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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MC 67/2022
(previous case FCMC 11669/2019)
[2022] HKFC 148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區 域 法 院
婚姻訴訟案件編號2022年第67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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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訊日期︰ |
2021年12月22-24日，2022年4月22日 |
| 訴訟各方結案陳詞︰ |
2022年5月20日 |
| 訴訟各方回應陳詞︰ |
2022年6月10日 |
| 判決日期︰ |
2022年7月2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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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案 書
(第三方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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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 在本判案書內本席簡稱呈請人為‘男方’，答辯人為‘女方’。
2. 在2007年1月27日，訴訟雙方結婚。在2011年3月18日，他們的兒子出生。在2019年9月27日，男方提出本離婚申請。
3. 在2020年5月13日，女方的二姐以傳票作出申請要求︰ -
(1) 加入本案為介入人；
(2) 法庭宣告介入人為下述物業之實益擁有人︰-
(i) XX居18樓D室（‘18D’）︰即訴訟雙方的婚姻居所。此物業現在女方一人名下；
(ii) XX居8號車位（‘8號車位’）︰此車位現在女方一人名下；
(iii) XX商場地庫33A號舖（‘33A號舖’）︰此舖位由訴訟雙方聯名持有；
(iv) XX商場地庫2號舖（‘2號舖’）︰現在女方一人名下；
(v) XX商場地庫51號舖（‘51號舖’）︰此舖位現在女方一人名下。
4. 在2020年10月7日，本席頒令(1)許可女方的二姐加入本案為介入人；及(2)針對訴雙方是否有關涉案物業的實質擁有人這初步爭論點，進行審訊。
5. 在2020年11月26日，介入人再以傳票申請針對訴訟雙方是否以下第6個物業的實質擁有人這初步爭論點進行審訊︰XX商場地庫168號舖（‘168號舖’）。此舖位現在女方一人名下。
6. 這是有關訴訟雙方是否在以上6個物業的實益擁有人的審訊。
7. 訴訟各方提交了狀書，支持文件和證人供詞。訴訟雙方及介入人及介入人之丈夫（‘黃先生’）親自作供，也接受了盤問。
介入人案情
8. 介入人案情如下︰-
(1) 介入人是女方的姐姐，二人自少關係密切。介入人和女方另有一名姐姐（‘大家姐’），一直以來介入人有儲蓄、工作及穩定收入。男方則以XXX Limited經營出售單車生意。財政狀況緊絀，他的收入僅足以應付日常個人和家庭開支。
(2) 在2011年1月，介入人與黃先生結婚，這段婚姻並沒有子女。
(3) 婚後，女方為工廠文員，自2011年3月左右開始，一直是家庭主婦，沒有工作和收入，在經濟上依賴介入人。
(4) 在2011年10月，介入人和女方以聯權共有以$4,090,000購入位於長沙灣一個住宅單位（‘18D’），購買18D室的所有或大部份資金和費用均由介入人提供。
(5) 2012年3月，介入人和女方以聯權共有以$400,000購入位於與18D同一物業之車位（‘8號車位’），購買8號車位的所有或大部份資金和費用均由介入人提供。
(6) 在2012年7月，訴訟雙方以聯權共有以$268,000購入位於長沙灣一個商場地庫的舖位（‘33A號舖’），購買33A號舖的所有或大部份資金和費用由介入人提供。
(7) 在2013年2月，女方以$730,000購入同一商場另一舖位（‘168號舖’），購買168號舖的所有或大部份資金和費用均由介入人提供。
(8) 於購買18D、8號車位、33A號舖、2號舖及168號舖時，介入人、訴訟雙方之間的共同意願是，按照要求訴訟雙方成為該物業的持有人，方便訴訟雙方替介入人管理財政、投資物業 ，並防範大家姐和黃先生對介入人的財產有任何行動或申索，訴訟雙方以信託方式代介入人持有這些物業的業權，介入人才是實益擁有人。介入人沒有意圖把這些物業的實質權益餽贈予男方及/或女方。
(9) 在2013年3月，女方將介入人與她聯權共有的2號舖改為分權共有，介入人再以轉讓契約將其一半法定業權以$100,000轉讓女方，但女方從沒有支付$100,000或任何代價給介入人 。同時將介入人與她聯權共有的8號車位改為分權共有，又以轉讓契約將其一半法定業權以$180,000轉讓給女方，但女方從沒有支付$180,000或任何代價給介入人。此等轉讓只是表面及形式上進行，並不影響(a)介入人和女方當初的共同意願和(b)介入人擁有2號舖及8號車位的實益權益。介入人沒有意圖把2號舖或8號車位的實質權益餽贈予女方。
(10) 在2013年7月，介入人及黃先生聯名購入位於與18D同一物業之另一個住宅單位（‘10D’）。
(11) 在2013年8月，女方以後343,000購入上述商場地庫另一個舖位（‘51號舖’），購買51號舖的所有或大部份資金和費用由介入人提供。於購買51號舖時，介入人和女方之間的共同意願是，為了方便女方替介入人管理財政、投資物業 ，並防範大家姐和黃先生對介入人的財產有任何行動或申索，女方以信託方式代介入人持有51號舖的業權，介入人才是實益擁有人。介入人沒有意圖把51號舖的實質權益餽贈予女方。
(12) 在2013年9月18日，女方將介入人與她聯權共有的18D改為分權共有。在2013年12月6日，介入人以轉讓契約將其一半法定業權以$2,400,000轉讓給女方，但女方從沒有支付$2,400,000或任何代價給介入人。此轉讓只是表面及形式上進行，並不影響(a)介入人和女方當初的共同意願和(b)介入人擁有18D的實益權益。介入人重申她沒有意圖把18D的實質權益餽贈予女方。
(13) 介入人請求法庭宣布介入人是上述6個物業的實益擁有人，介入人的權益份額須按照(a)介入人和女方的共同意願；(b)介入人、訴訟雙方的共同意願；和(c)介入人所付出的代價評定 ；介入人保留向訴訟雙方追討所有關於上述物業的收益、租金或其他收入的帳目、其他賠償、收回管有的命令及其他濟助的權利。
男方的案情
9. 男方的案情如下︰-
(1) 在1987，女方的父親與母親買入康輝大廈，一直為他們一家的家庭居所。由於女方的父親的健康欠佳，早在1997年便把其半份康輝大廈的業權轉至介入人的名下代女方的父親持有及管理。在2000人，其母親也將名下康輝大廈一半權業轉讓給介入人。介入人並沒有就該業權轉移出資付予其父母。於2010年，訴訟雙方搬入康輝大廈居住，直至二人搬至18D。
(2) 自2006年男方經營單車生意，一直有可觀的收入，足夠應付家庭的各項開支及讓家庭置業及投資，在家庭經濟上沒有亦不需要依賴介入人。男方主要負責單車公司的日常營運，單車公司客戶及供應商的交易都是以現金為主，單車公司一小部分收入會存入男方的個人戶口作男方的日常開支外，其餘大部份收入都交由女方管理和處理。女方會把收入存進不同的戶口，包括女方的個人戶口和訴訟雙方的聯名戶口，亦曾因各種原因，如懷孕不便等，把訴訟雙方儲下的家庭積蓄和女方的財產包括下述女方父親和母親給予女方的資產放進介入人名下或與介入人聯名的戶口作各種用途，包括支付兒子的費用，公司的支出，及物業投資等。
(3) 在2000年，女方的母親亦把其名下的半份康輝大廈業權轉至介入人名下，由介入人代為管理及持有。介入人亦沒有就該業權轉移出資予母親。
(4) 在2005年8月，女方的父親離世。女方父親送贈的現金財產約接近二百萬，在過身後存放在各個與女方和介入人有的銀行戶口。
(5) 於2010年時，介入人按已過身的父親和尚在生的母親的意願把康輝大廈物業的一半業權轉至女方的名下。介入人和女方各擁有康輝大廈一半的實權益。
(6) 介入人只是小學畢業，收入微薄，單靠其工作收入和工作收入餘款儲蓄不足以讓介入人投資物業 。介入人的個人資產很大部份源自後來將康輝大廈出售所得和女方父親生前所留下的現金存款。
(7) 在2011年，訴訟雙方以女方父親送贈的現金財產，及家庭積蓄和單車公司收入用來購入18D。女方會每月用單車公司收入和家庭積蓄支付18D的按揭供款。18D一直是訴訟雙方的婚姻居所。介入人並非18D的實益擁有人，女方也沒有跟介入人建立任何共同意願或口頭協議承諾會以信托的方式代介入人持有業權。
(8) 在2012年3月，女方與介入人聯名購入8號車位。購入8號車位的資金和費用源自於家庭積蓄、單車公司收入及/或女方的父親和母親所給予女方的資產。介入人並不擁有任何權益。
(9) 在2012年4月，介入人和女方賣出康輝大廈，賣樓所得先存放在女方的銀行戶口。
(10) 在2012年7月，女方與介入人聯名購入33A號舖。購入33A號舖位的資金源自於家庭積蓄、單車公司收入及/或女方的父親和母親所給予女方的資產。介入人並不擁有任何權益。
(11) 在2012年8月，女方和介入人聯名購入2號舖。購入2號舖的資金和律師費源自於家庭積蓄及單車公司收入及/或康輝大廈物業的賣樓所得。介入人在2號舖並不擁有任何權益。
(12) 在2013年2月，女方以個人名下購入168號舖。購入168號舖的資金和費用源自於家庭積蓄及單車公司收入及/或女方的父親和母親所給予女方的資產。
(13) 在2013年介入人及女方決定明確分割和分配女方的父親和母親給予介入人和女方的資產。為此，在2013年，介入人把18D、8號車位和2舖的法律權益及所有權益轉回至女方的名下。在此共識和安排下，介入人可保留父親送贈所得的現金存款的一部份。女方更於2014年把一筆款項給予介入人，介入人利用該筆款項購買位於18D同一物業另一車位（‘9號車位’）。女方亦給予了介入人屬於男方的值價$78,000的Rolex手錶。這些均為女方和介入人理清和瓜分女方的父親和母親送給他們的財產的行為。另外，這些亦可視為女方於介入人名下取回18D、8號位和2號商舖的所有權益所付出的代價。
(14) 在2013年8月，女方以個人名下購入51號舖。購入51號舖的資金包括費用源自於家庭積蓄、單車公司收入及/或女方的父親和母親所給予女方的資產。
(15) 如介入人曾在過往擁有本案6個物業的實益權益，按上述2013年至2014年的安排，介入人也已不再擁有本案6個物業任何權益。
(16) 另一說法是，就介入人於2013年轉讓18D、8號車位和2號舖的權益給予女方，屬介入人給予女方的餽贈。假若介入人曾經就6個物業擁有任何權益，自2013至2014年起，介入人所有有關權益均給予了女方。
(17) 按歸復信託原則 ，訴訟雙方就本案6個物業均擁部份實益權益；及/或事實，法庭可假定介入人，訴訟雙方曾達至一共同意圖 ，即訴訟雙方可因上述出資而擁有此6個物業的部份實益權益。按推定信託原則，訴訟雙方因此可擁有此6個物業的部份實益權益。
(18) 法庭裁定介入人就上述6個物業不擁有任何實益權益，請求6個物業的實益權益完全屬於訴訟雙方；若法庭未能達至以上裁定，按歸復信託及/或推定信託，訴訟雙方在上述6個物業擁有部分的實益業權。
女方案情
10. 女方案情如下︰-
(1) 在1995年，女方中五畢業並開始半工讀。自開始工作，她有定期儲蓄的習慣。
(2) 女方父親在2005年確診癌症，同年過身。女方父親過身時擁有定期存款約$700,000至$900,000，以及康輝大廈物業。定期存款已於父親過身前數月，約於2005年5月，存入女方和介入人的聯名大眾財務戶口作定期存款。在2005年，女方開始投資股票。
(3) 在2006年，介入人發現患有癌症，要進行卵巢的手術。同時，黃先生對她不忠，更是於介入人在醫院養病期間與他的女朋友見面。介入人對這事非常傷心，耿耿於懷。
(4) 在2008年，當時女方的積蓄已有至少$1,000,000，所以女方有投資物業打算。在2010年，介入人預備結婚。當時女方仍與母親於康輝大廈居住。女方和介入人同意，將女方加為康輝大廈的持有人會對女方比較有保障。在2010年12月，康輝大廈成為由女方和介入人共同持有。大約2011年，女方擁有大概$2,000,000的個人儲蓄。在2011年1月，介入人與黃先生結婚。因為做了手術，以及與黃先生的關係破裂，介入人對女方說介入人並不會生育。同年，訴訟雙方的兒子剛出生，介入人非常痛錫他，對他視如己出。其後，介入人將自己的資金都給女方運用，在介入人眼中，介入人所有的資產其實都是給女方，即她唯一妹妹以及兒子的媽媽。
(5) 在2011年10月，女方購入18D，以父親生前給女方的現金作為購買18D的部份資金，後來的每月按揭供款以及管理費等，都是由女方支付。女方邀請介入人加名在18D由她們以長命契形式持有，因為女方希望就算女方日後過身，介入人會照顧兒子。
(6) 在2012年3月8日，女方購入8號車位。介入人對於女方購入8號車位的方法完全沒有參與。因為與以上關於18D持名的同樣原因，女方邀請介入人成為其中長命契持有人。
(7) 在2012年4月，母親當時已搬離，女方亦已經購買了18D，女方向介入人提出將康輝大廈物業出售，出售後，得益歸女方。介入人從沒有對此作出任何追討或投訴，因為她們都有共識，介入人的資產是給女方的，介入人亦願意將她在康輝大廈的任何權益贈送予女方。
(8) 在2012年7月，女方部署購入33A號舖，無意中令男方知道了女方的打算，男方便不斷地恐嚇女方，說如果女方不將他的名字加在33A號舖內，令男方成為持有人之一，他便會傷害兒子。在2012年7月女方買入33A號舖，無奈下同意加上男方的名字，但一向只是名義上加男方，男方並沒有任何實益權益。這個33A號舖完全和介入人無關。
(9) 於2012年8月，女方購入2號舖，當時完全沒有諮詢介入人的意見。因為與以上關於18D持名的同樣原因，女方邀請介入人成為其中長命契持有人。2號舖位出租所有事宜由女方自己安排，租金亦是由女方收取的，差餉、地租等支出亦由女方支付，全部事宜女方從來沒有知會介入人，介入人亦沒有參與其中。
(10) 大約於2013年上旬，介入人與黃先生的婚姻出現了嚴重的問題。介入人跟女方說，介入人和黃先生大可能會離婚，已經問過律師，介入人希望將所有介入人的資產贈送給女方，因為她不希望黃先生能夠瓜分她或女方的任何資產，況且介入人的所有資產都希望由女方擁有，將任何這些實質權益已經贈送予女方。
(11) 在2013年2月18日，女方購買168號舖，當時也完全沒有與介入人商量這個舖位買賣，亦因介入人與黃先生可能會離婚而沒有想過將介入人成為這舖位的其中一個持有人，所有支出都是由女方支付。
(12) 在2013年3月18日，女方和介入人到律師樓辦理轉名手續，將介入人從2號舖和8號車位中除名。又在2013年12月6日將女方由18D中除名。
(13) 在2013年8月，女方購買51號舖，購買資金及後來的所有支出都是由女方支付，同樣與介入人無關。
(14) 自從2013年轉名後，介入人從沒有向女方提及有關上述資產的事宜，從來沒有向女方討回租金，這是因為由始至終介入人都知道介入人是沒有任何實益權益在其中。
(15) 女方請求︰-
(i) 法庭頒令及聲明女方是上述各物業的實益擁有人；或
(ii) 進一步或交替地，請求法庭頒令及聲明女方在上述各物業擁有部份的實益業權。
通用法律原則
11. 訴訟各方對適用法律原則並無爭議。
12. 關於共同意願構定信託的法律原則，介入人引用了Leung Hang Lin & Li Kwai Fuk v Lam Mei Yung [2019] HKCFI 2819，高等法院原訟庭暫委法官司徒歷資深大律師在第8段中，綜合了適用的香港案例和法律原則如下︰-
“ (1) The starting point is that equity follows the law. There is a presumption that the beneficial interest follows the legal interest. Where the property is registered in a defendant’s name, the plaintiff bears the burden of showing, on the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 that the defendant held the property on trust for him or her such that the beneficial ownership differs to the legal ownership. See: Liu Wai Keung §44; Mo Ying §5.16; Primecredit §17.
(2) The burden may be discharged by showing that: (i) there was a common intention held by the plaintiff and the property owner at the time of the purchase (or exceptionally, thereafter) that the beneficial ownership was to be different to the legal ownership; (ii) the plaintiff altered his or her position in detrimental reliance upon the common intention; and (iii)it is unconscionable for theproperty owner to assert ownership in reliance on the legal title. The constructive trust is constituted by the plaintiff’s detrimental reliance on the common intention and the unconscionability of the legal owner departing therefrom. See: Luo Xing Juan §38; Liu Wai Keung §46.
(3) The approach to ascertaining common intention is objective. One looks to the intention of each party which was reasonably understood by the other party to be manifested by the first party’s words and conduct. See: Liu Wai Keung §47; Mo Ying §5.16.
(4) The doctrine is sometimes described as having two limbs. First, where at any time prior to the acquisition (or exceptionally, at alater date), there is an agreement, arrangement or understanding reached between the parties as to how the property is to be held beneficially, based on evidence of express discussions. Second, where there is no evidence to support such a finding but the court relies on the parties’ conduct as a basis from which to infer a common intention. There is some authority that under the second limb, direct contributions to the purchase price by a party who is not a legal owner will readily justify the inference. See: Mo Ying §5.8; Primecredit §§2.3 and 2.4.
(5) However, the modern approach is to assess the parties’ common intention by a holistic approach having regard to the context and the particular facts. The court is not constrained to consider only pure direct monetary contributions to the purchase price. In a Chinese setting, especially for the older generations, where explicit discussions on property rights within the family are not that common, the court has to pay more regard to circumstantial matters. See: Mo Ying §§5.14 and 5.15; Primecredit §1.6. ”
13. 介入人又指出暫委法官在同案的第103段進一步說，根據案例假如訴訟各方都指稱當時有進行關於實質業權的討論，歸復信託的原則只有很小的適用空間︰
103. There is authority that where it is possible to resolve the matter by reference to common intention, there is no need to resort to resulting trust analysis: Primecredit Ltd v Yeung Chun Pang Barry (supra) at §1.3.[8] Where both parties allege express discussion and actual intention as to where the beneficial interest lies, there is little scope for the operation of a resulting trust: Liu Wai Keung v Liu Wai Man (supra) at §45.
14. 同時，介入人引用了在Liu Wai Keung v Liu Wai Man [2013] 5 HKLRD 9。在該案，高等法院林雲浩法官重申了若要確立共同意願法律構定信託所要的元素︰-
[45] The plaintiff seeks to achieve that by pleading both a resulting trust and a constructive trust. However, given that both parties allege there was express discussion and actual intention as to where the beneficial interest in the Property should lie, there is little scope for the operation of resulting trust: Re Superyield Holdings Ltd [2000] 2 HKC 90, 111.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trial, indeed, counsel agreed that constructive trust is the real issue, and that resulting trust is not relevant except perhaps if I should decide to reject both parties’ evidence on intention.
[46] The focus of the inquiry is therefore on the elements that the plaintiff has to prove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constructive trust in his favour. In the context of this case, this means that the plaintiff must prove (i) there was a common intention between him and the defendant that the plaintiff was to be the beneficial owner of the Property despite that it was acquired in the defendant’s name; (ii) the plaintiff altered his position in detrimental reliance upon such common intention; and (iii) it is unconscionable for the defendant to assert ownership in reliance on her legal title to the Property.
[47] In ascertaining whether there was a common intention, it is the objective intention of each party "which was reasonably understood by the other party to be manifested by that party’s words and conduct" that one must examine: Gissing v Gissing [1971] AC 886, 906; Jones v Kernott [2012] 1 AC 776, 794 at para. 51.
[48] In the present case it is the parties’ common intention at the time of the acquisition of the Property that is relevant, there being no suggestion from anyone that the intention had changed.
[49] Such intention is to be found, first and foremost, from any agreement, arrangement or understanding reached between the parties with respect to the beneficial ownership of the property concerned based on evidence of express discussions. It is only where there is no evidence to support a finding of such an agreement or arrangement that the court seeks to infer from the conduct of the parties the relevant common intention: Lloyds Bank v Rosset [1991] 1 AC 107, 132-133.
[50] Even where, as in this case, reliance is placed on an express agreement, arrangement or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arties, their other conduct remains relevant as a matter by reference to which their assertions about the agreement or understanding must be gauged and tested.
15. 關於共同意願的法律構定信託的法律原則，女方引用高等法院原訟法庭Chin Nai Man v. Chin Yat Keung Alex [2020] HKCFI 403一案中闡述︰
“9. It should first be noted that the plaintiff does not rely on express trusts, notwithstanding his case that there was an express agreement between the plaintiff and the defendant over the creation of trusts over the Six Properties. Any express trusts would have failed for formal requirements under s5(1) of the Conveyancing and Property Ordinance (Cap 219). Rather, the plaintiff relies on both resulting and constructive trusts.
10. The following legal principles are not in dispute. Legal ownership of a property is norm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beneficial entitlement. The onus is upon the person seeking to show that the beneficial ownership is different from the legal ownership: see Chan Hin v Chen Bai Dyi (unreported, HCA 680/2014, 25.7.2017, Anthony Chan J) at §21; Stack v Dowden [2007] 2 AC 432 at §§56, 68. In the present case, the burden rests on the plaintiff.
11. In a domestic context, if it is possible to resolve the matter by reference to common intention, there is no need to resort to resulting trust: see the recent Court of Appeal decision of Primecredit Ltd v Yeung Chun Pang Barry (unreported, CACV 246/2016, 21.7.2017) at §1.3 (per Lam VP).
12. In ascertaining the (alleged) common intention;
(a) The plaintiff must prove (i) there was a common intention between him and the defendant that the plaintiff was to be the beneficial owner of the property despite that it was acquired in the defendant’s name; (ii) the plaintiff altered his position in detrimental reliance upon such common intention; and (iii) it is unconscionable for the defendant to assert ownership in reliance on his legal title to the property;
(b) In ascertaining whether there was a common intention, it is the objective intention of each party which was reasonably understood by the other party to be manifested by that party’s words and conduct that one must examine;
(c) Such intention is to be found, first and foremost, from any agreement, arrangement or understanding reached between the parties with respect to the beneficial ownership of the property concerned based on evidence of express discussions. It is only where there is no evidence to support a finding of such an agreement or arrangement that the court seeks to infer from the conduct of the parties the relevant common intention;
(d) Even where reliance is placed on an express agreement, arrangement or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arties, their other conduct remains relevant as a matter by reference to which their assertions about the agreement or understanding must be gauged and tested.
See Liu Wai Keung v Liu Wai Man [2013] 5 HKLRD 9 at §§46-50, Godfrey Lam J, approved in WML v LCK (unreported, CACV 82/2014, 27.2.2015 at §41).
13. The modern approach in conducting the assessment is to adopt a holistic approach having regard to the context. Context was even described as a “fundamental consideration” : Chan Hin v Chen Bai Dyi (unreported, HCA 680/2014, 25.7.2017).
14. In the context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family involving older generations, where explicit discussions on property rights within the family was not that common, the Court has to pay more regard to circumstantial matters : Primecredit Ltd v Yeung Chun Pang Barry (unreported, CACV 246/2016, 21.7.2017).”
16. 男方依賴Bhura v Bhura & Others [2014] EWHC 727(Fam)第8段；Mo Ying v Brillex Development Ltd [2015] 2 HKLRD 985第5.6至6.12段；Primecredit Ltd v Yeung Chun Pang Barry [2017] 4 HKLRD 327第2.3至2.15段。在開案陳詞時，男方希望法庭特別留意上訴庭在Mo Ying 案第6.10段所說︰-
2) Inference and imputation
6.10 There is discussion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ference and imputation of the common intention in respect of the second issue of quantification. It is sufficient to refer to the following in the joint judgment of Lord Walker and Baroness Hale in Jones :
‘ 31 In deference to the comments of Lord Neuberger and Rimer LJ, we accept that the search is primarily to ascertain the parties’ actual shared intentions, whether expressed or to be inferred from their conduct. However, there are at least two exceptions. The first, which is not this case, is where the classic resulting trust presumption applies. Indeed, this would be rare in a domestic context, but might perhaps arise where domestic partners were also business partners: see Stack v Dowden, para 32. The second, which for reasons which will appear later is in our view also not this case but will arise much more frequently, is where it is clear that the beneficial interests are to be shared, but it is impossible to divine a common intention as to the proportions in which they are to be shared. In those two situations, the court is driven to impute an intention to the parties which they may never have had.
……
34 However, while the conceptual difference between inferring and imputing is clear, the difference in practice may not be so great…..but rather that a finding as to subjective intention can only be made on an objective basis.’ (Emphasis added)
17. 男方也希望法庭特別留意上訴庭在Primecredit Ltd 案第2.9至2.10段所說︰-
Common intention constructive trust
(2) (Per Cheung JA, Lam V-P agreeing) The beneficial interest of W could also be asserted under the second limb of common intention constructive trust (objective inference from conduct of parties). Even where there was no express agreement between W and S, the intention of W at the time of acquisition, namely that she intended the Property to pass to S as the only male descendant after she and H had passed away, must be a relevant factor. The proper inference to be drawn was that W was the beneficial owner of the Property during her lifetime. There was nothing incredible or inherently improbable about such an intention particularly in the context of a Hong Kong Chinese family where it was not uncommon that parents acquired a property in the name of their children and yet retained control and beneficial ownership of the property during their lifetimes. More importantly, there was W's financial contribution. (See paras. 2. 9-2.10.)
(3) (Per Lam V-P, Cheung JA agreeing) W had a beneficial interest based on constructive trust. The modern approach to constructive trusts was to assess the common intention of the parties by a holistic approach having regard to the context. In a domestic context, particularly in relation to a matrimonial home, the court was not constrained in that exercise by pure direct monetary contributions to the purchase price. In a Chinese setting, especially for the older generations where explicit discussions on property rights within the family was not that common, the court had to pay more regard to circumstantial matters (Stack v Dowden [2007] 2 AC 432, Jones v Kernott [2012] 1 AC 776, Mo Ying v Brillex Development Ltd [2015] 2 HKLRD 985 applied). (See paras.1.6-1.7.)
(4) (Per Kwan JA, disagreeing) The Judge was entitled to take the view that the evidence on an arrangement or understanding reached among the three parties regarding common intention was so nebulous and vague that, on the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 there was no common intention. (See para. 26.)
18. 就歸復信託如何產生，可參考原訟法庭特委法官羅正威資深大律師在Re Superyield Holdings Ltd [2000] 2 HKC 90的106D-108E所列出的法律原則︰-
1. A useful starting point is art 31(1) of Underhill & Hayton, Law of Trusts and Trustees, 15th ed., p.317 as follows :
"When real or personal property is conveyed to a purchaser jointly with others, or to one or more persons other than the purchaser, a resulting trust will be presumed in favour of the person who is proved ... to have paid the purchase-money in the character of purchaser (as opposed to that of donor or lender)."
…
6. The implied trust arises at the time of the purchase so that the contributor acquires an equitable interest at the outset and such interest corresponds to the share he or she paid for at the time of purchase. See Underhill & Hayton at 321.
7. The time to take stock of the respective interest taken by the parties is the time of acquisition.
…
10. Where some or all of the purchase price is borrowed, the acceptance of a personal liability as against the lender to repay, for instance, by the execution of a mortgage containing a personal covenant to repay, constitutes a contribution to the purchase. Where the covenants to repay the lender is joint and several, each party to the covenant to repay is taken to have contributed half of the sum raised for the purchase. In addition to Crisp v. Mullings and Calverley v. Green, a number of other Australian cases discussing this proposition were referred to. I need not go into the details of these cases. I touch on some of them later on in another context. Most of them are, as to be expected, decisions on their own facts.
11. The better view is that post-completion unequal contributions to mortgage repayments, whether by prior agreement or otherwise, cannot affect the quantum of interest taken by the respective parties at the date of acquisition under, I emphasise, a resulting trust. Such contributions may, however, have a bearing on the remedies which may be available under what is now usually referred to as a common intention constructive trust or under some form of proprietary estoppel. See again, for instance, Crisp v. Mullings; Calverley v. Green at pp.252 and 257-258; Piper v. Knowles, (an unreported decision of the Equity Division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New South Wales, Ref. 1784 of 1986 dated 31 January 1989) and Ammala v. Sarimaa [1993] 17 Fam LR 529, a decision of the Federal Court of Australia.
… …
13. The burden falls upon the party asserting, in I believe Miss Wong's words, or perhaps not, that "the equitable right is not at home with the legal title". See the similar sentiments in Crisp v. Mullings at 103F-G.
14. These principles are not restricted in their application to persons within any particular category of relationships.
本席的看法
19. 除了33A號舖是登記在男女雙方兩人的名下，相關物業都是登記在女方一人名下。就介入人所說，男女雙方以共同意願法律規定信託或歸復信託為她持有，她是所有物業的全部或大部份的實益權益擁有人的說法，介入人有舉證責任。
20. 購入18D包括首期付款及各項開支共$2,637,520，按揭供款一直以來由訴訟雙方負責。撇除18D之按揭貨款，6個物業總購入價為約$4,830,000。介入人說其父親所有遺產都只屬她一人，雖然訴訟雙方都不同意這個說法，但暫沿用介入人這個說法，將她與女方聯名的大眾戶口的98萬加上康輝大廈其後出售淨得約$1,850,000及她和女方的美金存款，約值港幣50萬，即共333萬，亦不足以支付購入6個物業。
21. 再者，在2014年11月28日女方亦以約63萬買入位於18D同一物業另一個車位（‘9號車位’），9號車位登記在介入人及黃先生名下。由2011至2014年的時間，各方總共支付了約546萬的費用去買入各個物業。
22. 不容爭議，多年來介入人收入並不多。按介入人的證供，她於1993年工資約每月$10,000、於2010年為約每月$20,000、於2012 至2013年度為約每月$25,000、於2021年為約每月$30,000。她每月的開支不少。在這樣的情況下，介入人所說購入6個物業的資金都屬於她一人的說法也並不可信。
23. 女方和介入人父親有三名女兒。並無爭議，大家姐好賭，父親沒有將任何遺產贈送大家姐。介入人說，其父親與女方關係欠佳，所以將遺產只給介入人，但除一己之言外，並沒有提交其他可信支持證據。女方對此也否認。又不容爭議，女方在康輝大廈居住。在2010年底，男方搬入康輝大廈與女方同住，在2010年12月，介入人更將康輝一半業權無條件轉讓給女方。就其父親留下的現金來說，若只是給介入人，便不應會存入女方及介入人之聯名戶口。本席認為以上都與介入人所說女方在父親之遺產毫無權益的說法並不相符。撇除她們的大姐不說，其父親去世時遺下兩名十分年青的女兒，經濟上都各有所需。從常理來說，他將遺產全部只送給介入人的機會不大。
24. 經小心考慮全部證據後，本席認為女方所說其父去世時，將其財產平均分配給姐妹兩人的說法，比介入人所說父親的財產都只屬她一人的說法較可信。
25. 在女方父親遺下之現金及投資的金額方面，介入人的說法是其父親在遺下98萬和十多萬元股票，女方的說法是其父遺下約70萬至90萬現金及投資。男方不是當事人。但男方說，從文件可見，在介入人和女方的聯戶大眾戶口的$982,134是他們父親給予他們的其中一筆現金，於2009年4月至7月於女方和介入人聯名戶口滾存連利息的$501,550是另外一筆父親所給予的現金，而這筆現金則可能是與於女方和介入人聯名戶口的US$64,446存款（即約$500,000）是同一筆資金，所以女方父親遺下之現金及投資為約150萬。經小心考慮後，本席接受男方以上之說法。
26. 女方說：
(1) 女方與介入人的感情一向很好，介入人亦待女方兒子視為己出。女方本是採購員，月薪$26,000，直至在2011年3月誕下女方兒子後，才為全職媽媽 。女方一直有積極投資股票的習慣，亦擅於理財，於2011年有約2百萬積蓄。
(2) 在2005年，女方父親臨終時，將其財產平均分配予女方及介入人姐妹兩人，該財產包括約$700,000至$900,000的儲蓄和投資，和康輝大廈。
(3) 在2006年接受手術期間，介入人發現黃先生對她不忠，所以將她名下的財產，尤其是父親遺產中分配給兩姊妹的款項交給女方，由她任意使用，兩人的聯名帳戶亦因此交由女方全權掌控。亦在2008年將$951,423.86由她的個人戶口，存入她與女方的聯名帳戶作定期存款，該$951,423.86款項為包含源於父親分配給兩人的部份遺產，經過多年的滾存及集合女方自己的積蓄後所得的數目。在2010年9月7日，款項經滾存後成為$980,356.42，女方於同日將該款項存入她的個人儲蓄戶口。於2010年9月16日，女方由她的單名戶口將$970,000存入聯名帳戶作定期存款，款項經滾存後成為$982,134.55，於2011年6月16日提出後亦重新存入了女方的個人戶口。這些款項包含父親分配給兩姊妹的儲蓄遺產，介入人亦已將她所有的部份送給女方。
(4) 在2012年康輝大廈出售後，樓價訂金及餘款都是存入女方的個人單名戶口。介入人因疼錫她和她剛出生的兒子，所以將其於康輝大廈的一半權益都贈送給女方。
(5) 換言之，6個物業和9號車位均屬於女方，她出資的來源是她的儲蓄、投資收入和父母留下的財產。男方也從沒有出資。
(6) 女方與介入人以聯權共有的形式持有婚姻居所，這是希望萬一女方遇上不幸，介入人會照應及照顧兒子，不需要擔心任何外人，包括男方以及黃先生，將婚姻居所瓜分走。在2013年初，介入人遇上婚姻危機，黃生亦在作供時確認，他的確是有婚外情。為了將女方的資產從介入人與姐夫的婚姻資產中清楚分開，避免黃先生一旦與介入人離婚時候瓜分女方財產，女方與介入人同意及決定將介入人於婚姻居所、8號車位、以及2號舖的法定權益轉回給女方。
(7) 由2013年3月開始，2號舖以及8號車位法定權益為女方一人，18D亦於2013年9月法定權益為女方一人。
(8) 其後女方所買入的所有相關物業亦是登記在她一人名下，女方再沒有與介入人以聯權共有的方式持有任何物業。
27. 本席認為，女方的案情與介入人之案情面對一個相似的問題，這是她是否有足夠資金，如她所說購入多個物業。在2011年以前，女方工作，月入$26,000，她也有單獨儲蓄習慣，從文件可見在由2001至2005期間女方個人戶口有定期存款，但大部份關鍵的時間只為約10萬左右，除了有部份時間為約20萬，及至2005年8月在同一戶口女方個人定期一度增加了約50萬。然而，本席注意到在2005年女方父親去世，遺產中有現金及投資約150萬，也不排除會有部份存入女方戶口。在2008年9月，女方有資金打算購入昇悅居一個住宅單位，只是後來交易告吹。在2010年9月7日女方個人戶口存有約$97.7萬。訴訟雙方的聯名戶口在2011年5月擁有超過一百萬，另外一個戶口當時亦有6位數字結餘。在2011年10月，女方及介入人聯名購入18D開支為約263萬。2012年3月女方及介入人將康輝大廈售出，收訂金$50,000。在2012年3月21日，女方及介入人聯名以40萬購入8號車位。在2012年4月20日，康輝大廈完成交易。在前本席認定介入人收入有限，自己並無餘款用作購入涉案之物業。所以，在康輝大廈交易完成前，按女方所說，女方動用了約3百萬來購入18D和8號車位。
28. 針對女方經濟狀況，本席有以下之考慮︰
(1) 男方說，按女方的開支和收入，她沒有可能自給自足和有多餘錢投資。男方指按女方2021年1月的表格E，女方每月總開支達$65,000 ，又自2011年沒有工作，開支既多，收入又只靠舖位租金收入，她的收入遠遠不足以支付她的開支，亦沒有可能讓她於2018年3月一次過還按揭$500,000。訴訟雙方在2007年結婚，兒子在2011年3月才出生。在此以前，女方工作，月入有$26,000，又婚後，男方單車業務有收入，在兒子出生前訴訟雙方並無子女開支，自2010年訴訟雙方住康輝大廈，住屋開支也不多。本席認為，女方所說她有積蓄，是合乎情理的說法，也予以接受。
(2) 男方爭議女方及介入人所說他的單車業務收入不多，男方經濟狀況不佳的說法。男方說他的生意甚有規模也有盈利。從文件可見，就男方單車業務，2010/2011稅局評定稅前業務收入為$492,351、2011/212為$900,210、2013/2014為 $633,565及2014/2015為$368,018。男方說，他把他所有的公司收入交由女方管理，因此女方買入6個物業的資金來源均來自男方的單車業務之收入。從以上文件可見，都是男方單車業務2010/2012年以後之稅前收入，以前的情況，可說是所知不多，亦難以從已有資料推算在此以前之情況，因為從已有資料看來多年來男方單車業務的收入上下波幅甚大，如其2011/2012的收入便約為2010/2011之收入之一倍；又2013/2014之收入，又只為2011/2012之70%，而2014/2015之收入，只約為2013/2014者之60%。無論如何，按現十分有限之證據看來，在2011至2015年間，單車業務應有不錯之收入，但也不能算為十分豐厚。如前所說，女方動用了約300萬購入18D和8號車位，算其中150萬來自其父親之遺產，餘款為150萬。在2007年1月訴訟雙方結婚，至2010年底、2012年初，期間為約6年，如男方所說上述150萬都是來自單車業務，本席認為其可能性實在不大。本席認為很可能是其中包括女方之積蓄，也有來自單車業務之收入。並無爭議男方將單車業務收入都交由女方運用，部份會用作家用開支，部份也會儲起作為積蓄，至於多少來自那一方面，現在是難以斷定，就本審訊而言也實在無須深究。
(3) 男方說，女方說她有投資收益，但不能提供實證來支持其說法。男方又說，文件是女方有一百萬時，卻把資金作定期存款，可見女方所謂投資收入是非常有限的。女方說，她有作股票投資，從中獲利。但不能夠提供實證。經小心考慮全部證據，本席不接受女方有豐厚投資收益的說法。
29. 作一小結，本席之事實認定為購入18D和8號車位之約300萬資金，其中約150萬來自女方和介入人共同擁有之其父親遺產中之現金投資約150萬，餘下150萬為女方儲蓄也可能其中有部份為男方單車業務之收入。
30. 介入人說，在分別購入多個物業之關鍵時刻，介入人和女方之間有共同意願，女方以信託方式代介入人持有業權，介入人才是實益擁有人，為了方便女方替介入人管理財政、投資物業，防範大家姐和黃先生對介入人的財產有任何行動或申索，並減少應付印花稅。在前文，本席事實認定購入18D和8號車位的資金共約300萬，其中150萬為介入人及女方父親遺下給姐妹兩人之遺產中現金投資部份，餘下150萬來自訴訟雙方，而絕非介入人所說全部資金都屬介入人。從這樣的背景作考慮，本席認為如介入人所說在購入18D及8 號車位時女方及介入人有所謂共同意願女方以信託人身份代介入人持有物業全部權益的可能性甚低。經小心考慮全部證供後，本席不接受介入人這點說法。
31. 但在關鍵時間，介入人依賴女方替介入人管理財政、投資物業，則不失為一個可信的說法。在證據上，介入人和女方都接受，早於2008年介入人已經將所有財務事宜包括處理銀行戶口內的資金來往，交由女方負責及管理，她亦不主動過問。
32. 女方說，在2006年發現患有癌症後，介入人將她的資金都給她運用，在她眼中她所有的資產其實都已送給女方。對此，介入人否認。本席首先注意到就女方的案情，也從不是介入人清楚地向女方表明將介入人所有資金都送給女方。其次，女方自己的案情是介入人收入不多，也並非富裕，年紀也不算大，雖然介入人與女方在當時姐妹感情應是不錯，介入人也疼惜訴訟雙方的兒子，但若說介入人完全漠視自己的需要，將所有資金都送給女方，本席認為這是有違常理。經小心考慮全部證供後，本席也不接受女方以上這一點說法。
33. 但畢竟購入18D及8號車位是大事，涉及的資金不少，更牽涉介入人及女方父親遺下給姐妹兩人之資金，在情理來說，本席相信介入人及女方必定有商量有關物業之權益所屬的問題及在有一致的意見後才採取購買之行動。18D及8號車位都是以女方及介入人聯名購入，其中又運用了其父親遺下給姐妹兩人之資金，在現有的證據之考慮下，本席認為極有可能當時介入人及女方之共同意願便是他們各佔18D及8號車位一半之實益權益。表面看來，以上安排對女方並不公平，因為如前所說，除了亡父遺產中的現金投資150萬外，女方還投入了150萬，並且女方負責付每月之按揭供款，但實非有所謂不公平的地方。在2012年4月20日，康輝大廈售出，在其後收益約185萬輾轉存入女方個人戶口。在2012年8月，女方以女方及介入人聯名以40萬購入2號舖。購入18D、8號舖及2號舖之資金分別為約263萬、40萬及40萬，共約343萬與父親遺產包括現金投資約150萬及康輝大廈淨得185萬即共約335萬大致相若。由此可見，按以上之安排，父親遺產都用來給姐妹聯名購入物業。本席相信女方及介入人在購入18D、8號車位及2號舖位時有共同意願，就是她們各佔物業一半之實益權益。就如相關物業註冊為她們聯名名下。
34. 在2012年7月女方以訴訟雙方聯名購入33A號舖。女方說，男方恐嚇女方如不答應男方要求將男方加名到33A號舖便會傷害自己的兒子，所以女方才將男方加入聯名購入33A號舖。並無可信證據男方會傷害自己的兒子，33A號舖也價值不高，本席認為女方以上所說不合情理，也不予以接受。
35. 在當時，女方有積蓄，再加上男方單車業務會有之收入，女方應有資金購入33A號舖、以訴訟雙方聯名持有也是順理成章之事。本席認為，介入人在33A號舖並無任何權益。
36. 在2013年2月，女方以個人名下購入168號舖，在2013年8月，以個人名下購入51號舖。本席認為女方是以女方資金購入168號舖及51號舖，所以亦以女方個人名下持有，介入人在33A號舖並無任何實益權益。對介入人所謂在購入這些物業時女方與介入人有所謂共同意圖由女方以信托人身份代介入人持有的說法，本席也不予以接受。
37. 就訴訟各方的案情，本席續有以下之考慮︰-
(1) 女方說，一向以來18D、8號車位由女方自用，這說明女方是18D、8號車位之實益擁有人。女方佔18D，8號車位一半權益，女方負責18D之每月按揭供款及關物業之雜費，女方及介入人又是姐妹關係，在這樣情況下，本席認為由女方自用18D，8號車位不足為奇，也不足以說明女方是18D、8號車位之實益擁有人。
(2) 女方說，購買18D的資金，包括最大筆款項即樓價餘款中的$1,581,000，是從女方的單名戶口出資，購買8號車位的資金由女方的單名戶口出資，買入2號舖資金也是由女方單名戶口出資。介入人不爭議大部份樓款是由女方開出支票或轉帳支付給賣家，但介入人說這並不代表女方是出資購買物業。女方自己說，至少從2008年起，介入人的資金交女方運用。本席的認定是介入人交資金即主要為其父親之遺產給女方去替她們投資，不是如女方所說送了給女方。再舉一個事例︰在訴訟雙方的聯名戶口存摺副本顯示2011年7月7日的有手寫字標示著「家姐結婚」的$200,000的存款，女方承認那是她的手寫字，但說那是她生小朋友擺酒的禮金，不是介入人結婚的禮金，標示「家姐結婚」的目的是因為男方有存公司錢入那個戶口，她不想給男方知道那不是他的錢，「唔想解釋」，所以才錯誤標示那是「家姐結婚」，女方堅持那$200,000是她的個人儲蓄。女方並沒有澄清為何女方不想男方知道那不是他的錢。本席認為女方的說法並不可信，本席接受介入人所說該$200,000是介入人結婚禮金。從以上各點可見，女方名下戶口的存款也不一定全屬女方。又按現有之證據，本席認為根本不能夠追蹤每一筆上述女方戶口提款的來源。
(3) 在2012年6月，女方購入33A號舖，樓價餘款$128,000由介入人的單名銀行戶口支出。在2013年2月，女方購入168號舖 ，其中$240,000的樓價餘款由介入人的單名戶口支出。女方說，介入人個人戶口內的存款，不一定屬於介入人。女方和介入人都接受女方可運用某些介入人名下的銀行戶口，訴訟各方也接受為求方便，女方不時會運用到介入人名下的單名戶口去處理男方生意的款項。經小心考慮全部證供，本席接受女方這一點說法。
(4) 女方說，介入人對於出售康輝大廈一事亦沒有話事權，是任由女方去處理的，所有收益也歸於女方。介入人的確是將投資事宜交給女方，但所謂介入人「沒有話事權」，這僅為女方一己之言，對於這個說法本席有保留。無論如何，所謂所有收益都歸女方的說法本席並不接受。如前所說，父親之遺產約330萬，都用在女方介入人聯名購之18D、8號車位及2號舖位，兩人各佔一半權益。
(5) 女方說，所有物業都是由她自己物色及購買，買作投資的物業，即4個商場舖位，亦是女方一人安排出租及收取租金。介入人說在購買涉案的物業時，女方會帶介入人一起去睇樓。再者，介入人依靠女方作投資，由女方安排如出租及收取租金等事宜，也是合乎情理的。
(6) 介入人說，她信任女方，相信女方不會欺騙她，加上自己容易被人「氹」和「呃」，所以才允許女方幫她保管錢和用作投資。男方認為，介入人說女方替她管理財產是不收取任何利益，女方不收取任何利益卻替介入人管理物業，出租，繳交各種費用的說法有違常理。本席認為女方與介入人在當年感情不差，又姐妹關係，況且女方佔18D、8號車位、2號舖位一半權益，不收利益替介入人管理這些物業是可以理解的。
(7) 介入人說，倘女方自知在2005年已擁有康輝大廈一半業權，但直至2010年，事隔五年男方才遷入康輝大廈，又在2010年才成為聯名業主並不合理。在2007年1月，訴訟雙方結婚。女方說，當時訴訟雙方沒有視18D為婚姻居所，在大部份時間女方繼續在康輝大廈居住，在2018年她更嘗試購入其他物業，所以直至在2010年男方才遷入康輝大廈。畢竟，女方只佔康輝大廈一半權益，她會否將康輝大廈作為婚姻居所，本席認為只是一個中性的考慮因素。
38. 在2013年3月，介入人將其名下於8號車位及2號舖之權益轉讓給女方。在2013年12月，介入人將其名下於18D的權益轉讓給女方。並無爭議，女方並沒有就轉讓付實質之對價。男方說，由於女方和介入人希望把物業之業權分清楚，在2013年，介入人將名下於18D、8號車位及2號舖位之權益轉讓女方作為代價，女方給介入人一些現金，其中包括買入9號車位的53萬和一隻勞力士手錶。男方接受他並沒有參予其事的商討，但他說這是合理的，男方靠女方全權處理亦吻合男方的作風，男方工作繁忙，一直以來依賴女方全權處理財政，財產瓜分一事依賴女方處埋亦無可口非。
39. 對於男方的說法，本席有以下之考慮︰-
(1) 對男方所說2013年介入人和女方達成了分家協議，介入人和女方都一致否認真有其事。
(2) 男方所謂財產瓜分，無疑是家庭經濟上的頭等大事，雖然男方有不同的說法，但本席認為若真有其事而男方沒有參予，在情理上說不通。
(3) 雖然男方說，這是一個家庭的交易，不同於與外人的交易，因此他們可以以半賣半送的方式瓜分財產，但介入人是否會願意給予呈請人和答辯人這樣的優惠，允許他們以$530,000及一只價值為數萬元之手錶兌換價值約$2,810,000 〔（$4,820,000 + $400,000 + $400,000）¸2〕的財產，本席認為可能性甚小。
(4) 經小心考慮以上各點後，本席不接受男方所謂2013年分家協議。
40. 介入人說，在2013年將18D、8號車位以及2號舖的一半法定權益轉給女方，是當時因為要避免購買10D單位須付雙倍印花稅。女方指，這是一個站不住腳的說法，因為雙倍印花稅根本不適用於舖位，所以無須將舖位轉讓，又在2013年7月介入人和黃先生已完成10D單位交易，但18D的轉讓是在2013年9月才完成。經小心考慮全部證據本席接受女方這一點說法，而不接受介入人之說法。
41. 女方說，在2013年年初，介入人遇上婚姻危機，為了將女方的資產從介入人與黃先生的婚姻資產中清楚分開，避免介入人與黃先生一旦離婚時候瓜分女方的財產，女方與介入人同意及決定將介入人於18D、8號車位，以及2號舖的法定權益轉回給女方。在前，本席認定女方與介入人共同擁有18D、8號車位及2號舖的實益權益，所以女方以上的說法亦不可能成立。
42. 女方有第二個說法，即在2013年介入人與黃先生的婚姻出現了嚴重問題，所以介入人把她的資產贈送給女方，若介入人在所有物業有任何實益權益都隨之已贈送予女方。介入人否認以上的說法。介入人也引用Lee Yee Wan Eva v Lee Tak Gate Richard [2018] 3 HKLRD 191案，指預早餽贈的推定(presumption of advancement)並不適用於兄弟姐妹，所以就女方以上的說法，女方有舉證責任，但除了一己之言外，女方不能提供任何實證，所以女方的說法並不可信。如前所說，介入人並非富裕，其名下於18D、8號車位及2號舖位對介入人來說，不用多說是重要的資產，若說介入人完全不顧自己的經濟需要將這些資產都送給女方，本席仍認為這是不合情理的說法，亦不予以接受，而接受介入人並無送贈的意圖的說法。
43. 雖然男方說介入人和黃先生婚姻美滿，在庭上介入人也說黃先生待她好，他們無婚姻危機。但介入人與黃先生的婚姻的確曾出現問題，他曾有婚外情。介入人的案情本來便是在購入18D、8號車位及2號舖時，雖然資金都屬介入人，但為防範黃先生，她加入女方以兩人名下聯名購入這些物業。在作供時，介入人被問到，倘若介入人與黃先生離婚，她會否向法庭謊稱她只有10D和9號車位，介入人的回應是她「唔明」、「好亂」、「我未離婚答唔到呢個問題」。明顯地若介入人加入女方為聯名物業持有人其中一個目的是防範黃先生的話，她必然會想過向黃先生隱瞞的做法，介入人在庭上廻避不答以上的問題，相信是避免被其他訴訟一方指摘她會有可能向法庭說謊。當然，若真的不幸離婚，屆時介入人會有如何做法現是未知之事，但從現有證據看來，在2013年介入人將其名下於18D、8號車位及2號舖轉讓給女方。當時是擔心到其婚姻危機這樣做應是防範萬一離婚，黃先生會瓜分這些資產。作供時，黃先生稱他過去不清楚介入人有什麼物業，介入人很少向他提及她家裡的事，他也從沒有問介入人有什麼物業因為那是「佢屋企嘅野」、「佢私人嘅嘢」。
44. 這些物業業權轉讓是大動作也是大事，本席相信介入人和女方事前會經過商討，有相同意見然後才進行。換言之，本席認為在2013年轉讓時，女方和介入人有共同意願，在轉讓後女方是以信託人身份代介入人持有介入人原有之半份業權。
45. 總括來說，本席的判決為在所有關鍵時刻，按共同意願法律構定信託，女方佔18D、8號車位和2號舖一半之實益權益，介入人在33A號舖、168號舖及51號舖均不佔任何實益權益。
46. 按以上之裁決，本席不須再就訴訟各方就歸復信託方面之申索作出任何討論或認定。
47. 訴訟各方都有不少案情不為法庭所接受。本席打算就介入人兩張傳票申請作無訟費命令，包括保留訟費。這是一個暫准命令。若訴訟雙方在本命令頒下起計14天內沒有作出其他申請，則暫准命令將成為絕對命令。
呈請人：由司徒維新律師行有限法律責任合夥轉聘陳錫熹大律師代表
答辯人：由翟氏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行轉聘梁晴怡大律師代表
介入人：由歐湯曾律師行轉聘余卓頴大律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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