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對 史军
[2026] HKCA 2184 · CACC 413/2025
Court of Appeal
CACC 413/2025,[2026] HKCA 2184 原審件:[2025] HKDC 1733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刑事司法管轄權 不服刑罰上訴許可申請 刑事上訴案件2025年第413號 (原區域法院刑事案件2025年第222號) __________________ 答辯人 香港特別行政區 對 申請人 史军 (shi jun) __________________ 主審法官: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李運騰 聆訊日期: 2026年11月13日 判案書日期: 2026年11月13日 判 案 書 2025年10月9日,申請人在區域法院暫委法官蘇文隆(「原審法官」)席前承認一項「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罪,即俗稱的「洗黑錢」罪,被判處監禁48個月。 2025年10月20日,申請人提出刑罰上訴許可申請。他的法律援助申請被拒,現親自行事。 同意案情 根據申請人承認的案情撮要,他從内地來港開設了一個銀行戶口,並於2024年3月22日(戶口開立日)至4月26日期間,透過該戶口處理涉案款項,即合共:1,532,092.74港幣、280,092.81歐羅及235,732.02美元,當中包括一筆源自同年4月發生的跨境詐騙的得益(8萬歐羅)。警方調查發現該帳戶的交易呈鏡象模式,款項均於存入當日耗散。 申請人在2024年10月28日被捕。他承認於案發期間,知道或有理由相信涉案款項、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代表任何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處理該財產。 求情 申請人判刑時45歲,在香港沒有刑事定罪紀錄。他未婚,育有兩名年幼的兒子,並照顧78歲的母親。長子患有罕見的先天性免疫缺陷疾病,其醫療開支已耗盡家庭積蓄。辯方求情指,申請人不知道涉案款項的具體來源或上游罪行性質。本案雖涉及國際元素,但犯案歷時僅約一個月,交易次數亦不多。 辯方不反對控方根據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2)提出的加刑申請,但請求原審法官參照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齐玉新 案,把加刑幅度定為20%,並從輕判刑,讓申請人可以早日回鄉照顧患病的兒子。 原審判刑 原審法官指出,「洗黑錢」罪並沒有既定量刑指引。他參考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許有益及HKSAR v Boma所述的相關量刑因素,並引述律政司司長 訴 雲國強,指涉款港幣300萬至600萬元的案件的概括量刑基準約為4年監禁。 原審法官考慮到涉案款項「等值港幣六百多萬」、犯案時間較短、交易次數不多,以及沒有證據顯示申請人知悉上游罪行的性質,但顧及本案的跨境及國際元素,採用60個月監禁為量刑起點。因申請人及早認罪,原審法官給予三分之一的刑期扣減,減至40個月。 就控方的加刑申請,原審法官考慮了控方所提交關於同類罪行猖獗程度、受害人數及損失金額日增的資料,以及該等罪行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銀行中心聲譽的損害,批准加刑20%,最終判處申請人監禁48個月。 上訴理由及陳詞 申請人提交了多份上訴理由、信件和陳述。其論點可歸納為以下五項投訴: 按申請人提出的匯率計算,涉款總額約為港幣590萬至591萬元,並非原審法官所說的「等值港幣六百多萬」,導致他以偏高的涉款金額量刑(「上訴理由(1)」); 原審法官誤指他的年齡為43歲,他正確年齡為45歲(「上訴理由(2)」); 原審法官在他較早處理的齐玉新 案中,曾把雲國強 案所述約4年的量刑基準誤述為約5年。申請人認為,原審法官在本案既高估涉款金額為「六百多萬」,又沿用了錯誤的量刑基準,因而採用了過高的60個月為量刑起點(「上訴理由(3)」); 申請人援引多宗2025年區域法院案例,包括原審法官處理過的案件,指該等案例反映區域法院一貫依循雲國強 案所述幅度。他認為本案涉款不足600萬元,量刑基準應約為4年,而非適用於涉款逾1,000萬元案件的5年。他亦援引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廖麗婷及律政司司長 訴 谢志建兩宗上訴法庭案例以支持其論點(「上訴理由(4)」);及 原審法官沒有充分考慮其長子的嚴重病況及家庭困境。申請人亦指出,原審法官曾在其他案件因被告與子女分離而減刑,認為他在本案的處理並不一致(「上訴理由(5)」)。 答辯人陳詞 就上訴理由(1),答辯人接受,按申請人提出的匯率推算,本案涉款不足港幣600萬元,但認為原審法官所稱的「六百多萬」只是約數,差距有限,對量刑沒有實質影響。 就上訴理由(2),答辯人認為《判刑理由書》中有關申請人的年齡純屬筆誤,而43歲與45歲的差別不影響原審法官對申請人背景、家庭及個人處境作整體的考慮,亦不構成減刑理由。 就上訴理由(3),答辯人接受原審法官在齐玉新 案中曾將「約4年」誤述為「約5年」,但認為這只是筆誤。該案涉款港幣4,339,496.07元,原審法官實際採用的量刑起點為45個月,並非5年。更重要的是,原審法官在本案已正確引述雲國強 案所述的4年基準,沒有重複相同的錯誤。 就上訴理由(4),答辯人指出,上訴法庭過往曾多次提醒,不應倚賴其他區域法院案件的判刑作為上訴刑罰的依據;該等案例對同級法院並無約束力,對上訴法庭也沒有參考價值:見律政司司長 訴 溫達揚;及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劉晉旭及其他人。 至於申請人援引的上訴法庭案例: 廖麗婷 案沒有上游罪行的證據,而被告主要按前夫指示開設公司、銀行戶口及提款,角色相對次要。相反,本案的上游罪行則為電話騙案,一向被視為嚴重罪行。兩案不能單憑涉款金額相比。 谢志建 案屬律政司司長提出的刑期覆核,上訴法庭明確指出該案原審判刑明顯不足及原則有誤,只是基於該案的其他因素行使酌情權而維持原判,沒有增加刑罰。上訴法庭在谢志建 案重申,涉款與刑期的對照只屬概括參考,並非機械化的量刑公式。因此,該案不能支持本案減刑。 在許有益、雲國強及Boma等案,上訴法庭均沒有為「洗黑錢」罪訂立量刑指引。雲國強 案所述幅度,只是對許有益 案所列案例的概括撮述。法庭須考慮整體案情、阻嚇需要及量刑法官對案件的整體觀感,不能單按涉款作純數學推算。 就本案而言,答辯人認為原審法官已充分考慮相關量刑因素,包括涉款金額、犯案時間,以及申請人從內地來港開戶、騙款從海外匯入等跨境及國際元素。60個月的起點雖高於雲國強 案所述的概括幅度,卻不因此即屬明顯過重。答辯人亦援引HKSAR v Jain Nikhil and Another案,指上訴法庭曾維持涉款約港幣六百多萬元案件的5年整體量刑起點,支持本案起點仍在合理範圍內。 答辯人另引述HKSAR v Chau Yu Tung並指出,過往雖然曾有加刑20%的案例,但近期的幅度則為25%或三分之一。答辯人據此認為,本案的20%加刑幅度已相對低,即使量刑起點稍高,整體刑期仍非明顯過重。 最後,答辯人援引Kan Chik Tung v R案,指原審法官可在適當的量刑幅度内行使酌情權,而上訴法庭的職責並非「修剪」或微調原審刑罰。原審法官沒有原則性出錯,而最終刑期亦非明顯過重,因此沒有干預的基礎。 就上訴理由(5),答辯人指出,原審法官已在《判刑理由書》第2段提及申請人長子的病況及家庭經濟情況,並非沒有考慮。應給予該等因素多少比重,屬量刑酌情權的範圍。答辯人亦援引HKSAR v Shum Chung Wai,指家庭困境並非有效的減刑理由。 考慮 上訴理由(2)及(5) 純粹出於行文方便,本席首先處理這兩個上訴理由。 就上訴理由(2),雖然原審法官判刑時誤將申請人的年紀說成是「43歲」,比實際年齡少了兩歲,但是他只是在交代申請人的背景,並未有將申請人的年齡列作加刑或減刑的因素。本席認為在本案申請人的年齡對判刑而言屬於中性。原審法官的這個誤述根本無足輕重,並不構成合理的上訴理據。 就上訴理由(5),上訴法庭早有案例指出,一般而言被告人面對的經濟困難並非減刑因素:Attorney General v Yan Chun-fong;及HKSAR v Lee Man-wai。雖然被告人以自己的家庭困境作為上訴判刑的理由並非罕見,但是上訴法庭已多次重申,原則上法庭在判刑時不會考慮這一點:HKSAR v Chan Kin-chung。再者,原則上家庭困境不構成減刑理由,特別是在須判處阻嚇性刑罰的案件中。被告人理應在他犯事之前,而非之後,考慮到他若身陷囹圄,會對家人造成什樣傷害。:HKSAR v Shum Chung-wai;及HKSAR v Thapa Krishna Kumar。因此,原審法官不就申請人的家庭困境、他長子的重疾及他因被囚在港而與家人分離等給予減刑,是有充足的法理依據的。即使原審法官在別的案件中有就其他被告人的家庭狀況酌情給予減刑,申請人也不能據此作為本案的上訴理據。 因此本席拒絕就上訴理由(2)和(5)給予上訴許可。 上訴理由(1)、(3)及(4) 這三個上訴理由都關乎原審法官採用的量刑基準,可以合併考慮。 首先,本席必須重申,區域法院的判例對上訴法庭沒有約束力。因此,申請人在本上訴許可申請中援引區域法院的判例,是不恰當的:律政司司長 訴 溫達揚;及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劉晉旭及其他人。 「洗黑錢」罪,循公訴程序定罪後,最高可處罰款$5,000,000及監禁14年。上訴法庭未有就此罪頒下判刑指引,但已在案例中指出相關的判刑原則,當中包括原審法官所援引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許有益和HKSAR v Boma。 在HKSAR v Boma之前,上訴法庭曾在律政司司長 訴 雲國強,根據涉案的金額建議了一些量刑範圍。該案的建議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並不屬於判刑指引。 原審法官在判刑時說: 「7. 考慮了本案,沒有證據顯示被告知道上游的罪行性質,但案中有跨境、國際元素;犯罪日期較短,大概一個月,交易次數亦不多,本席採用60個月的量刑起點,被告人盡早認罪,應獲得三分之一的全數扣減。 8. 控方根據同一條例內的第27(2)條申請加刑。考慮了控方文件中的資料,有關罪行的猖獗性、嚴重性,愈來愈多受害人墮入詐騙圈套,導致損失金額愈來愈大,危害香港作為國際金融銀行中心的聲譽,本席認為加刑20%適合。最後,被告人被判48個月監禁。」 關於以上段落,本席有以下的觀察: 法官未有清楚說明,尚未考慮本案的加刑因素之前,他採取的量刑基準是什麼。這個做法對上訴法庭沒有幫助:參見Secretary for Justice v Nones Carmelita Galay;及Secretary for Justice v Chung Pui-kit, Billy; 根據申請人所承認的案情,本案的「跨境、國際元素」似乎只涉及全案的部分款項(8萬元歐羅),甚至不是主要部分。至於申請人是否特意來港犯事,並以此作為加刑因素,原審法官未有清楚說明。原審法官就此加刑因素給予了什麼比重,加刑幅度為何,也未有說明;及 不論是涉案款項的總額是原審法官所說的「等值港幣六百多萬」,還是申請人倡議(而答辯人也同意)的約港幣590萬元,基於原審法官認為「沒有證據顯示被告知道上游的罪行性質」及「犯罪日期較短,大概一個月,交易次數亦不多」,即使考慮到案中部分款項涉及「跨境、國際元素」,以60個月監禁作為量刑基準是否過高,或有討論空間。 基於以上,本席認為申請人的上訴理由(1)、(3)和(4)值得交由上訴法庭決定。 結論 因此,本席只就上訴理由(1)、(3)和(4)給予申請人刑罰上訴許可,並就這三項上訴理由給予他上訴法律援助。當然,這並不表示申請人的刑期上訴必然會成功。本席就這三項上訴理由給予上訴許可,只因本席認為它們有合理可爭辯性而已。申請人的刑期最後是否應被更改,需由上訴法庭定奪。 本席同時指示將李耀南總督察就加刑申請所作的專家證供加入在上訴宗卷之内,以作上訴法庭參考。 (李運騰) 高等法院上訴法院法官 答辯人: 由律政司高級檢控官阮敏罡代表 申請人: 無律師代表,親自應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