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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CC 1329/2025
[2026] HKDC 1353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5年第132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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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人士： |
單偉琛先生，為外聘大律師，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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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煦喬女士，由法律援助署委派的李定匡 黃皓駿律師事務所延聘，代表被告人 |
| 控罪： |
串謀詐騙（Conspiracy to defrau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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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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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告人承認一項串謀詐騙罪。控罪詳情指被告人於或約於2025年4月9日至2025年4月10日期間，在香港及其他地方，與其他身分不詳的人一同串謀詐騙香港不同店舖（“該等店舖”），即向該等店舖的售貨員虛假地表示他是某些信用卡及/或扣帳卡的獲授權使用者，從而誘使該等店舖的該等售貨員交出使用該等信用卡及/或扣帳卡購買的貨品。
2. 案情指於2025年4月10日下午5時左右，警員在尖沙咀身穿軍裝巡邏，期間截停被告人。在調查時被告人神色慌張，身體顫抖。在搜查他的背囊時，發現裏面有1個黑色手提包（“手提包”），載有13張台灣發出的銀行卡（“銀行卡”），詳情如下：
(a) 一張發給MING YUN CHING的中國信託銀行VISA卡；
(b) 一張發給MING YUN CHING的國泰世華銀行萬事達卡；
(c) 一張發給MING YUN CHING的台新銀行萬事達卡；
(d) 一張發給MING YUN CHING的凱基銀行萬事達卡；
(e) 一張發給SUN CHI FENG的台北富邦銀行JCB卡；
(f) 一張發給SUN CHI FENG的玉山銀行萬事達卡；
(g) 一張發給SUN CHI FENG的聯邦銀行VISA卡；
(h) 一張發給SUN CHI FENG的遠東商業國際銀行萬事達卡；
(i) 一張發給SUN CHI FENG的中國信託銀行VISA卡；
(j) 一張發給KO WAN CHUN的兆豐銀行萬事達卡；
(k) 一張發給KO WAN CHUN的永豐銀行萬事達卡；
(l) 一張中國信託銀行Maestro卡（沒有姓名）；及
(m) 一張中華郵政VISA卡（沒有姓名）。
3. 經查問，被告人起初聲稱涉案銀行卡屬於朋友及家人所有，但未能展示任何證明。其後被告人表示有人在台灣把涉案銀行卡給他，並指示他在香港購買手錶，報酬為新台幣20,000元。被告人還向控方第一證人展示他的 Telegram 對話，有人問被告人購買手錶的進度。在被告人身上亦發現2張往返台北及香港的機票。被告人解釋指準備當晚返回台灣。被告人被拘捕，罪名是“外出時備有偷竊用的物品”。
4. 其後被告人在進行警誡會面時表示：
(1) 被告人在台灣找工作，有人以電話聯絡被告人，指示他到台北大安公園取涉案手提包，手提包內有涉案銀行卡；
(2) 2025年4月9日晚上，被告人在大安公園地上拾起涉案手提包；
(3) 有人指示被告人用涉案銀行卡在香港的名錶店買手錶，之後會有人聯絡被告人在香港向他收取手錶，被告人隨後便可返回台灣；
(4) 被告人返回台灣後會獲得新台幣20,000元報酬
(5) 被告人在台灣乘搭早上7時20分出發的航班到香港，並已購買晚上7時40分從香港飛往台灣的機票。
被告人的求情及認証經歷口供
5. 被告人現時32歲，教育程度為中三，職業為工程及裝修散工，月入約新台幣$40,000。他每月給予特定的金錢供養父親，但在案發前有一段時間沒有工作。他在香港沒有刑事定罪紀錄。
6. 辯方求情時表示被告人經濟困難，父親亦需要進行心血管手術，故此在網上找尋工作時接受本案涉及的工作。辯方提及犯案並不涉及複雜程序和犯罪集團。辯方聲稱被告人並不認識銀行卡卡主，亦不清楚該些卡是如何獲取。他在調查期間與警方合作，包括提供流動電話密碼及展示裏面Telegram應用程式的對話。他並非案件主腦，而是受Telegram對話內的兩名人士指使。來港過程中的數小時，他未有按照指示使用該些銀行卡購買名表，故此沒有任何人蒙受實際金錢損失。
判刑考慮
7. 本席考慮了信用咭騙案案例R v Chan SiuTo [1996] 2 HKCLR 128。該案例提及在信用卡騙案判刑中，法庭應考慮的因素包括以下，但仍可包括其他未被列出的因素：-
(1) 罪行的規模，牽涉的金額，牽涉人數及信用卡的數量；
(2) 計劃屬複雜或簡單，以及有否使用特別的技術；
(3) 是否涉及國際元素；
(4) 被告人的角色重要性；及
(5) 被告人是否認罪。
8. 法庭亦考慮了HKSAR v Tu I Lang CACC 464/2006，及HKSAR v Li Chi Yat [2019] HKCA 458，以及辯方呈上的所有案例。首兩宗案例提及，若涉及信用卡的騙案運作模式簡單，金額不算高，信用卡數量不多，沒有其他證據把犯案者與更大規模的騙案聯繫，沒有國際元素及其他加刑因素的情況下，適合的量刑基準為3年監禁。
9. Chan Sui To 案亦提及，若案件牽涉港幣$50,000以下可被視為相對較少的涉案金額，港幣$50,000至港幣$150,000可被視為中等的金額，而超過港幣$150,000則可被視為大額。至於在判處角色積極但並非骨幹人員的被告人，在中型規模的案件中，即使並不牽涉周詳的計劃和器材，亦不牽涉國際元素的情況下，法庭應採納5至6年的量刑基準。但法庭仍可因應個別案件的情況，而把該建議量刑基準修改。
10. 在判刑時，本席考慮了本案案情，沒有證據顯示被告人進行了任何交易，被告人坦白認罪，沒有刑事定罪紀錄，適用的加刑因素，及所有求情理據。本席亦考慮了沒有證據顯示被告人以該些銀行咭進行了手錶交易。故此在本案法庭必須考慮潛在損失金額。法庭曾向控方查詢，警方是否曾查證每張信用卡的額度。控方的回覆，是在調查期間警方曾嘗試聯繫發卡台灣銀行，但沒有回應。在嘗試聯絡某些發卡台灣銀行的香港分行時，部份分行不作回應，亦有部份表示香港分行對台灣總行的資料沒有掌握。控方陳述，本案涉及13張銀行咭，假設每張銀行咭均被使用來購買1隻名錶，便會涉及總額約$1,000,000。辯方的說法，是每張銀行卡的額度可能不同，亦可在購買1隻名錶時使用多於1張銀行咭。
11. 本席考慮了辯方呈上的案例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林錫輝， CACC 138/2015。在該案中涉及10張假信用卡，有國際元素，只有其中1張信用卡被同謀使用作5000多元的購物消費。案中沒有證據顯示上訴人是否曾經參與該次購物活動，但有資料顯示上訴人在參與犯罪協議後不久便已放棄犯案，把部份信用卡棄置。該案例提及，因控方沒有提供信用卡的信用卡額度，故此法庭不能判斷潛在損失。在該案中，上訴庭把原有的量刑基準降低至至4年6個月，亦因應一系列的求情因素，包括被告人在參與犯罪協議後不久便放棄犯案，進一步把量刑基準調低6個月至4年。
12. 本案涉及周詳的計劃，有其他人士負責招攬和安排，包括從台灣招攬被告人跨境來港犯案。在台灣由作出安排者提供涉案的銀行卡，而根據計劃，在被告人於本港使用該些銀行卡購買名表後，會有人前來收取該些名表，其後被告人會離境返回台灣。此外上述的案情顯示背後必定有犯罪集團獲取13張看似屬於最少3名並非被告人的人士之銀行咭、招攬人手、安排跨境犯案及接贓人士的調配操作。故此案情存在境外因素、周詳計劃、犯罪集團及夥同另外兩名人士犯案的的加刑因素。
13. 關於被告人的角色，沒有證據顯示被告人曾參與組織或管理，亦沒有證據顯示他知道關於該些銀行卡的獲取情況或背後的細節。但法庭認為即使他並非主腦，假若沒有他的參與，罪行仍不能成功。
14. 即使考慮了被告人沒有刑事定罪紀錄，以及上述提到法庭考慮的因素後，法庭認為對被告人必須嚴懲，以收阻嚇海外犯罪分子來港擾亂銀行體制健全的作用。
15. 本席首先採納4年6個月監禁為量刑基準。由於本案有一系列的加刑因素，法庭決定把量刑基準調高至4年9個月監禁。由於被告人坦白認罪，獲三份一減刑折扣，故被告人的刑罰為2年10個月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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