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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CC 1264/2010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10年第126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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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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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助理刑事檢控專員Ms Catherine FUNG,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Mr Raymond Yu， 由羅氏律師行延聘，代表被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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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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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至 [4] 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 (Dealing with property known or believed to represent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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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背景
1. 本案的被告經審訊後，被裁定控罪一至四，共四項「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的罪名成立。
2. 有關的案情，本席在宣讀裁決時，已詳細論述，現不再重複。簡單而言，控方是依賴被告於2007年至2009年6月的2½ 年內，在其四個不同帳戶的龐大存款，及頻密的提存，作為檢控基礎。控方指，以本案的相關客觀因素而言，被告是有合理理由相信，涉案帳戶的款項，全部或部份，是源自可公訴罪行的得益。
3. 被告在審訊時作證指，有關的存款來源，有部分是朋友償還給他的款項，包括他墊支的Karena Bar掛單帳項及其他消遣費用，以及他替朋友購買紅酒的費用。其餘的則是他在買賣佛牌上所賺取的款項，或是他從自己的薪金、借款、以及從賭博所贏取的款項。被告並聲稱，除朋友還款給他外，其他的提存，都是他作出的，而他是唯一一個使用有關帳戶的人。
4. 本席在作出裁決時，已詳細解釋為何拒絕接納被告的有關講法，現不再重複。其實，以被告於涉案期間的平均23,000港元的月薪，及他的每月支出而言，被告基本上是入不敷支，更不可能作出涉案的幾百萬元的存款。另外，雖然被告指，有關的龐大存款，只是他以同一筆款項，重複提存所致，但基於本席在裁決時所作的分析，本席亦拒絕接納他的這個講法。
控罪一
5. 控罪一涉及被告的馬會帳戶。有關案情顯示，該帳戶於涉案期間，共有約1,100,000港元的提存，而提存的次數則共有255次。
6. 但是，正如本席在作出裁決時解釋，由於本席接納有關證人的證據，故此，本席相信，被告於Karena Bar的掛單帳項約有400,000至500,000元之數；同時本席認為，被告亦有可能從買賣佛牌中賺取了一些款項，而這些相關的款項，部分有可能是存入了被告的馬會帳戶內。故本席只能肯定，控罪一所涉的部分財產，是源自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該部分財產應為1,100,000港元，減去最多500,000港元的Karena Bar掛單帳項，及被告作供時最先聲稱的約100,000港元的佛牌款項，即涉案款項，應約為500,000港元。
控罪二
7. 控罪二涉及被告的恆生銀行帳戶。該帳戶於涉案期間的提存額，共約為2,760,000港元，而提存次數則為617次。
8. 同樣，由於控罪二所指的財產當中，有1,100,000港元是從馬會帳戶，轉帳存入恒生銀行帳戶；故此，本席亦只能肯定，這2,760,000萬港元的絕大部分款項，是源自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該絕大部分的款項，應為2,760,000港元扣除可能存入馬會帳戶內的Karena Bar掛單帳項，及被告的佛牌買賣帳項。換言之，這項控罪的涉案款額，應約為2,160,000港元。
控罪三
9. 控罪三涉及的中國銀行帳戶的提存額，共約為220,000港元，而提存次數則為78次。
控罪四
10. 控罪四涉及的渣打銀行帳戶的提存額，共約為1,300,000港元，而提存次數則共有433次。但控方針對的，只是帳戶中的其中約590,000港元。控方之所以只針對590,000港元，是由於其中680,000萬港元為被告的薪酬，而另外的30,000港元，控方則同意，為被告從Karena Bar所獲得的分紅。
11. 但是，在審訊期間，由於控方的案情顯示，該590,000元當中，有約350,000港元是被告從借貸機構所得，故本席裁定，就這項控罪而言，只有約240,000港元，是源自可公訴罪行的得益。
12. 基於以上所述，本席在考慮本案的判刑時，是會以相關的涉案款項，作為判刑基礎之一，而不是以控罪書上所述的款項為依據。
求情因素
13. 被告現年37歲，接受教育至中五程度，於1992年加入警隊。被告被捕前，為九龍西交通調查組的警員。在職期間，被告曾獲多封嘉許狀，亦曾參與義務工作，但被告於去年3月被捕後，開始停職。
14. 被告於2006年與前妻離婚，在2009年10月再婚。現與妻子居於油塘一警察宿舍。被告婚後並未育有兒女。
15. 余大律師代被告求情時指，被告在18歲加入警隊，一直熱衷工作，表現出色。余大律師又向法庭呈交了被告自己、被告的父親、妻子、及表兄所撰寫的求情信。從信中內容可見，被告是一名孝順的兒子，及負責任的丈夫。其家人因被告的定罪而遭受打擊。其妻子現時更患有子宮瘤及情緒病，需要定時覆診。
16. 雖然法庭了解本案對被告家庭所引起的衝擊，但畢竟，被告應在犯案前，仔細考慮犯案的所有可能後果，而不應在事發後，以此作為求情因素。
判刑考慮
17. 這類俗稱為「洗黑錢」的案件是嚴重的罪行。但由於這類案件的案情多樣化，法庭並沒有訂下量刑指引。
18. 在律政司司長 及 雲國強 CAAR 13/2010（未經報導）一案，上訴法庭重申：
「12. “洗黑錢”是嚴重罪行，原因是“洗黑錢”不但間接地鼓勵犯罪活動，更試圖把犯罪得益合法化。為了打擊嚴重罪行，避免犯案者獲得經濟利益，阻嚇“洗黑錢”罪行是必需的。…」
19. 另外，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與 許有益 [2010] 5 HKLRD 536一案，上訴法庭指，以下各點是量刑的參考因素:
「(1) 涉案的金額是重要的考慮因素，而非被告人本身在這次交易所獲得的得益；
(2) 控罪的罪責是協助、支持及鼓勵有關的公訴罪行，故此被告人的參與程度及涉及「洗黑錢」的次數是有關連的因素；
(3) 處理公訴罪行得益的財產控罪與有關的公訴罪行不一定有直接關係，但若果有關的公訴罪行是可以確認的，那麼法庭是可以在處理控罪時考慮有關公訴罪行本身的刑期；
(4) 若案件涉及國際跨境成分，法庭可採用較嚴峻的刑期，以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銀行中心的形象受損；
(5) 涉案的時間。」
20. 雖然本案的發生時間，是在上訴法庭在許有益一案歸納以上的量刑參考因素之前，但上訴法庭在過往不同的案件中，如HKSAR v Xu Xia Li & Another [2004] 4 HKC 16及HKSAR v Chow Ying Ki CACC 378/2004（未經報導）等，都已經指出有關的量刑因素。
21. 在本案中，控罪一至四，涉及被告名下的四個不同帳戶。控罪一共涉款約500,000港元，控罪二是2,160,000港元，控罪三是220,000港元，而控罪四則是240,000港元。雖然控罪一的50多萬港元，後來被存入控罪二的恒生帳戶內，但四項控罪所涉的實際款額，還是有約共260多萬元。至於本案的涉案時間，則為2½ 年之久。
22. 除此之外，所有涉案帳戶，都有極為頻密的提存次數。最低的為78次，而最高的則為617次。當然，就控罪一、二及四而言，由於本席只裁定帳戶內的部分款項，源自可公訴罪行的得益，故相關的提存次數，應相應減少。但是，整體而言，有關帳戶的提存次數，仍是十分頻密。
23. 另外，雖然本案中並沒有證據顯示，這些款項是從哪一種公訴罪行所獲得的得益而來，但由於被告是帳戶的唯一擁有人，而所有有關帳戶的提存卡，都在被告被捕當日，在其住所內搜獲，而被告又承認，自己為操作有關帳戶的唯一一人。故此，被告明顯是知悉帳戶所涉的銀碼，及知悉有關提存的頻密性。
24. 被告身為警務人員，知法犯法，斷送了自己的前途，故為可惜。本席亦明白，被告將失去他的長俸及工作。但是正如前述，法庭就這類案件，必須判處阻嚇性的刑罰，以打擊有關「洗黑錢」的活動。
本案的判刑
25. 就第一、第三及第四項控罪而言，本席認為2年監禁，為適當的量刑基準；而就第二項控罪而言，本席認為3年監禁，為適當的量刑基準。
26. 以本案的案情而言，包括所涉的款項，即共約2,600,000港元；所涉的時間，即被告持續地清洗黑錢達2½ 年之久；所涉的是四個被告名下的不同帳戶，而其中馬會帳戶的款項又轉存至恒生帳戶；以及帳戶內所涉的頻密提存次數，可見本案的洗黑錢活動，並不是全無部署、全無策劃的。故此，本席認為，就控罪一至四的總體適當量刑基準，應為3年3個月的監禁。
27. 被告是經審訊後被定罪，他並不能獲得任何認罪的刑期扣減。但考慮到被告在本案中，基本上對控方的證據，並無爭議，及考慮到他的背景，本席會酌情將刑期扣減3個月。
28. 故此，本席下令：
(1) 就控罪一，判處被告2年監禁；
(2) 就控罪二，判處被告3年監禁，刑期與控罪一同期執行；
(3) 就控罪三，判處被告2年監禁，刑期與控罪一及二的刑期同期執行；
(4) 就控罪四，判處被告2年監禁，刑期與控罪一、二及三的刑期同期執行。
29. 換言之，就控罪一至四，總刑期為3年的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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