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陳志豪

CACC 321/2013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刑事司法管轄權

定罪上訴許可申請

案件編號：刑事上訴案件2013年第321號

(原區域法院刑事案件2013年第359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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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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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彭偉昌頒發上訴法庭判案理由書：

1.  本案源於區域法院。申請人是原審時的第三被告，他以共犯身份與第四被告（“D4”）共同被控一項「勒索」罪[1]。審訊後，原審法官（陳廣池法官）裁定兩人罪名成立，每人判囚2 年6個月。申請人不服，就定罪提出上訴許可申請[2]。

控罪

2.  再修訂的控罪指申請人與D4共同勒索男子“B”港幣7 萬元，日期是2010 年6月。

案情概要

3.  B在庭上的證供，是針對申請人的唯一證據。（D4另有警誡供詞。）B在主問時說，他在2010年6月11日早上10 時到澳門賭錢，輸掉了約3萬元。一名男子問他是否需要借錢。B接受，從另一男子取過3 萬元「泥碼」，但不足半小時又把該3 萬元全部輸掉。

4.  B被安排由第三名男子送返香港，到達時是6月12日凌晨2時，當時已有兩名男子在守候。這兩名男子一高一矮。高的身材略肥，是D4。矮的頭髮較短，個子則還要比B略高，他就是申請人。他們與B前往B在青衣的寓所，拿取與B有關的文件，例如是電費單。當時，只有申請人隨B入屋，沒有驚動B在房間內的太太，D4則留在屋外走廊。B補充，他在澳門已向人提供過個人資料，及透露了太太的電話號碼和上班地址，而對方亦影印了他的身分證。B有簽署借據。

5.  離開青衣後，B被帶到旺角，四處溜達，但也有到過公園、餐廳、網吧和「揼骨場」，直至同日早上8時以後。其間，申請人經常打電話，也獨自離開過一段時間。相反，B的電話被沒收，不准與他人聯絡。8時以後，申請人再度出現，繼續與D4把B挾持，從未超出一至五步的距離。他們還帶B到財務公司借錢。

6.  由於B的個人資料不足，欠缺稅單，他們三人先到灣仔的稅務局申請稅單。拿到了B的稅單之後，兩名男子又帶B到灣仔的財務公司借貸。B先從「亞洲財務」借到3萬元，以為可還清款項，但申請人卻聲稱不止那數目，轉而帶B到「邦民財務」，讓他「有幾多借幾多」。結果，B要從兩間財務公司借了共7萬元現金交予申請人，才獲准離去。（由「邦民財務」借出的4萬元是現金支票，所以要先到銀行兌現。）

7.  B確認，他在2011年10月27日的認人手續當中，認出申請人為較矮那位男子。在2011年12月29日的認人手續當中，他又認出D4為較高那位男子。在庭上，B再次指認出D4與申請人為涉案的高、矮兩名男子。B認為，案發時該兩名男子著實在挾持他。他們不容許B打電話。B想報警，又有人說「你夠膽就報」。由於這兩名男子已得知B家人的資料，B也恐怕會家人會被牽連。

8.  最後，B表示，他脫身前曾經從申請人取回一張收條，這收條和他在澳門簽下的一式一樣。B在取回後立即把這收條撕爛及棄掉。

9.  B在盤問下表示，他只棄掉了該收條而沒有報警。一年以後，即2011 年7 月，則有警員主動與他聯絡。B說，他記不清楚事件的日期，兩名男子的樣貌，他則緊記於腦海之中。他否認在庭上按著兩名被告的容貌來描述挾持他的人。B說，他在警方的筆錄中有遺漏，有些細節是沒有提及。不過，他指他在到法庭作供的兩天期間，在灣仔轉了一圈，有關的經歷又再歷歷在目。

10.  B承認，他在筆錄裡曾把某些環節的時間弄錯。他說，接見他的警員問題很多，他在事後又沒有仔細複讀有關的筆錄。B強調，他在庭上的證供最清楚。他需要時間喚起記憶。他清楚事情的經過。

11.  B在盤問下續稱，他只有初中學歷，少看報紙，右耳的聽覺有問題。他說，他做過多份筆錄，警員在讀出時可能有錯，反正他也沒有集中精神，複讀時又不夠眼力。B同意，做筆錄時，他對事件有較好的記憶，但有時也要思索良久。在辯方的反覆提問下，B同意，他在主問時提到的案發日期（6月11及12日）並不正確，而在盤問下修正的版本（6月11至13日）又有其本身的問題（例如13 號是星期日）。B承認是自己記錯日子。然而，他肯定事件發生在6 月。

12.  人物辨認方面，B認為，D4和申請人的身形體態，與他所形容的是一模一樣。就算D4與申請人脫掉鞋子，一起站在犯人欄內，兩人的高度相差只約0.2 厘米，B也堅持沒有認錯。相反，B提到，D4曾經帶他到過網吧，但當被辯方更正，指他在第一次認人手續後有不同說法，指申請人才是去網吧的人，B則承認可能是自己混淆了。無論如何，B堅稱，D4與申請人就是涉案兩名男子。他否認在庭上撒謊。他承認在2005年9月因為詐騙綜援而入獄兩個月。

13.  B在覆問時重申，他提到的時間和日子雖然確有混亂，但他永遠記得涉案兩名男子。他記得他借款的收條的日期是6月。基於這個證供，控方申請修改控罪的罪行詳情，把案發日期由「2010 年6 月12 日至2010 年6月13日」改為「2010年6月」，獲原審法官批准（見上文第2段）。

辯方說法

14.  申請人和D4都沒有作供，也不傳召證人。

原審裁決

15.  原審法官對本案的分析，可見原審《裁決理由書》的有關段落如下。這個分析同時涵蓋申請人及D4的情況：

「51. 第一項控罪主要證人當然是控方第一證人B君。[B] 並不是一個有學識或教育水平高的人，他說他一邊的聽覺有問題，而眼力亦不好。[B] 經常到澳門賭錢，明顯地，他把時間上的時序混淆，亦把日期混淆，致使控方需要把日期改為2010 年6 月份。

52. 根據 [B] 在2010年4月15日至2011年8 月19 日的出入境紀錄（證物P3），[B]在2010年6月份有五次到澳門的紀錄。[B] 在舊葡京賭場賭錢，全數敗北後被人慫恿借了$30,000 元泥碼，簽了借據。在海立坊賭場賭錢，很快亦輸掉。自然地，[B]被人押解返回香港，由 [申請人] 和 [D4] 在香港信德碼頭接手。[B] 人帶他們返回家中，他亦開始把時間混淆。主問時是深夜回港，在旺角附近長時間流連，一時到茶餐廳、一時到揼骨場、一時到網吧。後來 [B] 被帶到灣仔稅局去申請他的稅單，之後便到灣仔區兩間財務公司（即邦民和亞洲財務）借了$70,000 元。[B] 亦說那高的男子（即 [D4]）長時間陪著他，然後較矮的男子（即[申請人]）亦曾經離開一段時間。[B] 說他們是翌日到稅局，到財務公司。但如果[B]在2010年6月12日返港，翌日6 月13 日便是星期日，銀行和稅局是不辦公的。[B] 在認人手續後落的口供似乎把那長時間和他一起的指為 [申請人]，而不是在庭上所指的[D4]。[B] 說他從邦民拿取了現金支票，但 [D4] 錄影會面則說是現金。[B]如何交付那$70,000 元亦有不同的說法。

53. [B] 在2010年6月8日（星期二）在下午6時06 分回港；在6月12日（星期六）早上8時05分回港；在6 月23 日（星期三）早上7時05分回港；在6月24日（星期四）下午4時25分回港；在6月29日（星期二）在晚上11 時43分回港。

54. 辯方亦質疑 [B] 對 [申請人] 和 [D4] 高矮分別，質疑 [B] 的指認。本席相信[B]對量度的單位、對時間的觀念，甚至記憶上有差異的地方，但[B]是斬釘截鐵地說，他對兩名被告（即 [申請人] 和[D4]）的容貌是肯定，不會錯的。這當然對那個高個子的 [D4] 更加如是，因為他們是長時間相對。無可否認，[B]在庭上的證言和他的口供有所出入。代表 [申請人] ...... 的大律師的英文書面陳詞亦列舉 [B] 證供上的矛盾和不相同的地方。本席相信[B]希望大事化小，息事寧人，因此在還錢後並沒有即時報警。這次是警方在相隔一段時間後才找[B] 協助調查。[B] 對事件的記憶有所減退，混淆是可以理解的。但這次事件是[B]第一次因賭債而被押解返港，由[申請人]和[D4]在信德陪伴返回家中找地址證明。[B] 亦說他的手提電話被二人取去，那高個子（即 [D4]）在整個過程都是在他的旁邊，不准[B]離開。在這一點，[D4]的會面紀錄亦有提及，他們的上司不准[B]離開。[B] 曾經到稅局後再到兩間財務公司。[D4] 的會面紀錄亦提及帶 [B] 去跑『財仔』得到現金。[B]說他借了$30,000 元泥碼，而被逼還$70,000 元。在[D4]的會面紀錄則提及是七至八萬。[B] 說他被近身纏著，亦被威嚇說『夠膽就報警』。[B] 把個人資料以及太太的資料在澳門時已交給借款人。他深怕借款集團會繼續騷擾自己，甚至[B]的太太和工作地方，這亦令[B]縱然一個人進入兩間財務公司，亦不敢報警。本席認為這是可以理解的。

55. [B] 在借了錢後，還了$70,000元後才收回借據，大家才各自散去。姑勿論時間、日期有所不清楚，但這主線並沒有失焦，而本席亦相信[B]在這方面的證供。控方未能在財務公司檢取有關的借貸文件是有不足之處，但本席相信[B]被勒索的過程。[D4] 警誡下的會面紀錄亦提供一定程度上的支持。

56. 就本案而言，本席認為時間和日期並不是本案控罪的重要控罪元素或聲言。本席認為在澳門借賭債$30,000元，因返回香港後急增至$70,000元是不當的要求。如果有證據的話，這便是放貴利的明顯例子。從 [B] 的經歷，由信德碼頭，到返回青衣居所，至到旺角流連，至去稅局，至去財務公司，這些都是直接或間接以恫嚇方式進行。

57. 本案另一項的關鍵便是認人方面。[B] 長時間和較高的 [D4] 相處，亦和較矮的 [申請人] 有數小時的相對。[B] 在2011 年10月27日和12月29日的正式認人手續上毫不豫疑，分別指認出 [申請人] 和 [D4]。在法庭上，[B]亦毫無困難地指認出[申請人]和[D4]。本席認為 [B] 在指認兩名被告的身分上質素是極佳的。雖然[B]有時候在口供上把 [申請人] 和[D4] 的角色混淆，但本席並不認為 [B] 在法庭上誇大其詞，反而本席認為[B]對一些細節過於粗疏和大意，但在主要關鍵的事情上，[B] 的證供是很清晰的。

58. 辯方說 [B] 曾有騙取綜援的前科，因此，[B] 有說謊的傾向性。本席並不同意這種說法。就本案而言，[B]是受害者，他被 [申請人] 和 [D4] 差不多亦步亦趨地，輕則陪伴，重則押解，這裡去、那裡去，最後成功從兩間經中間人介紹的財務公司分別借了$30,000元和$40,000元。這種對普通人而言，令人驚怕的經歷並不為外人道。

59. 綜觀各項因素，本席裁定控方成功舉證第一項經修訂後的控罪，本席判 [申請人] 和 [D4] 罪名成立。」

本上訴

16.  代表申請人的馮大律師，也是原審時的辯護律師。他提出了五項上訴理由。

理由（1）

17.  理由（1）批評，原審法官錯誤地信納了B的證供。

內容

18.  馮大律師批評，B有騙綜緩前科，但原審法官卻在沒有解釋理由的情況下否定B有說謊的傾向性。法官明顯是先入為主，認定B是受害者而給他寄予同情[3]。

19.  馮大律師批評，原審法官對B的證供「過份包容」（這是大律師的原話）。例如，法官指B：

(一) 教育水平不高，聽力和視力有問題[4]。

(二) 經常去澳門賭博，所以把日期和時間混淆[5]。

(三) 對量度的單位、時間甚至記憶都有問題[6]。

(四) 由於希望大事化小、息事寧人，所以案發後沒有即時報警，以至一年後對事情的記憶有所減退[7]。

(五) 由於已披露個人資料，深恐自己及妻子繼續受到騷擾，所以在財務公司借貸時都沒有趁機報警[8]。

(六) 雖然在時間、日期上不清楚，但證供的主線沒有失焦，可以信納[9]。

(七) 雖然有時把申請人和D4的角色混淆，但沒有誇大其辭，只是對細節粗心大意，在關鍵之處則非常清晰[10]。

20.  馮大律師批評，原審法官只著眼於B的可靠性而忽略了B是否誠實。

21.  馮大律師批評，B的證供有不少矛盾和前後不一[11]，嚴重打擊了B的可靠性及誠信，但原審法官卻沒有仔細分析這些矛盾和前後不一，只一口咬定B沒認錯人，及在關鍵事情上的證供清晰，便把申請人等定罪，有欠公允。

22.  馮大律師批評，B在人物辨認方面的證供差劣，細節如下：

(一) B在庭上表示，矮的男子比他（B）高約半隻手，用尺去量度就是7厘米[12]。按照法官與雙方律師的目測，B本身的高度是5尺2寸至5尺3寸[13]，即1.57至1.6 米。換言之，矮的男子的身高應約1.64至1.67 米（1.57或1.6 米 + 7厘米）。

(二) 然而，B在給警方的筆錄表示，矮的男子的身高約1.7 米，高的男子則為1.73 米[14]。亦即是說，就著矮的男子的身高，B的說法搖擺不定，筆錄與庭上的證供相差3至6 厘米。

(三) 再者，根據B的筆錄，高、矮兩名男子的身高差距應為3 厘米（1.73減1.7 米）[15]。在庭上，B更指兩人相差半個頭（即眼眉與頭頂的差距）[16]。然而，根據B在庭上的目測，申請人與D4的身高卻只差0.2厘米[17]。

(四) 還有，B在給警方的筆錄提到，高的男子沒有特徵。相反，矮的男子則屬肥身材[18]。這與B在庭上對指高者肥、矮者瘦，剛好相反。例如，他說過，兩者的身形不同，高的較肥，明顯較「大隻」，矮的則「係瘦嘅」[19]。

(五) B在第一次認人手續中認出申請人，跟著在筆錄中指申請人帶他去網吧[20]。同樣，B在第二次認人手續中認出D4，跟著在筆錄中指案發當晚只與D4相對了四五小時，意思是D4沒有整晚留在他身邊，沒有與他同到網吧[21]。然而，B在庭上的證供卻剛好相反，指申請人曾離開而D4則沒有。

(六) B在盤問下承認，他雖然努力在認人手續中認人，但時隔了一年，他不能排除會認錯人[22]。事實上，B從來沒有任何地方形容過申請人及D4的容貌。在時隔一年後認人，認錯的機會很大。

23.  馮大律師批評，原審法官對B在人物辨認上的證供的缺漏視而不見。例如，B承認會認錯人（上文第22（六）段），原審法官便完全沒有觸及。相反，法官指B在認人手續中「毫不豫疑」地把申請人及D4認出，則並非基於證據（有關的同意事實沒有這樣的描述）。

理由（2）

24.  理由（2）批評，原審法官漠視了B的說法的本然不可能性。

內容

25.  馮大律師批評，B就案件究竟發於哪天或哪幾天的證供，非常混亂，不斷改變。無論如何，B在D4的大律師的盤問下最終確定，他是在2010年6月11日早上11時抵達澳門，翌日12 號早7 時返抵香港，但沒有在同一天借貸，卻被日夜挾持。他指他是在6 月13 日先到過稅務局拿稅單後才到財務公司借錢[23]。問題是，2010 年6 月13 日是星期日，稅務局、財務公司和銀行應不會辦公。

26.  馮大律師批評，日期之外，B堅稱，在澳門借錢是下午的事。問題是，根據B的出入境紀錄（證物P3），他的離港時間是6 月11 日晚11時22分，回港時間則為6月12日早上8時05 分，亦即沒有任何下午在澳門借貸的可能。面對這個情況，B不但未能有較好的解釋，而且還否認在給警方做筆錄前看過證物P3[24]。馮大律師認為，這只是B用以掩飾之詞。

27.  馮大律師指出，證物P3顯示，B在2010年6 月只有四次往返澳門。它們是6月8日星期二（早上9時51分出境，同日晚上6 時06分入境）、6月11日星期五（晚上11時22分出境、翌日12 號早上8時05分入境）、6月23日星期三（凌晨0時18 分出境，同日早上7時05分入境）及6月29日星期二（早上8 時37 分出境，同日晚上11時43分入境）。馮大律師認為，以上的時間，均與B對整件事件的描述不符，顯示B的說法不可能是真相，但原審法官卻未加理會。

理由（3）

28.  理由（3）批評，原審法官錯誤批准控方把案發日期更改。

內容

29.  馮大律師批評，原審法官錯誤地不把本案案發日期視作控罪中的重要陳述（material averment）[25]，因而令可供作案的日子倍增至2010 年6月任何幾天，對申請人提供不在場證據的可能降低。馮大律師指出，這個修改，是在辯方成功暴露B的證供的本然不可能性後獲得批准的，令申請人感覺不公平。

理由（4）

30.  理由（4）批評，原審法官誤用了D4的警誡供詞作為把申請人定罪的證據。

內容

31.  馮大律師投訴的，是原審法官以下幾句話：「[B] 亦說他的手提電話被二人取去，那高個子（即 [D4]）在整個過程都是在他的旁邊，不准[B]離開。在這一點，[D4]的會面紀錄亦有提及，他們的上司不准[B]離開。[B] 曾經到稅局後再到兩間財務公司。[D4] 的會面紀錄亦提及帶 [B] 去跑『財仔』得到現金。」[26]馮大律師批評，原審法官沒有明確指出D4的警誡供詞不適用於申請人，原因可能是錯誤地引用到申請人的身上。即或不然，這個含糊的做法也會令人誤會，使公義未能彰顯於人前。

理由（5）

32.  理由（5）泛指本案的定罪有欠安全穩妥。

討論

33.  本庭接受，B在人物辨認方面的證供，並不完美。然而，B在這個事情上，由始至終都沒有任何退讓。相反，他說：「我認人嗰陣時 ... 已經一口咬定咗㗎喇喎，已經，第一時間 ...。 」[27]這明顯是原審法官指他在認人手續中「毫不豫疑」的原因。還有，無論在警方的筆錄，抑或在庭上，B都有嘗試供出兩名涉案男子的外貌，例如是誰的眼睛不大不小[28]、誰的皮護較白[29]、誰的頭髮短如「陸軍頭」[30]、和誰的步姿「有多少沙塵」等[31]。原審法官對B有鑑貌辨色的優勢，他信納B這方面的證供，本庭認為是可以接受的。B的辨認，不應被自己甚至別人所目測或實際量度出來的兩三寸分別而推翻。B承認自己有可能認錯人，只是律師把問題提升至「可能性」的層次而已，對於個人的認知而言，他明顯是肯定的。至於B把兩名挾持他的男子的角色混淆，由於事隔多時，本庭認為不足為奇。

34.  令本庭揮之不去的疑問是，B對整件事件的經過的描述。從申請人的辯護律師的盤問可見，B在警方的筆錄的說法是：他在2010 年6月12日早上7時許返抵香港[32]，8時多回家[33]，同日早上11 時許去旺角[34]，在那裡流連至6月13日凌晨3、4時還在網吧[35]，至同日早上6、7時到茶餐廳用早飯[36]，跟著才往財務公司借錢。這與他在主問時的說法是完全不同的。當時，他把被挾持借錢的時段壓縮為6 月12 月凌晨至上午8時以後（見上文第3至6段）。他聲稱，那才是他經過記憶下所喚起的事實。不過，到了D4的辯護律師作盤問，他（B）又大致回復到主問時的講法（見上文第25段）。他說，那是他在案件押後期間在家裡的回憶[37]。問題是：一，根據B自己所言，這次是他因在澳門借錢而被挾持返港取錢的唯一一次，本庭實在不能理解，他何以會就事情覆蓋兩天（6月11至12日）或三天（6 月11至13 日）的最基本案情也搞不清楚。二，若然他的首個版本（亦即最終版本）正確，但2010 年6 月13 日確實是星期日，那麼稅局、財務公司和銀行是否會開門辦公又是一大疑問。

35.  為了解決以上的問題，控方申請把控罪日期簡單地改成「2010 年6月」。這當然可能對申請人構成不公。不過，根據馮大律師向本庭證實，申請人當時的指示是不需要把案件押後以尋找有關的不在場證據。所以，要指上述這個修改對申請人有實際損害，並不成立，他個人的主觀感受則不是法庭要考慮的因素。問題是，修改了控罪日期又如何？因為，B的說法，無論是哪一個版本，都總與他在2010 年6 月往返澳門的出入境時間不符。例如，6 月8 日和6 月29 日（見上文第27段），他都是在晚上回港，與他在警方的筆錄和庭上的最後版本相悖。至於6月23日，他的確在早上7時入境，但卻在同一天（23號）凌晨0時才出發往澳門，所以又與他描述的，在澳門逗留一整天的講法，完全是兩回事。有關的情況，原審法官都沒有分析。

36.  由於原審法官是專業法官，本庭不認為他有把D4的警誡供詞誤用到申請人身上。然而，基於以上提到的原因，再加上B的證供是針對申請人的唯一證據，本案的定罪，確實有欠安全穩妥。B證供之不理想，並不能單純以他教育程度不高、記憶力差等理由解釋過去。最後，本庭對警方沒有（又或律政司沒有指示警方）到兩間財務公司拿取B的借貸文件作為佐證表示難以理解。本庭不明白有什麼原因會令有關部門有這個遺漏。

判決

37.  本庭批准申請人的申請，並視之為正式的上訴，兼判其得直，有關的定罪與判刑一併撤銷。

[1]  即再修訂《控罪書》中的控罪（1）。控罪（2）則涉及另外兩名被告，與本上訴完全無關。

[2]  D4已於早前撤回同一申請。

[3] 《裁決理由書》第58段。

[4] 《裁決理由書》第51段首。

[5] 《裁決理由書》第51段末。

[6] 《裁斷陳述書》第54段首。

[7] 《裁斷理由書》第54段中段。

[8] 《裁斷理由書》第54段末。

[9] 《裁斷理由書》第55段。

[10] 《裁決理由書》第57段末。

[11] 見辯方在原審時的書面（卷宗30至39頁）及口述（卷宗125至132頁）結案陳詞。

[12] 卷宗58頁P至R。

[13] 卷宗60頁F至S。

[14] 卷宗61頁I至K。

[15] 註釋13。

[16] 卷宗101頁H至M。

[17] 卷宗104頁M至V。

[18] 卷宗61頁I至P。

[19] 卷宗105頁O至R。

[20] 卷宗110頁G至L。

[21] 卷宗113頁F至O。

[22] 卷宗117頁Q至T。

[23] 卷宗86頁G至H、88頁E至I。

[24] 卷宗92頁N。

[25] 《裁決理由書》第34段末。

[26] 《裁決理由書》第54段下半段。

[27] 卷宗62頁U。

[28] 卷宗43頁Q。

[29] 卷宗44頁C。

[30] 卷宗62頁E。

[31] 卷宗44頁O。

[32] 卷宗56頁F。

[33] 卷宗66頁U。

[34] 卷宗65頁A。

[35] 卷宗66頁P。

[36] 卷宗67頁L。

[37] 卷宗84頁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