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陳宇傑及另一人

CACC 418/2009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刑事司法管轄權

定罪上訴許可申請

案件編號：刑事上訴案件2009年第418號

（原區域法院刑事案件2009年第565號及102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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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理由書

上訴法庭法官關淑馨頒發上訴法庭判案理由書：

1.  兩名申請人陳宇傑和林嬌（下稱「第一申請人」和「第二申請人」）是母子關係。兩人和楊文偉共同被控「販運危險藥物」罪，違反《危險藥物條例》（第134章）第4(1)(a) 及(3) 條。第一申請人也獨自被控一項「管有毒藥表第I部所列毒藥」罪，違反《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第138章）第23(1) 、33(1) 及34條。案件在區域法院法官源麗華席前聆訊。審訊後源法官裁定，第一申請人被控的兩項罪名都成立，判處入獄共三年六個月。第二申請人被裁定販運危險藥物罪不成立，但管有危險藥物罪成立，判囚十個月。

2.  兩人放棄了就刑期提出上訴，只是要求許可就定罪上訴。聆訊後本庭拒絕兩人的申請，以下是判決的理由。

控方案情

3.  楊文偉是第二申請人的同居男友。2009年1月2日起，第一申請人以月租形式，租用長洲東堤路東堤小築一住所，與第二申請人及楊同住。該住所約350平方尺，沒有間隔。

4.  2009年1月17日晚上，警方在長洲進行例行查牌工作，翌日凌晨零時40分見到第一申請人在住所的門後向外張望，神色緊張，警方徵得他同意後，入內查看。住所當時除了上述三人外，還有一名青少年。第二申請人和楊文偉，一同坐在靠牆的睡牀邊。警方感覺到室內的人，面部表情都有點緊張。室內的一角落，擺放了不少的紙皮箱。

5.  探員DSPC5236（控方第一證人）問紙皮箱的貨品是甚麼，室內的人都不作答。探員着令第一申請人打開其中一箱貨品，發現箱內存放的全是咳藥水，其餘的紙箱也是一樣，合共1,131瓶，後經證實為內含可待因共135.72升液體。探員再問室內的人咳藥水是誰的，無人回應。

6.  探員DSPC4044（控方第二證人）在第二申請人和楊文偉坐着的牀褥與被鋪之間，搜出一隻紙盒，盒內存放着這些物品：(1) 19小包粉狀物質，後證實為總共內含5.35克氯胺酮的7.45克粉末；(2) 一本寫有中文字和數目字的記事簿（證物P5）；(3) 半張寫有中文字和數目字的紙；(4) 幾張部份寫有中文字和數目字的枱頭小形便條；(5) 串在一起的九條鎖匙；(6) 23個小型的可再封口膠袋；(7) 一段膠飲管；及 (8) 電筒、原子筆和打火機。

7.  凌晨二時許，警員把屋內四人和證物帶返警署。在警署內警員分別與案中各被捕人調查，和錄取警誡供詞。

8.  第一申請人向警方提供共三份警誡供詞（證物P25、P26及P34），內容大致如下：-

(1)   2009年1月18日凌晨2時55分至4時55分錄取的會面記錄（證物P25），第一申請人說：「10箱咳水是我朋友阿明代我賒來的。我打算賣了咳水後才找數給他，而那19包K仔是我在灣仔球場買回來的，多數是自己食的，但有老友需要我會賣給他們。賣後我都會在數簿來記錄低。所有咳水同K仔是我的，同所有人無關。」

(2)   同日下午5時57分至9時25分錄取的第二份會面記錄（證物P34），第一申請人說他有一年吸食K仔習慣。他重申指出咳藥水與K仔是他的物品。

(3)   2009年3月11日，第一申請人在大律師陪同下到水警總部，撤回他在2009年1月18日向警方提供的兩份警誡會面記錄，錄取了第三份會面記錄（證物P26）。他說家中的十箱咳藥水與K仔，是楊文偉在2009年1月9日帶回家。他當日見到楊在家中，用鼻孔吸食一包粉末。他指出警方搜出K仔的牀，是第二申請人及楊的睡牀。他說他未有在記事簿內書寫任何記錄，但曾見到楊在該記事簿書寫記項。控方第一證人追問第一申請人，為何在2009年1月18日承認他是咳藥水與K仔的物主，第一申請人說他被捕時母親唆使他，叫他一個人「攬晒佢」，不要牽涉太多人。楊文偉又向他說由於自己有案底，刑罰會很重，而第一申請人沒有案底，可獲保釋。第一申請人於是承認是咳藥水與K仔的物主。他又向探員說其實他並無吸食K仔的習慣。

9.  在2009年1月18日，第二申請人向警方提供會面記錄（證物P16），她說那些咳藥水和K仔是屬於她兒子的（即第一申請人），與她無關。同日，她向警方提供另一份會面記錄（證物P17），內容大致如下:

(1)   第二申請人記得在當日晚上放工回家時，見到屋內只得兒子（即第一申請人）一人，客廳近窗口位置有多個紙皮箱。詢問下，第一申請人回答她那些是咳藥水，因為不夠錢用，所以拿來賣給他人賺錢。她看電視知道那些咳藥水是第一類危險藥物。

(2)   她曾見過一次第一申請人在家中吸食K仔。

(3)   她說案中檢獲的記事簿（證物P5）不屬於她，是屬於第一申請人，裏面部份內容是她替第一申請人寫的，因為他有些字不識寫，所以叫她幫忙寫。她說簿內所有中文字都是由她寫的，而簿內所有中國數字及阿拉伯數字是第一申請人自己寫的。她說不知道那些文字和數字的意思，也不認識簿內的名字和電話號碼。

10.  警方把盒內搜出的記事簿（證物P5）進行指模驗證測試。證物P5的封面及其中兩頁紙上有第一申請人的四個指模。證物P5亦有三個楊文偉的指模。

11.  警方向電訊公司，提取第一申請人及楊文偉的個人電話使用記錄。在第一申請人的手提電話使用記錄中，有不少是與楊的手提電話聯絡，另外有四項使用記錄，是與證物P5內其中三個電話號碼聯絡。

辯方案情

12.  第一申請人指稱，他在2009年1月18日提供的兩份警誡供詞（證物P25和34），是出於控方第一證人以欺壓、威迫與不公義的手段對待，逼使他替楊文偉頂罪，裏頭的招認是非自願的。他選擇在特別事項作供，但在一般事項保持緘默，在特別和一般事項他都沒有傳召證人。

13.  第二申請人同意，她在2009年1月18日提供的兩份警誡供詞（證物P16和17），是她自願作出的準確紀錄。她選擇不作供，也沒有傳召證人。

14.  第一申請人的代表律師在結案陳詞說，兩份爭議的警誡供詞，內容並非事實的真相，疑點利益應歸第一申請人。第二申請人的代表律師陳詞說，控方未能證實她與盒中的毒品有關連或認知。

第一申請人的上訴理由

15.  第一申請人的上訴理由，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1)   在決定應否接納第一申請人兩份爭議的警誡供詞為呈堂證供時，原審法官沒有考慮這些事項：

(a)   在警署作出該兩份警誡供詞之前，有警員在場的情況下，楊文偉和第二申請人游說第一申請人，向警方承認毒品和咳藥水都是他的，警員未有制止；

(b)   第一申請人在沒有爭議的警誡供詞（證物P26），曾作出了辯白；

(c)   兩份爭議的警誡供詞，內容不可靠；

(d)   在處理特別事項時，法官沒有作出良好品格的提醒；

(e)   在批評控方第一及第二證人在特別事項作供有不滿意之處時，法官沒有進一步適當處理，他們是否誠實可靠；

(2)   沒有足夠的環境證供，支持第一申請人兩項控罪的定罪。

16.  本庭逐一審視上述的上訴理由。

警誡供詞的爭議

17.  代表第一申請人的兩名大律師（並非原審時的代表律師），援引R v. Cleary (1964) 48 Cr. App. R. 116 。該案確立的法律原則是，即使誘導被告人認罪的說話，並非出自擁有權力的人之口（例如是警務人員），但若後者是可以聽到此等說話，又沒有表示任何異議，讓被告人覺得他是贊同或默許誘導的說話，被告人作的招認，等同是受到有權力的人誘導，不可以被接納為呈堂證供。

18.  黃志偉大律師指出，據控方第一證人的證供，在警署內超過一小時，四名被捕人士同處一個約百二、三十平方尺的房間，沒有被分隔開，警員承認當時他和第一申請人說話，其他被捕人士有機會聽到。警員雖然說看不到也聽不見，楊文偉曾游說第一申請人認罪，但他承認游說的事也有可能發生。大律師陳詞說，上述的證供足以引用Cleary 一案的法律原則。

19.  本庭不認為有關的法律原則，適用於本案的案情。據第一申請人在特別事項的證供，是控方第一證人對他說，叫他「商量搵個人攬咗佢」，這並非如他沒有爭議的第三份警誡供詞宣稱，他是在楊文偉和第二申請人游說下認罪。源法官不接納第一申請人庭上的證供，認為他的指控不合情理，不值得考慮。至於他在第三份警誡供詞的宣稱，法官裁定縱然楊文偉和第二申請人有游說他，警務人員並無參與、認知這兩人的行為。本庭不認為以上的裁斷有不當之處。

20.  至於第一申請人在第三份警誡供詞的辯白，源法官在裁決理由書，已扼要述明這份供詞的內容重點。法官拒絕接納這辯白，不認為這事後的解說是事實真相的全部，信納第一申請人辯稱未有在記事簿內書寫，只是他的免責言詞，這是法官有權就證據作出的事實裁定。

21.  源法官也沒有如大律師所說，裁定有爭議的兩份警誡供詞，內容不可靠。法官只是指出，由於第一申請人的尿液測驗報告說，他體內沒有危險藥物殘留物質，顯示他在2009年1月17日，未必有吸食氯胺酮。2009年1月9日長洲碼頭的錄影記錄，也並無第一申請人從船上取得十箱貨品的影像。這些資料顯示，第一申請人在這兩份警誡供詞所說，並非全屬真話。

22.  法官在裁決理由書，兩次提及第一申請人沒有刑事紀錄，並且每次都作出相關的「標準良好品格」的指引。在裁決理由書附錄警誡供詞的裁決，法官雖然未有再提及良好品格的指引，本庭不認為在處理特別事項時，法官會忽略了這點。

23.  法官批評控方第一證人，查案手法的精密度有待改善，又認為控方第二證人明顯不稱職，但最終接納第一證人是「忠誠可靠的證人」，和第二證人「並無偽造證供」。第二證人雖然輯錄第一證人供詞的首四段，借用為自己的證人供詞，確有不當之處，但頭三段全是無爭議的事實，而第四段只是描述第一證人入屋的情景。法官明顯考慮過，他們執行職務時令人不滿意之處，會否影響作供的可信程度。本庭不認為這裁決有不穩妥的地方。

24.  就警誡供詞的各項上訴理由，本庭認為俱不能成立。

環境證供的爭議

25.  就販運危險藥物罪，法官用以支持對第一申請人定罪的環境證供，可敍述如下：

(1)   第一申請人是住所的租用者，在一般情況下有合理權力操控擺放於室內的物品。在警方搜獲有關危險藥物時，他亦在住所內；

(2)   有關的危險藥物與一本記事簿一同存放在一個紙盒內，記事簿內有人名及電話號碼；

(3)   從指模證供顯示，第一申請人曾觸摸過記事簿封面內頁，第三頁的背面及第四頁的正面；

(4)   從電話記錄顯示，他的電話曾用以聯絡記事簿內記錄中的三個電話。

26.  黃大律師陳詞說，原審法官只是基於上述的環境證供，把第一申請人入罪，未有依賴任何直接證供，而單憑這些環境證供，是不足夠作出無合理疑點的推論，他是有參與售賣K仔，或記事簿記錄著售賣K仔的資料，又或他觸摸記事簿時，紙盒內是存放任何毒品。

27.  本庭認為大律師就裁決理由書的詮釋，流於斷章取義。源法官沒有依賴直接證供之說，是不正確的。在考慮第一申請人是否有可能不知道紙盒及氯胺酮的存在時，法官接納了警誡供詞，是第一申請人自願提供，亦指出了供詞有部份是謊言，和有資料顯示他對警方的言詞並非全屬真話。法官沒有否定警誡供詞的全部。法官提出了單憑第一申請人的三份會面記錄，法庭未必能確知，他在三份會面記錄所說不同版本真相所在。賴以入罪的證據，明顯不是單憑環境證供，也不是單憑會面記錄。

28.  法官入罪的基礎，主要是環境證供，輔以警誡供詞，然後作出無可抗拒的推斷，第一申請人有權售賣或協助售賣K仔，他定知售賣的是氯胺酮，他亦必定是管有可出售的K仔。

29.  就管有毒藥表第I部所列毒藥罪，法官用以支持定罪的環境證供，可列舉如下：

(1)   第一申請人為住所租用者，住在單位內，面積350平方尺，沒有間隔，而十箱咳藥水佔地不少，他必定知道該十箱貨品的存在；

(2)   該十箱咳藥水其中一箱早已開封，十箱內共有1,131瓶，那不是十的倍數，該批咳藥水已有部份被使用；

(3)   該批咳藥水是存在他租用的住所內，其中一箱已開封，他必定知道箱內貨品為咳藥水。他管有住所的門匙，必定是十箱咳藥水的管有人之一。

30.  黃大律師就這控罪，作出類似的陳詞，說環境證供不足夠令法庭絕無合理疑點地推論，第一申請人管有相關的十箱咳藥水。同樣，原審法官並非單單依賴環境證供。法官指出了他在被捕當天警誡供詞的自招，不接納相隔兩月後撤回招認的解說。上述的環境證供，加上法官接納為證據的招認，是有足夠的基礎支持定罪。

31.  第一申請人就環境證供提出的上訴理由，本庭認為都不成立，於是拒絕他就定罪申請上訴許可。

第二申請人的上訴理由

32.  代表第二申請人的曾錦鴻大律師，只提出了一個上訴理由，就是原審法官錯誤地認為第二申請人知悉其住所內藏有危險藥物，因此而屬管有有關的危險藥物。

33.  法官在裁決理由書指出，「管有」的法律概念，包括直接管有，和間接管有（或稱推定管有；constructive possession）。本案控方要證實的是後者。後者是指管有者未有直接保存物件，但他有監管 (custody) 及控制權 (control) 。間接管有者須確知物品的存在，有能力把物品歸回自己的直接保管，並有意圖管控該物品。曾大律師陳詞說，本案並無證據顯示，第二申請人有意圖管控紙盒內的毒品。

34.  法官考慮了包括以下針對第二申請人的證據：

(1)   第二申請人、第一申請人和楊文偉同住一室，有關的危險藥物是在第二申請人及楊坐著的牀上搜出；

(2)   涉案的氯胺酮是放在一個無鎖的紙盒內，盒內有記事簿（證物P5），而第二申請人在其警誡供詞承認，她是證物P5內所有的中文文字書寫人，法官裁定證物P5是售賣K仔的銷售記錄；

(3)   第二申請人對紙盒內的物品必有認知，她在其警誡供詞內亦指出，她見到第一申請人把K仔帶回家。

35.  第二申請人在其警誡供詞說，證物P5所有的中文字由她寫上，而簿內所有中國數字和阿拉伯數字是第一申請人自己寫，因為第一申請人不懂得寫那些字，所以她代兒子書寫。法官直指這是謊言。

36.  法官接納了證物P5是售賣K仔的銷售記錄，而第二申請人承認了她書寫證物P5所有的中文字，法官有足夠的事實基礎，作出無合理疑點的推斷，第二申請人對涉案毒品的認知，也有意圖管控這些毒品。

37.  上述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本庭於是拒絕第二申請人就定罪提出上訴許可的申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