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陳國榮

HCMA 327/2018

[2018] HKCFI 2521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判刑上訴

案件編號：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18年第327號

（原粉嶺裁判法院刑事案件2018年第173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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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理由書

引言

1.  2018年6月13日，上訴人在暫委裁判官朱文瀚 (“裁判官”) 席前承認二項控罪：

控罪一： 「管有應課稅品」，違反香港法例第109章《應課稅品條例》第17(6) 及第46(3) 條；及

控罪二： 「未有向海關人員申報」，違反《應課稅品條例》第 34A(1) 及 (3) 及第46(3) 條。

2.  同日，就控罪一，上訴人被判處監禁18個星期；就控罪二，被罰款港幣二千元。上訴人不服判刑，提出上訴。

3.  上訴聆訊當日上訴人在本席席前確認，他就控罪一被判處監禁以及控罪二的罰款都沒有異議，他的投訴在於控罪一刑期的長度。本席聽過雙方的陳詞後，批准上訴，將控罪一的刑期由18個星期減為15個星期，而控罪二的罰款則維持不變，並說會在稍後給予判決的理由。現在，本席交代理由如下。

同意案情

4.  簡而言之，案發當天上午6時38分，上訴人在羅湖海關入境大堂，通過綠色通道入境，被海關人員截查。海關人員從他的兩件隨身行李中，搜出涉案的未完稅香煙。警誡下，上訴人聲稱該些香煙是自用的，並且知悉是未完稅物品。

上訴人背景

5.  上訴人30歲，任職裝修散工，月入大約一萬元左右，與還未退休的雙親同住。

6.  上訴人在2014年3月至2017年8月期間，共有6次出庭記錄，合共15項定罪。在該15項定罪中，除了在2016年1月定罪的一項洗黑錢罪外，其餘各項控罪涉及5次事件，都與本案的控罪同類。他的最後一次定罪是在2017年8月16日，三項定罪與本案相類，涉及7,240支未完稅煙，被判入獄合兩個月及罰款港幣1,800元。

7.  此外，根據海關紀錄，上訴人之前亦有兩次沒有被起訴的、與本案性質類似的事件，分別發生於2013年11月和2013 年12月。在該兩次事件中，上訴人均被罰款了事。

當值律師的求情

8.  當值律師為上訴人的求情理由包括：他坦白承認控罪，節省法庭時間，並展示悔意。當值律師亦向裁判官指出，同意案情說上訴人在警誡之下說涉案香煙是自用的。上訴人已計劃考取駕駛執照，希望得一技防身，將來可以任職司機維生。當值律師表示上訴人明白會被判處監禁的刑罰，但希望裁判官盡量輕判。

裁判官的判刑

9.  裁判官注意到控罪一的最高刑罰為罰款100萬元及監禁兩年；而控罪二的為罰款二千元。他參考了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王蘭珍 [1]及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張偉慶 [2]等判例，認為涉案的7,400支香煙數量並不屬輕微。

10.  裁判官不接納上訴人在警誡下所稱—有關香煙是打算自用的，原因是一般人不會同時吸食九種不同品牌香煙。再者，上訴人做裝修散工，月入只有一萬元，常理來說不會如他在警誡下所說一舉花費港幣七千元購買這麼大量的香煙自用。因此，裁判官有理由相信涉案香煙是打算作轉售用途，從中獲利。

11.  裁判官指出本案的7,400支香煙，數量上比張偉慶一案的1,200支多出約六倍。從上訴人的刑事紀錄可見，他可謂屢判屢犯，過往的刑罰並未起到任何阻嚇作用。上訴人就他最後一次定罪被判入獄兩個月，但他竟然在服刑完畢相隔半年又重犯，視法律如無物，案情嚴重。

12.  裁判官詳細考慮了上訴人的求情，上級法院案例，本案案情，上訴人的犯罪紀錄和跨境因素等。就控罪一，裁判官認為即時監禁無可避免，且需具阻嚇性，以24個星期監禁為起點，給予上訴人25% 的認罪折扣[3]，判處監禁18個星期。就控罪二，判處罰款2,000元。

上訴理據

13.  上訴人將本案與王蘭珍 (前述)及楊義香 [4]兩個判例比較，認為本案案情的嚴重性遠較上述兩案為低。上訴人指出自己的刑事定罪紀錄 ，雖然比屬初犯的王蘭珍差，但與楊義香的相約，甚至較輕微。因此認為控罪一的判刑超越合理範圍。

考慮

14.  上訴法庭在多宗案例一再重申，判刑是一門藝術，而不是科學。因為沒有兩件案件的案情和被告的背景是相同的，所以在處理上訴案件是，將不同的案件的判刑互相比較，並不是十分有幫助的做法。本席在此上訴所需要關注的，是裁判官的判刑是否符合相關的判刑原則及指引，以及判刑本身是否適當：參HKSAR v Araque Escobar Brigida Maria[5]。

15.  「管有應課稅品」沒有判刑指引。在張偉慶一案，黃崇厚法官指出判處這類案件時，一般會考慮包括以下的因素：

(1) 涉案貨品的種類；

(2) 貨品的數目和價值；

(3) 犯案的手法，是否有組織、有籌劃；

(4) 被控人的角色；

(5) 管有該等貨物的用途；

(6) 顧及涉案貨品的種類,罪行是否猖獗；和

(7) 有沒有加刑因素，例如跨境犯案、多次犯案、或在保釋期間犯案等。

16.  在楊義香一案，潘敏琦法官考慮過一系列與本案性質相同的案件後，歸納地指出涉案未完稅香煙的數量並不是量刑的唯一因素，法庭亦有權因被告是慣犯而將刑期上調[6]。潘法官在該案所列出的眾多案例清楚顯示，就此類案件的判刑，雖然與涉案未完稅香煙的數量有關，但沒有固定的數學公式可循，判刑需視乎案件的具體情況而定。

17.  本席注意到裁判官在聽取求情時，沒有向當值律師表示會不接納上訴人在警誡下聲稱，涉案的九種不同品牌合共達7,400支未完稅香煙，全部都是上訴人打算「自用」的這個說法。本席認為較為理想的做法，是即時向當值律師作出表示，讓當值律師有機會回應。然而，本席認為上訴人關於「自用」的說法，顯而易見地是牽強和極不合理的，正如裁判官所說，是「天方夜譚」。再者，當值律師在求情時，亦只是將「自用」這個議題輕輕帶過。本席認為在以上情況下，根據上訴庭的案例，裁判官並沒有責任向當值律師當面指出上訴人的說法會不被接納：見R v Chung Kam Fai[7]；HKSAR v Tong Chi-keung[8]；及HKSAR v Yau Wai Man & Anor[9]。無論如何，在上訴聆訊時，在本席詢問之下，上訴人表示不打算向本席提供任何資料支持他的說法，亦不會就是否「自用」作出爭辯。本席認為裁判司在判刑時就他為何不接納「自用」給予了令人信服的理由，而且「自用」的說法完全不可以入信。

18.  正如裁判官指出，本案未完稅香煙的數量，比張偉慶的六倍有多。當然，裁判官並不是說因為本案的量刑基準會是後者的六倍；否則，裁判官便不會以24個星期作為扣減前的基準。

19.  本席認同上訴人的犯罪紀錄和跨境因素，都是加刑的理由。關於前者，正如裁判官所說上訴人「屢判屢犯」、「視法律如無物」，因此須給予他具阻嚇性的刑期。然而，加刑的幅度，須合乎比例。至於後者，是指上訴人將未完稅香煙由內地走私帶入香港。但正如張偉慶一案指出，跨境因素作為加重控罪一罪責的原因，會與控罪二有互相重疊的地方。因為干犯控罪二的情況 ，必涉及跨境成分；控罪一的犯罪行為，卻不一定涉及跨境因素。不過跨境走私者如果需要通過關口，一般而言都會同時干犯控罪二的罪行。因此，在考慮因應跨境因素上調控罪一的刑期時，需留心調節相關的加刑幅度，避免有重複計算的情況。

20.  在本案，由於裁判官沒有說明，若沒有上述兩項加刑因素的話，量刑起點將會是什麼。他也沒有說明這兩方面的加刑幅度為何。因此，本席無從判斷他採納的量刑起點是否合適，或加刑幅度是否合理。本席認為較為透明和理想，以及對上級法院較有幫助的做法，是原審裁判官在判刑時先指出未考慮加刑因素之前的基本量刑起點，再說明因應加刑因素的上調幅度，然後再考慮減刑理由：參HKSAR v Wong Yeun-fat[10]。綜觀本案的案情和上訴人的情況 ，本席認為裁判官以24個星期監禁（即約六個月）作為控罪一減刑前的基準，屬於過高。

21.  基於以上種種原因，本席認為有需要重新考慮上訴人的判刑。以本案的案情而言，本席認為在未考慮任何加刑因素之前，控罪一的合適量刑起點為16個星期監禁。考慮到本案的加刑因素後，合適的上調幅度為4個星期監禁，這已經顧及上訴人因控罪二被判的刑則。因此，在考慮求情理由之前，控罪一的刑期是20個星期監禁。

22.  裁判官給予上訴人25% 的刑期扣減 ，其實算是相當寬大的，因為上訴人是在法庭已定立審訊日期之後才表示認罪。然而，本席並不打算干預裁判官這方面的酌情決定，照樣給予上訴人25% 的刑期扣減，將控罪一的刑期下降至15個星期監禁。此外，本席並不認為上訴人有其他足以減刑的求情理由。本席認為在本案判處上訴人15個星期的監禁和罰款2,000元，符合整體原則。

總結

23.  基於以上，和整體原則本席批准上訴人針對刑期的上訴，將控罪第一的刑期有18個星期監禁下調至15個星期。至於控罪二的罰款，則維持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