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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MA 634/2015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定罪上訴
案件編號：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15年第634號
（原荃灣裁判法院傳票編號2015年第26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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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訊日期： 2016年1月26日 |
| 判案日期： 2016年3月4日 |
判 案 書
背景
1. 上訴人被票控一項「沒有為其他人採取合理的謹慎措施」罪，違反香港法例第59章《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該條例”）第6B(1)(a) 及6B(2) 條。傳票指稱上訴人身為受僱於新界荃灣德士古道178-182號14樓（“該倉庫”）的工業經營，即香泰貿易有限公司（“香泰”），的人，在2014年8月25日於工作時，沒有為會因他工作時的作為或不作為而受影響的蔡順強（“傷者”）的健康及安全採取合理的謹慎措施。
2. 上訴人否認控罪，經審訊後被特委裁判官劉淑嫻裁定罪名成立，判處罰款$6,000。上訴人不服定罪，提出上訴。
控方案情
3. 控方案情指案發當日，傷者和另外兩名同事（包括控方證人劉細強（“劉”））一同運送工料和工具到該倉庫。傷者和劉均為鏗鏘冷氣工程公司（“鏗鏘”）的東主。鏗鏘從另一公司取得為該倉庫進行冷氣槽維修工程，為工程的二判。該倉庫由香泰經營，為一貯存米的倉庫。
4. 上訴人受僱於香泰，事發時正負責在該倉庫駕駛叉式起重車（“鏟車”）從貨櫃取米包運送到貯存米包位置。上訴人把鏟車以倒後駕駛方式運送米包。倒駛期間，他的鏟車撞到剛以向後方式步出貨運升降機及正在搬運工料和工具的傷者。傷者的左腳眼骨折，要安裝鋼片和五粒螺絲。
辯方案情及上訴理據
5. 上訴人選擇不作供，也不傳召辯方證人。
6. 上訴人在審訊時已經由方偉健大律師代表。方大律師在審訊及本上訴的論點其實大同小異，可分為兩部分：
(1) 由於傷者不是受僱於該倉庫的工人，相關條例並不包括傷者；及
(2) 控方不能證明上訴人沒有採取合理的謹慎措施。
原審裁判官的裁斷
7. 辯方指該條例第6B(1)(a) 條中「其他人」只包括受僱於該工業經營工作的人士或在那裡工作的人士。辯方認為法庭應考慮「1989年工廠及工業經營（修訂）條例草案」，就新增第6B條，在「摘要說明」（Explanatory Memorandum）第4項的記述，即：「草案第4條為原有條例增訂3條新條文，說明東主及受僱於工業經營的人士就所有受僱於該處的人士工作時的健康及安全須負的一般責任。」(強調後加)
8. 原審裁判官考慮了香港電話有限公司 訴 電訊管理局，FACV 14/2004（判案書日期2005年7月20日）一案所確立釋義的法則，和第6B條的上文下理及目的，她裁定該條例的字詞明確，沒有模稜兩可或含糊不清，或導致荒謬情況，因此認為不需要探討「摘要說明」，以解決詮釋的問題。她指辯方的解釋狹隘。就《釋義及通則條例》第19條「釋義總則」訂明：條例必須當作有補缺去弊的作用，按其真正用意、涵義及精神，並為了最能確保達致其目的而作出公正、廣泛及靈活的釋疑及釋義。她不考慮「1989年工廠及工業經營（修訂）條例草案」的「摘要說明」。
9. 就事實方面，正如代表答辯人律師指出，原審裁判官作出裁斷如下：
(1) 鏗鏘從香泰的冷氣系統保養外判商接到本案涉及的工程。自2014年7月中開始在該倉庫進行工程。
(2) 案發當日，傷者和劉運送物料和工具到該倉庫。他們乘坐貨運升降機到14樓，劉站在升降機內中間位置近升降機背。當升降機門打開，傷者以背向形式步出升降機，劉隨即見鏟車在他前方以倒後行駛形式，在劉前由右向左方向行駛。
(3) 劉大叫：「喂！停！」但傷者已被撞至飛起，後著地。鏟車由撞到傷者到停下，行駛了約5呎。鏟車撞到傷者，導致他左腳眼骨折要安裝鋼片和五粒螺絲。
(4) 劉見鏟車前方有米包擺放。米包堆放高度低過司機頭部，沒有高過鏟車軚盤。劉指傷者被撞完後，他聽到有咇、咇、咇聲響，但劉在升降機內聽聲音不大，當倉門打開時才聽到。
(5) 香泰的經理指，上訴人為香泰的操作主管，負責14樓米倉入貨櫃和出貨，在米倉內要駕駛鏟車。14樓只得一輛鏟車。她平日有提點上訴人駕駛鏟車要看清楚路面情況，駕駛速度不要快，要小心。就鏟車倒後駛，公司沒指引。該倉庫的警報系統確保在倉庫出入的人留意鏟車操作。警報系統有燈箱和警報聲響警示人。案發當日，警報器操作正常。
(6) 鏟車在案發當日同樣操作正常。從鏟車望後方，有兩條柱，除此之外，沒遮擋，望後方比望前方更清晰。
(7) 上訴人在會面紀錄內的陳述是混雜性，其自願性不受爭議。原審裁判官認為會面紀錄問答22有兩種可能解讀，不是清晰招罪因此問答22她不考慮。但是，考慮了上訴人整體的陳述，裁定他的陳述不能構成採取「合理的謹慎措施」。
(8) 基於上訴人倒後行駛，他要不時轉頭望前左右兩邊和望後右方，而視線必有限制，如他的鏟車向前駛，他便可以不用轉頭便可觀看左右前方。
(9) 上訴人在會面紀錄中指因後駛視野好些，而且倒後駛時鏟車有警號聲和警示燈。原審裁判官認為雖然後方視野較前方清晰，但上訴人望左前方時，便無法看右後方，望前時，便無法看後方，即使上訴人在會面紀錄中稱不知傷者和劉會上14樓，但升降機前的捲閘沒拉下，隨時有人從升降門行出來，因此倒駛是危險的，而作為司機應知這危險存在，他仍選擇以倒駛方式行駛。雖然倒後駛時鏟車有警號聲和警示燈，但是，上訴人相等把保障其他行人安全的責任推卸給行人身上。因此，原審裁判官不接納他已採取合理謹慎的措施。
(10) 基於以上所述，原審裁判官裁定上訴人罪名成立。
本席作出的考慮
(i) 相關條例是否只包括僱員
10.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6B(1)及(2)條規定：
“(1) 工業經營的每名受僱的人，於工作時均有責任─
(a) 為他本人的健康及安全採取合理的謹慎措施，及為會因他工作時的作為或不作為而受影響的其他人的健康及安全採取合理的謹慎措施；及
(b) 在本條例為確保工業經營中受僱的人的健康及安全，而施加於工業經營的東主或任何其他人的責任或規定方面，在有需要的範圍內盡量與東主或該等其他人合作，使該責任或規定得以執行或遵從。
(2) 任何人違反第 (1) 款的規定，即屬犯罪，可處第4級罰款。”
11. 關於現今法律詮釋，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在HKSAR v Cheung Kwun Yin (2009) 12 HKCFAR 568 at 574E-575C這樣指出：
“11. In interpreting a statute, the court’s task is to ascertain the intention of the legislature as expressed in the language of the statute. This is of course an objective exercise. The court is not engaged in an exercise of ascertaining the legislative intent on its own. As Lord Reid pointed out in Black-Clawson International Ltd v Papierwerke Waldhof-Aschaffenburg AG [1975] AC 591 at p.613G:
‘We often say that we are looking for the intention of Parliament, but that is not quite accurate. We are seeking the meaning of the words which Parliament used.’
12. The modern approach is to adopt a purposive interpretation. The statutory language is construed, having regard to its context and purpose. Words are given their natural and ordinary meaning unless the context or purpose points to a different meaning. Context and purpose are considered when interpreting the words used and not only when an ambiguity may be thought to arise. In HKSAR v Lam Kwong Wai (2006) 9 HKCFAR 574 at p.606E, Sir Anthony Mason NPJ stated:
‘The modern approach to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insists that context and purpose be considered in the first instance,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general words, and not merely at some later stage when ambiguity may be thought to arise.’
… And the purposive approach (including the mischief rule) has been reflected in Hong Kong in s.19 of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Cap.1).
13. The context of a statutory provision should be taken in its widest sense and certainly includes the other provisions of the statute and the existing state of the law. …
14. The purpose of a statutory provision may be evident from the provision itself. …”
12. 因此，在考慮法例詮釋，第一步應考慮相關條例的上文下理及目的（context and purpose）。就此方面，終審法院常任法官陳兆愷在Paul Y General Contractors Ltd v HKSAR (2013) 16 HKCFAR 487，就《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的目的指明：
“2. The object of the safety requirements provided in the Factories and Industrial Undertakings Ordinance, Cap.59 (“the Ordinance”) is to ensure that places of work are safe and those working in these places are, as far a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free from risks and dangers. …” （強調後加）
13. 由此可見，條例的目的其中之一便是確保工廠及工業經營的安全（places of work are safe）。本案需要處理的事項，是如第6B 條條文標題，「受僱的人的一般責任」是否只限於對其他僱員。
14. 在上述Paul Y General Contractors Ltd一案，終審法院在判詞中也有簡略提及該條例第6B條：
“17. Section 6A imposes a general duty on a proprietor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his employees. The general duties are imposed because regulations could not cover every aspect of industrial safety no matter how frequently they were amended. Section 6A was modeled on English legislation. Section 6B imposes a duty to take care on an employee for himself and of other persons who may be affected by his acts or omissions at work. However, the English legislation also imposed a duty on an employer to take care in respect of persons other than the proprietor’s employees. The Ordinance does not contain a similar provision.
…
21. On the other hand, s.6A and s.6B were introduced by the Factories and Industrial Undertakings (Amendment) Bill 1989 (the Amendment Bill). The Amendment Bill introduced the notion of a general duty on a proprietor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his employees. That became s.6A. A similar duty was imposed on an employee to ensure his own safety and the safety of other persons who may be affected by his acts or omissions at work (s.6B). …” (強調後加)
15. 從上文清晰可見，終審法院就該條例第6B條的詮釋，完全沒有收窄或局限於「受僱於該處的人士」。
16. 該條例第6B(1)(a)條文字清晰，本席同意顯然僱員須「為會因他工作時的作為或不作為而受影響的其他人的健康及安全採取合理的謹慎措施」，這樣才可達到條例的目的，即確保工廠及工業經營的安全（places of work are safe）。
17. 條例的用詞是「為會因他工作時的作為或不作為而受影響的其他人」而不是「為會因他工作時的作為或不作為而受影響的任何工人」或「為會因他工作時的作為或不作為而受影響的任何受僱於該承建商的工人」。本席同意，立法的原意顯然是要保障任何可能會因他工作時的作為或不作為而受影響的人，而不是局限於工人，或只是受僱於某承建商的工人，因為《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的目的必然是確保工廠及工業經營整體的安全。
(ii) 上訴人有沒有採取合理的謹慎措施
18. 裁判法院上訴是以「重審」方式，依照原審裁判官席前的證供證據進行。
19. 原審裁判官公平地作出了兩項對上訴人有利的事實裁斷：
(1) 原審裁判官裁定傷者的證供不可靠，事件發生突然，他未能清楚現場環境狀況，例如當時庫倉內有沒有警號聲或鏟車倒車時的警號聲，他在這方面的證供跟劉的不同，裁判官只接納鏟車撞到傷者，導致他左腳眼骨折；及
(2) 劉見鏟車行駛快，但沒法講到速度多少，原審裁判官認為快慢是相對概念，在缺乏標準下，她就此說法不給比重。
20. 但本席同意，即使上訴人不是高速駕駛其鏟車，上訴人在倒車時顯然沒有採取合理的謹慎措施。
21. 根據《安全使用叉式起重車指引》第10章第10.6(a) 及 (c)項「倒車的安全措施」列明：
“(a) 在叉式起重車倒車前，操作員應特別留意以確保沒有任何行人。
…
(c) 倒車時應小心及緩慢地進行。”
22. 同樣，勞工處專家證人（“PW7”）除了指上訴人應該向前行駛，也指明，升降機有機會有人出來，駕駛員須要顧及右後方，確保沒有人走出（上訴文件冊216頁H）。
23. 上訴人就其警誡供詞的自願性及準確性並無爭議。警誡下，上訴人承認當鏟車差不多到倉門口他沒有減速（問答20）。撞到傷者時，他望住另一邊（問答25）。他在聽到叫聲才煞車（問答21）。
24. 上訴人在關鍵時間，根本完全看不見從升降機行出的傷者，直接把傷者撞倒。正如原審裁判官及PW7所說，升降機隨時有人行出，在這樣的情況下，上訴人倒車時既不小心，亦沒有留意以確保沒有任何行人。上訴人的行為既不合理，亦不謹慎。
25. 本席同意，上訴人沒有為會因他工作時的作為或不作為而受影響的傷者的健康及安全採取合理的謹慎措施。
總結
26. 基於上述理由，本席認為定罪合情合理，並無不安穩之處及有充分證據支持。本席駁回上訴人的定罪上訴，維持原判。
訟費
27. 本席作出暫准命令，就是次上訴的訟費不作頒令。倘若在本判案書頒下後14天內並沒有任何更改訟費命令的請求，此暫准命令將成為絕對命令。
答辯人：由律政司署理高級檢控官雷明雋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訴人：由張柱才律師事務所轉聘方偉健大律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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