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郭汗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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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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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被告人（下稱「D1」）面對一項「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俗稱「洗黑錢」）罪（控罪一），他否認控罪。

2.  本審訊只涉及D1及控罪一。涉案的財產是某上市公司5,000萬股的股份。

控方案情

背景

3.  盧海先生 (PW1)  是內地居民，在東莞居住。他聲稱，當了自由投資者約20年。

4.  2019年4月，PW1透過朋友認識了凌錦聰；凌再介紹他認識何其銳（何至今仍被香港警方通緝）。PW1供稱，凌在深圳向他表示，「同佳國際健康產業集團有限公司」（港交所股份代號：286；下稱「同佳」）的股價將會漲至每股7毫或以上，故向PW1商借1億4,500萬股同佳（PW1憶述，當時同佳的股價為每股「6毫幾子」）。凌提議，凌把1,280萬美元的銀行本票（即以每股同佳作價7毫）作為質押，存放在香港的律師行。一年後，無論同佳的股價如何，PW1也可獲得1,280萬美元。

5.  2019年4月末，PW1以每股作價5毫，向3位朋友合共借了1.45億股同佳實體股票[1]。

6.  2019年5月2日，PW1與何其銳在香港某律師行簽訂「商借股票協議書」（證物P22）。PW1稱，根據協議（書面及口頭承諾），他安排了共6,250萬股同佳過戶給何；其餘8,250萬股同佳則不轉名，其實體股票由律師行保管。何則把1,280萬美元銀行本票，交律師行保管。一年後，無論同佳股價如何，PW1也可獲得該銀行本票。

7.  不爭的事實是，共1,250萬股同佳先後轉讓到何的名下；共5,000萬股同佳轉到D1名下。PW1表示，他不認識Kwok Hon Yim（即D1）。2019年5月在律師行辦手續時，他才發現，該6,250萬股同佳，並非全數轉到何的名下。就此，PW1曾詢問何。何解釋，因為股份數量太多，不想全轉到自己名下，所以「畀咗啲朋友」。

8.  其他不爭的事實是，2019年6月11日至19日，何沽出了250萬股同佳，獲得約110萬港元，並將該金額存入其中銀戶口[2]。2019年6月27日，該中銀戶口的結餘是835.83港元。2019年6月4日，何將1,000萬股同佳，轉到一個名為郭美琴的證券戶口[3]。

9.  2019年5月17或18日，PW1發現，同佳的股價異常（股票行的「倉位」多了），便親自到負責律師行查問。律師行職員告知PW1，何取走了6,000萬已轉名（到何或D1名下）的同佳實體股票。PW1十分驚訝，立刻委派自己的律師調查及與上述律師行交涉。PW1亦同時取回，餘下寄存在負責律師行的8,250萬股同佳實體股票（即沒有轉到何或D1名下的同佳股份）。後來，PW1更發現，寄存在負責律師行的1,280萬美元銀行本票，是偽造的。按現有證據，共出現了2張銀行本票的副本（證物P13A及P13B）。證物P13A的序號 (serial number)  是743006開首；證物P13B則是743008。證物P13A更把 "BRANCH" 一字串錯為 "BRACH"。無論如何，發票銀行確認，從沒有發出上述2張本票[4]。

10.  PW1供稱，這次「交易」，他的損失是6,000萬股同佳。為此，他賠償了3,000多萬港元給朋友們。

控罪一

11.  2019年5月3日，何其銳和D1在灣仔合和中心辦理過戶手續，將5,000萬股同佳轉到D1名下[5]。

12.  2019年5月10日，何其銳、D1、律師行謝姓職員一起到灣仔合和中心，取回已轉名的同佳實體股票（包括已轉到D1名下的5,000萬股）；並於同日一併交由律師行保管[6]。

13.  2019年5月15日，5,000萬股同佳存入了D1的證券戶口。2019年6月6日及17日，D1的證券戶口沽出了共2,824,000股同佳，獲得約120萬港元。2019年6月20日，該120萬港元，由D1的證券戶口轉賬至他的滙豐戶口。扣除180港元手續費後，餘下的1,199,820港元，存入了D1的滙豐戶口[7]。

14.  2019年6月27日，證券公司接獲警方通知，凍結D1的證券戶口。換言之，47,176,000股同佳，至今仍保存在該證券戶口[8]。

15.  2019年8月1日，警方向滙豐銀行發出通知，凍結D1戶口的1,200,708.88港元[9]。

16.  關於控罪一的事實，辯方沒有爭議。

17.  控方對D1的指控是，他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該5,000萬股同佳，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處理該些股份。

辯方案情

18.  D1選擇出庭作供，但沒有傳召辯方證人。

19.  D1現年65歲，在港出生、成長。他供稱，中學尚未畢業，便出來社會工作。1984年10月，他與前妻（下稱「楊女士」）結婚；

1997年10月離婚。2005年，他們復合，但沒有再註冊。現時，2人在沙田一起居住。D1自行披露，他有2項定罪紀錄（1985年，聚賭，罰款700元；1986年，協助管理賣淫場所，罰款5,000元）。

20.  D1供述，他如何認識何其銳；以及對何背景的認知。D1稱，2015年經朋友介紹，認識了何。他知道，何經營房地產、股票、出入口、凍肉生意。2019年4月前，D1與何沒有生意來往。但何曾向他推介數隻股票，D1跟隨何的「貼士」買，均能獲利。

21.  D1指，2018年，楊女士成立投資公司[10]（下稱「皇冠」）。楊女士給予D1「總裁」的職銜，但D1沒有皇冠的股份。D1表示，他的職責，是替公司「搵客」（即為皇冠找尋投資項目，把客戶的項目向公司推介，讓公司決定是否投資）。D1亦指，公司有專人研究，哪些項目值得投資。凡金額過200萬港元的項目，須經公司的投資委員會一致通過，才能行事。2019年2月，皇冠喬遷，何也應邀出席了在新辦事處舉行的酒會。D1續稱，何知道他在皇冠的工作性質。

22.  D1解釋，2018/19稅務年度，皇冠剛成立；他當時沒有底薪，只有做成生意才獲發佣金；沒有收入便沒有報稅[11]。2019年中（及往後），公司的生意多了，他便有底薪、佣金，故須報稅[12]。

23.  2019年4月初，何約D1見面，向他介紹一宗股票投資。簡單說，何向D1表示，何獲得內幕消息，有數隻「心水股」，短期內股價將會數以倍翻。何邀請皇冠投資500萬港元，誇稱2個月後便可收回1,000萬港元。D1問何，是哪幾隻「心水股」。何表示，不方便透露，是商業秘密。何提出，以5,000萬股同佳實體股票作為擔保（可轉名），一切手續經律師行辦理[13]。D1表示，他當時知道，同佳的股價為每股「5毫幾子」。D1認為，何拿出價值2,500萬港元的股票作擔保，只換取現金500萬港元，並非不尋常。因為，以實體股票作質押，隨時只值2、3成。何亦告訴D1，他與同佳大股東私下協議，大家暫不沽貨，以免影響股價。何更向D1表示，因為積壓了「幾櫃凍肉」，現金周轉不來，故請求皇冠協助。何也告知D1，同佳已公布，收購了內地一個月子中心，預計其股價會上升。

24.  D1相信何的說話，便將計劃提上皇冠的投資委員會討論。可惜，其中一名委員反對。D1通知何，皇冠的決定。何向D1建議：「你公司唔做，不如你自己做。」D1認為，何的投資計劃可行，利潤可觀，且有實體股票「揸手」，應屬「穩陣」。

25.  D1先徵詢了朋友（股票行經理；PW2唐先生[14]）的意見。PW2認為，何的計劃可行，D1便決定自行集資。他向一位在澳門經營賭廳的周姓朋友[15]，借了300萬港元[16]；並向前妻楊女士借了200萬港元[17]。2019年6月初，何致電D1，表示他所買的股票股價暴升，要求D1追加100萬港元。D1再向楊女士借了100萬港元[18]。何亦承諾，借款到期時，向D1支付1,200萬港元。D1承認，何按照協議，將5,000萬股同佳轉到D1名下。

26.  眼見何將到期還款，2019年6月6日及17日，D1分別沽出548,000股及2,276,000股（共2,824,000股）同佳。D1解釋，這樣做，是為了試試水溫，看看同佳的股票有沒有承接力。因為，當時同佳的股價跌至每股「4毫幾子」。D1強調，他從沒有想過，挪取任何沽出同佳股票所獲得的款項。他一直相信，2019年6月26日，他把5,000萬股同佳交還何，何便會給他1,200萬港元。D1亦從沒有懷疑，該5,000萬股同佳，是經非法手段取得的。

27.  最後，D1供稱，2019年6月27日，PW2致電他，告知其證券戶口遭凍結。D1立刻致電何，但沒有人接聽。D1詢問內地的朋友，他們也沒有見過何。D1到律師行找謝先生，他亦聯絡不上何。

證據評估及分析

28.  舉證責任在控方，控方必須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控罪的每一元素。

29.  D1接收了5,000萬股同佳及沽出了共2,824,000股，是不爭的事實。現有證據顯示，該5,000萬股同佳，是何其銳經非法手段（例如：詐騙、盜竊等可公訴罪行）取得的。控方的檢控基礎是，D1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該5,000萬股同佳，是來自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相反，D1在庭上交代了他與何的轇轕。

30.  本席明白，控方其實毋須證明，涉案的同佳股份，是來自可公訴罪行的得益。本案的關鍵是，D1的證言是否可信。

31.  本席謹記，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楊家誠(2016)  19 HKCFAR 279案的法律原則。關於「洗黑錢」罪的「犯罪意圖」 (mens rea)  ， 終審庭在楊家誠案確立的舉證標準是：

"To convict, the jury had to find that the accused had grounds for believing, and there was the additional requirement that the grounds must be reasonable: That is that anyone looking at those grounds objectively would so believe[19]."

終審庭在該案亦確立，處理這課題時，法庭須考慮被告人的個人信念、觀感、喜惡 (personal beliefs, perceptions and prejudices[20])。故本席謹記，考慮D1的「犯罪意圖」時，須顧及他的個人背景、對周邊事物的認知、當時他身處的環境。

32.  關於如何裁斷被告人是否「有合理理由相信」涉案的財產是「黑錢」，終審庭在HKSAR v Harjani Haresh Murlidhar (2019)  22 HKCFAR 446案闡述如下：

(i)  被告人究竟知道甚麼事實和情況（當中包括與其自身有關的事實和情況），可能會影響他對涉案財產是否「黑錢」的信念？

(ii)  任何合理的人，知道被告人所知的相同事實和情況，會否必然相信涉案財產是「黑錢」？

(iii)  如上文 (ii)  的答案為「是」，被告人便有罪；如果為「否」，則罪名不成立。

33.  身為陪審員，本席沒有忽略，下列事實對D1有利：

(i)  他接收了5,000萬股同佳，卻只沽出了2,824,000股（約5.6%），獲得約120萬港元現金（即每股售價約0.42港元）。假如D1是何的同黨或受何控制的傀儡，為何他沒有沽出更多的同佳股份﹖

(ii)  沽出同佳股份後，D1獲得了約120萬港元現金，但整筆款項一直保存在他的滙豐戶口（起碼自2019年6月20日款項存入至8月1日戶口遭凍結）。相反，何沽出他名下的同佳股份後，獲得了約110萬港元。8天後，他便從銀行戶口差不多全數提取了該筆款項。此外，即使D1於2019年6月27日已知道，自己的證券戶口出事，他並沒有立刻從銀行戶口提取該120萬港元。換言之，D1可能不是何的同黨或受何控制的傀儡。

(iii)  即使D1的600萬港元資金來源屬其片面之詞，他的確真金白銀支付了600萬港元給何或何指定的人士[21]。假如D1是何的同黨或受何控制的傀儡，又何須執行600萬港元的苦肉計﹖

34.  本席沒有忽略，陳高級檢控官對D1證言的批評（包括：何的「2個月由500萬變1,000萬」投資計劃的可信性；何把5,000萬股同佳實體股票作為質押[22]，只換取500萬港元現金，並不合理；D1向澳門賭場廳主商借300萬港元現金的可信性等事項）。關於上述事情，接受盤問時，D1已作出解釋。身為陪審員，本席認為，控方的批評，並非無的放矢。但正如辯方余大律師的回應，D1其實也是受害者，與PW1無異，同樣中了何其銳的圈套。那為何PW1沒有被檢控，D1卻遭如此厄運？

35.  如以事後孔明的態度，去審視何向D1提出的所謂「投資計劃」，無疑會發現漏洞百出，亦「好得令人難以置信」 (too good to be true)  。可是，貪念往往蒙蔽了理智，亦正中騙徒下懷。D1被何的「計劃」沖昏了頭腦，並非沒有可能。同樣道理，PW1也成了何的甕中之鱉。

36.  關於D1私自沽出部分同佳股份，本席認為，極其量只涉及民事違約。正如前文所述，如D1與何是同一夥，為何他沒有沽出更多同佳股份，亦沒有提取那120萬元的一分一毫？

37.  關於向澳門賭場廳主周先生借款，本席認為，2019年中，區區300萬港元，對具實力的廳主而言，連九牛一毛也不如。收取高息（借300萬，3個月後還350萬），正可能因為是沒有抵押的借貸。而很可能因為D1是周母的誼子，他才決定借款予D1。

38.  基於上述理由及分析，本席認為，D1的證言可能是真確的。身為陪審員，本席相信，D1可能遭何詐騙；損失金錢，還纏上了官非。本席認為，關於D1的犯罪意圖，控方未能成功舉證。本席裁定，控罪一，D1罪名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