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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CC 1114/2023
[2026] HKDC 259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3年第111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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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人士： |
馮家安先生，為外聘大律師，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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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鋒先生，由法律援助署委派的禤‧張律師行延聘，代表被告人 |
| 控罪： |
[2] 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Dealing with property known or believed to represent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第一項控罪的交替控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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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圖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Attempting to deal with property known or believed to represent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第一項控罪的交替控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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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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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罪
1. 被告人承認交替控罪二及三「處理/企圖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俗稱「洗黑錢」）及同意相關案情，控罪一不用處理。
同意案情
2023年5月31日發生在控方第1證人身上的第1宗事件
2. 2023年5月31日約1000時，當時75歲長者黃女士（控方第1證人）在家接獲不知名男子（來電者）由固網打出的電話（固網電話號碼：2677 ****），對方稱呼她為「母親」，並自稱是她的女婿。來電者稱自己因打鬥而被警方拘捕，需要港幣200,000元現金作保釋金。控方第1證人告訴來電者其住址為長沙灣某屋邨單位（單位），流動電話號碼則為9153 ****。來電者稱其叫「傑仔」的朋友將會到單位取錢。
3. 同日約1030時，自稱「傑仔」的被告人身穿白色恤衫到達單位。控方第1證人把港幣200,000元交給被告人，被告人即時在單位客廳點算現金，並拍下一張現金的照片，隨後離去。
4.  同日約1040時，控方第1證人又接到來電者的電話（流動電話號碼：9744 ****），對方稱再需要港幣200,000元作保釋金。控方第1證人感到可疑，於是致電其女婿馬先生（控方第2證人），騙案因而被揭發。
2023年5月31日發生在控方第1證人身上的第2宗事件
5. 2023年5月31日約1140時，被告人再次按單位的門鐘。同日約1144時，控方第2證人與其妻（即控方第1證人的女兒）陳女士（控方第4證人）及朋友林先生（控方第3證人）到達單位外。控方第2及第3證人跑向被告人阻止其逃離，並向其問話。被告人向控方第2證人解釋，他是來收取港幣200,000元的。控方第2證人然後命令被告人透露其聯絡員是誰，被告人稱自己將會在長沙灣幸福商場1樓男洗手間內與其聯絡員見面。控方第2證人帶被告人到單位，控方第1證人認出被告人就是她曾交付港幣200,000元現金的對象。控方第2至第4證人隨後押解被告人到會面地點。
6. 同日約1210時，控方第2及第3證人到達長沙灣幸福商場1樓男洗手間外，目睹陳注倫（陳某）正鬼鬼祟祟地走進男洗手間內，於是攔截他。被告人認出陳某就是上午較早時他曾交付款項的對象。
7. 控方第2至第4證人隨後報警，警務人員到場並拘捕被告人。
拘捕及警誡被告人
8. 2023年5月31日約1245時，被告人因「欺詐罪」而被捕，並在警誡下承認自己按Telegram的指示行事，到單位向控方第1證人收取港幣200,000元，然後在幸福商場1樓男洗手間內把款項交給身穿藍色恤衫的男子。 
9. 警方分別於 (i) 2023年5月31日2359時至2023年6月1日0211時及 (ii) 2023年6月1日1425時至1453時，與被告人進行錄影警誡會面。在兩次會面中，被告人所述內容包括：被告人承認從控方第1證人收取了港幣200,000元（均為港幣1,000元紙幣）。被告人接獲一名叫「Hugo」的人指示到該單位追討「債務」。被告人缺錢，他看到一份Facebook兼職收數員的工作，日薪港幣1,500元。2023年5月31日約1050時，被告人到達該單位。當被告人按該單位的門鈴時，該長者將一共港幣200,000元（均為港幣1,000元紙幣）交予被告人，由被告人點算。被告人發送一張該疊現金的相片給「阿希」。「阿希」隨後叫被告人將該筆錢拿去幸福商場1樓洗手間，交予另一名同事。當被告人到達幸福商場1樓男洗手間時，被告人將該筆錢交予一名穿著深色有袖恤衫，黑色短褲，拿著一個大背包的男子。約25分鐘後，約1130時，被告人再次收到「阿希」的Telegram電話，吩咐他到該單位追討「債務」。當被告人再次到達該單位時，控方第1證人開門，並說她現正點鈔，叫被告人在外面等候。被告人說他是財務公司安排來追討「債務」的。兩名男子詢問被告人的聯絡員是誰。被告人隨後拍該筆錢的相片，並發送給「阿希」。被告人隨後前往幸福商場1樓男洗手間，與之前同一名人士會面。被告人向控方第2及3證人指出該人士為（陳某），與上次接收「該債務」的人為同一個人。
被告人的背景及減刑陳詞
10. 被告人現年24歲，未婚，教育程度至中六，沒有刑事定罪紀錄。
11. 辯方的減刑陳詞重點如下：第一，被告人及早認罪，有悔意。第二，被告人在另一宗案件指證陳某。
12. 就控罪二及三（洗「黑錢」/企圖「洗黑錢」），張大律師援引案例，提及量刑基準可達2.5年監禁，再因為有組織罪案條例的基礎下可加刑，希望加刑幅度減少。
討論及判刑
13. 在定罪後，控方申請把一名總督察的證供呈堂，目的為希望法庭考慮電騙及連帶「洗黑錢」罪案近期的普遍性、獲益性、傷害性[1]，而就有關控罪的情節，作為可能加刑的因素。辯方不反對有關證供呈堂。
14. 一般而言，量刑過程包含4個主要步驟。首先，訂立量刑基準。其次，考慮是否存在加重刑責的因素，例如涉及多名被告人或被告人為慣犯等。第三，審視案情及被告人的個人背景，以評估是否存在減刑因素，例如被告人認罪可享有三分之一的刑期扣減。最後，法庭需審視整體量刑的公平性，從而決定是否同期或分期執行刑期。這些均屬法庭酌情權範疇，無須受不必要的限制：HKSAR v Suen Ping (孫平) [2024] HKCA 701[2]。
15. 根據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條的規定，量刑程序與傳統方法略有不同。當控方根據第27(2) 條向法庭申請加刑後，法庭可在其認為適合的情況下，就該罪行對被告人宣判較會在沒有該事項時所宣判的為重的刑罰。此加刑部分會在量刑的第3步，即考慮減刑因素後進行。最後，法庭仍需考慮整體量刑的公平性，決定是否同期或分期執行刑期。
16. 控方依據香港法例第 455 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2)(c)(d)(e) 條的規定，申請把一名總督察的證供呈堂，目的為希望法庭考慮罪案近期的普遍程度及因指明罪行而直接或間接導致的罪犯獲益及社區受損害的性質及程度，並將此作為加刑的依據。
17. 根據香港法例第 455 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27(11) 條，在法庭認為適合的情況下，可基於4種情況加重被告人的刑期。第一種情況，法庭在無合理疑點的情況下信納該指明的罪行屬有組織罪行。第二種情況，法庭在無合理疑點的情況下信納根據第27 (2) 條提供的資料。第三種情況，法庭在無合理疑點的情況下信納根據第27 (8) 條提供的資料[3]。第四種情況實際上屬於前3種情況的延伸，即以上情況的事項為被定罪的人所同意[4]。
18. 根據案例和主流意見，即使本案是「洗黑錢」，但上游罪行明顯涉及串謀詐騙罪（電騙），尤其是被告人向年紀老邁人士收取巨額現金，即使收錢人未必知道電騙的詳情，一般人也有合理理由相信「老人家」被騙拿出現金來。該類案件的加刑幅度介乎20% 至50%：洪永俊[2011] 2 HKLRD 167；梁耀輝 CACC 100/2014；陳皓傑CAAR 1/2024。
19. 在陳皓傑 CAAR 1/2024，上訴庭明言：
「電話騙案的嚴重性在於騙徒向受害人聲稱其親人的自由因某些理由受到限制，利用受害人愛子或保衞及營救親人心切的脆弱心理，置他們於恐慌之中而欺詐他們的金錢。電話騙案的嚴重性並不取決於騙徒的行騙手法，這些手法的目標就是要利用受害人的弱點而恫嚇他們，令他們措手不及、失去冷靜和理智而交出金錢，屬情感上的勒索。」
「綜上所述，本庭不認為這類騙案的嚴重性會因應騙徒的訛稱、缺乏毆打和扣押等威嚇而有所減低，不認同需要因應不同的手法再在量刑上作出仔細區分。雖然洪永俊和楊家誠案均涉及外地人來港犯案的情節，但梁耀輝案並沒有涉及此情節，上訴法庭仍認為4 年的量刑基準適用於電話騙案[5]。洪永俊案是在考慮判刑法官應否作出加刑50% 的決定時，考慮了申請人受招攬專程赴港收款來突顯警方偵辦此類案件的困難[6]。本庭不認為4 年的量刑基準只適用於外地來港作電話騙案的前線收款人。更何況，在本案，根據答辯人承認的案情[7]，答辯人在擔任跑腿的前線工作時，清楚整個串謀的計劃是涉及「不誠實地虛假地表示控方第二證人(王女士)的兒子被警方扣留及需要金錢」，從而不誠實地誘使第二證人向他交出港幣65,600 元。答辯人是串謀詐騙計劃中的一份子，而構成控罪二的關鍵環節，並非如判刑法官所述止於僅是一名「跑腿」[8]。」
20. 「洗黑錢」最高刑罰為14年監禁。
21. 在「洗黑錢」罪行中，上訴法院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許有益[2010] 5 HKLRD 536列出量刑時參考因素，包括：
「一，涉案金額是重要考慮因素，而非被告人本身在這次交易所獲的利益；
二，控罪的罪責是協助支持及鼓勵有關公訴罪行，故此被告人參與程度及涉及「洗黑錢」的次數亦有關連的因素；
三，處理公訴罪行的財產控罪與有關的公訴罪行不一定有直接關係，但若果有關的公訴罪行是可以確認的，那麼法庭是可以在處理控罪時考慮有關公訴罪行本身的刑期；
四，若案件涉及國際跨境成份，法庭可採用較嚴峻的刑期，以免香港作為金融及銀行中心形象受損；及
五，涉案的時間。」
22. 上訴庭在眾多案例中均已指出，被告人不知道「黑錢」的來源，又或控方證明不到其確實來源，不一定是有效的減刑因素。有關此原則，上訴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倪鳳仙 [2013] 5 HKLRD 95和律政司司長訴雲國強 [2012] 1 HKLRD 197均有提及。
23. 在雲國強，上訴庭對「洗黑錢」這種罪行的性質和刑罰有以下陳述：
「「洗黑錢」是嚴重罪行，原因是「洗黑錢」不但間接地鼓勵犯罪活動，更試圖把犯罪得益合法化。為了打擊嚴重罪行，避免犯案者獲得經濟利益，阻嚇「洗黑錢」罪行是必需的（見上訴法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Javid Kamran (CACC 400/2004)、香港特別行政區訴Xu Xia Li及另一人[2004] 4 HKC 16 等案）。
一般而言，「洗黑錢」罪行的判刑應主要反映清洗「黑錢」的數額，而非被告人或其他人的得益。原因是要證明有關得益，非常困難而在大多數「洗黑錢」案件亦可能沒有證據顯示“黑錢”究竟是從甚麼公訴罪行所衍生的。當然如有資料證明“黑錢”源自嚴重罪行，包括販毒、擄人勒索、非法販賣人口和其他有組織罪行等或被告人的得益極大，則判刑理應上調。
本庭在其他多宗同類案件亦列出其他和判刑有關的因素，包括犯案的次數及犯案時間的長短、被告人參與和“黑錢”有關罪行的程度、罪行是否有組織及是否精密等等。」
24. 案例列出多宗「洗黑錢」案件所涉及的金額及判刑，若涉及「黑錢」金額是100至200萬元，量刑基準約為3年監禁；300至600萬元，約為4年監禁；1,000萬元以上則可超過5年監禁。
25. 上述或相似的判刑原則得到其他案件確認，例如香港特別行政區訴吳建兵 [2012] 1 HKLRD 777。在HKSAR v Lee Shun FatCACC 49/2012，犯案人在4間銀行開設4個戶口，從詐騙罪行得來的大約港幣400萬元存進這些戶口，涉及海外成分，犯案人在存款存入後在同日或兩天之內提走款項，上訴法庭認為恰當的總量刑基準是監禁4年半。
26. 而在HKSAR v Boma [2012] 2 HKLRD 33，上訴庭進一步指出應考慮該可公訴罪行的性質、被告人的知悉是否涉及國際層面、相關罪行策劃的複雜性、是否犯罪集團所操控、涉及「洗黑錢」的次數及時間、罪犯是否在已知悉該公訴罪行後仍處理該些財產得益、被告人的角色及行為等等。上訴庭提出「洗黑錢」判刑的難度[9]:
「問題在於，犯罪行為可能發生的情況非常多樣化，從妻子為賭博成癮的丈夫而隱藏財產，到洗錢涉及賣淫/不道德犯罪得益、危險藥物販運、欺詐、人口販運或其他有組織犯罪的所得。有時可以確定上游罪行，有時則無法確定。有時罪犯知道上游罪行的性質，有時則不清楚。有時可以認定罪犯知道或相信這些資金是可公訴罪行的所得，或對其是否如此不以為意；或甚，即使他不知道資金來自可公訴罪行，但可能有足夠合理的人會如此相信。有時罪犯是基本罪行的實施者，但有時他位於犯罪鏈條的下游。有時他是洗錢過程的受益者；其他時候則是中介。此外，還有涉及有組織且複雜計劃的案件，其中罪犯可能是洗錢活動的主導者；或者他可能只是活動中的低階員工。該罪行可能涉及單一交易，或者涉及長時間內的多筆交易。為達成目標的欺詐行為可能會或可能不會出現。有些案件所有活動均在本地進行，而其他案件則涉及國際元素。這種未能盡錄的列舉情況變化足以說明為何提供判刑指引是困難且不合適的。換句話說，這是一類犯罪，判刑法官需要運用其「直覺」，結合其判刑經驗，時刻謹記立法所針對的危害。」
27. 套用以上判刑因素於本案被告人，本席有以下分析。
28. 「洗黑錢」量刑主要考慮清洗金額，即使「黑錢」不是來自可公訴罪行或被告人不知道其來源不一定是有效減刑因素[10]。
29. 在本案，被告人共涉及2項控罪（控罪二及三），受害人為同一長者，事發時75歲。受害人第一次被騙去港幣200,000元（事件2幾乎令她再損失港幣200,000元），一天內連續犯案，按案例量刑基準達2.5年監禁。其他加重刑責的因素包括第一：犯案多於一人。第二，本案有預謀、有計劃。經考慮上述因素，本席把量刑基準訂在2.5年（30個月）監禁。
30. 被告人在針對陳某的審訊（DCCC 1253/2024）是關鍵證人，向控方提供了實質協助，並成功令陳某定罪。經扣減從犯證人協助控方舉證[11]的1/2（50%），分別減刑15個月監禁，每項控罪刑期為15個月監禁。
31. 隨後，根據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條，本席信納控方提供的資料[12]，證明該等罪案近期的普遍程度[13]及因指明罪行而直接或間接導致社區受損害的性質及程度再加刑五分之一至每項控罪18個月監禁，尤其是總督察供詞第21至23段提及該等案件的普遍性、增加犯罪份子收益及導致更多無辜市民受騙。
32. 經考慮總刑期原則，避免被告人的2項控罪的刑期過重，本席把控罪二當中的3個月監禁和控罪三分期執行，總刑期為21個月監禁。
[1] 供詞第21段反映2018年至2025年的電騙案的普遍性、嚴重性及傷害性。
[2] 判案書日期2024年7月25日
[3] 涉及三合會
[4] s.27(11)
[5] 第44段
[6] 洪永俊案第18、22段；楊家誠案第58段
[7] 覆核卷宗第20頁第16段
[8] 覆核卷宗第29頁P至R段
[9] “25. The problem remains that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offence may be committed are highly variable. They run from cases where a wife hides money for a husband who is a gambler through to those who wash money that represents the proceeds of vice offences, or trafficking in dangerous drugs, or fraud, or human trafficking or other manifestations of organised crime. Sometimes it is possible to identify the antecedent offence; other times it is not. Sometimes the offender knows the nature of the antecedent offence, sometimes he does not. Sometimes he can be taken to know or believe the monies to be the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or reckless as to whether or not they were; otherwise he may be shown to know the grounds upon which a reasonable person will so believe without himself actually knowing the funds to be the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Sometimes the offender is the perpetrator of the predicate offence but at other times he lies somewhere down the chain. Sometimes he is the beneficiary of the laundering process; other times a conduit. Then there are cases involving an organised and sophisticated scheme where the offender is the director of the laundering exercise; or he may be a lowly employee in the exercise. The offence may involve a single transaction or, on the other hand, many transactions over an extended period. Deceit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 may or may not be involved. There are cases where all the activity is embraced in a domestic setting but other cases with an international element. This non-exhaustive postulation of the variety of circumstances suffices to illustrate why it is difficult and undesirable to offer guidelines. It is, in other words, a category of offence in which the sentencing judge is called upon to engage his “feel” for the case bringing to bear his sentencing experience bearing in mind at all times the mischief at which the legislation is directed."
[10] 倪鳳仙案
[11] Z v HKSAR (2007) 10 HKCFAR 183
[12] 總督察供詞2026年1月27日
[13] HKSAR v Xu Mai Qing CACC 46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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