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練棋達

CACC 11/2013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刑事司法管轄權

不服命令上訴

刑事上訴案件2013年第11號

（原區域法院刑事案件編號2011年第86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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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副庭長楊振權頒發上訴法庭判案書：

引言

1. 上訴人（練棋達）在區域法院法官葉佐文（原審法官）席前承認兩項（即第三和第五項）俗稱“洗黑錢”罪後，被判入獄共3年6個月。兩項“洗黑錢”罪，分別指上訴人在2004年1月2日至2010年1月12日及2006年10月12日至2009年1月28日“清洗”約2,519萬港元及約1,445萬港元，共約3,970多萬港元之“黑錢”。原審法官同時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條例》”）第8、11及13條裁定上訴人曾因“洗黑錢”罪“獲利”及其“罪行得益”的總計達到10萬元或以上。原審法官評計申請人的“犯罪得益”價值的款額是3,970多萬港元。

2. 2012年11月30日，原審法官頒下一項沒收令，充公上訴人名下的財產。原審法官因上訴人在發出沒收令時，可變現的款額只有10,334,866.76港元（1,030多萬港元），少過法庭評計為其“罪行得益”價值的3,970多萬港元，故發出的沒收令只是要上訴人在2013年5月31日前繳交1,030多萬港元給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否則要以5年監禁期替代，而該5年監禁期要和上訴人被判的3年6個月刑期分期執行。

3. 上訴人不服上述判刑和沒收令，在2013年1月7日提出上訴許可申請，要求法庭批准他就判刑及沒收令上訴。律政司司長（答辯人）反對上訴人的申請。

4. 2013年9月11日，上訴法庭單一法官不批准上訴人就上述的3年6個月刑期提出的上訴，但批准他就上述沒收令提出的上訴。因此本庭只需處理原審法官下令上訴人要繳交約1,030多萬港元，否則要額外監禁5年的沒收令。

5. 上訴人由彭耀鴻資深大律師代表；答辯人則由刑事檢控專員楊家雄資深大律師、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許紹鼎及高級檢控官林德頴代表。

案情事實

6. 不爭的事實顯示，上訴人從事非法外圍賭博活動，包括非法收受賽馬和足球賭注，而收受賭注是透過上訴人名下的兩個銀行帳戶（中國銀行帳戶和匯豐銀行帳戶）進行的。上訴人在有關時段處理過存入中國銀行和匯豐銀行帳戶內的款項，即涉案的“黑錢”。

7. 上訴人干犯第三項控罪的期間，即2004年1月2日至2010年1月12日，共有25,192,368.53港元存入中國銀行帳戶及21,905,498.14港元從該帳戶提取。

8. 上訴人干犯第五項控罪的期間，即2006年10月12日至2009年1月28日，分別共有14,458,749.77港元和14,437,606.83港元，存入匯豐銀行帳戶及從該帳戶提取。

9. 在上述犯案期間，上訴人沒有填報任何報稅記錄，但存入其名下中國銀行帳戶和匯豐銀行帳戶的總額達3,970多萬港元。上訴人同意該3,970多萬港元都是他非法收取的賭注。

10. 被定罪後，上訴人從其名下資產可變現的款額包括：

(一)   銀行存款	7,538,663.84元
(二)   現金	196,222.92元
(三)   保釋金	250,000元
(四)   名下物業（該物業）	2,300,000元
(五)   名錶	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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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10,334,886.7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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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該物業是上訴人在1996年以2,198,100港元購入，而購入該物業的金額亦已全部繳付。該物業在2012年8月21日的市價為2,300,000港元。

控方立場

12. 控方指在有關時段存入中國銀行帳戶和匯豐銀行帳戶的共約3,970多萬港元，全屬上訴人的“罪行得益”，但該“罪行得益”超過申請人名下可變現所得款額1,030萬港元。控方認為根據《條例》，上訴人上述的可變現資產需全部充公。因此，法庭應頒下沒收令，充公上訴人可變現所得款額共1,030萬港元。

原審法官的裁決

13. 原審法官裁定上訴人因為有關罪行而收取到的任何款項都屬“罪行得益”，而在本案存入中國銀行帳戶和匯豐銀行帳戶的約3,970多萬港元全是上訴人犯“洗黑錢”罪而收取的款項，故全屬他的“罪行得益”。原審法官亦評計該筆約3,970多萬港元為上訴人“罪行得益”的價值。因此，原審法官接納控方的申請，並頒下沒收令，充公上訴人名下的全部可變現款額1,030萬港元。原審法官同時下令如上訴人未能在2013年5月31日前繳交1,030多萬港元給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他要額外服刑5年替代。

上訴理由

14. 彭資深大律師認為原審法官的處理方法錯誤。彭資深大律師指出原審法官在作出沒收令前必須認定上訴人在有關罪行中有“獲利”而其“罪行得益”總計達到10萬元或以上。彭資深大律師亦指出法庭須先裁定申請人有“獲利”而他的“得益”達到10萬元或以上時，才要評計他從有關罪行中“得益”的價值是多少。彭資深大律師指原審法官並沒有採納上述步驟。

15. 彭資深大律師強調沒收令只應充公上訴人在有關罪行中取得之“酬賞”，而非單單是因罪行而取得之款項。彭資深大律師認為原審法官沒有考慮針對上訴人的充公令所追討的款項是否具“酬賞”性質。

16. 彭資深大律師援引HKSAR v Li Kwok Cheung George (2014) 17 HKCFAR 319案支持他的立場。

17. 彭資深大律師力稱在Li Kwok Cheung George案，終審法院認為“罪行得益”的原意是由作出某些行為產生或得到的財物，而根據“任何人從某罪行的得益”之釋義，即“因犯該罪行的關係而由他收受的任何款項或其他酬賞”，法例要求上訴人收取的款項須具“酬賞”性質才會被視為“罪行得益”。彭資深大律師認為根據《條例》，法庭只應充公上訴人在有關罪行中所取得的“純利潤”，原因是《條例》的用詞，包括“獲利”、“得益”、“酬賞”等都和他的立場吻合。

18. 彭資深大律師特別依賴終審法院在上述Li Kwok Cheung George案判案書內的下列段落支持其立場：

“As a matter of language, those words (payment or other reward) make it clear that the contemplated payment must be in the nature of a reward. It must in particular be a payment having the quality of a reward received in connection with commission of the relevant offence.” (para 30)

“從語言角度，該些用詞（收受款項或其他酬賞）顯示收受的款項必須是具酬賞性質。它必需是因為干犯有關罪行而收受為酬賞的款項。”（第30段）

“For a payment to have this character, it has, for instance, to be a recompense or return or remuneration or incentive for or in connection with doing or having done something.” (para 32)

“收受的款項要具該特性，它必須，例如，為某些正進行或已完結的作為的報酬、回報、酬金或激勵。”（第32段）

“The provisions governing confiscation orders are aimed at depriving a defendant of his proceeds of the relevant offence to the extent that he has benefited from such offence. … Benefit is therefore fundamental to the confiscation jurisdiction. If satisfied as to such benefit, the court proceeds to determine the amount to be recovered from that defendant.” (para 40)

“和充公令有關的條文的目的是剝奪被告人因干犯有關罪行之得益，令他不能從該罪行獲利。…因此得益是行使充公令管轄權的基礎。法庭需確信有該些得益，才繼續裁定應從該名被告人追回的金額。”（第40段）

“The statutory purpose of targeting persons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have benefited from crime is also evident from the ancillary powers conferred in aid of the confiscation jurisdiction. … Similarly, special procedures have been laid down to help to determine whether a defendant has benefited from the crime and the value of his proceeds,” (para 41)

“條例的目的是針對某些人因犯罪而得益的程度。該目的可從和充公司法管轄權有關的附屬權力表露無遺。…同樣地，有特別制訂的程序來協助解決一名被告人是否有從罪行獲利及其得益的價值,”（第41段）

“That the legislative intent is that such proceeds should reflect the ‘benefit’ gained by the defendant from the offence is put beyond doubt by section 2(8) which provides: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Ordinance, a person who has ... received any payment or other rewar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ommission of an offence or an organized crime has benefited from that offence or organized crime, as the case may be.’ ”(para 42)

“立法者的目的是該些‘得益’應反映被告人從罪行獲得的“益處”。該明確目的在下列第2(8)條表露無遺：

‘就本條例而言，任何人於任何時間因犯某罪行或有組織罪行的關係而收受任何款項或其他酬賞，即屬從該罪行或有組織罪行中獲利。’”（第42段）（非官方翻譯）

19. 彭資深大律師強調終審法院裁定處理《條例》的條款時，要採納有目的的釋義方法，亦認同以下的建議：

“…when section 25(1) and section 2(6)(a) are construed in the light of that purpose, the inevitabl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word ‘proceeds’, both for the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the section 25(1) offence and of making confiscation orders, has to be construed as referring only to money or property which represents an economic benefit gained by the relevant defendant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ommission of the predicate offence. The entire scheme of the Ordinance is aimed at depriving defendants of such ill-gotten benefits and criminalising the laundering of those gains. ”

“當以上述目的來詮釋第25(1)和2(6)(a)條時，得出的必然結果是‘得益’一詞，作為第25(1)條罪行和發出沒收令的基礎，需詮釋為只涉及代表被告人因干犯基礎罪行而獲得的經濟得益。《條例》整個方案的目的是剝奪被告人不義之財及將清洗該些得益刑事化。”（非官方翻譯）

20. 彭資深大律師認為原審法官作出沒收令時，沒有考慮該案的3,970多萬港元是否為“酬賞”性質或上訴人是否有從有關罪行“獲利”及如有的話其罪行的得益是否達到10萬元或以上。彭資深大律師力稱原審法官沒有恰當地處理涉案的議題，而其頒發的沒收令更針對上訴人一些和其罪行無關的資產，故沒有足夠基礎支持。

討論

21. 上訴人從事非法賭博活動，收受外圍賽馬和足球賭注。誠如彭資深大律師多番強調，即使在有關時段存入上訴人兩個銀行帳戶的存款全屬賭注，也不表示上訴人從其犯罪行為中能賺取該些存款的等額，原因是上訴人必需支付有關賭注的派彩。

22. 2004年1月2日至2010年1月12日從中國銀行帳戶支出的21,905,498.14港元和從匯豐銀行支出的14,437,606.83港元，大部分極可能反映了上訴人支付派彩的數額。

23. 如上述觀察正確，則表示上訴人由其非法賭博活動中賺取的“利潤”只約為300多萬港元。假若充公令能追討的金額只應涵蓋上訴人從有關罪行取得之“得益”，而“得益”等同其“利潤”時，則有關充公令能追討的款額可能只應約為300多萬港元。

24. 《條例》採用不同用詞來顯示被定罪者從有關罪行取得的好處，包括“獲利”（Benefited），“得益”（proceeds），“其他酬賞”（other rewards）。但《條例》從沒有用過“利潤”（profit）這詞，亦沒有要法庭評估被告人從罪行取得“利潤”的價值。《條例》所指的“獲利”亦只是指被告人因罪行而取得的好處。假若彭資深大律師的基本立場是《條例》所指的“獲利”、“得益”或“其他酬賞”是指被告人因犯罪而取得的“利潤”（profit），該基本立場並非正確。

25. 事實上，彭資深大律師指《條例》目的只是要剝奪被告人因罪行而取得的“利潤”的說法，在多宗處理相同條款的英國案例都有提出過。該說法亦曾受英國高級法庭審議。最終該說法都被多名英國高級法官異口同聲斷然否決。

26. 楊專員有引導本庭審議過多宗英國案例，包括R v Currey (1994) 16 Cr App R (S) 421、R v Patel [2000] 2 Cr App R (S) 10、R v Sharma [2006] 2 Cr App R (S) 416和Smith (David) [2002] 2 Cr App R (S) 37等案。本庭不打算覆述該些案例的詳情及裁決要點。本庭只想援引Lord Bingham of Cornhill大法官在R v May (HL(E))[2008] 1 AC 1028案所作的部分尾注,而該部分尾注亦獲終審法院在彭資深大律師極力依賴的Li Kwok Cheung George案認同。李義和霍兆剛兩位常任法官在判案書的第58段贊同Lord Bingham大法官在May案的以下說法：

“The legislation is intended to deprive defendants of the benefit they have gained from relevant criminal conduct, whether or not they have retained such benefit,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ir available means. It does not provide for confiscation in the sense understood by schoolchildren and others, but nor does it operate by way of fine. The benefit gained is the total value of the property or advantage obtained, not the defendant's net profit after deduction of expenses or any amounts payable to co-conspirators.”

“法例目的是要從被告人可用的財富中剝奪被告人從有關罪行取得的利益，不管他們是否有保留該些利益。法例並非以學童或其他人士所理解的意思來規範沒收事宜，亦非以罰款形式運作。獲得的利益是取得的財產和好處的總價值，而非被告人在扣除開支或支付給其同謀的款額後之純利潤。”（非官方翻譯）

27. 在HKSAR v Shing Siu Ming & Ors (No2) [2000] 3 HKC 83案，法庭亦裁定《販毒（追討得益）條例》所指的“販毒獲利”是指和“販毒”有關，而支付給被告人的任何款項或其他酬賞之總價值（the aggregate value of the payments or other rewards made to a defendant in connection with drug trafficking），所指的是和販毒行為關的收取款項的總額，而非單單是“利潤”。

28. 本上訴所涉及的爭議是根據《條例》充公上訴人所犯的罪行的“得益”時，如何計算沒收令追討的款額。法庭必須根據《條例》的性質和有關條款來處理“獲利”、“罪行得益”或“其他酬賞”的確實意義行事。

29. 《條例》第2(6)(a)條將“任何人從某罪行的得益”釋義為“(i)在任何時間(不論在1994年12月2日之前或之後)，因犯該罪行的關係而由他收受的任何款項或其他酬賞；(ii)他直接或間接從任何上述款項或其他酬賞得來的任何財產或將該等款項或酬賞變現所得的任何財產；及(iii)因犯該罪行的關係而獲取的任何金錢利益”。

30. 本庭認為《條例》對“罪行得益”的釋義是明確的。該釋義將“因犯該罪行的關係而收受的任何款項”和因犯該罪行的關係而獲取的‘利潤’區分。因犯罪行而獲取的“利潤”當然是“罪行得益”，但“罪行得益”並非全指“利潤”，亦包括“收受的任何款項”或其他酬賞。考慮到《條例》所指的“獲利”、“得益”和“其他酬賞”，法庭須以“犯罪得益”的基本釋義為依歸。在上述基礎下，“獲利”、“得益”和“酬賞”都是泛指因干犯有關罪行而取得的款項或其他金錢利益，而非單指“利潤”。

31. 本庭不能忽視《條例》所針對的並非單單是源自非法收受賭注罪行的“黑錢”。“黑錢”可以源自其他罪行，包括“販毒”、“詐騙”、“綁架”、“勒索”、“搶劫”、“依靠賣淫收入為生”等等罪行（見《條例》附表1）。就“清洗”源自該些罪行之“黑錢”作出沒收令時，法庭是否要先計算被告人可變現所得的款額，再扣除干犯有關罪行的成本（例如購買製毒原料的成本、支付負責遞送毒品的信使、甚至購買“搶劫”時使用的武器）後，才沒收被告人可變現所得款額的餘數？本庭認為答案當然是「否」，這是顯而易見的，更是理所當然的。

32. 假若《條例》下充公令所針對的只是罪行的“利潤”，則《條例》只需寫明要充公的是被告人因干犯罪行而獲得的“利潤”，而無需列明要充公的是被告人可變現的款額。

33. 本庭同意在某些情況下，當一名被告人從有關罪行取得的實際“利潤”甚少，而要被充公其全部可變現的款額時，可能會被視為不公。但本庭認為法庭在詮釋《條例》時，不應太受一些極端例子可能導致的特殊情況所影響。無論如何，當一名被告人明知其罪行會帶來的可能後果，仍然選擇干犯罪行時，他最終要面對嚴苛判罰，亦是咎由自取。

34. 誠如終審法院在Li Kwok Cheung George案指出，法庭需要根據立法目的來詮釋《條例》背後的核心主張。本庭認為立法者是為了有效打擊有組織及嚴重罪行而訂立嚴苛的條款來充公罪犯的全部“罪行得益”，而當其可變現款額少於其“罪行得益”時，則要充公其全部可變現的款額。

35. 彭資深大律師極力依賴的Li Kwok Cheung George案所關注的是一些並非源自基礎罪行的款項或酬賞，而是用作方便干犯基礎罪行所用的款項，即所謂“清白款項”。終審法院只是確認《條例》第2(6)條所針對的是一些“受玷污”的款項，即源自或和基礎罪行有關的款項而非“清白款項”。終審法院的判決必須以上述事實基礎來理解及詮釋。

36. 本庭認為在適當理解下，終審法院的判案書並不支持彭資深大律師的立場。根據終審法院判案書所衍生的法律原則，存入中國銀行及匯豐銀行帳戶的3,970多萬港元必然是“受玷污”而非“清白”的款項，亦是上訴人因干犯有關罪行所衍生、導致及基於有關罪行而產生的款項，故受制於《條例》第8條列明的“罪行得益”。由於被定罪時，上訴人可變現的款額只有1,030萬港元，少於其“罪行得益”的款額，原審法官頒下的沒收令，充公上訴人全部可變現款額共1,030萬港元是正確的裁決，本庭認同。

37. 根據《條例》第13條，法院作出沒收令時，要同時下令被告人在訂定的一段期間內繳付沒收令列明的款額；及如被告人未能在指定期間內全數繳付有關款額，則要額外服一段監禁期。《條例》沒有定下最短的監禁期，但根據《條例》第13(2)條列出的“罸款額與監禁期對照表”有以下規定：

$20萬及以下	12個月
$20萬以上至$50萬	18個月
$50萬以上至$100萬	2年
$100萬以上至$250萬	3年
$250萬以上至$1,000萬	5年
$1,000萬以上	10年

38. 本案涉及的款額是1,030萬港元，可導致最高的10年替代監禁期。“罰款額與監禁期對照表”只列出和罰款額有關的最高替代監禁期。法庭不應以簡單的算術方法計算替代監禁期，亦當然有權定出較最高替代監禁期為短的刑期。本庭認為法庭亦有酌情權將替代監禁期下調至較接近低一級充公款額適用的替代監禁期。但考慮到法例將罰款額和替代監禁期掛鈎，本庭認為除非有特殊原因，該酌情權不應輕易行使，否則會抵觸立法者的目的。

39. 英國上訴法庭在R v Szrajber [1994] 15 Cr App R (S) 821的判案書第824頁有以下表述：

“… the Court when imposing a period of imprisonment in default was to have a discretion below that maximum period. Normally the Court is likely to determine that the appropriate period in default will fall between the maximum for the band immediately below that which was being considered and that band itself.”

“當要因為不履行充公令而要訂定監禁期時，法庭有酌情權訂出較最高監禁期為短的替代監禁期。一般而言，法庭最可能將因為不履行充公令而要決定的適當監禁期定在緊接的下一級之最高刑期和要處理之一級的最高刑期之間。”（非官方翻譯）

40. 誠如楊專員在他的附加陳詞大綱指出，上述既定做法，在其他同類案件廣泛使用（見R v John Smith [2009] EWCA Crim 344；R v Pigott [2010] 2 Cr App R (S) 91等案）。本庭同意上述處理方法適用。

41. 一名被告人因欠繳沒收令款額而被判額外監禁刑期，目的是為了鼓勵被告人配合沒收令。假若被告人有能力繳付沒收令款額，而故意拒絕履行沒收令，則額外監禁期是無可避免的。

42. 上訴人名下可變現的資產約1,030萬港元是足以支付沒收令列出的金額。如上訴人拒絕支付沒收令列出的金額，他必然是故意拒絕履行沒收令。

43. 法庭必須定出一個較和1,030萬元掛鈎的最高替代監禁期為低，但又足以迫使上訴人變賣其資產以清繳沒收令所定下的金額的監禁期。法庭的判令不能鼓勵一名被告人情願服額外一段刑期而拒絕履行充公令及支付被充公的款項。法庭要確保上訴人不會因為拒絕履行法庭的命令而得益（見John Smith, Pigott及R v Simon Price [2010] 2 Cr App R (S) 283等案）。

44. 在上述基礎下，本庭認為替代不履行充公令的監禁期是獨立於有關控罪的判刑，而訂定不履行充公令的替代監禁期時，法庭亦不應受整體刑期的原則所規限。

45. 上述處理方法在多宗案例已獲得確認（fixing a term of imprisonment to be served in default of payment of a confiscation order is not required to have regard to the question of totality in relation to the sentence imposed for the substantive offence and the period imposed in default）“訂定因拒絕支付沒收令所定下款項的替代監禁期時，無需考慮實質罪行的判刑和因不履行沒收令導致之刑期的總刑期問題。”

46. 在John Smith的判案書第8段，法庭亦有以下觀察:

“There is some suggestion that the judge should have had regard to the overall totality of the sentence of 13 years imposed for the substantive offence and the period to be imposed in default. That argument was not pursued before us and it was accepted that it was wrong in principle to take into account in fixing the default term the pervious sentence. We consider that the concession was rightly made, as the purpose of the sentence of imprisonment was to punish him for his drug dealing; the purpose of the sentence for confiscation was the purpose we have set out, namely to ensure compliance with the order of confiscation. The sentences have completely different purposes and therefore it was right in principle to concede that an argument on totality could not properly be advanced.”

“有人建議法庭應將控罪本身的判刑和不履行充公令的替代判刑而得出的13年整體刑期考慮在內。本庭沒有被要求繼續探討該議題，而雙方共識是訂定不履行充公令之刑期時要考慮控罪本身的判刑原則上是錯的。本庭認為作出該妥協是正確的決定。控罪本身的判刑目的是懲罰被告人的‘販毒’行為，而和充公令有關的判刑，誠如本庭指出，目的是為了確保充公令會遵從。兩種判刑的目的完全不同，因此原則上同意不能依賴整體刑期之爭論點的讓步必然是正確的。”（非官方翻譯）

47. 本案的充公令涉及的金額是1,030萬港元，可導致最高的10年替代刑期。根據“罰款額與監禁期對照表”，下一級涉及250萬元以上至1,000萬元充公金額的最高替代刑期為5年。

48. 本庭同意上訴人的“罪行”的“純利”低於充公令追討的金額並非削減替代刑期的理由，本庭亦未能察覺有任何特殊理由將適用於上訴人因不履行充公令支付1,030萬港元金額的替代刑期定在5年以下。事實上以充公令追討的金額超過1,000萬元，而如案件特別嚴重或涉及一些加重罪責因素，法庭是可以將替代刑期定為遠超過5年的。

49. 本庭已考慮過案件的整體情況，原審法官將上訴人不履行充公令的替代刑期定為5年是恰當的，本庭沒有基礎更改。

50. 因此，本庭駁回上訴人就充公令提出的上訴。本庭再給予上訴人3個月時間履行充公令。上訴人要在2015年6月10日前繳交10,334,886.76港元給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否則要以5年監禁期替代，而該5年刑期要和上訴人因兩項“洗黑錢”罪被判的3年6個月刑期分期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