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 對 施

FCMC 3174 / 2004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區 域 法 院

婚姻訴訟案件編號 2004 年第 3174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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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決 書

(上訴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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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本席在2013年4月9日就本案的附屬濟助事宜，頒下判案書(「該判案書」)，下令把婚姻居所出售，扣除了相關費用後，以2比8的比率，分配予呈請人 (丈夫) 和答辯人 (妻子)。

2.  現雙方均不滿意有關判決，向本席申請上訴許可。

3.  有關本席的背景已詳細開列在該判案書中的第5至19段，在此不再贅述。

法律原則

4.  根據《區域法院條例》第63A條第2款，法庭除非信納有關上訴有合理機會得直，或者有其他有利於秉行公正的理由致使該上訴應進行聆訊，否則不得批予上訴許可。

5.  根據英國的Lord Woolf大法官在Smith v. Cosworth Casting Processes Limited [1997] 1 All ER 840一案中的指引，指出當法庭考慮是否批准許可上訴時，如果法庭認為沒有真實的上訴成功機會，則不准許可上訴；但如有其他特別原因，例如公眾利益或需要澄清法律原則，則可批予上訴許可。有關指引在Ma Bik Yung v. Ko Chuen，HCMP 4303/1999一案中獲得確認。

丈夫的上訴理由

6.  根據丈夫在2013年4月16日的誓章中指出，其上訴的理據主要有2個：

(1) 本席錯誤地裁定本案應該偏離平均分配的原則；

(2) 本席錯誤地沒有將屬於妻子的台灣小套房作出分配。

7.  另外,到了聆訊的當天,丈夫又新加了一份2013年6月10日的書面陳詞,除了重覆以上的上訴理由之外,還指控妻子隱藏資產,包括:寶生銀行的澳元定期、中國大陸和台灣的物業等等， 還要求呈交新文件，即一張寶生銀行的澳元定期單據（日期是1995年3月24日）為證。

8.  丈夫口頭補充說，要求法庭讓他和家人在婚姻居所多住10年，等待他和第二位妻子所生的子女完成學業， 之後可以把婚姻居所的所有權益轉給妻子。

分析

9.  其實，丈夫只是重覆其在審訊中的說法和要求，本席已經予以考慮和分析。有關為何本席認為在本案中，婚姻居所的分配應該偏離平均分配的原則，已詳細地記載在該判案書中的第48至87段。本席在該判案書的第36至37段，已經解釋了為何認為台灣小套房不是婚姻資產和不用進行分配。

10.  有關丈夫指控妻子隱藏資產之說，只是丈夫的空談，沒有實質的證據支持。而且，丈夫從來沒有就這些指稱的隱藏物業，向妻子發出過提問書， 在審訊時也沒有具體提及。無論如何，妻子否認有關指控。

11.  丈夫同意寶生銀行的定期單據是新的文件，在審訊時並沒有呈交出來。有關提呈和採納新證據的法理原則，在Ladd v Marshall [1954] 1 WLR 1489一案早已確立，必須符合三個條件：

(1) 上訴人必須證明他未能在合理的努力下，搜集該新證據於原審訊時採用；

(2) 如採用該新證據，該證據對案件的結果有重要影響，但毋須是決定性的影響；

(3) 該新證據必須是表面上可信，但毋須是不可爭議的證據。

12.  丈夫確認這份澳元定期單據是在舊的報稅文件中找到的，是早已存在的文件，只不過是他沒有用心去找而已。其次，定期單據的日期是1995年3月24日，距今已有18年之久，並不能反映妻子現在的財政實況。而根據終審法院在LKW v DD (2010) 13 HKCFAR 537 一案中所指出, 法庭不可能審查年代久遠的往事，因為這樣的審查工作不但徒勞無功，又耗費巨大，沒有任何建設性。因此，本席認為這份澳元定期單據不能符合Ladd v Marshall案中的第(1)和(2)個條件，拒絕採納此項新的證據。

13.  總的來說，本席看不到丈夫的上訴有任何真實的勝數機會，所以拒絕丈夫的上訴許可的申請。

妻子的上訴理由

14.  妻子在2013年4月23日和2013年6月1日的誓章中，詳列出她的上訴理由， 認為本席在考慮怎樣分配婚姻居所時，欠缺考慮以下的因素或事宜，錯誤地沒有把婚姻居所的全部權益分配給她。她的論點大致上可以歸納成以下幾點：

(1) 本席錯誤地輕信丈夫只收取了有關婚姻居所的$33,000租金，應該裁定丈夫私吞了1998年至2003年這段時間內的租金 (連利息)，剝奪了妻子和家庭子女對婚姻居所的使用權，因此，應多分配婚姻居所的5%權益予妻子[1]。

(2) 本席錯誤地評估妻子對家庭的貢獻。既然本席在該判案書中已經裁定丈夫的婚外情讓家庭資產流失 (見該判案書第64段)，就不應錯誤地判定丈夫與妻子在1994年之前對家庭的貢獻是相約，應該多分配婚姻居所的5%權益予妻子，以反映妻子在1994年之前對家庭貢獻較大。而且，本席也不應該忽略計算妻子自1994年起， 在持家和照顧子女方面所付出的心血，應佔婚姻居所的12%[2]。

(3) 丈夫的婚外情導致家庭的資產流失，應計算為婚姻居所的現值的25%，並把這25%分配予妻子，以作補償[3]。

(4) 雖然妻子的最後公開建議並沒有要求一整筆的贍養費， 但是，本席卻沒有考慮到丈夫有責任支付妻子在1994年至2013 年的贍養費這一點，應該反映到分配婚姻居所之上，多分配婚姻居所的25%給予妻子[4]。

(5) 丈夫私自拿去家庭資產去中國大陸買地買房子， 並出示一份有關丈夫在深圳買地的新文件， 以證明買地用去人民幣$90,000, 應從丈夫或分配的婚姻居所的權益中扣回給妻子[5]。

(6) 本席錯誤地裁定由丈夫對妻子造成的身體損害（例如：耳鳴和耳膜穿孔）， 不足以構成偏離平均分配的原因[6]。

(7) 本席錯誤地裁定妻子將來的需要，可以依賴子女，或者是自己工作， 並提交新的文件（台灣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台北分院的醫療記錄），以作證明[7]。

分析

15.  雖然妻子開列了很多上訴論點，但簡單來説，妻子主要是不滿意本席在證據方面的評估、在分配婚姻居所時的酌情權的運用。因此，本席不打算在此逐點詳細地回應，只會作出以下重點式的論述。

16.  首先要指出的是，本案涉及法庭因應《婚姻法律程序及財產條例》的第7條所行使的酌情權。案例確認，要求推翻這類有關酌情權行使的決定，須令上訴法庭接納，原審法官在行使酌情權時，是基於錯誤的原則，又或者是原審裁決是明顯錯誤的，因而達致唯一合理的結論，就是原審法官錯誤地行使酌情權。假如上訴法庭只是認為可能會作出與原審法官不同的結論，這樣是不足夠推翻原審酌情權的行使 (PD v KWW (Child: Joint Custody) [2010] 4 HKLRD 191, 第58段；KEWS v NCHC, CACV75/2011, 第17段; 王及韋，CACV153/2012，第17段。另外，可參閲《2013香港民事程序》第59/0/54段)。

17.  本席看不到在評估有關婚姻居所的租金和佔用（該判案書第65-69段）、丈夫的婚外情（該判案書第59-64段）、雙方在1994年之前對家庭的貢獻（該判案書第78-82段）、丈夫據稱對妻子所使用的暴力（該判案書第53-58段）等等， 出現明顯錯誤。

18.  為了證明丈夫就婚姻居所的出租安排方面的證據不可信 (上訴論點的第（1）點)，在本聆訊進行期間，妻子在沒有事先通知的情況下， 突然提出欲提交進一步的新文件，包括(i)美聯物業的租盤成交一頁， 用以支持妻子在審訊時指出婚姻居所的租金現值是約$13,000的説法；(ii)婚姻居所的業主立案法團在2013年7月26日發出的證明信， 以證明婚姻居所的大廈的大維修時間，與丈夫的證據不同。

19.  有關提呈和採納新證據的法理原則，必須符合Ladd v Marshall一案中所定立的三個條件， 在上文第11段中已經說過，在此不再贅述。妻子在庭上承認，有關的新文件是因應本席在該判案書中的分析或評語而事後準備的，但其實是可以在審訊之前就預先準備好。而所謂美聯物業的租盤成交證明， 只不過是一張打印出來、沒有簽署的文件，其中只列出一個租盤記錄，不足代表性，法庭給予此文件的比重， 必然不高。考慮過後，本席認為有關新文件並不符合Ladd v Marshall案中定立的條件， 拒絕接納此等新證據。

19.     針對妻子的上訴論點的第（2）和（3）點，妻子的説法是：基於丈夫的婚外情，妻子不但要求法庭計算婚外情帶來的家庭資產的流失，還要求視此為妻子對家庭的貢獻比丈夫較大。本席認為這樣會導致雙重計算， 不是公平的做法。妻子指稱丈夫的婚外情引致家庭資產流失達婚姻居所的現值的25%， 只是空泛的口頭指稱，缺乏實質證據支持。

20.  有關妻子在上訴論點的第（4）點中提出的1994年至2013年的贍養費，她自己也承認， 在最後的公開建議中沒有提及。而事實上，她的案情也不支持這樣的要求，因為根據她的説法，丈夫自1986年開始，除了有時候買一些家庭用品或食物回家之外，已經沒有養家（包括妻子和家庭子女），把家庭擔子全放在妻子身上。

21.  針對上訴論點的第（5）點，妻子欲呈交的一份共兩頁的新的文件， 叫做「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日期應該是1992年6月23日，以證明丈夫運用家庭資產約$90,000, 在中國大陸購買和擁有土地，要求丈夫以婚姻居所的權益，賠償給妻子。須作記錄的是，妻子是在審訊的第3天才首次提出，指控丈夫在中國大陸有地有屋，丈夫則稱已經被人霸佔。最後，雙方均確認有關土地或物業在國家紀錄中已經歸第三方擁有，想追也追不回來，故同意不能計算在家庭資產中（見判案書第31段）。妻子在此上訴許可的申請中, 也確認曾經在審訊時, 表示不把有關土地或物業計算在家庭資產之中, 妻子不可能在審訊完畢後才反口。

22.  妻子又表示，她提出這新證據的原因，只是想證明丈夫動用家庭資產去買地買屋，有關土地現在是否被佔用並不是重點。本席只會簡短的重覆， 根據終審法院在LKW v DD 一案中所指出, 法庭不可能審查年代久遠的往事。更何況，這新證據不能符合Ladd v Marshall案中提及的第（1）和（2）個條件，故本席拒絕接納此新證據。

23.  妻子就上訴論點的第（6）點，一再重申丈夫曾掌刮她，引致她耳膜破裂，指出在音頻報告（文件冊47頁）的右上方清楚寫了「perforation」這個字，意思是「穿孔」， 可作證明。本席留意到「perforation」這個字是用手寫上去的，筆跡跟音頻報告的左方的筆跡看來並不一樣，證據沒有顯示是誰把這個字寫上去，也沒有顯示是甚麽時候寫上去的。 正如本席在該判案書中已經說過，妻子沒有提交證據，協助法庭理解報告中的圖表應該怎樣解讀。更重要的是，這份報告流於過簡，不足以證明妻子的耳朵因為丈夫的暴力，導致嚴重或永久傷殘。 妻子在2013年6月1日的誓章的第4A段也確認她「沒有被打倒殘廢的程度」。

24.  針對上訴論點的第（7）點， 妻子也有新的文件向法庭呈遞，就是台灣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台北分院的醫療記錄（共3頁， 日期是2008年1 月至8月），用以證明妻子的心臟越來越差，不可以再工作。本席留意到這份新的文件並不是一份醫療評估報告，只是簡單地記錄了妻子在2008年的病歷，覆蓋只有8個月，不能反映出妻子在審訊時（2013年）的身體現狀，文件也沒有指出妻子因病而失去工作能力。所以，本席結論此份醫療記錄並不符合Ladd v Marshall一案所定下的要求，拒絕採接納這份記錄為證據。

25.  基於以上的分析，本席不認為妻子的上訴有真實勝訴的機會，拒絕她的上訴許可的申請。    

妻子的其他要求

26.  另外，妻子擔心丈夫對此案持續上訴，延遲遷出婚姻居所，持續造成妻子和家庭子女的損失和無家可歸， 故要求丈夫自2013年1月起，向妻子每月支付$6,500（即妻子指稱的婚姻居所的租金現值的一半），直到丈夫遷出婚姻居所為止[8]。雙方在婚姻中所育的家庭子女均已成年，他們的損失（如有的話）並不是法庭需要考慮的。如果丈夫拖延不遷出婚姻居所，妻子可以向法庭作出申請，包括收樓命令，妻子應該向她的律師查詢法律意見。

27.  妻子還要求丈夫每月支付 $2,500， 作為妻子以後的生活費[9]。本席不明白妻子到了上訴階段才作出這項要求的理據所在， 畢竟妻子在審訊的開案時經已確認，希望與丈夫在資產分配上來一個清楚了斷。

28.  因此，本席拒絕妻子的其他要求。

妻子要求更改訟費命令

29.  妻子在支持她的上訴申請的誓章中，表示丈夫虛假陳述、逾期遞交文件、拖延審訊等等，對妻子極不公平，也對法庭不尊重，要求法庭處罰丈夫，支付所有訟費。

30.  在本席的查詢之下，原來妻子誤以為法庭會就有關的審訊收費，所以認為和要求此等費用應由丈夫來支付。除此之外，她沒有其他的訟費要求。看來妻子有關更改訟費命令的申請， 只是基於她對法庭是否會收取審訊費用的的小小誤解。

31.  無論如何， 本席在該判案書第88段已經解釋了為何作出一個「不作訟費」的命令。

32.  還可以指出的是，雖然丈夫在離婚的主訟案中所提交的誓章，不是完全真實無訛，但是，妻子並沒有提出撤銷暫時或者是絕對離婚命令的申請。丈夫的確沒有如期遞交他的支持誓章，要法庭給他多一次機會；但是，妻子自己也沒有披露在台灣的銀行戶口記錄。所以，本席在第1天審訊之後，指示雙方呈交所欠缺的文件。

33.  至於妻子指控丈夫拖延，應該是指丈夫在原本第2天的審訊日， 表示因病要求押后。丈夫在當天帶著口罩，看來沒有精神， 出示了病假證明書，本席接納丈夫的確生了病，不可以繼續審訊，因此，不應該視丈夫為拖延審訊。

34.  總括來説，本席經過考慮後，酌情認為「不作訟費」的命令符合本案的情況，不會更改訟費命令，並頒令有關頌費命令成為絕對命令。

結論

35.  基於上述的原因，本席的命令如下：

(1) 呈請人（丈夫）的上訴許可的申請被撤銷；

(2) 答辯人（妻子）的上訴許可的申請被撤銷；

(3) 於2013年4月9日頒下的訟費命令成為絕對命令；

(4) 有關雙方申請的訟費，不作任何命令。

 

 

( 陳玉芬 ) 區域法院暫委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