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CCC 145/2019
[2020] HKDC 1089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19年第145號
____________
| |
香港特別行政區 |
|
| |
訴 |
|
| |
蔡芷瑩 |
（第一被告人） |
| |
梁銳彬 |
（第二被告人） |
| |
梁樂欣 |
（第三被告人） |
____________
| 出席人士 ： |
梁鴻谷大律師，外聘檢控官，代表香港特別 行政區 |
| |
馬明德大律師，由法律援助署委派杜偉強律師 事務所延聘，代表第一被告人 |
| |
謝經緯大律師，由法律援助署委派鍾沛林律師行延聘，代表第二被告人 |
| |
黎建華大律師及劉日成大律師，由法律援助署 委派廖廣志律師事務所延聘，代表第三被告人 |
| 控罪 ： |
[1] 至 [5] ； [8] 、 [9] 、 [11] 、[12] 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 (Dealing with property known or believed to represent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
| |
[6] 、 [7] 、[10] 欺詐 (Fraud) |
判刑理由書
第一被告人獨自面對3項俗稱「洗黑錢」罪（控罪三、十一、十二）及1項「欺詐」罪（控罪十）。第二被告人獨自面對3項「洗黑錢」罪（控罪一、八、九）。第三被告人獨自面對2項「洗黑錢」罪（控罪二和四）及2項「欺詐」罪（控罪六和七）。第一和第三被告人亦共同被控1項「洗黑錢」罪（控罪五）。
2. 審訊後，第一被告人就控罪十、十一、十二罪名成立，控罪三和五罪名不成立；第二被告人就控罪一、八、九罪名成立；第三被告人就控罪二、四、五、六、七罪名成立。
3. 本席已在「裁決理由書」詳述了案情，故不在此贅。
4. 簡單說，第一被告人聲稱售賣月餅券，詐騙了一位買家310,000元（控罪十）。她亦透過前上司的銀行戶口，先後取得另一宗月餅券騙案買家的16,000元（控罪十一）及40,000元（控罪十二）。第二被告人的3個銀行戶口分別接收了743,641元[1]（控罪一）、778,429元（控罪八）、693,550元（控罪九）。第三被告人的3個銀行戶口分別接收了322,874元（控罪二）、107,320元（控罪四）、112,330元[2]（控罪五）。第三被告人亦聲稱售賣演唱會門票，先後詐騙了同一買家群組3,100元（控罪六）及500元（控罪七）。
求情
第一被告人
5. 她現年27歲，有5項刑事紀錄（當中包括15項「欺詐」罪及1項「盜竊」罪）。代表她的馬大律師告知法庭，第一被告人患有遺傳性糖尿病，須注射藥物。根據其認證經歷，第一被告人曾任職侍應及美容師，與母親同住。
6. 求情時，馬大律師表示，2016年3月，第一被告人在 TMCC 2806/2015案因1項「欺詐」罪判處監禁16個月，並服刑完畢。馬大律師陳詞，其實該案與本案有關，如本案能與該案一併處理，第一被告人便可獲得「整體總刑期」的利益。馬大律師要求法庭考慮，第一被告人已服刑16個月，適當調整本案的刑期。
第二被告人
7. 他現年37歲，沒有刑事紀錄。代表他的謝大律師告知法庭，第二被告人離了婚，有一子一女（11歲及13歲）。案發時，第二被告人任職輕型貨車司機，月入2至3萬元。案發後，他轉職倉務員，月入2萬元。本年2月，因疫情遭辭退。
8. 求情時，謝大律師表示，沒有證據顯示，第二被告人對本案任何詐騙行為知情或曾參與其中。謝大律師指，第二被告人在本案涉及2間銀行3個戶口；戶口6和戶口7其實屬於同一個綜合戶口。謝大律師呈上的求情文件，本席閱畢。
第三被告人
9. 她現年29歲，沒有刑事紀錄。代表她的黎大律師告知法庭，第三被告人本年7月剛誕下女兒，唯不久便與男友分手，頓成單親媽媽。更不幸，第三被告人父親本年10月因病突然去世，全家傷心不已。
10. 求情時，黎大律師指出，第三被告人2015年7月被捕，直至2019年上旬才落案起訴。本案原定本年3月開審，但因疫情押後至8月。黎大律師澄清，他並非投訴「不恰當延誤」 (undue delay) ，但希望法庭留意，由拘捕第三被告人至本案審結，歷時5年。黎大律師呈上的求情文件，本席閱畢。
判刑
11. 控方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455章）第27(2)(c)和 (d) 條，基於「電子購物欺詐」(e-Shopping Fraud – Customer to Customer) 騙案的普遍程度及其導致社區受損害的性質和程度，向法庭申請加重本案被告人的刑罰。對此，3位辯方大律師均反對。
12. 謝大律師表示，第二被告人沒有參與行騙，只是面對「洗黑錢」罪，控方不應申請加刑。
13. 本席認為，「電子購物欺詐」模式的騙案，主要透過銀行戶口接收騙款。因此，「收款戶口」（特別是非騙徒名下的第三者戶口）是這行騙模式不可或缺的一環。雖然某些「收款戶口」持有人未必對背後的詐騙行為知情，他們的戶口通常在短期內接收大量存款（無論是總金額或存款頻率），並有「存入即提」的現象。這就是「收款戶口」持有人通常被控「洗黑錢」罪（而非「欺詐」罪）的原因。假如沒有這些「傀儡銀行戶口」(stooge bank accounts) ，騙徒便無法接收騙款或難以隱藏自己的真正身分。故此，就控方申請「加刑」而言，使用「傀儡銀行戶口」的「洗黑錢」罪行，與「電子購物欺詐」騙案絕對相關。
14. 黎大律師批評，控方沒有適時向辯方及法庭提供最新罪案數字，以支持其加刑申請。他陳述其反對理由後，控方才臨時增補2019年至今的數據。本席認為，這無疑是控方的缺失。不過，這只是技術上的失誤。罪案數字是客觀的，並一直存在；控方未能適時披露，對辯方沒有實質不公。
15. 本席謹記，上訴庭法官楊振權（當時官階）在HKSAR v XU Mai Qing CACC 464/2005案這樣說："Under section 27(11) of OSCO, what the prosecution has to prove is the prevalence of the offence, not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uch offences[3]."
16. Chu Ming-lun 總督察的2份證人供詞（日期：2019年6月13日及2020年11月17日）詳列了2011年至2020年首9個月的「電子購物欺詐」騙案罪案數據。2011年，警方錄得630宗報告。相關數字穩步上升：2014年1,479宗；2015年1,354宗；2016年1,188宗；2017年1,562宗；2018年2,102宗；2019年2,124宗。2020年首9個月已有5,135宗。本席明白，2020年疫情緣故，網購活動激增。
17. 「電子購物欺詐」騙案引致的金錢損失，同樣於2014年至2018年間直線上升（由1,810萬元增至4,190萬元）；2019年則回落至1,730萬元。本席相信，這與警方的防騙宣傳及市民的防範意識增加有關。可是，2020年首9個月涉及金額已反彈至4,500萬元。
18. 很明顯，有關統計數字清晰並具說服力。本席信納，「電子購物欺詐」騙案現時在本港十分猖獗。法庭必須向公眾發出清晰的信息：行騙者或「傀儡銀行戶口」的持有人均必遭嚴懲；以收阻嚇之效。當「傀儡銀行戶口」持有人的人數下降或再沒有人願意幹這勾當，「電子購物欺詐」騙案便不能成事。
19. 考慮了每位被告人扮演的角色、涉案的金額，以及本案的整體情況，本席批准控方的加刑申請。本席認為，第一被告人，恰當的加幅是三分一。第二被告人及第三被告人，恰當的加幅是四分一。
20. 「洗黑錢」是嚴重罪行。參與這類罪行的人，把犯罪活動的得益掩飾為合法金錢，間接鼓勵及助長不法份子的罪行。這行為除了令干犯嚴重罪行者能公然享用他們犯罪的得益外，還隱藏了他們的罪證，使執法機關難以偵破他們，受害人也無法獲得補償。
21. 量刑時，本席謹記下列案例提及的判刑原則：香港特別行政區訴許有益 [2010] 5 HKLRD 536；HKSAR v Boma Amaso [2012] 2 HKLRD 33；及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林宗悅 [2015] 3 HKLRD 182。本席須考慮涉案「黑錢」的金額、犯案時段的長短、被告人在款項轉移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個人背景。
22. 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在律政司司長訴倪鳳仙 [2013] 5 HKLRD 95 案的判詞說：「…涉案的『黑錢』事實上並非是源自可公訴罪行，或被告人不知道 『黑錢』的確實來源不一定是有效的減刑因素。…同樣道理，『洗黑錢』案件的被告人沒有經濟得益，並非減刑理由 [4]。」
23. 上訴庭在律政司司長訴雲國強[2012] 1 HKLRD 197案的判詞說：
「…為了打擊嚴重罪行，避免犯案者獲得經濟利益，阻嚇 『洗黑錢』罪行是必需的。
一般而言 『洗黑錢』罪行的判刑應主要反映清洗 『黑錢』的數額，而非被告人或其他人的得益。原因是要證明有關得益，非常困難而在大多數 『洗黑錢』案件亦可能沒有證據顯示『黑錢』究竟是從甚麼公訴罪行所衍生的。當然如有資料證明 『黑錢』源自嚴重罪行，包括販毒、擄人勒索、非法販賣人口和其他有組織罪行等或被告人的得益極大，則判刑理應上調 [5]。」
第一被告人
24. 控罪十雖然並不涉及典型Barrick類別的「違反誠信」，本席認為，上訴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吳國榮 [2008] 4 HKLRD 1017案訂下的判刑指引也適用。
25. 第一被告人詐騙了PW5 合共310,000元，量刑基準是2年監禁。因為她是「欺詐」罪行的「慣犯」，本席將量刑基準調高至27個月。由於審訊後定罪，不能獲得「認罪」的刑期扣減。加刑三分一，控罪十的判刑是36個月監禁。
26. 關於控罪十一和十二，「洗黑錢」的金額分別為16,000元及40,000元。本席認為，量刑基準是9個月及12個月監禁。由於審訊後定罪，不能獲得「認罪」的刑期扣減。加刑三分一，控罪十一和十二的判刑分別是12個月及16個月監禁。
27. 本席參閱了馬大律師呈上關於TMCC 2806/2015案的文件。該案涉及第一被告人透過交友程式行騙。她訛稱祖母急需動手術，要求對方先替她墊支手術費用，待取得保險公司賠償後歸還。很明顯，該案不涉及任何電子購物的元素，其性質與本案風馬牛不相及。本席不明白，馬大律師要求法庭因該案而調整本案刑期的理據何在。
28. 考慮了「整體總刑期」原則，本席下令：控罪十一和十二的刑期同期執行；其中6個月與控罪十的刑期分期執行。因此，3項控罪的總刑期是42個月。
第二被告人
29. 他的3個銀行戶口分別接收了743,641元（控罪一）、778,429元（控罪八）、693,550元（控罪九）。本席認為，每項控罪的量刑基準是2年監禁。由於審訊後定罪，不能獲得「認罪」的刑期扣減。加刑四分一，每項控罪的判刑是30個月監禁。
30. 第二被告人合共處理了220 多萬元[6]。考慮了「整體總刑期」原則及加刑幅度，本席下令：控罪八其中8個月，與控罪一的刑期分期執行；控罪九其中7個月，與控罪一和八的刑期分期執行。因此，3項控罪的總刑期是45個月。
第三被告人
31. 她的3個銀行戶口分別接收了322,874元（控罪二）、107,320元（控罪四）、112,330元（控罪五）。本席認為，3項控罪的量刑基準分別是16個月監禁、12個月監禁、12個月監禁。由於審訊後定罪，不能獲得「認罪」的刑期扣減。加刑四分一，3項控罪的判刑分別是20個月監禁、15個月監禁、15個月監禁。
32. 第三被告人亦詐騙了同一演唱會門票群組3,100元（控罪六）及500元（控罪七）。本席認為，2項控罪的量刑基準均是8個月監禁。加刑四分一， 2項控罪的判刑均是10個月監禁。
33. 第三被告人合共處理了54萬多元[7]及詐騙了3,600元。考慮了「整體總刑期」原則及加刑幅度，本席下令：控罪四其中3個月，與控罪二的刑期分期執行；控罪五其中3個月，與控罪二和四的刑期分期執行；控罪六和七的刑期同期執行；其中2個月與控罪二、四、五的刑期分期執行。因此，5項控罪的總刑期是28個月。
[1] 包括4宗月餅券騙案的騙款合共411,000元。
[2] 包括2宗演唱會門票騙案的騙款合共5,200元。
[3] 見判詞第4頁，第16段。
[4] 見判詞第101頁，第44段。
[5] 見判詞第199頁，第12至13段。
[6] 控罪一、八、九加刑前的整體量刑基準是3年監禁。
[7] 控罪二、四、五加刑前的整體量刑基準是20個月監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