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李六香

CACC 11/2020

[2021] HKCA 452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刑事司法管轄權

刑罰上訴

刑事上訴案件2020年第11號

(原區域法院刑事案件2019年第36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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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理由書

引言

1.  上訴人於區域法院法官李慶年席前承認三項「入屋犯法」罪，違犯香港法例第210 章《盜竊罪條例》第 11(1)(b) 及 (4) 條。 控罪一判處監禁27 個月，控罪二和三各監禁29 個月，法官下令控罪一及二的刑期同期執行，控罪三的刑期全數分期執行。上訴人被判的總刑期為58個月監禁。上訴人不服判刑，提出上訴許可申請。2020 年11 月6 日，單一法官給予上訴許可，批准上訴人就刑期上訴。本庭處理上訴人的上訴後，判處上訴人的刑期上訴得直，改判51 個月的總刑期，以下是理由。

同意案情

2.  三項控罪均指上訴人進入屋邨的居所進行搜掠並偷取財物。控罪一指上訴人從張女士單位睡房內的一個抽屜中偷取一個黑色袋及袋內的現金約港幣130,000 元。張女士發現失竊報警後，警方在單位睡房的一個櫃上發現上訴人的指模。就控罪二和三，上訴人以相若的犯案手法，先後與黎先生及周先生搭訕，藉詞到他們的住所，待他們不注意期間進行搜掠。上訴人從黎先生客廳的櫃中偷去6 條頸鏈、6 隻戒指和現金港幣2,000 元、及從他腰包及另一錢包分別偷去現金港幣 400 元和2,000 元。上訴人亦從周先生兒子睡房內的一個抽屜內偷去載有的現金人民幣100,000元。

3.  三項控罪的失竊財物，包括一個黑色袋、現金港幣約130,000 元的、6條頸鏈、6隻戒指、現金港幣4,400元及現金人民幣 100,000元^[1]。

原審法官的判刑

4.  原審法官指出，本案案情嚴重之處如下[2] :

(1) 上訴人早有預謀地向較年長的人士偷竊，取得事主信任後破壞誠信；

(2) 事主全是居住在屋邨內的基層市民並是年長，上訴人偷竊的財物不僅價值不菲，當中更肯定不乏有紀念價值，對他們的打擊不少；

(3) 上訴人在2016 年曾有涉不誠實控罪的案底、本案中在9 個月內3 次犯罪。

5.  法官分別以3 年、3 年 3 個月作量刑基準，及鑒於上訴人於審訊前4 天才通知法庭她會認罪，只給於每項控罪四分之一的認罪扣減（控罪一扣減9 個月、控罪二和三扣減10 個月）

上訴理據

6.  上訴理據指，就三項涉及民居或住宅的「入屋犯法罪」，原審法官在給予四分之一的認罪扣減後，判處58 個月總刑期等同一個77.3 個月的量刑基準，屬明顯過重。

上訴人的陳詞

7.  上訴人由何偉健連同李健揚大律師代表，提出以下論點：

(1) 何大律師臚列以下的案例以顯示，干犯二至四項「入屋犯法」罪，即使情節嚴重，總刑期均不出40 個月，換算為60 個月的總量刑起點: 香港特別行政區訴王健波[3],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朱俊文[4]，香港特別行政區訴蕭柏堅 [5]，香港特別行政區訴余偉洪[6], 香港特別行政區訴田至寶[7], 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馬偉光[8]，HKSAR v Tsang Chun Yin[9], HKSAR v Leung Ting Fung[10]。就算干犯超過五項入屋犯法罪，案情具加刑因素，總刑期也不多過48 個月，換算為72 個月的總量刑起點: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文壽康[11], 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陳慶南[12]。

(2) 何大律師認為，原審法官沒有考慮到上訴人是在獲邀到認識的受害人家居後進行盜竊的情節，實和一般在裁判法院審理的家居盜竊罪類似，不具「入屋犯法」罪（住宅）會造成住戶因碰上陌生入侵者造成驚慌，危及安全的控訴要旨 (gravamen): HKSAR v Suen Chi Wai [2015] 5 HKLRD 33; HKSAR v Ng Wai Hung [2003] 2 HKLRD 338。原審法官在運用「入屋犯法」罪（住宅）的判刑指引時，應可將量刑基準往下調；

(3) 原審法官錯誤以本案案情涉及「破壞誠信」(breach of trust)、及在沒有證據基礎下認為事主因具紀念價值物品被盜竊而蒙受「特大打擊」、及2016 年的一項涉及不誠實控罪的案底和本案三項控罪是在9 個月內干犯作加刑因素。

答辯人的回應

8.  答辯人認為原審法官已考慮了本案的加刑因素，包括上訴人是「早有預謀、以結識為名、取得信任進入處所」，所以是「破壞誠信」^[13] ；案中各事主都是居住在屋邨內的基層長者，而上訴人所偷取的物品價值超過10  萬元，當中控罪二被盜的是金頸鏈、鑽石戒指等物品。它們即使不是「有紀念價值」的物件，亦無可否認是貴重物品，無疑對事主是一大打擊。原審法官也考慮了上訴人過往有不誠實定罪紀錄，及她在9 個月內以相同或近似手法多次犯案，認為控罪二及三比控罪一更趨嚴重。

9.  廖高級檢控官指，認罪後58 個月的總刑期雖不屬輕，但沒有犯上原則性錯誤，也非明顯過重。

討論

10.  本庭要處理的唯一議題是，就着本案的案情而言，三項控罪的 58個月的總刑期是否明顯過重:  AG v Lo Ching Fai^[14]、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陳慶南 ^[15]。本庭首先要指出，陳慶南 案和上訴方在上訴聆訊時依賴的馬偉光案，均涉及非任宅的處所。

11.  本案涉及住宅，上訴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劉謀奮 [16] 指出：

「16. “爆竊”住宅當然是極為嚴重罪行，原因亦是不言而喻。住宅是一般人的庇護所亦理應是令他們感到安全的地方。“爆竊”罪行對個人的私隱及安全有極嚴重的侵害，更會對受害人造成極大的財物損失及/或心理損害。法庭必須嚴肅處理“爆竊”住宅罪行，已收阻嚇作用。」

12.  上訴人力陳，本案控罪二和三的事主事發前和上訴人相識，故本案缺乏受害人在家中面對侵入者闖入時產生的強烈恐慌的加刑因素。然而，本庭不能忽略，上訴人是刻意結識此兩項控罪的事主，騙取他們的信任才能登堂入室，以探訪為名、盜竊為實，趁他們不注意的時候，在屋內大肆搜略，偷竊財物，雖然有別於一般的違反誠信罪行，這就是劉謀奮案所指處心積慮：「經過細心策劃、安排後才執行」的加刑因素[17]。

13.  本庭亦不同意何大律師所指，原審法官不應在缺乏證供的情況下逕自以作為長者的事主，被竊財物中肯定不乏有紀念價值的物品會受到特大打擊作為加刑因素。一如劉謀奮案所指：

「20. …但上訴人盜取一名在公屋居住的長者4 萬元。該款項不一定是何女士的畢生積蓄，但對她而言，必然是巨款，而損失該筆巨款亦必然對她有嚴重的影響。原審法官是這理由為加重罪責因素，並非不合理。」

14.  雖然上訴人在干犯本案的控罪之前只有一次和不誠實控罪有關的刑事紀錄，但本案涉及的三項控罪是9 個月內干犯、屬連環干犯入屋犯法，亦可顯示犯案的慣常性：HKSAR v Leung Ting Fung, supra[18]，是加刑因素。

15.  本庭亦不認為本案的性質與上訴方援引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訴劉銘倫[19]案相類。該案的上訴人是在朋友家中偷取手提電話，本案上訴人認識第二和第三控罪的事主，顯然是藉著得到他們的信任，令他們不虞有詐，對她的戒心鬆懈，令至她可達到進入他們家中偷取財物的目的。本案是不折不扣的「入屋犯法」罪。

16.  陳慶南案指出，生硬地逐個比較同類案例，意義不大，但對「辨識判刑的一般幅度(normal range of sentences) 則有一定幫助」。[20]

17.  本庭認為，原審法官考慮本案中令情節嚴重的種種因素以3 年、及3 年3 個月作為個別控罪的量刑起點，實屬無可厚非。

18.  原審法官給予上訴人四分之一的量刑扣減，判處上訴人58 個月總刑期，等同一個77.3 個月（近6 年半）的總起刑點。

19.  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朱俊文^[21] 案涉及兩項住宅的「入屋犯法」罪。上訴法庭認為認罪後的34 個月總刑期並非明顯過重，即等同一個51 個月的總起刑點，該案涉及的財物價值不詳。HKSAR v Lau Hiu Man^[22]涉及三項控罪，其中兩項為「入屋犯法」罪（住宅）。上訴法庭認為應把3 年的基礎量刑基準上調至3 年9 個月，由於上訴人認罪，每項「入屋犯法」罪判處30 個月的監禁，並下令第二項控罪的4 個月與控罪一分期。就該兩項控罪判監34 個月，即等同51 個月的起刑點。

20.  上訴法庭在陳慶南案審閲一眾涉及非民居或部份涉及民居的入屋犯法案所得出的結論是，一般的合適總量刑基準不出5至6 年[23]。

21.  上訴法庭在陳慶南案中考慮了HKSAR v Fan Kit Hung[24]一案，該案涉及13 項非住宅的「入屋犯法」罪，竊案金額130,000 多元，上訴法庭將原審法官採納的9 年總量刑起點減為6 年。當然，情節特別嚴重如HKSAR v Gao Chuanglu^[25]案中以10 年作三項控罪的總起刑點，乃涉及作案人數眾多、專程來港犯案利用重型器械打洞穿牆、被盜竊物品特別貴重 （約值港幣2,000 多萬）。

22.  本庭認為，即使本案涉及3 項各項均具情節嚴重因素的「入屋犯法」罪，6 年半的總量刑基準屬明顯過高，68 個月的總量刑基準已經足夠，再給予四分之一扣減後，判刑應為51 個月。

23.  本庭判上訴人上訴得直，個別控罪的刑期不變。但下令控罪二和控罪三中各自的12 個月和第一項控罪的27 個月刑期分期執行，上訴人的總刑期由58 個月減至51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