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啟標 對 吳桂英

HCMP 125/2018

[2022] HKCFI 2128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民事司法管轄權

高院雜項案件2018年第12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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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案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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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告人吳啟標先生於2018年1月29日提出本訟案，要求法庭頒發下列濟助：

“1. An Order that the Defendant do administer the estate of the Deceased, furnish and verify, upon oath a just and true account of the Deceased’s estate and file the same in the Court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e Order;

2. An Order that within one month from the date of account on any Order of the Court, the Defendant do distribute the estate of the Deceased (including the Property) in such manner as this Honourable Court may direct;

3. Further or other relief; and

4. Costs of this application be provided for.”

2.  簡而言之，原告人要求法庭命令被告人吳桂英女士（1）向法庭提交一份有關吳惠芳女士（“死者”）遺產的帳目，以及（2）按法庭指示分配死者的遺產。

背景

3.  本案的事實背景可以簡述如下。

4.  原告人於1947年在香港出生。原告人父親吳昌先生於1976年去世，而母親於1996年過世。

5.  原告人一家中共有四名兄妹。原告人為家中長子，被告人是二女，吳煥章女士是三女，而死者是家中幼女。

6.  死者約兩歲時患上腦膜炎，其後智力受到一定程度損害，需要家人照顧。死者於2001年8月10日在香港去世，她當時沒有結婚，沒有兒女，並沒有立下遺囑。按 《無遺囑者遺產條例》（香港法律第73章）規定，死者的遺產由原告人，被告人和吳煥章女士三人平分。

7.  被告人於2001年11月20日獲香港高等法院授予遺產管理書 （HCAG8998/2001），成為死者遺產的唯一管理人。根據遺產稅署日期為2004年12月15日的財物明細表，死者的遺產總值港幣401,333.54元，其中包括一個汝洲街280號至286A號的單位，價值為港幣350,000元。

8.  原告人主張，被告人成為死者遺產管理人之後一直沒有向他交代死者遺產的處理方法或提供任何資料。基於此，原告人於2017年10月25日委託律師去信被告人要求被告人交代死者遺產的事宜，並於2018年1月29日提出本原訟傳票。

9.  被告人的案情是，死者生前擁有一個名為「生昌號」的鹽務生意，並為「生昌號」的持牌人。死者去世時資不抵債，「生昌號」欠債纍纍，包括一筆欠港九鹽業有限公司（“港九鹽業”）130多萬元的債務。死者遺產都用作償還該些債務以及支付死者的殮葬費，沒有任何剩餘資產可分配給原告人。

10.  被告人另外提出一項反申索，向原告人追討她額外代死者支付的債務及殮葬費的三分之一，則港幣346,888.82元。

11.  原告人否認「生昌號」為死者的生意。原告人稱，「生昌號」是其父親吳昌先生於1946年創立的生意，父親1976年過身後，原告人繼承了父親的生意並獨力經營，直至1991年因為準備移民澳洲所以向政府的有關部門註銷了「生昌號」的牌照。原告人移民澳洲後，得知被告人和其丈夫馬國雄先生成立了另一個同樣名為「生昌號」的鹽務貿易生意，但是這盤生意與死者沒有任何關係；以死者生前的智力水平，她根本沒有能力獨自經營一盤生意。

本審訊

12.  審訊時，雙方均沒有律師代表，親自行事。由於雙方年紀老邁，體弱多病，他們應訊時分別由友人譚女士和女兒馬小姐陪同和協助。在審訊中法庭亦批准馬小姐代被告人陳詞及盤問。本席在此向譚女士和馬小姐表示感謝。

13.  原告人親自作供，沒有傳召其他證人。

14.  原告人採納了其兩份證人陳述書作為證供，唯作供時稱，他並非如他的申索書和證人陳述書中所述於1991年移民澳洲所以註銷「生昌號」的牌照。事實上，他沒有移民澳洲，而他是於90年代因為某些稅務問題申請註銷「生昌號」的牌照。

15.  盤問時，被告人向原告人展示一張商業登記申請書，顯示死者早於1983年時已經成為「生昌號」的持牌人。原告人質疑該申請書的真實性，堅持自己沒有將牌照轉過給妹妹。

16.  被告人亦向原告人展示一封港九鹽業於2001年3月20日寫給原告人的信件。港九鹽業於信件指出，由於「生昌號」當時欠款超過130萬港元，日後取貨一律需要以現金交易；同時，「生昌號」應訂立時間表及具體措施將欠款分期清付。

17.  原告人盤問時確認當時收悉該信件，但否認「生昌號」當時欠過這筆款項。原告人指稱，這筆債務為港九鹽業的管理人何科先生與被告人和被告人丈夫馬先生串謀捏造出來的。

18.  被告人採納了兩份非宗教式誓詞及一份補充證人陳述書作為其證供。被告人作供時指，她於2004年變賣死者的單位，並將死者的遺產用作償還「生昌號」的債務，以及支付死者的殮葬費和死者的單位的維修費。 她確認死者生前為「生昌號」的持牌人，亦曾於死者去世後向原告人交代死者遺產的事宜。

19.  被告人除了親自作供外，亦傳召了陸慶強先生（“陸 先 生”）作供。

20.  陸先生作供指，他與原告人和被告人自小相識， 90年代時接受他們邀請成為「生昌號」的員工。陸先生於「生昌號」工作了兩三年左右，主要負責跟車工作。當時，原告人基本上每天都會到「生昌號」上班，並負責駕駛貨車，與陸先生一起送貨。

21.  根據他理解，「生昌號」為吳家的家庭生意，家庭任何人（包括死者）都有權給他指示；死者生前亦有參與打理生意，幫手負責收銀等工作。

分析

22.  從上文可見，本案的主要事實爭議點為：

(1)  「生昌號」是否死者的生意？

(2)  「生昌號」是否欠下超過401,333.54元的債務，導致死者遺產資不抵債？

23.  雙方必須明白，本訟案是一宗循《高等法院規則》（香港第4章附屬法例A）第85號命令提出的遺產管理訴訟，被告人是以死者遺產管理人身分出庭應訊。與訟雙方的私人恩怨和個人金錢來往（例如被告人聲稱多年借給原告人的款項）與本案無關，本席不會在本案中審理該等指控。

24.  考慮過雙方的證供和陳詞，本席接納被告人的案情，裁定「生昌號」的確是死者生前的生意，「生昌號」於2001年的債務的確是死者的債務，理由如下:

(1)  本席認為，原告人並非一個可靠的證人。原告人在證人陳述書聲稱他1991年移民澳洲，因此註銷「生昌號」的牌照而從此沒有再參與「生昌號」的業務，卻在證人台上否認這個說法。此外，他作供時確認收過港九鹽業2001年3月20號寄給他的信件；這封信是寄給「生昌號」位於深水埗醫局街的地址，而是原告人親自簽收的。這證明原告人沒有可能如他證人陳述書所述，從1991年起與「生昌號」毫無關連。

(2)  事實上，原告人在其補充陳述書裡承認，他直至2020年7月仍有在被告人和被告人丈夫經營的「生昌號」兼職工作。本席從而推斷，原告人其實一直都了解「生昌號」的運作並參與在其中。

(3)  同樣，雖然原告人堅持他直至1991年都是「生昌號」的持牌人，被告人呈遞的商業登記申請書楚顯示死者早於1983年已成為「生昌號」的登記東主。本席相信原告人對此是知情的：根據他自己的供詞，他是於父親1976年去世後接管「生昌號」一直經營到90年代的。

(4)  本案中沒有提供任何文件顯示，「生昌號」的商業登記申請書於死者去世前被註銷或被讓給其他人。因此，本席接納被告人的證詞，死者直至2001年8月都是「生昌號」的登記東主 。

(5)  本席沒有忽略到，「生昌號」實際上是一個家庭生意；從雙方呈遞文件和陸先生的證供可見，原告人，被告人和被告人的丈夫馬先生都有參與在其中。可是，他們的確將「生昌號」當為死者所擁有的，並以死者的名義經營這盤生意。既然如此，原告人不能就被告人用死者的遺產還「生昌號」的債務這一事提出任何異議。

(6)  最後，本席不接受原告人就死者智力有限，沒有能力作為「生昌號」的東主這個說法。證據顯示，死者有基本的自理能力，並有參與「生昌號」的營運，負責收銀工作。本席認為正確的分析是死者在她家人協助下經管「生昌號」的業務。

25.  本席亦接納被告人的證供，裁定死者去世時欠港九鹽業130多萬元，被告人使用死者的遺產償還這筆債務是恰當的：

(1)  港九鹽業於2001年3月20日的信件清楚指出，「生昌號」當時欠款已超過130多萬元。本席沒有理由質疑這封信的內容，這畢竟是一份同期文件。原告人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細節，解釋這筆130萬元欠款是如何被捏造出來的。

(2)  再者，文件顯示，「生昌號」一直拖欠著港九鹽業的貨款。雙方沒有爭議，港九鹽業曾於1996年2月7日寫了一封信給「生昌號」，要求生昌號依照規定，按月繳付貨款及利息，同時所積累之貨帳，不得超過港幣80萬元。原告人肯定是知情的：該信件紀錄，「貴司代表，董事吳啟標先生亦在場」。

(3)  被告人呈交了幾張單據和支票影印本證明「生昌號」於2003至2005年期間向港九鹽業作的還款。雖然這些紀錄並不齊全，本席認為這些證據支持被告人的說法，即她於2004年賣了死者的單位用來清還「生昌號」的債務。

26.  基於以上原因，本席認為被告人已經充分交代了死者遺產的處理方法。同時，因為死者生前資不抵債，她沒有任何遺產可以分配給遺產受益人。

27.  無論如何，本席考慮過所有因素，認為就算「生昌號」不是死者的生意，法庭也不應該行使酌情權，命令被告人向法庭提交有關死者遺產的帳目。

28.  《遺產認證及遺產管理條例》（香港法例第10章）第56條規定：

“當被合法要求如此辦時，死者的遺產代理人須以向法院提交誓章的形式將一份有關該死者的動產及不動產的真確及完整財產清單及帳目展示，而法院有權如上所述要求遺產代理人呈交財產清單。”

29.  如潘兆初法官（當時官階）於 Re Estate of Lee Da Kor [2010] 1 HKLRD 415一案指出，遺產管理人有責任保存清晰和準確的帳目，並在法庭要求時提供該帳目。

30.  與此同時，案例清楚確立，法庭決定是否要求遺產管理人呈交帳目時，必須考慮所有因素，包括原告人有否不合理延誤提出訴訟：

(1)  在Scurrah v Scurrah (1841) 2 Curt 919, 163 ER 630, Sir Herbert Jenner 說：

I admit the right of the parties to call for an inventory and account, and that the party called upon cannot allege time as a bar to exhibiting it, but the Court has a discretion, which it exercises, of considering whether, under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each case, it will assign a party to exhibit an inventory and account after a lapse of time; but it must be clearly understood that the Court does not consider time alone a bar to exhibiting an inventory and account.

(2)  在Higgins v Higgins (1832) 4 Hagg Ecc 242, 16 ER 1435, Sir John Nicholls 說：

The testator died in 1815, and now, after an interval of seventeen years, an inventory and account has been called for, and I am of opinion that the demand has been sufficiently complied with; for although this lapse of time is not an absolute bar to a disclosure of the deceased's assets, yet after a delay of so many years a full and particular inventory and account cannot reasonably he expected or required, and therefore a declaration has been substituted and produced. It is not alleged that there are any omissa in the declaration; some debts are stated as yet due to the estate, but they are averred to be desperate; it is also stated that debts of the testator far exceeding the assets are yet unpaid, and on this account the executrix claims a discharge from the present demand. She has made a disclosure, and,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a sufficient disclosure, of the testator's estate, and that is all that this Court can do to enable a legatee, if he be so advised, to take further measures.

(3)  同樣，陸啟康法官於Herman Budihardjo v Di Gunawan [2018] HKCFI 1450 說:

Despite the lack of an express plea of laches and the non-availability of the limitation defence, there is nothing to prevent the court from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effect of delay in asking for an account or prosecuting the claim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o grant any equitable relief against Hadi. After all, the court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broad equitable principles in deciding whether to grant equitable relief in a particular claim.

31.  本席認為，不適合作出任何命令要求被告人提交死者遺產的帳目：

(1)  原告人今年74歲，被告人今年70歲。兩人身體狀況欠佳：原告人患有哮喘病，早年發現有肺癌並需要接受治療，作供和作陳詞時相當吃力。被告人則患有糖尿病，行動不便，而只有一成視力，需要家人長時間照顧。她今年已經住過兩次醫院，最近一次更住了一個半月。

(2)  原告人於死者去世後17年才提出本訴訟。本席認為這個延誤明顯不合理。原告人作供時承認，他2001年知道死者去世一事並知道需要處理她的遺產事宜。原告人解釋，他當時太忙，所以沒有追問死者遺產的事情，之至他2014年與妻子離婚，需要找地方住，才問被告人她怎樣處理死者的遺產。可是，原告人直到2016年年尾才尋求法律意見，2018年才提出本訴訟。這個延誤完全是原告人自己造成的：他一直都在「生昌號」工作，不時會與被告人碰面，早就可以向被告人提出他現時的要求。

(3)  事隔這麼多年，要求被告人提交遺產的帳目顯然對被告人不公。法庭不能要求遺產管理人無限期保留有關帳目。法庭亦沒有理由相信，被告人手上還有其他文件可以提交或能夠提供任何更加詳細的帳目。

(4)  倘若法庭命令被告人交出死者遺產的帳目，雙方極有可能會爭論該帳目的準確性，無止境繼續本訴訟或做成其他糾紛。考慮到雙方的健康狀況，以及死者遺產涉及的金額，這個結果並不符合雙方利益。

32.  本席最後處理被告人的反申索。法律上，死者的債務責任僅限於其遺產的總值；遺產管理人沒權要求家人分擔死者的債務。然而，被告人無權要求原告人償還她額外為死者支付的金額。

命令

33.  基於上述原因，本席撤銷原告人的原訴傳票以及被告人的反申索。

34.  由於雙方均無律師代表，而實際上互無輸贏，本席不作任何訟費命令。此為暫准判令，除非任何一方於本判決書頒發起計14天內向法庭提出傳票申請更改本訟費暫准命令，否則此暫准命令即成為絶對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