Chief Justice commented, "Freedom of expression is a fundamental freedom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It lies at the heart of civil society and of Hong Kong's system and way of life. The courts must give a generous interpretation to its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 This freedom includes the freedom to express ideas which the majority may find disagreeable or offensive and the freedom to criticise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and the conduct of public officials."
In Stankov and The Untied Macedonian Organisation Ilinden v Bulgaria (Application Nos. 29221/95 and 29225/95),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 at page 23 of the judgement, cited with approval the follow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constitutes one of the essential foundations of a democratic society and one of the basic conditions for its progress and for each individual's self-fulfilment. Subject to paragraph 2 of Article 10, it is applicable not only to "information" or "ideas" that are favourably received or regarded as inoffensive or as a matter of indifference, but also to those that offend, shock or disturb. Such are the demands of pluralism, tolerance and broadmindedness without which there is no "democratic society".....Like wise, the freedom of assembly as enshrined in Article 11 of the Convention protects a demonstration that may annoy or give offence to persons opposed to the ideas or claims that it is seeking to promote."
2 In Stankov above,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 at page 24 of the judgement, cited with approval the following, "One of the principal characteristics of democracy is the possibility it offers of resolving a country's problems through dialogue, without recourse to violence, even when those problems are irksome. Democracy thrives 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3 這詞是根據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的中譯本，英文原文為public safety。而該詞在公安條例則譯作「公共安全」，為統一起見，以下一概用後者。
4 At paragraph 49 of the report, the Court commented, ".....Again, whilst certainty is highly desirable, it may bring in its train excessive rigidity and the law must be able to keep pace with changing circumstances. Accordingly, many laws are inevitably couched in terms which, to a greater or lesser extent, are vague and whos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are questions of practice."
5 見第7(i)段。
6 請參看HKSAR v Ng Kung Siu and Another (1999) 2 HKCFAR 442 at 457D to 460D. In particular, the following paragraph at 459I: " The following points can be drawn from the materials referred to above. First, the concept is an imprecise and elusive one. Its boundaries cannot be precisely defined. Secondly, the concept includes what is necessary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general welfare or for the interests of the collectivity as a whole. Examples include: prescription for peace and good order; safety; public health; aesthetic and moral considerations and economic order (consumer protection, etc.). Thirdly, the concept must remain a function of time, place and circumstances."
7 請參看HKSAR v Ng Kung Siu and Another (1999) 2 HKCFAR 442 at 460F to 460G.
" The Privy Council and the Hong Kong courts have held that the word "necessary" in this test should be given its ordinary meaning and that no assistance is to be gained by substituting for "necessary" a phrase such as "pressing social need,....."
8 請參看HKSAR v Ng Kung Siu and Another (1999) 2 HKCFAR 442 at 460I to 460J.
"In considering the question of necessity, the Court should give due weight to the view of the HKSAR's legislature that the enactment of the National Flag Ordinance in these terms including s. 7 is appropriate for the discharge of the Region's obligation to apply the nation law arising from its addition to Annex III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Similarly, the Court should accord due weight to the view of the HKSAR's legislature that it is appropriate to enact the Regional Flag Ordinance."
9 公安條例第４４A（６）條規定：「上訴委員會於接獲任何上訴通知後，須盡快就上訴作出考慮和裁定，以確保不會因上訴委員會的決定被延遲至擬舉行公眾遊行的日期後作出，而令上訴的目的不能逹致。」
10 At section [163] of the judgement, Mr. Justice Harlan commented, ".....In contrast, timing is of the essence in politics.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predict the political future; and when an event occurs, it is often necessary to have one's voice heard promptly, if it is to be considered at all. To require Shuttlesworth to submit his parade permit application months in advance would place a severe burden upon the exercise of his constitutionally protected rights......I do not mean to suggest that a State or city may not reasonably require that parade permit applications be submitted early enough to allow the authorities and the judiciary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parade proposal is consistent with the important interests respecting the use of the streets which local authority may legitimately protect. But such applications must be handled on an expeditious basis so that rights of political expression will not be lost in a maze of cumbersome and slow-moving procedures." (my emphasis)
11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Border Branch) and Another v Chairman, Council of State of the Republic of Ciskei and another 1992 (4) SA 434. In this case, section 43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the Republic of Ciskei prohibits gathering more than 20 persons. In gist, this section requires gathering to be authorised in writing by the magistrate of the district. A magistrate shall refuse the holding of a gathering if he is satisfied that such refusal is necessary in the interests of national security or public safety or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public health etc. A magistrate or a commissioned officer of the police has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public peace or national security would be endangered.
The court ruled that this section violates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assembly saying, "It grants wide power of prohibition to magistrates and certain police officers. Moreover, since it is basically aimed at political gatherings, it also violates s.9 of Schedule 6, which grants all persons the right to participate peacefully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intended to influence the policies of government'. Obviously this would affect a political party opposed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day who must ask permission from a magistrate who is an officer of the State. Furthermore, the right to impose conditions given to a magistrate is totally unrestricted. It is the kind of unfettered discretion already referred to under the discussion of what a law is by which restrictions may be imposed. The same criticism is applicable to the situation of a police officer given those wide discretionary powers." (my emphasis)
12 a) In Mulundika and Others v the People [1996] 2 LRC 175, section 5(4) of the Public Order Act of Zambia provided that any person who wishes to convene a procession in any public place shall first make application to the regulating officer. If the officer is satisfied that such procession is unlikely to cause or lead to a breach of the peace, he shall issue a permit in writing authorising such procession. The supreme Court of Zambia ruled that s 5(4) of the Public Order Act is unconstitutional as there were no guidelines as to the exercise of the discretion; there was no procedural safeguard for an aggrieved unsuccessful applicant; the wording of the provision which stated that a permit would be issued only if the regulating officer was satisfied that a breach of the peace was unlikely, was a clear recipe for arbitrariness and abuse.
b) In Kunz v People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340 US 290, the appellant was convicted for holding a religious meeting on a public street without a permit in violation of a city ordinance.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 held that the ordinance was unconstitutional. The reasons being that the ordinance did not require reasons to be given for refusal. It allowed an administrative official to have control over the right to speak on religious subjects where there was no appropriate standards to guide his action.
c) In Shuttlesworth v Birmingham (1969) 394 US 146,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ruled the related ordinance unconstitutional commenting inter alia that the power of the City Commission to refuse a parade permit was absolute. The City Commission indicated to the appellant that there was no circumstance that the appellant's group would be allowed to hold a demonstration. The City Commission was not even prepared to issue a permit even if a time and place were selected that would minimize traffic problems.
13 現行上訴委員會的成員表見證物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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