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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MP 4379/2003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民事司法管轄權

民事上訴

高院雜項案件2003年第4379號

（原本案件編號：區域法院民事訴訟2000年第6997號及
區域法院民事訴訟2001年第3912號（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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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決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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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袁家寧：

1. 2003年6月，區域法院法官源麗華聆訊了兩宗相關的訴訟：

- 區域法院民事訴訟2000年第6997號（DCCJ 6997/2000）一案，案中的原告人為顏松輝，而被告人則為東藝（香港）有限公司（“東藝”），以及

- 區域法院民事訴訟2001年第3912號（DCCJ 3912/2001）一案，案中的原告人為東藝，而被告人則為顏松輝。

雖然顏松輝和東藝以前曾聘請律師，但在該聆訊中卻沒有再聘請律師代表他們應訊。

2. 2003年8月，源法官頒下判詞，撤銷該兩宗訴訟，並頒令對該兩宗訴訟，不作訟費指令。雖然雙方未有就訟費呈述任何陳詞，但源法官沒有述明該訟費令是暫准訟費令。

3. 東藝不服源法官於該兩宗訴訟中的判令，申請上訴許可。關於DCCJ 6997案，東藝向法庭申請頒令，顏松輝須承擔它的訟費。至於DCCJ 3912案，東藝則要求法庭撤銷源法官的命令，並頒下重審令。

4. 顏松輝在兩宗訴訟中都沒有申請上訴許可。

5. 2003年9月，源法官於申請上訴許可的聆訊中，拒絕就該兩宗訴訟給予上訴許可，並闡釋為何於2003年8月的判決中，不作訟費指令。

6. 其後，東藝向上訴法庭申請上訴許可；2003年10月，上訴法庭法官張澤祐拒絕給予上訴許可。

7. 此後，東藝向本庭重新提出其上訴許可的申請。

背景

8. 該等訴訟的事實背景相當複雜，但依本席的理解，可概述如下。

租賃給顏松輝的物業

9. 1997年，顏松輝與鍾鎮盛商議，打算租賃一塊位於新界的土地（“該物業”）。

10. 經商議後，顏松輝與東藝於1997年10月1日簽立了租賃協議；東藝是一家由鍾鎮盛的兒子們所控制的公司。

11. 該租約為期5年，由1997年9月1日開始，但當中有條款規定，任何一方都有權於首3年租賃期之後，給予3個月通知，終止該租約。有關租金以預繳季租的形式支付。

12. 顏松輝取得該物業的管有權，並把位於其上的一間鴨棚改建為貨倉。

該物業的登記業主不是鍾鎮盛，也不是東藝

13. 鍾鎮盛和東藝皆不是該物業的登記業主。1997年，當時的業主是陳萬有。看來，該物業於早前已由陳萬有（或其妻）租賃了給鍾鎮盛。沒有證據顯示，根據租賃該物業給鍾鎮盛的租約條款，鍾鎮盛不可分租該物業。再者，有證據顯示，鍾鎮盛其後對該物業的管有權，可能是逆權管有。

14. 1998年12月，有4名人士繼承了陳萬有的業權，登記為該物業的業主，而其中之一為陳萬有的兒子陳光。

顏松輝沒有支付租金

15. 1999年6月，陳光接觸顏松輝，要求他不要繳付租金給鍾鎮盛。此後，顏松輝便停止繳付租金。然而，看來登記業主並沒有把他逐出該物業，而他繼續管有該物業。

於小額錢債審裁處的首宗訴訟（SCTC 1999年第41607號 DCCJ 6997案）

16. 1999年9月，東藝入稟小額錢債審裁處，向顏松輝追討欠租（1999年7月、8月和9月份租金）。但東藝並沒有要求法庭頒令，向顏松輝收回該物業的管有權（即使有的話，小額錢債審裁處亦無司法管轄權作出任何收回管有權的命令）。

17. 顏松輝的抗辯理據指東藝並不擁有該物業，因此無權收取租金。他亦就以下項目提出損害賠償的反申索：改建鴨棚為貨倉的開支、洗衣機遭受損壞，以及額外的交通費用。

18. 2000年5月，小額錢債審裁處審裁官歐陽桂如（當時官銜）裁定根據租約，顏松輝有法律責任繳付欠租給東藝。雙方都沒有針對該判決提出上訴。至於顏松輝的反申索，歐陽審裁官把它轉介到區域法院審理，理由是所涉款額，超出了小額錢債審裁處的司法管轄權。這個反申索成為了DCCJ 6997一案。

於土地審裁處的訴訟（LDPE 1999年第690號）

19. 當小額錢債審裁處的訴訟仍然待決時，顏松輝繼續管有該物業，但卻沒有繳付租金給東藝。

20. 1999年10月，東藝以顏松輝沒有繳付10月、11月和12月份租金為由，向土地審裁處入稟起訴顏松輝。

21. 1999年12月3日，土地審裁處暫委法官唐文聆訊東藝的申請；東藝由鍾楚源先生代表出席聆訊，而顏松輝則缺席。

22. 從法庭謄本（補充文件冊第35頁I-N行）清楚可見，東藝以顏松輝沒有繳付租金為理由，行使租約所賦權利，終止該租約。當暫委法官唐文訊問東藝是否想終止該租約時，鍾楚源回答說是。

23. 在此階段，有必要考慮適用於土地審裁處的《高等法院條例》第21F條、對藉訴訟沒收租賃權的濟助的條文。

《高等法院條例》第21F條

24. 就相關部分而言，第21F條有以下規定：

“(1) 如出租人就任何土地……藉訴訟著手針對承租人欠交租金而強制執行……沒收租賃權，本條即具效力。

(3) 如 -

(b) 法庭在審訊時，信納出租人有權強制執行……沒收租賃權，

法庭須命令將土地的管有在法庭認為適合的期限（由命令的日期起計不得少於4星期）屆滿時交給出租人，除非在該段期限內，承租人將所有欠租及法庭就有關訴訟的訟費所指示的款項繳存法院。

(5) ……如

(a) 在命令所指明的期限內

……

承租人將以下款項繳存法院 -

(i) 所有欠租；及

(ii) 就訴訟的訟費所指示繳付的款項，

承租人並即無須訂立任何新租契而按照有關租契持有土地。

(7) 如承租人並無 -

(a) 在命令所指明的期限內

……

將以下款項繳存法院 -

(i) 所有欠租；及

(ii) 就訴訟的訟費所指示繳付的款項，

則命令可予強制執行，而只要命令尚未推翻，承租人即被禁止獲得任何濟助”

（部分文字改用斜體，以示強調）。

土地審裁處的命令

25. 暫委法官唐文基於東藝對其訊問的回答（前文第22段所述），以及上述條文的規定，命令顏松輝須於由命令的日期起計28天期限屆滿時，將該物業的管有權交給東藝，除非顏松輝於該段期限內已將欠租及訟費繳存法院。

26. 該28天期限於1999年12月31日屆滿。雖然在本庭席前代表東藝的鍾楚源已記不起顏松輝是甚麼時候繳付款項，但按照鍾楚源的說法，顏松輝確實繳付了應付的款項。

27. 然而，付款日期是具有重要性的，因為倘若欠租及訟費在1999年12月31日當天或之前繳付，那麼，根據土地審裁處的命令，顏松輝便無須訂立任何新租約而按照原有租約持有該物業。

28. 但是，倘若欠租及訟費只是在1999年12月31日之後才繳付，根據該命令，有關租賃權仍須被沒收，並且顏松輝亦須於2000年1月3日交付空置管有權給東藝。

顏松輝繳存欠租及訟費於法院 對藉訴訟沒收租賃權的濟助

29. 在本庭席前的聆訊中，鍾楚源除了說顏松輝“很早”便繳存了欠租及訟費於法院，他無法記得顏松輝是在甚麼時候付款的。

30. 但是在聆訊之後，本庭發現在置於補充文件冊內、土地審裁處法官周兆熊於1999年12月22日審理的聆訊的謄本中，有提述該付款日期的紀錄。顏松輝曾向土地審裁處申請頒令“凍結”他按照暫委法官唐文的命令已繳存於法院的款項；但該項申請被周法官於1999年12月22日撤銷。

31. 無論如何，在1999年12月22日或之前，顏松輝已繳付了欠租及訟費（土地審裁處訴訟人儲存金的有關案件分類帳部亦證實了這點）。這個付款的行為，結合第21F(5)條的效力所帶來的結果是：顏松輝“並即無須訂立任何新租契而按照有關租契持有土地”。

顏松輝遷離該物業

32. 然而，於1999年12月30日至2000年1月4日這段期間，顏松輝遷離該物業，並且沒有交租。看來並不是因為顏松輝與東藝達成了任何協議。

33. 從這個情況，可爭辯的是：顏松輝的離開表明他有意不再受該租約約束，作出了悔約的行為。

於小額錢債審裁處的第二次訴訟（SCTC 2000年第34474號 DCCJ 3912案）

34. 2000年7月，東藝入稟小額錢債審裁處，起訴顏松輝違約，並申索欠租（2000年1月至9月），以及3個月租金作為代通知金；理由是租約中的條款訂明，首3年租期（於2000年8月31日）屆滿時，任何一方可給予3個月通知終止租約。

35. 倘若顏松輝遷離該物業之舉，是對該租約作出了悔約的行為，那麼東藝申索該筆租金作為代通知金，便是接納了顏松輝悔約的行為。

36. 2001年2月，小額錢債審裁處轉介該申索到區域法院審理，成為DCCJ 3912案。

兩宗區域法院的訴訟

37. 2003年6月，該兩宗區域法院的訴訟在源法官席前合併聆訊。

源法官於DCCJ 3912案中的判決

38. 關於東藝起訴顏松輝的訴訟，源法官於其判詞第14段中裁定：

“在DCCJ-3912/01案件，有關涉案貨倉租的糾紛，[東藝]已於1999年12月3日在土地審裁處獲判得回該貨倉的空置管有權。[顏松輝]並於1999年年底，順應[東藝]的通告而遷離貨倉。即[東藝]選擇從法律途徑，終止[顏松輝]的租約。雙方合約已於[顏松輝]接受土地審裁處的裁決，交回空置管有權日終結”。

39. 該段判詞所述的通告是一標準格式的通告，根據如暫委法官唐文所頒下的命令而發出的。該通告是由東藝向顏松輝發出，通知他東藝已向土地審裁處取得勝訴判決，可收回該物業的管有權，並述-

“除非你/你等依照高等法院條例第4章第21F節規定下，於該判決發出後四星期內，繳清所欠之租金及堂費等，否則你應於2000年1月3日或之前遷出該處，違令不遷或未有向審裁處申請通融或其他補救辦法者，本人/我等將不再另行通告，而直接根據審裁處之命令，進行收回該地方。”

40. 上文改用斜體以示強調的文字，顯示東藝在該通告中要求顏松輝遷離該物業，是在顏松輝未能於該4個星期內繳付欠租及訟費的前提下而作出的。倘若該等款額依時繳付時，則可爭辯，東藝的要求失效，雙方復歸他們原來的情況。第21F(5)條規定於付款後，租戶“並即無須訂立任何新租契而按照有關租契持有土地”。根據有關租約，就餘下的時期而言，東藝須給予顏松輝該物業的管有權，而顏松輝則須繳付租金。

41. 因此，東藝可爭辯說，顏松輝其後離開該物業的行為，並不是如源法官所認為的“順應通告”。東藝亦可爭辯指顏松輝是故意選擇這樣做，而此舉是單方面的行為，與應繼續履行雙方之間仍然存在的租約的做法不相符，因此是悔約的行為，致使東藝有權接納其毀約，並獲得損害賠償。

42. 恕怪直言，源法官似乎沒有考慮過這個論據，這可能是因為雙方在審訊時都沒有法律代表，以致沒有注意第21F(5)條的效力。因此，本席認為，東藝應得許可，就DCCJ 3912案中撤銷其訴訟的判決，提出上訴。

DCCJ 6997案

43. 源法官撤銷了這宗由顏松輝提出的訴訟，但卻沒有頒令東藝可得訟費。2003年9月，源法官於上訴許可申請中，給予她頒下該命令的理由。她闡釋該訴訟的主要判決理由是：鍾鎮盛沒有告知顏松輝他不是該物業的業主；倘若他有這樣做的話，顏松輝或許不會花錢改建鴨棚為貨倉。然而，源法官卻認為鍾鎮盛只不過是東藝的代理人，因此，顏松輝不應起訴東藝，她判決雙方各有不對之處，因此不作訟費指令。

44. 誠然，關於訟費事宜，原審法官有酌情決定權，而審理上訴的法庭通常都不會作出干預；然而，恕怪直言，本席認為上文所述的判決理由不易明白。倘若當鍾鎮盛作出任何失實陳述時，他是東藝的代理人，那麼有關的失實陳述便會是代表東藝而作出的，因此，實在難以明白，為何源法官會認為顏松輝起訴的對象有任何錯誤。但如果當鍾鎮盛作出任何失實陳述時，他不是東藝的代理人，那麼沒有理由，為何該公司不獲判給該訴訟的訟費。

45. 再者，或許當源法官說雙方各有不對之處時，她是就撤銷了東藝的訴訟而說的。本席認為既給予東藝許可，就該訴訟提出上訴，在此情況下，就DCCJ 6997案中訟費所作出的命令，本席亦應給予東藝上訴許可。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朱芬齡：

46. 本席同意應批予東藝(香港)有限公司("東藝")許可，就源法官撤銷DCCJ 3912/2001一案的申索，和在DCCJ 6997/2000案中不作訟費指令的兩頂判決，提出上訴。本席僅略作補充。

47. 區域法院司法常務官在2001年3月14日把DCCJ 3912/2001和DCCJ 6997/2000两案合併時，曾指示東藝代表鍾楚源先生知會其代表律師，把東藝的申索在DCCJ 6997/2000案中以反申索形式提出；但不知何故，東藝没有遵從。因此至審訊時，祗有原在小額審裁處案件編號SCTC 34474/2000的申索書，當中没有明確說明東藝提出申索的法律及事實基礎。東藝在這些訴訟中所提交的證人陳述書 亦沒有提及顏松輝已在何時按土地審裁處的命令，把判決須付的欠租和訟費繳存法院，和交代東藝是基於甚麽情況指稱顔松輝仍須履行租約下的規定。

48. 明顯地，判案書並沒有考慮顏松輝已在指定的28天内把欠租和訟費繳存法院，以及《高等法院條例》第21F(5)條的效果。然而，從判案書不能知悉原審時的證據，是否有提及顏松輝已把欠租和訟費繳存法院和有關的日期，以及東藝的代表曾否就這方面作出陳詞。本席認為，如果原審時已有證據顯示，顏松輝是在指定的28天内把欠租和訟費繳存法院，那麼誠如袁法官在本判決書第31-42段的分析，就東藝能否按原有的租約向顏松輝追討欠租和毁約的損害賠償，是有可供爭辯之處。另一方面，若然原審時雙方提出的證據並没有提及顏松輝是在指定的28天内把欠租和訟費繳存法院，那麼東藝在擬提的上訴中便得說服法庭接受這項新證據。

49. 倘若東藝在DCCJ 3912/2001案的申索得值，則源法官不就DCCJ 6997/2000案的訟費作指令的其中一個基礎便不復存在。既然本庭批予東藝許可，就DCCJ 3912/2001案的判決提出上訴，本席認為本庭理應同時给予東藝許可，就DCCJ 6997/2000案的訟費提出上訴。

區域法院民事訴訟2000年第6997號的被告人，及區域法院民事訴訟2001年第3912號的原告人，東藝（香港）有限公司，由獲高等法院聆案官龍劍雲於2003年10月6日給予許可的董事鍾楚源先生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