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吳文遠及另二人

HCMA 492/2019

[2020] HKCFI 2425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定罪上訴

案件編號：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19年第492號

（原西九龍裁判法院2017年第365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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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引言

1.  本案原有9名被告人，第一、第二及第三上訴人（“A1”、“A2”及“A3”）分別是原審時的第一、第六及第八被告人。上訴人等面對以下控罪：

2.  各位上訴人均不認罪。經審訊後，裁判官黃雅茵（“裁判官”）裁定A1控罪 (1)[7] 和 (4) [8]罪名成立 ；A2控罪 (6)[9] 罪名成立 ，但控罪 (7) 即罪名不成立；A3控罪 (10)[10] 罪名成立。各位上訴人都不服定罪，提出上訴。

案情和證據

3.  控方一共傳召了十九名證人，此外亦有四名控方證人的證供是根據香港法例第221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65B條成為證據。至於辯方，所有被告人均選擇不出庭作供，亦沒有傳召辯方證人[11]。

4.  控方將與控罪相關的遊行、集會錄影片段呈堂作為證據[12]，其中的精華片段[13]是裁判官斷案的主要基礎[14]。

背景事實

5.  以下是一些與訟各方沒有爭議的背景事實：

(1)     2016年11月6日下午約3時，有一個公眾集會在灣仔盧押道的指定公眾活動區舉行。該集會由「民間人權陣線」主辦，以「反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基本法釋法」為主題，並已事先知會了警方。集會結束後，約於下午3時30分，有市民開始遊行，而警方對此也已該預先獲得通知。原定的遊行起點為盧押道的指定公眾活動區，而終點則為中區皇后像廣場。遊行人士沿軒尼詩道向西行，其中包括A1、A2和A3。

(2)     下午4時許，部分遊行人士沒有按原定路線轉入銀行街往皇后像廣場。他們繼續沿皇后大道中和皇后大道西，向着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下稱「中聯辦」）的方向前進。接著，陸續有其他遊行人士選擇繼續沿皇后大道中向西面的方向遊行。

(3)     上述遊行的人士所組成的隊伍，沿皇后大道中、皇后大道西，右轉進入朝光街，右轉進入德輔道西，再左轉進入西邊街，最後左轉沿行人路進入於干諾道西行人路上的指定公眾活動區（下稱「公眾活動區」）。遊行隊伍採用實際的遊行路線，詳見於遊行路缐地圖（控方證物P40A）。

(4)     於德輔道西與西邊街交界明星海鮮酒家（下稱「明星酒家」）外，遊行人士在等候警方處理西邊街交通時要求開路，並推向警方防線，但其後獲得排解。該部分事件並非控方指控的內容。

(5)     及後，警方疏導西邊街兩條行車線的車輛往後退回干諾道西，遊行隊伍進入德輔道西與干諾道西之間的西邊街行車路面，使用了所有行車線。

(6)     當遊行人士到達西邊街和干諾道西交界時，遇到警方設置在行車路面上的鐵馬，不能沿行車路面前行，但他們可通過於該交界處，由預先拆除防撞欄所造成的缺口（下稱「該缺口」），步上西邊街北行旁的行人路，進入設置於干諾道西西行行人路上的公眾活動區。其後於西邊街和干諾道西交界的鐵馬位置，發生了小型警民衝突。但該衝突亦非本案控罪範圍之內。最後示威人士通過該缺口，步進公眾活動區。

6.  原審時，控方對各被告人的指控涉及三個時段，裁判官為方便起見將該三個時段分別稱為「事件一」、「事件二」和「事件三」。為求統一，本席亦會沿用這些簡稱。

「事件一」

7.  就A1的控罪 (1) ，裁判官對相關的基礎事實有以下裁斷[15]：

「63. … 在進入公眾活動區後，[A1]坐在鐵馬上，與何警長[16]對話約5秒[17]，期間何警長的手指指向西面。一批警員從東面干諾道西左一缐跑至[A1]附近[18]，並用手扶着該處附近的多個鐵馬[19]。

64. [A1]先在沒有擴音設備下向遊行人士作以下呼籲：「我哋人多過警察呀，就咁爬出去就得㗎啦，前面block死晒呀」（同時指向西面）「爬出嚟就得㗎啦」（手指向着身後的馬路方向移動並作出手勢）。他之後重複內容大致相同的呼籲[20]。

…

67. … [A1]向遊行人士呼籲：「各位，而家人多過警察，我哋沿住呢度分散爬出黎就得㗎喇。」「…各位朋友前面係聚晒警察，佢唔會俾個我哋過去中聯辦門外㗎喇。我哋多次要求警方放一條行車線俾我哋慢慢行過去，警方唔俾。但係今日我哋人係多過警察數以十倍嘅，所以我哋好冷靜，呢條鐵馬唔需要拉，唔需要（？），鎖住咗嘅。我哋慢慢有秩序咁樣爬過鐵馬，去第一條行車線嗰度。」

68. 片段中陸嘉永督察[21]多次向着[A1]作出警告，不要煽動民眾衝出馬路，破壞交通安全及社會安寧。[A1]對警告不予理會，繼續呼籲遊行人士爬過鐵馬。

…

70. 接著，一批遊行人士應[A1]的呼籲，步近鐵馬，並陸續開始爬上鐵馬[22]，當中包括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被告人。他們面向的方向與[A1]相反。第二和第四被告人在[A1]面向的左邊，而第三和第五被告人則在[A1]面向的右邊之另一個鐵馬。當站上鐵馬底部後，三名人士，包括一名穿紅色上衣的不知名男子、第四及第二被告人，快速及非常用力地，使用身體的重量，拉扯面前的鐵馬兩次[23]。在鐵馬另一邊，多名警員已經組成人鏈扶著鐵馬。在該三名人士面前的幾位警員見狀，立即伸手推向各人的身體，以阻止他們的行為。

71. 第二被告人站上鐵馬[24]，並拉扯鐵馬後，被面前的警員用手推向其左手手臂近肩膊位置。第二被告人在被推的期間，一直用手捉着鐵馬向前抗衡，直至被警員推離原位，到了後方[25]。

72. 第四被告人亦站上鐵馬[26]，拉扯面前的鐵馬，之後警員推他的手臂及胸口往其後方。第四被告人在被推的期間，仍用力向前抗衡，但最終被推往後方，返回地面[27]。

73. 在該三名人士站上鐵馬並作拉扯時，第三及第五被告人亦同時步近在旁的另一個鐵馬。第三被告人在[A1]的呼籲下，先向前步近鐵馬[28]，站上鐵馬[29]，並用雙手捉着鐵馬，以中等力度搖了鐵馬大約3下[30]，之後爬上鐵馬頂部[31]。在他面前的警員立即用手按着他的胸口，但他進一步把左腳膝蓋放在鐵馬的頂部，上身向前越過鐵馬的範圍，企圖爬過鐵馬[32]。另一名警員立即上前用手大力推向第三被告人的胸口，成功阻止其爬越鐵馬，及令其返回地面[33]。

74.     第五被告人則站上鐵馬的底部，左手捉着鐵馬垂直的鐵枝，右手前臂越過鐵馬，並緊貼鐵馬頂部的橫向鐵枝[34]。一名警員立即跟第五被告人談話，並用手推向其胸口。不久後，另一名警員亦把手放在第五被告人的左上臂。第五被告人從鐵馬返回地面後，上身曾微微向前，雙手捉着鐵馬上的鐵枝，鐵馬與身體有4次輕微的前後搖動[35]。當時第三被告人在他的右邊不遠處，雙手捉着並搖動鐵馬上的鐵枝。此時在他們右方另一個鐵馬上，第二及第四被告人作出大力摇動鐵馬的動作。」

「事件二」

8.  就A1的控罪 (4) 和A2的控罪 (6) ，裁判官對相關基礎的事實有以下裁斷：

「77. 陸嘉永督察的證供提及[A1]到了十多米外的位置，再次坐上鐵馬，並使用一支接駁了擴音設備的咪呼籲在場的遊行人士衝出馬路。陸嘉永督察於是基於與事件一作出警告的相同原因，警告[A1]。

78. 精華片段73顯示，[A1]爬上並蹲在鐵馬頂部，拿着一枝咪向遊行人士講話，但錄影片段未能成功收音。之後，[A1]向着背後的馬路做出手勢，並說：「爬出去啊」[36]。… 在[A1]的呼籲下，第二及第六［A2］被告人先後爬上鐵馬頂部；而第二被告人不只是爬上鐵馬，更用手勢及言語向旁邊的人群示意：「爬啦！」[37]

79. 賈錦琳總督察[38]爬上鐵馬底部，叫了一聲後，立即以雙手從後拉着[A1]的右上臂，再用右手手臂環抱着[A1]的前胸、右肩及右上背[39]。[A2]把頭轉向[A1]的方向，並隨即伸出雙手，分別扶著[A1]的左邊及右邊身體[40]。第二被告人把身體向前傾，並用手捉着[A1]的腰間[41]。在鐵馬另一邊的三名警員（一名便衣警員及兩名穿著制服的警員）立即伸手拉着[A1]的身體[42]，期間有一名穿黑色上衣的男子（下稱「黑衣男子」）站高，並在第二被告人的左邊先後伸出雙手，越過第二被告人的左肩，捉住[A1]的衣服和身體[43]。[A2]被一名便衣警員從後由鐵馬拉下[44]。後來有更多警員加入[45]，雙方捉着[A1]及展開角力。

80. 賈錦琳總督察從褲袋取出並舉起警棍[46]，並主要向示威人士手部擊打，重複說「縮手」。其間，黑衣男子曾伏在[A1]身上。

81. 冼大敢警長[47]按壓黑衣男子耳朵的穴位[48]，使黑衣男子原本捉着[A1]的手鬆開並垂下來，頭部及上身向前掛在鐵馬上[49]，停止了活動。

82. 此時，賈錦琳總督察舉起警棍，向黑衣男子的頭部方向打去[50]。之後賈錦琳總督察再次舉起警棍。與此同時，冼大敢警長用右手按下黑衣男子的頭部。賈錦琳總督察把警棍向下揮動了一下。接着，[A2]先後伸出左手及右手企圖奪取警棍，第二被告人亦伸出左手加入搶奪[51]。在第二被告人及[A2]企圖奪取警棍的期間，冼大敢警長一直用雙手試圖捉住第二被告人及[A2]的手部。之後賈錦琳總督察一直向着第二被告人和[A2]，以及黑衣男子的方向揮舞警棍。其後第二被告人說「唔好再打喇」，[A2]則把左手放在黑衣男子的後腦上[52]。[A2]接著向賈錦琳總督察說「你，你扑頭仆你個街」，又向冼大敢警長說「你扑頭冇嘢呀嘛賤格」[53]，其間反手揮向冼大敢警長兩次。此時，冼大敢警長的手捉住了黑衣男子的前臂。

83. 之後，第二被告人伏在[A1]的腿上。賈錦琳總督察舉起警棍打向第二被告人的肩膀位置。冼大敢警長在雙方角力的過程中協助拉走[A1]。最後警方成功把[A1]帶走。」

「事件三」

9.  就A3的控罪 (10)，裁判官對相關基礎的事實有以下裁斷：

「84. 在[A1] 被警方帶走後，第七被告人背向馬路，向公眾活動區內的遊行人士演説。從精華片段80開始至01:00，[A3] 一直在第七被告人的正右前方。在片段的01:01，[A3] 轉身面向馬路。在片末，第七被告人從原先背向干諾道西馬路，轉身面向馬路並一邊叫喊「直搗中聯辦」[54]。[A3]在片段的01:05移到第七被告人的另一邊，但仍然面向馬路。

…

87.  在精華片段80的01:10，在後排的[A3] 突然向前快速移動，並在01:10至01:11以高速前進至人群中的空間。在片段的01:11至01:12，[A3] 移至位處首排的第三被告人的右邊。在片段的01:12至01:14，出現幾次[A3]向前移動的動作，其節奏與他身邊的其他人士移動的節奏明顯不同。

88.   其間大量遊行人士向鐵馬推進，鐵馬被推至佔據了整條干諾道西左一缐及部分左二線。警員退至左二缐，只餘下外面的一條行車線可作通車。有一些巴士和其他車輛因此慢駛，後期甚至被堵塞在左三線上。警員向遊行人士使用胡椒噴霧。現場有遊行人士向警方方向潑灑液體或投擲膠樽。」

10.  上訴聆訊時，本席反複地以正常速度及慢速觀看以上各個事件的相關精華片段，認為裁判官的描述不但充分細緻，並且準確無誤。

上訴理由

11.  A1的上訴理由如下：

(i) 原審裁判官錯誤地裁定[A1]爬過鐵馬的行為必然屬擾亂秩序的行為；

(ii) 原審裁判官錯誤地裁定[A1]煽惑遊行人士作出會干犯非法集結的行為；和

(iii) 原審裁判官於沒有足夠的事實基礎下錯誤地推論[A1]當時意圖或相信應他呼籲爬過鐵馬的人士爬過鐵馬時將懷有非法集結的犯罪意圖。

12.  A2的單一上訴理由指：

「裁判官就[A2]沒有真誠誤解的裁定，有欠穩妥。」

13.  A3的上訴理由如下：

(i) 裁判官錯誤地裁定[A3]作出推動鐵馬的行為；

(ii) 裁判官錯誤地裁定推動鐵馬為擾亂秩序的行為；和

(iii) 裁判官錯誤地裁定在場人士合理地害怕 (1) 集結人士會破壞社會安寧，或 (2) 會藉推動鐵馬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

關於上訴的法律原則

14.  裁判上訴是以「重審」方式，依據在裁判官席前的證供、證據進行：Chou Shih Bin v HKSAR^[55] 。在HKSAR v Ip Chin Kei^[56] ，原訟庭麥偉德法官（當時官階）總括了一些處理裁判法院上訴的法律原則，包括：

(1) 處理上訴的法庭，只會在原審裁判官對事實的裁斷明顯出錯時，才會偏離後者對事實的裁斷和對證人誠信的評估；

(2) 在決定原審裁判官是否犯錯以致上訴應否得直時，關鍵考慮是推翻定罪是否合乎公義；

(3) 即使原審裁判官沒有犯錯，處理上訴的法庭依然必須履行進行「重審」的這法例規定。因此處理上訴的法庭必須審視案中證據是否足以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控罪。如果證據不足，也應裁定上訴得直。

15.  就上述第 (1) 點而言，處理上訴的法庭須顧及原審裁判官有耳聞目睹證人作證此優勢，這是處理上訴的法庭所沒有的：Raymond Chen v HKSAR^[57]。一般來說，某證人是否可信可靠，這是屬於原審裁判官的範疇。誠如原訟庭張慧玲法官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陳偉業^[58]一案指出，假若原審裁判官的事實裁斷不合情理、不合邏輯、或有固有不可能性存在；或原審裁判官在處理證供時，就重要事項作出錯誤引述、有遺漏、或不曾作考慮分析，定罪將會是不安穩的。

初步議題

16.  在考慮各位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之前，本席先要處理幾個初步議題。首先，是A1和A3提出的共同議題，即是裁判官在考慮「參與非法集結」或相關控罪時：

(1) 是否忽略了上訴人等當時是行使着「即興示威」(spontaneous demonstration) 的憲法權利；和

(2) 警方是否有盡責地協助示威者行使合法的集會和表達意見的自由，特別是警方是否有責任便利示威者到「中聯辦」門前進行和平集會和示威，甚至安排他們與「中聯辦」人員會面。

17.  其次，是「非法集結罪」的罪行元素。

18.  第三，是普通法「煽惑」罪的罪行元素。

「即興遊行」

上訴方陳詞

19.  代表A1的郭大律師和代表A3的鄧大律師上訴方援引歐洲人權法庭在Kudrevicius v Lithuania[59]一案指在特別情況下，即若然訴求未能取得即時的回應便會變得不合時宜，那麼「即興示威」是可以凌駕法律上的預報機制[60]。上訴方稱「即興示威」的權利，在本港亦分別被終審法院及上訴庭所接納：Leung Kwok Hung & others v HKSAR[61]；及Leung Kwok Hung v Secretary for Justice & Chief Executive in Council[62]。

20.  兩位大律師陳詞說早於當天下午4時，遊行隊伍已在行使「即興遊行」的權利，無奈警方沒有履行責任，配合遊行隊伍前往中聯辦。其後，A1被警方帶離現場，而第七被告向公眾活動區內的示威人士演説，並向馬路叫喊「直搗中聯辦」，是再一次行使「即興遊行」的權利，並要求前往至「中聯辦」。

21.  兩位大律師繼續陳詞說Kudrevicius v Lithuania一案亦指出，當市民行使「即興示威」的權利時，無可避免地對日常生活，尤其是交通，造成滋擾 (Any demonstration in a public place may cause a certain level of disruption to ordinary life, including disruption of traffic)。然而，在民主社會下政府當局應展示一定程度的容忍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public authorities to show a certain degree of tolerance)。對此，法庭必須就案發時的情況，尤其日常生活被滋擾的程度，評估何謂合適的容忍 (The appropriate “degree of tolerance” cannot be defined in abstracto: the Court must look at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and particularly at the extent of the “disruption to ordinary life”)[63]。

22.  基於以上，上訴方指在當時的背景下，警方有正面責任確保遊行人士能有效地享有示威的權利(effective enjoyment of the right)：見Djavit An v Turkey[64]；及Oya Ataman v Turkey[65]，其中包括在示威對象的視線及聽覺範圍內集會 (within sight and sound of their target audience)：見Guidelines on Freedom of Peaceful Assembly[66]。然而，警方的拒絕配合，包括拒絕進一步開放行車線及便利遊行人士前往「中聯辦」，將遊行人士限制於與「中聯辦」有一定距離的「公眾活動區」內等，是侵犯了遊行人士「即興遊行」的權利。至於A1及A3的行為，則屬於民主社會可給予容忍的範圍之內，法庭應予體諒，並且不應裁定他們的行為是「擾亂秩序的行為」。

法律原則

23.  《基本法》第27條訂明：

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第39條訂明：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外不得限制，此種限制不得與本條第一款規定抵觸。

24.  以上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及自由，主要是通過香港法例第383章第II部的《香港人權法案》（「人權法」）實施。關於集會自由。「人權法」第十七條訂明：

      和平集會的權利

     和平集會之權利，應予確認。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衞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種權利之行使。

[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一條]

與集會自由有密切關係的，是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對於後者「人權法」第十六條說：

      意見和發表的自由

(一) 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

(二) 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三) 本條第(二)項所載權利之行使，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故得予以某種限制，但此種限制以經法律規定，且為下列各項所必要者為限 ——

(甲) 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或

(乙) 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衞生或風化。

[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

25.  從《基本法》第27及第39條和「人權法」第16及第17條的條文可以看到，無論是集會自由，還是表達意見的權利，兩者都需要受到一定程度的法律限制。香港法例第245章《公安條例》第III部列出一些對集會、遊行及聚集的管制，其中第8條及第13A條分別訂明，舉行公眾集會及公眾遊行的，須預先以書面方式知會警務處處長。至於第17條，則賦予警方規管集會、遊行及聚集的權力；第17B及第18條，則分別將「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為」和「非法集結」訂明為刑事罪行。本席稍後會討論第17B及第18條在刑法上的具體罪行原素，現在先從憲法觀點討論集會自由和「即興示威」的法律原則。

26.  在Leung Kwok Hung & others v HKSAR（前述）一案，爭議在於《公安條例》第III部就集會、遊行及聚集的規管是否乎合受《基本法》所保障的相關基本人權和自由。終審法院的多數判決 (majority judgment) 指出，作為舉行和平集會的自由和言論自由等權利的一部分，政府有確切責任採取合理和適當的措施，令合法集會以和平方式進行，而法定的知會機制是合符憲法的；事實上，全球多個司法區均設有同類機制。包致金常任法官在其異議判決 (dissenting judgment) 中指《公安條例》的知會機制排除「即興示威」，因此與集會自由有抵觸[67]，但這觀點未被終審法院其他法官接受。

27.  正如張舉能法官（當時官階）在Chan Hau Man, Christina v Commissioner of Police[68]指出，上述政府的「確切責任」並不是絕對的，而何謂「合理和適當的措施」，須視乎個別案件的具體環境。

28.  Kudrevicius v Lithuania一案關乎歐洲人權公約第十一條[69]所保障的集會自由，該條與《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七條相若。在該案，歐洲人權法庭認同示威人士在「特殊情況」(special circumstances) 下，可以超出原定的集會範圍，繼續行使自由集會的權利，不應遭受驅散，但前題是該「即興示威」不可涉及不合法的行為[70]：

「92. Article 11 of the Convention only protects the right to ‘peaceful assembly’, a notion which does not cover a demonstration where the organisers and participants have violent intentions ... The guarantees of Article 11 therefore apply to all gatherings except those where the organisers and participants have such intentions, incite violence or otherwise reject the foundations of a democratic society .」

「152. In the case of Bukta and Others (cited above, §§ 35 and 36), the Court held that in special circumstances where a spontaneous demonstration might be justified, for example in response to a political event, to disperse that demonstration solely because of the absence of the requisite prior notice, without any illegal conduct on the part of the participants, might amount to a disproportionate restriction on their freedom of peaceful assembly.

153. The Court has also clarified that the principle established in the case of Bukta and Others cannot be extended to the point where the absence of prior notification of a spontaneous demonstration can never be a legitimate basis for crowd dispersal. The right to hold spontaneous demonstrations may override the obligation to give prior notification of public assemblies only in special circumstances, namely if an immediate response to a current event is warranted in the form of a demonstration. In particular, such derogation from the general rule may be justified if a delay would have rendered that response obsolete.

154. Furthermore,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even a lawfully authorised demonstration may be dispersed, for example when it turns into a riot.

155. Any demonstration in a public place may cause a certain level of disruption to ordinary life, including disruption of traffic … This fact in itself does not justify an interference with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assembly …, as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public authorities to show a certain degree of tolerance … The appropriate “degree of tolerance” cannot be defined in abstracto: the Court must look at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and particularly at the extent of the “disruption to ordinary life” … This being so, it is important for associations and others organising demonstrations, as actors in the democratic process, to abide by the rules governing that process by complying with the regulations in force … .

156. The intentional failure by the organisers to abide by these rules and the structuring of a demonstration, or of part of it, in such a way as to cause disruption to ordinary life and other activities to a degree exceeding that which is inevitable in the circumstances constitutes conduct which cannot enjoy the same privileged protection under the Convention as political speech or debate on questions of public interest or the peaceful manifestation of opinions on such matters. On the contrary, the Court considers that the Contracting States enjoy a wide margin of appreciation in their assessment of the necessity in taking measures to restrict such conduct …

157. Restrictions on freedom of peaceful assembly in public places may serve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others with a view to preventing disorder and maintaining an orderly flow of traffic.  Since overcrowding during a public event is fraught with danger, it is not uncommon for State authorities in various countries to impose restrictions on the location, date, time, form or manner of conduct of a planned public gathering. …」

     （底線後加）

29.  歐洲人權法庭指出上文提及的「合適的、一定程度的容忍」(appropriate “degree of tolerance”) 不能憑空定義 (defined in abstracto) ，而必須視乎個別案件的具體情況。香港終審法院在Yeung May Wan & Ors v HKSAR[71]一案使用了一個合理性的驗證標準來評估在公路或街上所進行的示威有否超出界限，因而構成妨礙公眾地方的罪名。終審法院一方面強調對示威權利的保障；但同時也指出，即使在公眾地方或具有公共性質的處所也沒有絕對的示威權利：

「44. Where the obstruction in question results from a peaceful demonstration, a constitutionally protected right is introduced into the equation. In such cases,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protection given by the Basic Law to that right is recognized and given substantial weight when assessing the reasonableness of the obstruction. While the interests of those exercising their right of passage along the highway obviously remain important, and while exercise of the right to demonstrate must not cause an obstruction exceeding the bounds of what is reasonable in the circumstances, such bounds must not be so narrowly defined as to devalue, or unduly impair the ability to exercise,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及見HKSAR v Fong Kwok Shan Christine[72]:

「In short, the proper approach is to focus on the right instead of on property interests, and to examine the validity of any restrictions imposed on its exercise by applying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permitted restrictions listed in BOR 16.」

30.  歐洲人權法庭在Oya Ataman v Turkey指出，即使是對於未經通知的非法集會，當局仍有確切的責任致使示威者能有效地行使和平集會權利。然而，「預報機制」使當局能夠採取必要的措施，以減低示威活動在繁忙時間對交通造成的騷擾，及採取其他措施以保障該活動能順利進行—包括安排急救人員在場等。在該案，雖然歐洲人權法庭裁定當局驅散涉案集會是不合比例的，但是值得留意的是涉案集會人數只有不超過50人，沒有證據顯示他們會對公眾秩序構成危害，而且集會在半小時內即被有關當局解散：

「39. The Court considers, in the absence of notification, the demonstration was unlawful, a fact that the applicant does not contest. However, it points out that an unlawful situation does not justify an infringement of freedom of assembly (see Cisse v. France, no. 51346/99, § 50, ECHR 2002 III (extracts)). In the instant case, however, notification would have enabled the authorities to take the necessary measures in order to minimise the disruption to traffic that the demonstration could have caused during rush hour. In the Court’s opinion, it is important that preventive security measures such as, for example, the presence of first-aid services at the site of demonstrations, be taken in order to guarantee the smooth conduct of any event, meeting or other gathering, be it political, cultural or of another nature.

40. It appears from the evidence before the Court that the group of demonstrators was informed a number of times that their march was unlawful and would disrupt public order at a busy time of day, and had been ordered to disperse. The applicant and other demonstrators did not comply with the security forces’ orders and attempted to force their way through.

41. However, there is no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the group in question represented a danger to public order, apart from possibly disrupting traffic. There were at most fifty people, who wished to draw attention to a topical issue. The Court observes that the rally began about midday and ended with the group's arrest within half an hour. It is particularly struck by the authorities’ impatience in seeking to end the demonstration, which was organised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Human Rights Association.

42. In the Court’s view, where demonstrators do not engage in acts of violence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public authorities to show a certain degree of tolerance towards peaceful gatherings if the freedom of assembly guaranteed by Article 11 of the Convention is not to be deprived of all substance.

43. Accordingly, the Court considers that in the instant case the police’s forceful intervention was disproportionate and was not necessary for the prevention of disorder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second paragraph of Article 11 of the Convention.」

31.  至於上訴方提及的Djavit An v Turkey，它是關於當局屢次阻撓申請人參與一些業已籌劃的集會，而不是關於「即興示威」，對本案的適切性不大。

32.  上訴法院在Leung Kwok Hung v Secretary for Justice & Chief Executive in Council重申終審法院在Chow Nok Hang案中的判詞，指參與遊行的權利衹賦予參與者進行和平的遊行的權利，並不按權他們作出擾亂秩序、可導致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73]。上訴法庭又援引Kudrevicius v Lithuania，指出示威活動未有依據法定機制事先知會警方，不一定（但並非永不能）構成應受驅散的理由。當然，警方的執法亦必須合乎比例：

「181．For demonstration which has not been authorized, the Court made some general observations at [150] ‑ [153]. Whilst acknowledging that it is essential to have a system of prior notification, the absence of prior authorization does not give carte blanche to the authorities in taking enforcement actions. Such actions would still be subject to proportionality requirement. The Court highlighted that though there could be special circumstances which justify the holding of spontaneous demonstrations without prior notification, such exception must not be extended to the point where the absence of prior notification of a spontaneous demonstration can never be a legitimate basis for crowd dispersal.

182. Thus, the proportionality analysis has to be applied on two different levels:

(1) examining the systemic proportionality by reference to the legislation or rules in question;

(2) examining the operational proportionality by reference to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 or enforcement of the relevant rule on the facts and specific circumstances of a case at the operational level.」[74]（底線後加）

33.  上訴法院強調防止示威活動演變成騷亂和罪行的重要性，並指出為了保障他人的權利和自由免受暴力和傷害，對集會自由作出限制在原則上是合理的[75]：

“229. In this connection, it is noteworthy that in the case of Austin v United Kingdom (2012) 55 EHRR 14, the Grand Chamber of the Strasbourg Court had made these observations at [55] and [56] (omitting the footnotes):

‘55. … In connection with Article 11 of the Convention, the Court has held that interferences with the right of freedom of assembly are in principle justified for the prevention of disorder or crime and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of others where demonstrators engage in acts of violence. It has also held that, in certain well-defined circumstances, Articles 2[76] and 3[77] may imply positive obligations on the authorities to take preventive operational measures to protect individuals at risk of serious harm from the criminal acts of other individuals. When considering whether the domestic authorities have complied with such positive obligations, the Court has held that account must be taken of the difficulties involved in policing modern societies,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human conduct and the operational choices which must be made in terms of priorities and resources.

56. As the Court has previously stated, the police must be afforded a degree of discretion in taking operational decisions. Such decisions are almost always complicated and the police, who have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intelligence not available to the general public, will usually be in the best position to make them.  Moreover, even by 2001, advances i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had made it possible to mobilise protesters rapidly and covertly on a hitherto unknown scale.  Police forces in the contracting states face new challenges, perhaps unforeseen when the Convention was drafted, and have developed new policing techniques to deal with them, including containment or ‘kettling’.  Article 5[78] cannot be interpreted in such a way as to make it impracticable for the police to fulfil their duties of maintaining order and protecting the public, provided that they comply with the underlying principle of Article 5, which is to protect the individual from arbitrariness.”

34.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鍾健平及另二人[79]，原訟法庭張慧玲法官亦指出：

「49. 警方有責任採取合法及適當的措施令合法集會和遊行是以和平方式進行。警方須考慮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及保護他人（亦包括參與遊行或集會的人士）的權利與自由。」

35.  基於以上的案例，本席總結出以下幾點關於「即興示威」的法律原則：

(1) 示威活動未有根據《公安條例》的機制預先知會警方，這不一定（但並非不能）構成當局驅散的理由；

(2) 根據《基本法》所保障的集會和表達意見的自由等基本權利，示威人士即使未有依遵《公安條例》的機制預先知會警方，在「特殊情況」(special circumstances)下，仍然可以行使憲法權利進行「即興示威」(spontaneous demonstration)；

(3) 「即興」與否，示威活動無可避免地對日常生活，尤其是交通，造成滋擾。然而，示威者也不可對其他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過度滋擾，也不能涉及任何不合法的行為。有關當局應當給予示威者一定程度的容忍 (degree of tolerance)。至於何等程度的容忍方為合適，則需視乎當時的具體情況而定；

(4) 就「即興示威」，當局仍有確切的責任採取「合理和適當」的措施，令集會得以和平方式進行。至於什麼是「合理和適當」，則需視乎個別事件的客觀因素，其中包括該示威活動是未經預先知會的，原因是警方未必有充足的時間準備，以作出相應的部署；和

(5) 另一方面，警方亦有責任防止示威活動演變成為騷亂和罪行，保障他人的權利和自由免受暴力和傷害。然而，警方的執法仍需合乎比例。

裁判官的裁斷

36.  就警方拒絕進一步開放行車線及便利遊行人士前往中聯辦的做法是否合比例，這是關乎上訴法院在Leung Kwok Hung v Secretary for Justice & Chief Executive in Council提到的「行動的比例性」(operational proportionality)，是關乎證供和證據的評估以及事實的裁斷的範疇。這方面，裁判官在其《裁斷陳述書內》有以下的裁斷[80]：

「91.    本席認為，就當天沒有預先通知警方的那部份遊行而言，警方是知悉有一些遊行人士可能會到中聯辦表達意見的。在皇后大道中與銀行街交界外，第一被告人及其他人士曾用擴音設備說話，內容提及於中聯辦舉行的會議，並呼籲遊行人士前往中聯辦表達意見。而在往後的遊行過程中，亦不時有遊行人士叫喊「直搗中聯辦」。

…

93.  然而，即使警方知悉有一些遊行人士要到中聯辦表達意見，各名控方證人是否及何時知悉會議開始和完結的時間並不是本案的關鍵之處。本席認為，警方的確有正面責任確保遊行順利舉行，但卻沒有責任確保遊行人士能在特定時間內或特定事件完結前到達中聯辦。警方亦沒有責任促成遊行人士與某些人士見面。… 會議何時展開、何時完結，都不是警方負責或有權決定的事情，而審訊中亦沒有證據顯示中聯辦有官方渠道通知警方會議的進程及時間。警方只是在會議完結之後，才得悉會議已經完結… 此外，遊行人數多少、遊行人士的步速如何，亦不是警方能控制的事宜。

94.     警方能夠控制的，只是交通安排和遊行隊伍之路缐等技術性安排，而實際作出相關安排時必定有許多不同的考慮因素，包括遊行人士的集會遊行權利、其他市民的權利、社會秩序的維持、交通改道的安排、各方人士的安全等。雖然警方對涉及中聯辦為目的地的遊行管理有相當經驗，而從警方於中區得悉遊行隊伍可能會到中聯辦示威，直至遊行隊伍到達西區，中間相隔有數小時之久但在未經通知的情況下，要實施交通改道、清理路面阻礙物和停泊車輛，以及進行警方佈防，其難度必定會比收到預先通知的遊行為高。這是法庭處理辯方對警方的投訴時要考慮的因素之一。

95.  本席認為，即使在遊行隊伍抵達中區時，警方已知悉有遊行人士可能會到中聯辦表達意見，繼而馬上調配西區的後備人手，但這不代表在遊行隊伍到達西區時，能夠與封閉道路或完成清理路面的工作無縫接軌，令遊行隊伍能在不需停步或等候下不停前進。在平衡其他道路使用者的權利時，亦不能在遊行隊伍不知何時到達的情況下，長時間封閉道路。

…

106.  辯方指出，西邊街與干諾道西交界的防撞欄缺口相當狹窄，警方要求人數眾多的示威人士通過該缺口屬不切實際。辯方進一步稱，於西邊街和干諾道西交界的人群堵塞和不滿情緒，正是因警方無理要求示威人士通過該缺口而引發。

107.  本席並不認同辯方的陳詞。從錄影片段可見，在示威人士到達西邊街和干諾道西交界時，有部分沒有舉起拍攝工具的人士通過該缺囗進入干諾道西，該缺口的闊度可讓多人同時通過[81]。雖然之後該缺口站立了許多記者，但經警方呼籲記者讓路後，示威者通過該處時並無困難或阻塞[82]。片段所示與黃基偉警司[83]所述的吻合，即該缺囗闊8至10米。

108.  由於本席認為該缺口已足夠讓遊行人士從西邊街進入公眾活動區，故法庭不需要處理警方應否安排遊行隊伍使用天橋進入公眾活動區。但無論如何，前西區分區副指揮官警司李文耀[84]解釋，天橋上有彎位，可引致阻塞。若有人在天橋上跌倒，可引致「人疊人」的意外，故使用天橋較使用路面更為危險。而同時使用天橋、西邊街行人路，以及西邊街馬路亦不可行，因牽涉更多警方人手。法庭認為他的分析合理。

109.  本席亦留意到，當遊行人士聚集在西邊街與干諾道西交界時，警方曾不停作出呼籲，表示有足夠空間前行，並要求遊行人士轉左，通過該缺口進入干諾道西。警員作出呼籲時使用的言詞相當有禮，多次感謝遊行人士合作。但錄影片段顯示有一把女聲向遊行人士作出相反的呼籲，表示集會地點是在中聯辦外的行車線上，並要求遊行人士不要步上行人路[85]。從說話的內容可見，該名女子並非代表警方發言。

110.  同樣地，在較早時於明星酒家外，工黨的胡穗珊使用擴音設備向遊行人士表示不會接受流水式示威，並呼籲遊行人士在中聯辦外坐下；亦提醒遊行入士若因行人路擠迫而需要走到行車路面上，要注意安全[86]。

111.  故此，本席認為部分遊行人士在西邊街與干諾道西交界停留、警民衝突發生，或部分遊行人士有不滿情緒，均不是警方的責任。當時有合適的通道前往干諾道西，只是他們選擇不立即使用，而逗留在西邊街上。

112.  黃基偉警司表示，當時干諾道西西行左一線外的行車線均在行車中，錄影片段顯示行車可算繁忙。警方則在已封閉行車的左一線上留守。即使遊行人士希望到達中聯辦外示威，但因中聯辦北門外的前置請願區…只能容納每組數十人（可容納人數視乎有否帶同道具），故警方一向在處理終點為中聯辦的示威時，均會安排示威人士進入公眾活動區等候，由警民關係組人員先確定相關遊行人士是和平和非暴力後，才安排他們分批到前置請願區示威，之後向西行散去。

113.  他在作供時亦提及不讓遊行人士使用干諾道西行車線的理由，是要確保遊行人士、警員及道路使用者的安全，避免不論車速快慢均可能發生的碰撞。他亦考慮了整條德輔道西的馬路已被遊行人士佔用，故唯一從東至西行的主要道路為干諾道西。若干諾道西也被阻塞，中環及灣仔亦會受到波及。因干諾道西的車輛距離公眾活動區不遠，設立鐵馬於公眾活動區外是為了向遊行人士提供較多的保護。

114.  高級警司謝國偉[87]亦解釋，不把公眾活動區設於更近中聯辦的地點，是因為中聯辦北門花槽旁行人路的空間，較均益大廈三期外的公眾活動區為小。

115.  法庭認為，各名控方證人以上各項的解釋，以及警方當天於西邊街及干諾道西的人群管理安排，均相當合理。

116.   郭大律師在盤問港島總區機動部隊督察張樂天[88]時，提及封閉干諾道西第二條行車線給遊行人士使用的可能性。辯方在盤問時所指的第二條行車線，實為從干諾道西與西邊街交界至中聯辦外，曾出現的四條行車線中的第二條行車線。但在經過了干諾道西與西邊街交界後，原來的第一線不復存在；而第三及第四行車線亦在均益大廈外合併為一條行車線。故此辯方指的第二條行車線，便是各控方證人提及的左一線。在公眾活動區外，只有左一、左二及正在合併的左三和左四線[89]。

117.  若如辯方在庭上提議般，把左一缐封閉行車，讓遊行人士於該線步行前往中聯辦，警方便需從左一線退後至左二線防守，只維持合併中的第三及第四線行車。從精華片段可見，該路段交通非常繁忙，故辯方提議的方法並不可行。

118.  基於以上原因，法庭並不同意警方曾不斷阻撓遊行隊伍前進的說法。」（加上底線）

本庭裁決

37.  本席認為裁判官對相關證據作出了詳盡而且準確的分析，堪稱典範，當中並沒有任何不合理的地方。就證供評估方面，裁判官有耳聞目睹證人作供的優勢，這是本席所沒有的。

38.  至於郭大律師陳詞說 裁判官指警方「沒有責任確保遊行人士能在特定時間內或特定事件完結前到達中聯辦」，也「沒有責任促成遊行人士與某些人士會面」，當中存在謬誤，忽視了示威者有效地享有相關自由的權利 (effective enjoyment of the right)，本席不接受此陳詞。

39.  首先，對於事發時是否有「特殊情況」，致使當晚在西區一帶出現的示威活動、雖未經既定機制事先知會警方，仍為合憲合法, 本席不無疑問。既然當天的示威主題是「反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基本法釋法」，那麼無論當日「中聯辦」是否有約見港區人大及政協委員會商討釋法事宜，示威的對象都應該是「中聯辦」。因此，示威者大有理由和機會按機制事先告知警方，遊行會以「中聯辦」作為終點，而不是中區的皇后像廣場。然而，根據裁判官席前的證據，有大量示威人士根本沒有到過皇后像廣場，而是直接由皇后大道中向西步行往中聯辦的方向。這使人感到那些示威者其實根本沒打算到皇后像廣場後便散去，而是一開始就要到「中聯辦」抗議。

40.  其次，姑且撇開本席對於「特殊情況」存在與否的疑問，從《裁斷陳述書》可見，裁判官並沒有因為西區的示威活動是未經事先知會的，便將它視非法集會，致使警方有權採取驅散或阻止繼續集會。相反，她同意警方「有正面責任確保遊行順利舉行」，繼而考慮當時警方控制人流和集會的措施是否恰當。由此可見，裁判官並沒有忽略示威者的集會和表達自由。

41.  第三，即使是採取對上訴方較有利的看法—即示威者是行使「即興示威」的權利，如前所述，警方的「確切責任」並不是絕對的，而是受制於個別事件的客觀因素，包括：現場地理環境、交通情況、示威人數，警力及資源調配等等。當天的整個示威活動覆蓋的範圍廣大，由灣仔至西區。示威活動的時間頗長，由下午直到晚上。再者，由中環至西區的一段事前未有知會警方，對警方的資源和人手調配造成一定的困難。從現場草圖和錄影片段所見，附近道路狹窄，交通繁忙。「中聯辦」向海一邊的門口前面設有大型花槽，門口兩旁均有停車場出入車道。現場示威人數達三千多人，其中又有大批記者及手持器材的攝影師。以上種種，都對控制交通和人流造成相當大壓力。本席認同裁判官的判斷—即當天於西邊街及干諾道西的人群管理安排，均相當合理，示威人士的合法權利並沒有受到任何不合比例的限制。

42.  上訴方所援引的Guidelines on Freedom of Peaceful Assembly沒有說警方有責任促成遊行人士與示威對象會面。至於警方能否安排示威者在示威對象的視線及聽覺範圍內集會，這要視乎當時現場的客觀環境是否許可。裁判官作為事實的裁斷者，有權接納各名控方證人的解釋。本席以重審的方式審視所有相關的證據，同意該路段交通非常繁忙。正如裁判官所言，若好像上訴方提議般，把左一缐封閉行車，讓遊行人士於該線步行前往中聯辦，警方便需從左一線退後至左二線防守，只維持合併中的第三及第四線行車，這方法並不可行。本席認為警方的做法，已經平衡了示威者的憲法權利和維持治安及公眾秩序的需要。

43.  第四，本席認為警方設置的「公眾活動區」[90]雖然不是在「中聯辦」門口，但已足夠地接近。示威人士沿皇后大道西、朝光街、德輔道西、西邊街、干諾道西一帶的遊行路線，其實相當於環繞著「中聯辦」的外半周。加上現場的集會人數和規模，外圍活動與及在干諾道西行人路的聚集，本席有足夠理由相信「中聯辦」內對外面的情況不會不知不覺。

44.  本席審視過相關的錄影片段，當時的情況猶如鄭專員在其書面陳詞中指出[91]：

「．．．A1(D1) 和A3(D8) 當日均有到達「中聯辦」北門外的「指定公眾活動區」進行其示威活動。當A1(D1) 剛進入「指定公眾活動區」時，其前方通往的「中聯辦」方向還有敞大的空間讓他前行更加接近「中聯辦」。但A1(D1)沒有選擇向「中聯辦」前進，反而在進入「指定公眾活動區」不久後便立即煽惑在場的其他人爬過鐵馬衝出干諾道西。另一方面，A3(D8) 在進入「指定公眾活動區」達40分鐘之後，響應D7「 直搗中聯辦」的號召，推動分隔「指定公眾活動區」和干諾道西的鐵馬至干諾道西的行車線上。答辯人陳詞指，A1(D1) 和A3(D8) 根本已經身處「中聯辦」的「視線及聽覺範圍」之內 …」

「非法集結罪」

45.  《公安條例》第18條的如下：

18. 非法集結

(1) 凡有3人或多於3人集結在一起，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會藉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他們即屬非法集結。

(2) 集結的人如作出如上述般的行為，則即使其原來的集結是合法的，亦無關重要。

(3) 任何人如參與憑藉第(1) 款屬非法集結的集結，即犯非法集結罪：-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5年；及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2級罰款及監禁3年。

          （加上底線）

46.  上訴法庭在 R v To Kwan-hang & Another[92]一案中清楚指出，《公安條例》第18條與「人權法」第17條沒有衝突，因為參與和平集會的權利並不代表參與者可以作出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上訴法庭副庭長Macdougall[93]說：

「I can find nothing in s. 18 of the Public Order Ordinance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Article 17. Giving Article 17 a wide and purposive interpretation, it is impossible to say that it was intended to confer a right of assembly on those who conduct themselves in a disorderly, intimidating, insulting or provocative manner intended or likely to cause any person reasonably to fear that those so assembled will commit a breach of the peace, or will by such conduct provoke other persons to commit a breach of the peace. The opening words of Article 17 speak for themselves, ‘The right of peaceful assembly shall be recognised.’ (Emphasis supplied.) As is to be expected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it is only the right of peaceful assembly that is protected. I think that the position is so clear that no further comment is necessary.」[94]

「I find no merit in the contentions that the protesters were provoked by the District Commander’s decision into rushing the police line in order to enforce their perceived right to assemble wherever they wished, and that they exercised only reasonable force in so doing. The protesters had no right to resort to violence. ...」[95]

47.  在HKSAR v Leung Kwok Wah[96]一案，高等法院林文瀚法官（當時官階）案中指「非法集結罪」屬於防範性質的罪行，目的是要制止相關情況惡化，其罪行元素包括[97]：

(1) 在關鍵時期及地點，有3人或多於3人集結在一起，而他們具備所須的「集體性質/共同目的」；及

(2) 這些人士作出了第18(1) 條訂定相關性質的行為、即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及

(3) 這些人士作出以上行為時：

(i) 意圖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會藉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這是一項主觀的準則；或

(ii) 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會藉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這是一項客觀的準則。

在《公安條例》第18(1) 條裏提到的「害怕」，意義並不是害怕個人的安危，而是害怕社會安寧將會以某種形式被破壞。換句話說，「害怕」一詞的意思就是「憂慮」[98]。

48.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梁天琦及另二人[99]，上訴法庭認同林法官的上述分析和結論，並重申：

「61. 既然第 18(1) 條維持普通法共同目的之要求，當中所指的共同目的必然和普通法的是一樣的。而根據上文所引述的案例，在普通法下，集結的人作出危害公眾安寧行為之共同目的，可以是合法的目的、或是不合法的目的，甚至純粹是要破壞公眾安寧，而不需要有其他目的。因此，即使犯案者只有作出訂明行為的共同目的，亦足以符合第18(1) 條共同目的之要求。」（加上底線）

49.  就何謂「破壞社會安寧」，終審法院在HKSAR v Chow Nok Hang[100]同意R v Howell[101]，指出每當使人身實際或相當可能受到傷害，或使人目擊自己的財產實際或相當可能受到傷害，或使人害怕自己的人身或財產會因襲擊、毆鬥、暴動、非法集結或其他騷亂而實際或相當可能受到損害時，便是破壞社會安寧。然而「破壞社會安寧」者，並不一定就是使用或威脅使用暴力的那個（些）人[102]：

“77. … there is a breach of the peace whenever harm is actually done or is likely to be done to a person or in his presence to his property or a person is in fear of being so harmed through an assault, an affray, a riot, unlawful assembly or other disturbance.

…

79. However, a person may provoke a breach of the peace without any violence or threat of violence on his part: “... it suffices that his conduct is such that the natural consequence of it is violence from some third party”. That third party need not be the person provoked or a by-stander, it could, for instance, be a member of the provoker’s group. The actual or feared harm must be unlawful and, where the harm is anticipated, there must be a real risk and not the mere possibility of such harm. Moreover, the anticipated harm must be imminent.

80. As appears in the passage from R v Howell cited above, a breach of the peace or reasonable apprehension of an imminent breach of the peace gives rise to a common law power of arrest without warrant.  It also gives rise to a power to take measures short of arrest to prevent such breach.”

50.  至於「擾亂秩序的行為」一詞的意思，李義常任法官（代表多數意見[103]）認為應當留給法官因應有關行為發生的時間、地點及情況，按該詞彙的通常意思 (ordinary meaning) 來判斷[104]。至於鄧楨常任法官則對該詞彙的意思持不同看法。他認為只有具足夠嚴重性的行為才可妥被視為第17B(1) 或 (2) 條下的「擾亂秩序的行為」，即在該行為作出的情況下超越合理範圍，以致在民主社會中不能合理地期望任何市民（不論是否公職人員）容忍該行為。在HKSAR v Fong Kwok Shan Christine (前述)[105]，終審採納HKSAR v Chow Nok Hang案就「擾亂秩序的行為」多數意見。

「煽惑」罪

51.  「煽惑」罪是普通法的罪行。正如裁判官指出：

「33. 就煽惑控罪，控方必須證明以下控罪元素：

(一) 煽惑者(inciter) 以説話或行為與被煽惑者(incitee) 溝通 （見 Mak Sun-Kwong v R [1980] HKLR 466 第472頁），以煽惑被煽惑者作出或引致作出一個或一些行為，而該些行為會涉及被煽惑者干犯罪行；

(二) 煽惑者意圖或相信若被煽惑者作出被煽惑的行為，將懷有相關罪行的犯罪意圖。

(見HKSAR v Jariabka Juraj [2017] 2 HKLRD 266 at paras. 63 and 65)

“The actus reus of the offence is the “incitement” by the defendant of another to do something which is a criminal offence. He must do so with the intention that if the other person does as he asks he will commit a criminal offence. That is the mens rea. On this analysis the intention of the person incited is entirely irrelevant.”

“A person is guilty of incitement to commit an offence or offences if:

(a) he incites another to do or cause to be done an act or acts which, if done, will involve the commission of the offence or offences by the other; and

(b) he intends or believes that the other, if he acts as incited, shall or will do so with the fault required for the offence or offences.”

34. Mak Sun-Kwong一案亦表明，即使被煽惑者最終沒有犯罪，煽惑者仍屬干犯煽惑罪（見該案第475頁）。而Jariabka Juraj一案亦顯示，即使被煽惑者沒有犯罪意圖或犯罪的準備，煽惑者仍可因其煽惑的行為而被定罪。」

52.  就刑法來說，「煽惑」泛指對鼓勵、説服、提議、甚至威嚇別人，或對別人施壓。在Invicta Plastics Ltd v Claire[106]，英國上訴法院同意Lord Denning 在Race Relations Board v Applin[107] 就“incite”（即「煽惑」）一字的解釋：

「Mr Vinelott suggested that to 'incite' means to urge or spur on by advice, encouragement, and persuasion, and not otherwise. I do not think the word is so limited, at any rate in this context. A person may 'incite' another to do an act by threatening or by pressure, as well as by persuasion.」

53.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101I(2) 條：

「任何人被裁定 ——

…

(c) 煽惑他人犯某罪項，

而條例雖訂定該罪項的最高刑罰，但除此處外，並無任何條例訂定串謀或煽惑他人犯該罪項的刑罰，則可判處該罪項的最高刑罰。」

A1的上訴

上訴理由(一)：爬過鐵馬是否「擾亂秩序的行為」

54.  就此上訴理由，郭大律師提出以下的論點：

(1) 案發當時的「即興遊行」是為了當時於中聯辦進行的會議，遊行人士自然需要前往中聯辦進行示威才可以有效地行使他們的自由，向相關對象表達意見。警方沒有理由拒絕配合遊行人士的即興遊行，便利他們前往中聯辦。於沒有基礎下把遊行人士困於一個沒有實質意義的地點進行遊行，形同不合比例地侵犯了他們的憲法權利。

(2) 考慮到當時遊行的主題牽涉重大公眾利益及遊行人士的憲法權利正被不合理地侵犯，爬過鐵馬以行使其「即興遊行」權利的行為理應被一個民主社會內的市民所接受及體諒，因此不符合《公安條例》下「擾亂秩序的行為」的定義。

(3) 爬過鐵馬的行為本身不涉及任何暴力，裁判官自行推斷遊行人士爬過鐵馬時會使用武力跟警員抗衡實屬沒有基礎的想像。

55.  就論點 (1) ，本席已經說明，即使示威者（包括各上訴人）當晚在西區的行為算為是「即興示威」，警方當天在現場的部署和行動是合符比例的，沒有侵犯了他們的憲法權利，在此不贅。

56.  就論點 (2) ，首先本席須指出就「非法集結罪」《公安條例》第18(2) 條訂明：

「集結的人如作出如上述般的行為，則即使其原來的集結是合法的，亦無關重要。」

其次，本席認為不能抽空地高談闊論「爬過鐵馬」是否構成「擾亂秩序的行為」，而罔顧現場的實際環境。本席認為關鍵在於以當時現場環境，示威者違反警方的呼籲和指令，強行「爬過鐵馬」，是否會涉及任何不法的行為，以至超越了他們可享有的合法示威權利的範圍。關於這一點，本席較早前己經提到，「非法集結罪」屬於防範性質。正如林文瀚法官在HKSAR v Leung Kwok Wah（前述）指出^[108]，要證明該控罪，社會安寧無需已經被破壞。只要有在場人士合理地憂慮如果當時沒有採取行動來預防的話，社會安寧便會被破壞，這便已經足夠。因為該條例的作用，是制止情況再惡化下去。林法官亦有指出，即使警方設置的封鎖線不合比例、不合法，這並不表示示威者衝擊警方封鎖線的行為不是擾亂秩序的行為：

“26. Thus, even if the court were to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cordon was not lawful, it does not mean that the conducts of the protesters in charging it was not disorderly or provocative. Public order and public peace can still be disturbed, people can still be injured and property can still be damaged even though such protesters perceived (perhaps justifiably) that they were acting in the furtherance of a just cause. The law does not give a licence to such protesters to act with impunity without regard to the law and order of the community at large just because the police may have erred in the judgment as to how the balance should be struck in a difficult situation occasioned by a demonstration.”[109]

57.  就論點(3)，裁判官的裁斷如下：

「130. 精華片段73記錄了[A1]在事件一中用咪向公眾活動區內的遊行人士發出呼籲：「各位，而家人多過警察，我哋沿住呢度分散爬出黎就得㗎喇。」「……各位朋友前面係聚晒警察，佢唔會俾個我哋過去中聯辦門外㗎喇。我哋多次要求警方放一條行車線俾我哋慢慢行過去，警方唔俾。但係今日我哋人係多過警察數以十倍嘅，所以我哋好冷靜，呢條鐵馬唔需要拉，唔需要（？），鎖住咗嘅。我哋慢慢有秩序咁樣爬過鐵馬，去第一條行車線嗰度。」

131. 在片段中，陸嘉永督察多次向着[A1]作出警告，不要煽動民眾衝出馬路，破壞交通安全及社會安寧。[A1]對警告不予理會，繼續呼籲遊行人士爬過鐵馬。一批遊行人士應[A1]的呼籲，步近鐵馬，並陸續開始爬上鐵馬，當中包括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被告人。

132. 明顯地，[A1]是以説話或行為與遊行人士溝通，以煽惑在場人數遠超三名的遊行人士作出或引致作出爬過鐵馬的行為。

133. 若遊行人士爬過鐵馬，屬突破警方防線。根據第一被告人所稱曾多次要求警方開放一條行車線讓遊行人士步往中聯辦而被拒，遊行人士若爬上鐵馬，必定會遭警員阻撓，要成功爬過鐵馬必定要使用某種程度的武力。雖然[A1]呼籲示威者「慢慢有秩序咁樣爬過鐵馬」，但面對警員設立了鐵馬防線，要成功爬過鐵馬必定要使用武力抗拒警員阻撓，過程不可能「有秩序」。故爬過鐵馬的行為必然涉及粗暴、具攻擊性或違反公共秩序的行為，亦即擾亂秩序的行為。」（加上底線）

58.  本席完全同意裁判官以上的分析和裁決。

59.  再者，從事態後來的發展看到，示威者的確有嘗試強力地衝擊警方的鐵馬，而警方亦的確有使用一定的武力抵禦示威者的衝擊。本席認為, 以參與人數，示威的規模，以至對市民日常生活和交通等所帶來的干擾的嚴重性來說，Chow Nok Hang的案情與本案不可同日而語。本席同意答辯方陳詞指A1等人企圖佔用干諾道西的行車線的行為，並不是上訴方所指的一般和平遊行會造成的阻礙。本席認為即使根據鄧楨常任法官在Chow Nok Hang一案的觀點，A1鼓動其他示威者攀爬鐵馬、強行越過警方防線的做法，已具有足夠的嚴重性及超越民主社會可以容忍的範圍，可妥被視為「擾亂秩序的行為」：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鍾健平及另二人[110]。無論如何，本席認為A1的行為在當時的處境下已經符合終審法院多數法官對「擾亂秩序行為」的解釋。

60.  基於以上，本席拒絕接受A1的上訴理由(一)。

上訴理由(二)：是否會破壞社會安寧

61.  裁判官的相關裁斷如下[111]：

「134. 在現場的警員和記者在遊行過程中，目擊遊行人士在到達公眾活動區前已情緒高漲，並與警方發生過小規模衝突。他們必定不會預期示威人士的情緒會在進入公眾活動區後快速平復。故此，若遊行人士爬過鐵馬，必定相當可能導致警員及記者合理地害怕，爬過鐵馬的遊行人士會使用武力抗拒警方必然會作出的阻撓，引致警員及記者自身及財物的安全受到威脅，從而破壞社會安寧。若遊行人士作出爬過鐵馬的行為，亦相當可能導致警員及記者害怕，爬過鐵馬的遊行人士會激使其他遊行人士作出相同的行動及使用武力抗拒警方必然會作出的阻撓，從而破壞社會安寧。這些情況必定是[A1]作出呼籲時清楚知悉的。」（加上底線）

62.  本席不同意郭大律師的陳詞指裁判官沒有充分的事實基礎作出以上的推論。如前所述，在《公安條例》第18(1) 條裏面的「害怕」，意思是憂慮。裁判官在以上段落處理A1面對的控罪1，她說的「害怕」，應當如此理解。

63.  其次，正如林法官在Leung Kwok Wah中指出，在第18(1) 條中那位會感到「害怕」的，是客觀的旁觀者。因此，那是一個客觀的測試：

「37. In the context of the objective limb of the third ingredient, the statute refers to any person reasonably having such fear. It must be a person present at the scene. His fear has to be reasonabl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fear is not about fear as to the person’s own safety or security. Rather, it is a fear that one way or another a breach of the peace will result. Thus, it is a fear for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event into a breach of the peace, a state of affairs which the common law provides that the power of arrest will become exercisable. In other words, the word “fear” in this context means an apprehension.

38. On the first limb of fear, Section 18 refers to a breach of the peace committed by the persons who conducted themselves in the manner prescribed under the second ingredient. They are the persons “so assembled”. As observed in Campbell v Adair, with reference to conduct which would constitute the second ingredient, the conducts need not amount to a breach of the peace. But it may be that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an objective bystander would reasonably fear that things might go for the worse and these persons would continue to behave so badly or rowdy to become a breach of the peace.

39. On the second limb of fear, Section 18 refers to a breach of the peace committed by another group of persons. Those persons are not the persons who originally conducted themselves in the manner prescribed under the second ingredient. It refers to other persons present at the scene and provoked by the conducts of “the persons so assembled”. The fear is the reasonable fear of a third person that those provoked would respond by conduct which amounts to a breach of the peace. On this limb, three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persons are involved: the original group who are “the persons so assembled” (there must be three or more of them); a second group (actually it could only be one person) who is provoked by the first group and may respond by actions which amount to a breach of the peace; a third person or group of persons who harboured the reasonable fear.」[112] (加上底線)

64.  就警方人員和記者是否能夠被視為客觀的旁觀者，原訟法庭彭偉昌法官（當時官階）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黃洋達 [113]有以下的論述：

「理由(3)

16. 理由(3) 批評，裁判官在其中一個控罪元素（即「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士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的裁決上有錯。

詳情

17. 經梳理後，上訴方陳詞可被展述如下：

(一) 控罪要求有“無辜第三者”產生控罪所指的那種害怕（後稱“害怕”）。

(二) 案中並沒有支持上述第(一) 點的證據，理由是除了示威者，案中只提到有警員、立法會保安員和記者三類人，但 –

(a) 警員受過專業訓練，不是“無辜第三者”；

(b) 立法會保安員也受過訓練，在立法會會議廳的範圍內更具有警務人員的權力（見有關《條例》第24 條），所以也不是“無辜第三者”；

(c) 記者可以是“無辜第三者”，但呈堂的錄影片段顯示，他們不但沒有神情惶恐，而且還走到推撞的前端進行拍攝，所以沒有“害怕”。

討論

18. 上訴方這個批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與案例所奠定的原則相悖：

(一) “無辜第三者”（innocent third parties）的概念可見於英國案例Kamara v DPP [1974] AC 104。該案涉及的控罪同為「非法集結」。事源有學生衝進塞拉利昂駐英專員公署，用槍指嚇及囚禁其中的看守員（caretaker）和職員（staff），但公署外則無人受驚。K君以同一理由（即沒有“無辜第三者”受驚）而上訴至上議院，結果被駁回。

(二) 林文瀚法官在同樣涉及「非法集結」罪的Secretary for Justice v Leung Kwok Wah … 指出 （判詞93和94段）–

(a) Kamara案的判決清楚顯示，塞拉利昂駐英專員公署內的一眾員工皆可為“無辜第三者”。

(b) 引申之下，在Leung Kwok Wah案中的中聯辦保安員，當然亦屬“無辜第三者”。

(三) 林法官在該案續稱 （判詞第95至97段）–

(a) 他看不到任何理由把記者和警員排拒於“無辜第三者”之外。

(b) 記者和警員或許可被視作“曾受訓者”（trained personnel），而“曾受訓者”應不會「被激使 …. 破壞社會安寧」（provoked to commit a breach of the peace），但他們卻可以「合理地害怕 …. 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reasonably to fear that the persons so assembled will commit a breach of the peace）。

(四) 由此可見，上訴方指警員和立法會保安員不是“無辜第三者”，是錯的。根據案例，上述兩類人都可以有控罪所須的“害怕”。

(五) 上訴方把案中的記者獨立出來，指他們實際上不“害怕”，也是錯的。理由是：

(a) 記者為求採訪，衝到最前線，只是履行責任，這個行為並不能顯示他們不“害怕”。

(b) 控罪所須的“害怕”，不是記者們擔心自己的安危，而是害怕示威者會破壞社會安寧。兩者在概念上是不同的。」

65.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梁曉暘及另四人[114]，原訟法庭法官黃崇厚法官在考慮「任何人合理地害怕」這個原則時，亦引用了Leung Kwok Wah並加以闡述：

「115. 所謂「任何人」，是指一個在場的人。也可說是「無辜的第三者」，即沒有參與該非法活動的人士，包括記者，以及包括那些曾接受訓練、面對上訴人行為的人，例如保安員、警察等等。控方並不須傳召那些第三者來證明他們事實上害怕社會安寧可能會被破壞。[115]正如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副庭長麥德高所言，證據明確顯示，情況必定是在場觀望並非參與集會的第三者相當可能會有相關害怕，也會令參與集會而不認同採取如此行為的人相當可能會有相關害怕。」

66.  最近，陳嘉信法官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梁頌恆一案援引Leung Kwok Wah，說：

「39.  反之，非法集結的元素(3)(b)（客觀準則），重點並不在於被告人是否有意圖產生訂明的害怕，而在於有關行為，客觀而言，是否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有訂明的害怕。如有關行為客觀而言有此可能性，參與有關集結的被告人便干犯該罪行，不論被告人是否有意圖產生訂明的害怕。顯然，元素(3)(b) 針對的是有關行為對公共秩序及社會安寧造成的客觀風險。這符合林法官所指，非法集結罪的「預防性」的性質。」

67.  就本案的證據而言，裁判官在《裁斷陳述書》，第134段提到案發前不久發生過的小型衝突，第一次發生於德輔道西與西邊街交界「明星海鮮酒家」外。當時示威者推向警方防線，雙方發生小規模衝擊，那時案中所有被告人均在人群當中[116]。第二次於西邊街與干諾道西交界，當時有遊行人士高呼「開路」並衝擊警方的鐵馬封鎖線[117]。

68.  本席同意答辯人的以下陳詞：

(1) 裁判官所針對的是示威者若爬上鐵馬，必定會遭警方阻撓。示威者要抗拒阻撓、成功爬過鐵馬，必定要使用某種程度的武力，而過程亦不可能有秩序。因此，裁判官正確地裁定爬過鐵馬的行為必然涉及粗暴、具攻擊性或違反公共秩序的行為，亦即擾亂秩序的行為。

(2) 裁判官並非是說示威者情緒高漲本身便會導致暴力，而是說因為他們曾經與警方發生過小規模衝突，加上若他們爬過鐵馬又必然會遭警方阻撓，因此要抗拒阻撓成功爬過鐵馬必定要使用某種程度的武力。

69.  基於以上，本席拒絕接受A1的上訴理由(二)。

上訴理由(三)：是否相信他人將懷有非法集結的造意

70.  郭大律師重申示威人士當時是行使「即興遊行」的權利，並強調以下的幾點：

(1) A1有合理的機會認為於當時爬過鐵馬以進行「即興遊行」的行為並不構成「擾亂秩序的行為」，而爬過鐵馬的人亦不會視此行為為「擾亂秩序的行為」；

(2) 沒有證據基礎指出上訴人相信爬過鐵馬的人會使用武力與警方衝突，或以擾亂秩序的方式爬過鐵馬，尤其是上訴人當時的呼籲是：「 ... 我哋好冷靜，呢條鐵馬唔需要拉 ... 我哋慢慢有秩序咁樣咁樣爬過鐵馬 ...」[118]

(3) 沒有證據基礎指出上訴人相信在場的警員及記者會合理地害怕爬過鐵馬的人會使用武力與警方衝突，從而破壞社會安寧。

(4) 裁判官忽略了中聯辦的宗旨：「門常開、人常在、事常辦」[119]。在此情況下，警方根本沒有需要好像守護私人物業般，對爬過鐵馬前往中聯辦的人士施以激烈的行動以作阻撓，引發衝突。

(5) 案發時中聯辦對出的地點並不是交通黑點，遊行人士倘若爬過鐵馬前往中聯辦示威，警方亦無需過份擔憂發生交通意外的可能性。

71.  關於示威者（包括所有上訴人及被告人）當時是否是「即興遊行」；即或是，這對他們面對的控罪有什麼相干沒有，本席已有論述和裁斷，在此不贅。

72.  對於郭大律師提及的其他事情，本席同意鄭專員的陳詞，A1沿途一直參與遊行，並清楚看到警方沿途的封鎖線，包括分隔「指定公眾活動區」及干諾道西行車線的鐵馬陣。當時大批警員在A1後方的鐵馬另一邊把守，干諾道西未封路的行車線上仍有車輛正在行駛中。即使A1向遊行人士宣稱不用「拉」或「掂」鐵馬，他必然知道及有意圖煽惑遊行人士以衝擊鐵馬及/或警方防線等擾亂秩序的方式，以達到佔用干諾道西行車線的目的。

73.  本席認為：

（1）以當時的環境，A1不可能不知道示威人士若聽從他的呼籲強行越過鐵馬到行車路，示威人士便必需使用一定程度的武力;

（2） A1多番向示威人士說他們「人多過警察」，目的明顯是恃示威者人多勢眾，抗衡並壓倒警方的防禦;

（3） 以當時的現場環境，唯一合理的推論，正如裁判官所裁定，A1必然知悉示威者若照他所呼籲的去做，便會導致「擾亂秩序的行為」的情況出現，從而破壞社會安寧；

（4）至於A1當時口中所講：「我哋好冷靜，呢條鐵馬唔需要拉 ... 我哋慢慢有秩序」，無非是托詞，不應給予比重；及

（5）A1誠然沒有任何舉證責任，他不出庭作證本身不能產生任何對他不利的推論。然而，本席認為在A1沒有出庭作證的情況下，根據控方證據對他不利的推論更是無可置疑的：Li Defan v HKSAR[120]。

74.  郭大律師引述「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先生在一次訪問中談話，則完全是斷章取義。譚先生當時談話的對象，是在中聯辦開放日到訪的教育界人士。他當時的說法是：「希望大家經常來中聯辦看一看，中聯辦不神秘。就像（中聯辦）王志民主任說的，中聯辦『門常開、人常在、事常辦』，就是朋友們常來。我想大家交流多了，就有更多的相互了解，就會消除一些誤解，就會更有互信。」[121]明顯地，譚先生不是在說「中聯辦」會向示威者開放。

75.  至於干諾道西一帶是否「交通黑點」，這從來都不是重點所在。重點是現場路面擠迫，交通繁忙，不能容納眾多示威人士聚集，而警方必須採取一些人流及交通管制的措施，以保障安全。這些方面，本席早已有論述及裁斷，在此不贅。

結論：A1的上訴

76.  本席以重審的方式審視所有相關的證據及論據，認為裁判官的裁決正確，而A1的各個上訴理由，無論個別考慮，還是整體而言，都不能成立。本席認為針對A1的證據充分，定罪無可置疑。

A2的上訴

上訴理由(一)：會否「真誠相信」

77.  代表A2的羅嘉聲大律師提出的唯一上訴理由，是指裁判官就A2沒有真誠誤解的裁定有欠穩妥。

78.  羅大律師陳詞說A2伸出雙手，當時心裏抱著什麼意念或意圖，是曖昧不清、模棱兩可。A2有可能只是想摻扶正他以為是意外失去重心的A1。整個過程在電光火石之間發生，A2的行為亦未見持續。就此斷定他的意圖，有欠穩妥。

79.  裁判官明白A2是以「真誠（即使是錯誤）地相信」作為抗辯理由[122]。就「阻撓」罪[123]，她提醒自己終審法院在HKSAR v Tam Lap Fai[124]一案中定下的法律測試。「妨礙」一詞的意思是增加警方履行職責時的難度，但並不包括單單可能構成不便或令警員須稍加費力的行為。需要考慮的包括被告人做過甚麼和他怎樣做、警員正在做甚麼，以及被告人的行為對於該警員的行為造成什麼影響[125]。

80.  就事件二中A2的控罪(6) ，裁判官的事實裁斷如下[126] ：

「[A2]是否作出阻撓的行為？

…

300. 在警員阻止[A1]呼籲遊行人士爬過鐵馬時，[A2]用雙手拉着[A1]的身體，跟警員搶奪[A1]，防止其被帶走。雖然過程只是維持約三秒，但其終結只因冼大敢警署警長把[A2]拉下。[A2]的舉動令警方當時的工作變得困難，未能快速把[A1]帶離現場，以避免人羣的情緒因目睹被告人被拉扯而進一步激化。冼大敢警署警長因而要把帶走[A1]的時間和力量轉移至拉開[A2]上。這已不只是可能構成不便或令警員須稍加費力的行為。本席認為[A2]在這階段的行為屬阻撓的行為。

…

[A2]是否「蓄意」(intentional) 阻撓警務人員執行職務？

302. 精華片段73顯示，坐在鐵馬頂部的[A2]把頭轉向[A1]的方向，並隨即伸出雙手，分別扶著[A1]的左邊及右邊身體[127]。此時，該位置因有兩顆射燈照射而相當明亮，[A2]已能正面看到賈錦琳總督察的面部，以及他抱著第一被告人的姿勢。此外，控方證物P43D的錄影片段[128]是從第二被告人頭部的正後方，向着[A1]及賈錦琳總督察的方向拍攝。明顯地，[A2]能夠看見[A1]被其身旁的賈錦琳總督察用手臂橫越胸前的方法拉下來。此時[A1]只是傾側向右方，而非向後跌下或處於差不多躺卧在鐵馬上的姿勢。[A2]不可能誤會第一被告人意外失去重心。

303. 在[A2]知悉[A1]是被賈錦琳總督察拉下及緊抱，[A1]的身體沒有跌下的危險後，[A2]仍然拉着[A1]的身體，與警方向著相反的方向角力[129]。雖然[A2]在被冼大敢警署警長拉下來之前，只能短時間內捉着[A1]的身體與警方角力，但顯而易見，[A2]是故意在該段時間內作出阻止警方人員帶走[A1]的行為。故此法庭認定，[A2]在這階段是故意作出阻撓警務人員正當執行職務的行為。」（加上底線）

81.  本席在庭上反覆觀看相關的錄像片段，包括用正常速度及慢速重播多次，認為裁判官以上的描述詳細而且準確。雖然上文第300段所描述的「搶奪過程」只維時三秒，但裁判官有權考慮到那之後立即發生的事情，即包括第302至303段所描述的事情[130]，作為推論A2在關鍵時候心態的根據：R v Chan Wing-kwan & Anor[131]。

82.  正如鄭專員在書面陳詞中指出, 精華片段73顯示，即使賈總督察多次警告A2縮手，A2仍然繼續主動出手拉着A1的左腳與警方角力[132]。根據錄像片段所見，本席認為裁判官完全有權推斷A2在作出第300段所描述的行為時，是故意阻撓警方人員將A1帶離現場，當中並不存在羅大律師所指「（錯誤地）真誠相信」的可能性。再者，在A2沒有出庭作證的情況下，這對他不利的推斷更加是無可置疑。

結論：A2的上訴

83.  本席以重審的方式審視所有相關的證據及論據，認為針對A2的證據充分，定罪正確無誤。

A3的上訴

上訴理由

84.  就A3的控罪 (10)，即事件三的參與「非法集結」罪,代表A3的鄧大律師提出可簡述為以下的三個上訴理由：

(1) 裁判官在沒有足夠事實基礎下，錯誤地推論A3主動向前推動鐵馬；

(2) 裁判官錯誤地裁定A3推動鐵馬是「擾亂秩序的行為」，而未有充分考慮他及在場人士「即興遊行」的憲法權利及自由；及

(3) 裁判官錯誤地裁定在場人士合理地害怕：(i) 集結人士會破壞社會安寧；或 (ii) 會藉推動鐵馬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

考慮

上訴理由 (1)：有否主動向前推動鐵馬

85.  裁判官就此上訴理由的相關事實裁斷如下[133]：

「318. 關於[A3]是否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控辯雙方爭議的是[A3]是否曾推動鐵馬。…本席認為精華片段中鐵馬被推前的部分，對判定[A3]是否曾推動鐵馬有很大的幫助。

319. 在[A1]被警方帶走後，第七被告人於後排背向馬路，向公眾活動區內的遊行人士演説，[A3]則一直在第七被告人面向的右前方。在末段，第七被告人從原先背向干諾道西馬路，轉身面向馬路，並一邊叫喊着「直搗中聯辦」。[A3]移到第七被告人的另一邊，面向馬路。其後鐵馬被部分遊行人士推向馬路。

320. 在人群剛開始向鐵馬移動時，[A3]突然向前快速移動，並在面前的人群中出現空間時高速向前進入該空間。他的背後並沒有人把他推前。接着，他移至位處鐵馬首排的第三被告人的右邊，並緊貼鐵馬。

321. 從上述可見，[A3]在第七被告人呼叫「直搗中聯辦」數次後，人群衝前時，主動高速從後排向鐵馬前進，直至到達首排。毫無疑問，他的意圖是要參與推動鐵馬並衝擊警方防線。而在之後鐵馬被推的期間，[A3]做了幾次向前的急速動作，其節奏與他的身邊其他人士移動的節奏明顯不同。這正是確鑿的證據，證明[A3]主動向前推動鐵馬，而非被他人推向鐵馬。

322.    [A3]推動鐵馬往馬路方向，明顯是粗暴、具攻擊性或違反公共秩序的行為，故法庭裁定[A3]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

86.  本席拒絕接受此上訴理由。原因如下：

(1) 裁判官的以上裁斷，建基於她從相關錄影片段中所得的觀察，並不涉及推論；

(2) 本席在庭上反覆觀看相關的錄像片段，包括用正常速度及慢速重播多次，認為裁判官的描述詳細而且準確。

(3) 本席以重審的方式審視相關的錄像片段[134]。以本席所見，誠如鄭專員在書面陳詞中指出，A3在無人推動的情況下，從後排突然向前快速移動，並以高速前進至人群中的空間，再移至首排，並向前移動，其動作節奏與他身邊的其他人士移動的節奏明顯不同。然後，A3數以向前、向後、再向前的有力動作推向鐵馬，之後再用其右側肩膀卡在鐵馬垂直的鐵枝縫中用力向前方推，直至警方向示威人士施放胡椒噴霧，他才離開鐵馬。

(4) 即使A3實質參與推動鐵馬的時間有限，但是他的行為明顯是與其他示威者夥同，有意圖地衝擊警方防線。因此，他的行為必然是「擾亂秩序的行為」。

上訴理由 (2)：「即興遊行」

87.  A2此上訴理由和論據與A1的相同。如前所述，關於示威者（包括A3）當時是否是「即興遊行」；即或是，這對他面對的指控有相干沒有，本席已有論述和裁斷，在此不贅。

88.  再者，以本席觀看到的，誠如裁判官所說，A3推動鐵馬往馬路方向，明顯是粗暴、具攻擊性或違反公共秩序的行為，而且超越了民主社會可給予容忍的程度。

上訴理由 (3)：在場人士會否「合理地害怕」

89.  裁判官就此上訴理由的相關事實裁斷如下[135]：

「323. 關於[A3]是否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他與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會藉擾亂秩序的行為激使他人破壞社會安寧，本席認為案中沒有證據證明[A3]的主觀意圖。

324. 在事件三的在場人士包括警方、在公眾活動區的其他遊行人士，以及在不遠處的道路使用者。

325. 在場的警員身處衝突的最前線，需用身體及自身力量抵抗衝擊的人士，必定會因包括[A3]的集結人士的衝擊鐵馬行為而合理地害怕集結人士會令警員因非法集結而受傷。本席裁定，[A3]和集結在一起的人士之行為，是相當可能導致警員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害怕的第一層次）。

326. 由於當時仍有一些在公眾活動區內的遊行人士未有加入衝擊，在場的警員必定會合理地害怕包括[A3]的集結人士會藉衝擊鐵馬的行為激使其他人加入衝擊鐵馬，從而令警員因非法集結而受傷，破壞社會安寧。

327. 在公眾活動區後排，選擇不參與衝擊的其他遊行人士，雖然並非貼近鐵馬前的衝擊人士，但目擊鐵馬被大幅度推出馬路、衝擊的規模、涉及的人數眾多、胡椒噴霧的使用和整體持續混亂的情況，必會合理地害怕衝擊人士會影響自身和身上財物的安全；亦會擔心情況惡化至集結人士藉衝擊鐵馬的行為激使其他人加入，從而破壞社會安寧，影響其自身和身上財物的安全。

328. 道路使用者身處左二及左三線上，而鐵馬在事件三突然被人從行人路推至左一線及部分左二線上。大批警員後退至左二線上，情況相當混亂，雙方爭持不下。左三線亦有記者出現。馬路上的汽車需慢駛，後來左三線的汽車亦被堵塞至停下來。在近距離目睹衝突的道路使用者，必會合理地害怕衝擊的人士影響自身和汽車的安全，亦會擔心情況惡化至集結人士藉衝擊鐵馬的行為激使其他人加入，從而破壞社會安寧，影響其自身和汽車安全。

329. 基於以上原因，本席裁定在事件三中，[A3]及集結人士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他與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會藉擾亂秩序的行為激使他人破壞社會安寧。」

90.  鄧大律師陳詞 指裁判官忽略了Leung Kwok Wah一案的原則—即該「害怕」非針對在場人士對自身安全的擔憂。

91.  本席不能接受以上的陳詞。本席認為鄧大律師是錯誤理解林法官在Leung Kwok Wah案的判詞。如上文提及，林法官說「非法集結罪」第(3) 項元素的客觀準則，着眼於一位客觀的在場人士對社會安寧將會以某種形式被破壞而產生的合理憂慮[136]。林法官並不是說，在場人士如因別人的暴力行徑而憂慮到自身安全不能構成「破壞社會安寧」。如前所述，根據HKSAR v Chow Nok Hang（前述），「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包括：使人身實際或相當可能受到傷害；或使人目擊自己的財產實際或相當可能受到傷害；使人害怕自己的人身或財產會因襲擊、毆鬥、暴動、非法集結、或其他騷亂而實際或相當可能受到損害等情況。因此，裁判官的相關事實裁斷並沒有不符合以上的案例的地方。

92.  鄧大律師又陳詞說「本案並沒有充足的證據基礎及基本事實，以作出以上唯一合理的推論」。就後者，鄧大律師未有說明裁判官的推論基礎在哪方面不足夠。本席認為裁判官的推斷有充足的客觀事實基礎（包括現場草圖及錄像片段），並且合法合理。

結論：A3的上訴

93.  本席以重審的方式審視所有相關的證據及論據，認為針對A3的證據充分，定罪正確無誤。

總結：所有上訴人

94.  基於以上，本席拒絕A1至A3各上訴人的定罪上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