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郭子鴻

DCCC 129/2024

[2024] HKDC 1565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4年第12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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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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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罪

1.  被告人承認交替控罪2及4（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俗稱「洗黑錢」）及同意相關案情，控罪1及3不用處理。

同意案情

事件1（控罪2）

2.  2023年8月1日約1200時，當時95歲的何先生（控方第一證人）在住所接到一名男子（“男子A”）來電，對方扮作控方第一證人兒子（控方第二證人），聲稱與小學同學的丈夫爭執，需要港幣70,000元了事，又叫控方第一證人不要將此事告訴別人。隨後，另一名男子（“男子B”）緊接致電控方第一證人，給控方第一證人一個電話號碼作聯絡之用，叫控方第一證人到旺角西洋菜南街的士站交錢給他。控方第一證人信以為真，便準備錢。

3.  同日約1400時，控方第一證人到達的士站，致電男子B，男子B在電話中向控方第一證人表示 “陳生” 為他辦事，叫控方第一證人放心。控方第一證人向男子B表示正在的士站旁邊的北京同仁堂外面等候。

4.  同日約1415時，被告人在旺角西洋菜南街134號地下北京同仁堂外面行近控方第一證人，自我介紹是陳生。控方第一證人將現金港幣70,000元交給被告人後，被告人步行離開，控方第一證人回家。

5.  同日約1630時，控方第一證人接到男子B另一次來電，要求多港幣90,000元作醫藥費。控方第一證人信以為真，便準備錢。

6.  同日約1700時，控方第二證人致電控方第一證人，騙局被揭發。

事件2（控罪4）

7.  2023年9月6日約1600時，當時76歲的黃先生（控方第三證人）在住所接到一名男子（“男子C”）來電，對方扮作控方第三證人兒子（控方第四證人），聲稱被拘捕，需要港幣200,000元保釋金。男子C叫控方第三證人去旺角維景酒店（“酒店”）將保釋金交給他的朋友李先生，對方收錢後會保釋他。控方第三證人信以為真，便準備錢並放在一個紅色袋內。

8.  同日約1610時，控方第三證人到達酒店，致電男子C。男子C叫控方第三證人形容衣著，控方第三證人照辦。掛線後，被告人隨即行近控方第三證人，叫控方第三證人致電男子C。控方第三證人照辦，在電話中向男子C表示見到對方的朋友。男子C回答說被告人確是他的朋友，叫控方第三證人將現金港幣200,000元交給被告人。控方第三證人將載有現金港幣200,000元的紅色袋交給被告人後，被告人步行離開，控方第三證人回家。

9.  同日約1730時，控方第三證人在電話中問男子C保釋是否已獲批准。控方第三證人妻子聽到，便致電控方第四證人，控方第四證人向控方第三證人妻子表示沒有被拘捕。控方第三證人發覺被騙，於是報案。

拘捕被告人

10.  2023年9月15日約1312時，署理警長20658（控方第九證人）就事件1及2拘捕被告人，罪名是 “以欺騙手段獲得財產” 。被告人在警誡下說 “俊哥叫我去搵個阿伯收錢，之後會俾3,000至4,000蚊我做酬勞” 。

警誡陳述

11.  2023年9月15日約1725時，偵緝警員13030（控方第十證人）與被告人進行錄影會面。被告人在警誡下說出一些事情，當中包括以下各項：被告人不知道 “阿俊” （又名 “俊哥” ）的全名、電話號碼及地址；被告人不認識控方第一及第三證人；關於事件1，被告人當時一個人，按照 “阿俊” 相關指示向控方第一證人收取現金。被告人將該些現金交給站在附近的 “阿俊” ，對方給被告人一些金錢報酬。被告人已將報酬全數花在網上遊戲上；及關於事件2，被告人當時一個人，按照 “阿俊” 相關指示在旺角向控方第三證人收取現金。被告人將收到的現金港幣200,000元交給 “阿俊” ，對方給被告人一些金錢報酬。被告人已將報酬全數花掉。

12.  被告人於2023年8月1日在香港，連同其他身分不詳的人，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某項財產，即一筆港幣70,000元的款項，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代表任何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處理該財產（控罪2）。

13.  被告人於2023年9月6日在香港，連同其他身分不詳的人，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某項財產，即一筆港幣200,000元的款項，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代表任何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處理該財產（控罪4）。

背景及減刑陳詞

14.  被告人現年49歲，未婚，無家者，教育程度至小學。自1985年至2022年有22組共39項刑事定罪紀錄，大部分涉及不誠實罪行。被告人是慣犯，悔而不改，有加刑因素。

15.  辯方的減刑陳詞重點如下：第一，被告人及早認罪，有悔意。第二，被告人因經濟拮据而犯案。

16.  就控罪2及4（洗黑錢），伍大律師援引案例，提及量刑基準可達3年監禁，再因為有組織罪案條例的基礎下可加刑三分一。

討論及判刑

17.  在定罪後，控方申請把一名總督察的證供呈堂，目的為希望法庭考慮電騙及連帶洗黑錢罪案近期的普遍性、獲益性、傷害性[1]，而就有關控罪的情節，作為可能加刑的因素。辯方不反對有關證供呈堂。

18.  一般而言，量刑過程包含4個主要步驟。首先，訂立量刑基準。其次，考慮是否存在加重刑責的因素，例如涉及多名被告人或被告人為慣犯等。第三，審視案情及被告人的個人背景，以評估是否存在減刑因素，例如被告人認罪可享有三分之一的刑期扣減。最後，法庭需審視整體量刑的公平性，從而決定是否同期或分期執行刑期。這些均屬法庭酌情權範疇，無須受不必要的限制：HKSAR v Suen Ping (孫平) [2024] HKCA 701[2]。

19.  根據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條的規定，量刑程序與傳統方法略有不同。當控方根據第27(2)  條向法庭申請加刑後，法庭可在其認為適合的情況下，就該罪行對被告人宣判較會在沒有該事項時所宣判的為重的刑罰。此加刑部分會在量刑的第3步，即考慮減刑因素後進行。最後，法庭仍需考慮整體量刑的公平性，決定是否同期或分期執行刑期​​​​。

20.  控方依據香港法例第 455 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2)(c)(d)(e)  條的規定，申請把一名總督察的證供呈堂，目的為希望法庭考慮罪案近期的普遍程度及因指明罪行而直接或間接導致的罪犯獲益及社區受損害的性質及程度，並將此作為加刑的依據。

21.  根據香港法例第 455 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27(11)  條，在法庭認為適合的情況下，可基於4種情況加重被告人的刑期。第一種情況，法庭在無合理疑點的情況下信納該指明的罪行屬有組織罪行。第二種情況，法庭在無合理疑點的情況下信納根據第27 (2)  條提供的資料。第三種情況，法庭在無合理疑點的情況下信納根據第27 (8)  條提供的資料[3]。第四種情況實際上屬於前3種情況的延伸，即以上情況的事項為被定罪的人所同意[4]。 

22.  根據案例和主流意見，即使本案是「洗黑錢」，但上游罪行明顯涉及串謀詐騙罪（電騙），尤其是被告人向年紀老邁人士收取巨額現金，即使收錢人未必知道電騙的詳情，一般人也有合理理由相信「老人家」被騙拿出現金來。該類案件的加刑幅度介乎20% 至50%：洪永俊[2011] 2 HKLRD 167；梁耀輝 CACC 100/2014；陳皓傑CAAR 1/2024。

23.  在陳皓傑 CAAR 1/2024，上訴庭明言：

「電話騙案的嚴重性在於騙徒向受害人聲稱其親人的自由因某些理由受到限制，利用受害人愛子或保衞及營救親人心切的脆弱心理，置他們於恐慌之中而欺詐他們的金錢。電話騙案的嚴重性並不取決於騙徒的行騙手法，這些手法的目標就是要利用受害人的弱點而恫嚇他們，令他們措手不及、失去冷靜和理智而交出金錢，屬情感上的勒索。」

「綜上所述，本庭不認為這類騙案的嚴重性會因應騙徒的訛稱、缺乏毆打和扣押等威嚇而有所減低，不認同需要因應不同的手法再在量刑上作出仔細區分。雖然洪永俊和楊家誠案均涉及外地人來港犯案的情節，但梁耀輝案並沒有涉及此情節，上訴法庭仍認為4 年的量刑基準適用於電話騙案[5]。洪永俊案是在考慮判刑法官應否作出加刑50% 的決定時，考慮了申請人受招攬專程赴港收款來突顯警方偵辦此類案件的困難[6]。本庭不認為4 年的量刑基準只適用於外地來港作電話騙案的前線收款人。更何況，在本案，根據答辯人承認的案情[7]，答辯人在擔任跑腿的前線工作時，清楚整個串謀的計劃是涉及「不誠實地虛假地表示控方第二證人(王女士)的兒子被警方扣留及需要金錢」，從而不誠實地誘使第二證人向他交出港幣65,600 元。答辯人是串謀詐騙計劃中的一份子，而構成控罪二的關鍵環節，並非如判刑法官所述止於僅是一名「跑腿」[8]。」

24.  「洗黑錢」最高刑罰為14年監禁。

25.  在「洗黑錢」罪行中，上訴法院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許有益[2010] 5 HKLRD 536列出量刑時參考因素，包括：

「一，涉案金額是重要考慮因素，而非被告人本身在這次交易所獲的利益；

二，控罪的罪責是協助支持及鼓勵有關公訴罪行，故此被告人參與程度及涉及「洗黑錢」的次數亦有關連的因素；

三，處理公訴罪行的財產控罪與有關的公訴罪行不一定有直接關係，但若果有關的公訴罪行是可以確認的，那麼法庭是可以在處理控罪時考慮有關公訴罪行本身的刑期；

四，若案件涉及國際跨境成份，法庭可採用較嚴峻的刑期，以免香港作為金融及銀行中心形象受損；及

五，涉案的時間。」

26.  上訴庭在眾多案例中均已指出，被告人不知道「黑錢」的來源，又或控方證明不到其確實來源，不一定是有效的減刑因素。有關此原則，上訴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倪鳳仙 [2013] 5 HKLRD 95和律政司司長 訴 雲國強 [2012] 1 HKLRD 197均有提及。

27.  在雲國強，上訴庭對「洗黑錢」這種罪行的性質和刑罰有以下陳述：

「「洗黑錢」是嚴重罪行，原因是「洗黑錢」不但間接地鼓勵犯罪活動，更試圖把犯罪得益合法化。為了打擊嚴重罪行，避免犯案者獲得經濟利益，阻嚇「洗黑錢」罪行是必需的（見上訴法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Javid Kamran (CACC 400/2004)、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Xu Xia Li及另一人[2004] 4 HKC 16 等案）。

一般而言，「洗黑錢」罪行的判刑應主要反映清洗「黑錢」的數額，而非被告人或其他人的得益。原因是要證明有關得益，非常困難而在大多數「洗黑錢」案件亦可能沒有證據顯示“黑錢”究竟是從甚麼公訴罪行所衍生的。當然如有資料證明“黑錢”源自嚴重罪行，包括販毒、擄人勒索、非法販賣人口和其他有組織罪行等或被告人的得益極大，則判刑理應上調。

本庭在其他多宗同類案件亦列出其他和判刑有關的因素，包括犯案的次數及犯案時間的長短、被告人參與和“黑錢”有關罪行的程度、罪行是否有組織及是否精密等等。」

28.  案例列出多宗「洗黑錢」案件所涉及的金額及判刑，若涉及「黑錢」金額是100至200萬元，量刑基準約為3年監禁；300至600萬元，約為4年監禁；1,000萬元以上則可超過5年監禁。

29.  上述或相似的判刑原則得到其他案件確認，例如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吳建兵 [2012] 1 HKLRD 777。在HKSAR v Lee Shun Fat CACC49/2012，犯案人在4間銀行開設4個戶口，從詐騙罪行得來的大約港幣400萬元存進這些戶口，涉及海外成分，犯案人在存款存入後在同日或兩天之內提走款項，上訴法庭認為恰當的總量刑基準是監禁4年半。

30.  而在HKSAR v Boma [2012] 2 HKLRD 33，上訴庭進一步指出應考慮該可公訴罪行的性質、被告人的知悉是否涉及國際層面、相關罪行策劃的複雜性、是否犯罪集團所操控、涉及「洗黑錢」的次數及時間、罪犯是否在已知悉該公訴罪行後仍處理該些財產得益、被告人的角色及行為等等。上訴庭提出「洗黑錢」判刑的難度[9]:

「問題在於，犯罪行為可能發生的情況非常多樣化，從妻子為賭博成癮的丈夫而隱藏財產，到洗錢涉及賣淫/不道德犯罪得益、危險藥物販運、欺詐、人口販運或其他有組織犯罪的所得。有時可以確定上游罪行，有時則無法確定。有時罪犯知道上游罪行的性質，有時則不清楚。有時可以認定罪犯知道或相信這些資金是可公訴罪行的所得，或對其是否如此不以為意；或甚，即使他不知道資金來自可公訴罪行，但可能有足夠合理的人會如此相信。有時罪犯是基本罪行的實施者，但有時他位於犯罪鏈條的下游。有時他是洗錢過程的受益者；其他時候則是中介。此外，還有涉及有組織且複雜計劃的案件，其中罪犯可能是洗錢活動的主導者；或者他可能只是活動中的低階員工。該罪行可能涉及單一交易，或者涉及長時間內的多筆交易。為達成目標的欺詐行為可能會或可能不會出現。有些案件所有活動均在本地進行，而其他案件則涉及國際元素。這種未能盡錄的列舉情況變化足以說明為何提供判刑指引是困難且不合適的。換句話說，這是一類犯罪，判刑法官需要運用其「直覺」，結合其判刑經驗，時刻謹記立法所針對的危害。」

31.  套用以上判刑因素於本案被告人，本席有以下分析。

32.  「洗黑錢」量刑主要考慮清洗金額，即使「黑錢」不是來自可公訴罪行或被告人不知道其來源不一定是有效減刑因素[10]。

33.  在本案，被告人共涉及2項控罪（控罪2及4），受害人2名，全為長者，分別為95及76歲老人。每名受害者被騙金額由70,000至200,000不等（事件1的受害者幾乎再損失90,000元），涉及款額合共港幣27萬元，一天內連續犯案，按案例量刑基準達3至4年監禁。其他加重刑責的因素包括第一：犯案多於一人。第二，本案有預謀、有計劃。第三，被告人是慣犯。經考慮上述因素，本席把量刑基準訂在4年監禁，並因參與度低、較被動角色等因素調低至3年9個月監禁，扣減認罪的三分一，每項控罪刑期為30個月監禁。

34.  隨後，根據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條，本席信納控方提供的資料[11]，證明該等罪案近期的普遍程度[12]及因指明罪行而直接或間接導致社區受損害的性質及程度再加刑三分之一至每項控罪40個月監禁，尤其是總督察供詞第19至25段提及該等案件的普遍性、增加犯罪份子收益及導致更多無辜市民受騙。

35.  經考慮總刑期原則，避免被告人的2項控罪的刑期過重，為達至這個總刑期，本席把2項控罪同期執行，即40個月監禁，最終刑期為40個月監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