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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MA 18/2020
[2020] HKCFI 682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定罪上訴
案件編號：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20年第18號
(原九龍城裁判法院傳票案件2019年第201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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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訊日期： |
2020年4月17日 |
| 判案日期： | 2020年5月7日 |
判 案 書
1. 上訴人被控一項「沒有應警方書面要求提供罪行發生時司機資料」罪[1]，經審訊後，暫委裁判官屈麗雯裁定他罪名成立，罰款 5,000元，他不服定罪上訴。
控方證據
2. 上訴人是私家車VX2952的車主，控方懷疑該車於2019年1月12日晚上近7時，在洗衣街61至87號外，與私家車(JM3669)碰撞。VX2952在意外後離開，警方郵寄1份「要求提供司機身份詳情通知書」(通知書)給上訴人，要求上訴人提供司機資料，上訴人約在2 月4日寄回通知書[2]，只在「司機姓名欄」寫上「寶馬車廠」，沒有司機電話號碼和其他資料。警員調查後發現VX2952在當日根本不在寶馬車廠，於是再向上訴人發出第2份通知書[3]。
3. 約在4月23日，上訴人再交回第2份通知書，在「司機姓名欄」填上「盈富汽車服務中心有限公司(盈富)」和一個電話號碼 [4]，沒有其他詳情。警方其後向上訴人發出傳票，指上訴人沒有在第2份通知書提供司機資料。
辯方證供
4. 上訴人質疑JM3669的司機意外後沒有即時報警，令警方不能立即到場取證，因此他懷疑意外根本沒有發生。另外，上訴人辯稱警方沒有就第2份通知書再聯絡他作進一步調查，他聲稱VX2952寄存在盈富，負責人是張先生，他和張先生各保管一條車匙。他曾向張先生和有關泊車場地的職員查詢，但都未能得知司機資料，而閉路電視紀錄已刪除。他已盡力尋找，但最終都不知意外時駕駛VX2952司機的身份。
裁斷理由
5. 暫委裁判官接受JM3669司機[5]的證供，意外後VX2952立即離開，所以前者沒有即時報警。暫委裁判官也接受該司機已向警方提供獨立證人[6]的資料。
6. 關於免責辯護理由，暫委裁判官接受警員[7]的證供，上訴人在第2份通知書提供的資料有限，很難作進一步調查。
7. 暫委裁判官指上訴人在填寫第1份通知書時應該很清楚VX2952是否仍在「寶馬車廠」，若有疑問應很容易查證，但他只在通知書填上「寶馬車廠」，沒有其他詳情，作供時卻推說記錯日子，明顯是推卸責任，除敷衍之外沒有合理原因。
8. 至於第2份通知書，上訴人只填上盈富和一個電話號碼，其他詳情欠奉。上訴人推說不知盈富地址，他只交了一條車匙給張先生，而在他再三追問下，張先生否認有人駛走VX2952，兩人因而鬧翻再沒聯絡，所以他未能傳召張先生作供。暫委裁判官認為上訴人把車存放在盈富，不用收費也沒有記錄相當奇怪。上訴人一面強調不想誣衊張先生，但另一方面又把張先生的電話填在通知書，做法矛盾。暫委裁判官指上訴人的講法相當巧合，並不可信，不接納他的辯解，裁定他罪名成立。
上訴理據
9. 上訴人批評暫委裁判官誤信JM3669司機[8]的證供，根據行車記錄儀的片段，碰撞情況與JM3669的損毀不符，而JM3669司機在意外翌日才報警不合理。其次，控方沒有傳召在現場的獨立證人，加上警方沒有機會即場取證，暫委裁判官只靠JM3669司機一面之詞而判定曾發生意外並不合理。
10.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63(1)條，凡車輛司機被懷疑曾犯《道路交通條例》所訂的罪行，或車輛在道路上涉及意外，車主或被懷疑是司機的人，須向警方提供指控罪行發生時該車輛司機的資料，或在意外發生時該車輛司機的資料，又或在意外發生前最後駕駛該車輛的司機的資料[9]。
11. 根據第63(5)條的免責辯護條款，被告人可證明他不知並且經合理的努力後，仍未能確定有關司機的資料[10]。
12. 上訴庭在SJ v Richard Ethan Latker [11] 裁定第63(1)條沒有違反被告人的緘默權。不過，該案沒有就第63(5) 條的舉證標準作出裁斷，究竟是「提證責任」抑或是「相對可能性」的標準[12]。雖然如此，本席不必就這點作裁斷[13]，因為暫委裁判官完全不信上訴人的證供，並非因為上訴人未能達到「相對可能性」[14]的舉證標準而把他定罪。
13. 以本案而言，法庭只須肯定VX2952涉及一宗意外，而車主沒有依例提供相關司機的資料，法庭便可將車主定罪。除非車主能證明他可倚賴免責辯護條款。
14. 上訴人就意外曾否發生在審訊時已詳細論述，暫委裁判官也詳細考慮過。她指出意外曾否發生全倚靠JM3669司機的證供，是單對單的情況，要特別小心處理。她指出JM3669司機的證供合情合理，也吻合行車記錄儀的片段[15]，她也接受這司機沒有即時報警的解釋。
15. 本席看過有關片段，當時VX2952從JM3669左後方駛上，繞過JM3669車頭時刮到其車頭左角，片段並不能見刮到車頭的情況，JM3669車頭阻擋了鏡頭，但從後來JM3669司機下車查看和路人的表現可以推斷應有刮到。
16. 暫委裁判官親自觀察JM3669司機作供時的表現，最適合由她衡量可信與否的問題，本席同意暫委裁判官的分析，她的結論合理，本席沒有理由干預。
17. 至於JM3669司機沒有即時報警，本席同意暫委裁判官的看法，並不影響她證供的可信性。其實，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56(2A)條，在意外發生後若只是車輛受損，如在現場沒有向警員提供司機資料，該司機可在24小時內向警方報告意外。因此，JM3669司機沒有即日報警並不違法，也不應影響她的可信性。
18. 上訴人又指出，他在兩份通知書只填上公司名稱，是因為「寶馬車廠」和盈富兩間公司曾在不同時間管有VX2952，在未知司機身份的情況下他不想冤枉任何人，其實他已盡力尋找在相關時間駕駛VX2952的人。
19. 本席同意應一併考慮上訴人處理兩份通知書的態度。上訴人在第1份通知書聲稱記錯日期，以為意外時VX2952仍在「寶馬車廠」，又不知是否曾有「寶馬車廠」的人駕駛該車，所以在第1份通知書「司機姓名欄」填了「寶馬車廠」。VX2952在相關日期是否仍在「寶馬車廠」很易查證，上訴人只須致電「寶馬車廠」便可以知道 [16]，但他卻相信自己的記憶，本席認為不合理，也沒有盡合理努力。暫委裁判官指他推卸責任非常正確。
20. 至於第2份通知書，上訴人指他把VX2952交給盈富，其中一條車匙給了盈富張先生，而張先生又否認有人曾駕駛VX2952，所以他不知司機是誰，便只好在第2份通知書「司機姓名欄」填上盈富。
21. 首先，填寫通知書的責任在上訴人，他不能因為警員沒有跟進調查而辯稱已盡了責任。畢竟，他在第2份通知書所填的資料根本不符合法例的要求，如果他真的不知誰是司機，大可如實寫在通知書中。
22. 其次，上訴人指他有兩條車匙，一條自己保管，另一條給了盈富張先生。如果他肯定自己不是意外時駕駛VX2952的司機，那合理推斷盈富張先生便是司機，也可能是該公司的人。他應該在第2份通知書填上盈富張先生的名字和稍作註釋，讓警方向張先生調查清楚，並不會冤枉盈富張先生，但他卻沒有這樣做。
23. 根據法例[17]，車主也可提供意外前最後駕駛VX2952的司機的資料，在有關通知書已清楚寫明，就算上訴人相信盈富張先生不是司機或沒有讓人從盈富駛走VX2952，那意外之前最後駕駛VX2952的必然是他自己，所以他應填寫自己的名字在第2份通知書中。無論如何，上訴人在兩份通知書填上兩間公司的名稱都是不符合法例的要求，本席認為他在混淆視聽。
24. 本聆訊時，上訴人提出涉意外的車輛可能是套上VX2952假牌的影子車，控方沒有排除此可能性。本席曾翻聽審訊的錄音，上訴人在審訊時從沒有提出這論據，本席本來不必考慮。不過，上訴人若要倚靠這抗辯理由，必先提出充份證據顯示有合理疑點，單單提出這可能性並不足夠，無論如何，本席不接受這上訴理由。
25. 暫委裁判官指出上訴人將VX2952存放在盈富，兩者的關係很奇怪，上訴人不知道盈富的地址，還有上訴人處理兩份通知書的態度，所以暫委裁判官不相信上訴人，本席認為合理。
26. 基於以上分析，本席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訟費
27. 上訴人提出的論據流於狡辯，根本沒有好的勝算。他的論點似是而非，純是混淆視聽，浪費所有人的時間，本席認為應判他支付答辯人的訟費[18]。
28. 上訴人現在正供讀法律碩士學位，靠積蓄生活。答辯人表示用了一天時間預備這上訴，加上本聆訊約1小時，答辯人共用了9小時，以每小時$3000元計算，共$27,000。本席考慮到上訴人的經濟狀況，略為調低訟費額，現判上訴人支付答辯人訟費2萬元。
答辯人：由律政司高級檢控官柏愛莉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訴人：無律師代表，親自應訊。
[1] 違反《道路交通條例》第 63(1)(b) 和6(a)條。
[2] 證物P3。
[3] 證物P5。
[4] 審訊時上訴人才透露是盈富負責人張先生的。
[5] 控方第1證人。
[6] 一名男途人。
[7] 控方第2證人。
[8] 控方第1證人。
[9] 條例的詳細原文見《道路交通條例》第 63(1)條。
[10] 條例的詳細原文見《道路交通條例》第63(5)條。
[11] HCMA 521/2008見判詞第40至56段。
[12] Evidential burden 或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
[13] 若有必要，本席認為第63(5)條把舉證責任逆轉給被告人，他必須舉證達到「相對可能性」的標準。原則見Kulemesin案 [2013] 6 HKCFAR 195，第82-83段。
[14]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
[15] 證物P6。
[16] 其實是警員調查時發現的。
[17] 《道路交通條例》第63(1)(b)條。
[18] 根據《刑事案件訟費條例》第1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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