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巧儀 對 俞乾生及另五人

HCA 1069/2008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民事司法管轄權

案件編號2008年第106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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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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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告人甄巧儀女士與第一被告人俞乾生先生是第六被告人希活國際發展有限公司(“公司”)的股東和公司之前唯一兩位董事，各佔百分之五十的股權。第二被告人黃惠芬女士是公司的會計，她在今年2 月18 日向公司請辭，於3 月8 日生效。第三被告人陳美芬女士是公司的高級銷售主任(senior sales executive)，她亦於今年4 月7 日請辭，於5 月7 日生效。第四被告人何強輝先生是公司的倉務員(warehouse worker)及辦公室助理(messenger)，他在今年5 月2 日被公司勒令離職。第五被告人香港活士木製品有限公司(Wos Building Materials (HK) Company Limited)(“活士”)是屬於第一被告人俞先生的。

2.  原告人在今年6 月20 日以各方傳票的方式首次向法庭申請強制令，禁止第一至五被告人從事與第六被告人在公司業務上的競爭作為。本席在該次聆訊中作出了臨時強制令。其後，原告人發出另一份傳票，以修訂上一份的傳票。事實上，原告人曾多次及多方修訂傳票的内容(即其所要求的強制令的内容)。就該項臨時強制令及原告人的修訂傳票，本席在本聆訊中聆聽了原告人及各被告人所提出的理據，並審閲了有關文件。

3.  事由原告人指稱由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第一被告人身為第六被告人的董事，作了許多傷害公司的事情。最主要的是第一被告人自己成立了一所公司，即第五被告人活士，並在第二至四被告人仍任職於第六被告人的時候，連同他們並在他們的協助下一起發展活士的業務。活士的業務性質及客戶均與第六被告人的一樣。在法律上，第一被告人作為董事明顯地違反了忠實責任(duty of fidelity)及受信責任(fiduciary duty)，而第二至四被告人作為僱員亦當然同樣違反了該等責任。

4.  其實對於這一點，第一被告人是直認不諱的，不過他提出了另一個説法，以減輕他違反該等責任的重要性。主要上，他說原告人是知道他會另起爐灶的，不過由於她/他自己的疏忽，或是當時的會計師甚至律師給予她/他不正確的意見，才出現問題的。在這裏，本席須要説明，本項申請、答辯及聆訊均屬非正審法律程序，除不受爭議的事實外(例如原告人及第一被告人各佔股權百分之五十)，對於各方在誓章裏所指稱的事情，本席不會而且不應該作出事實上的裁斷。本席只會對各方的指稱加以衡量，若結果對被告人不利的話，則選取被告人的説法。本席認爲這是較公平的做法。

5.  原告人說她遲至6 月才申請強制令，是因爲她父親在年初時去世，她要守孝，加上她有了身孕，所以警覺性變得很低。她其後才發覺公司的生意額在2 月時突然一落千丈，由以往每月大約十幾廿萬元突然下降得很厲害。後來她才發覺公司的生意原來給第一被告人的公司奪取了。對於這一方面，由第一被告人的誓章可以看到他其實也是直認不諱的。第一被告人的公司同樣做夾木木材和木質製品加工的生意，由2008 年1 月到現在，他跟公司以往的客戶接觸，並以自己的公司賣同樣的木材材料和木製品給公司以往的客戶。

6.  代表第五被告人的林紹欣大律師沒有出席今天的判詞宣讀。從林大律師的陳詞可見，他披露有關的證據，目的只為向法庭顯示，第五被告人在有關期間賺了很多錢，如果法庭作出強制令，第五被告人是具有足夠的財力支付將來的賠償金額的。本席認爲，這個想法有點幼稚，因爲所有律師及大律師均知道，對於所有被披露的證據，法庭均可加以適當的運用，而並非限於其聲稱的用途的。該等資料正正清楚地證明，第一被告人在他身為第六被告人的董事期間，處心積慮地策劃成立自己的公司，最初是一所無限公司，後來就以差不多的名稱，成立香港活士木製品有限公司，即第五被告人，並以自己的公司接觸第六被告人的客戶，與第六被告人進行業務上的競爭。而他取得公司客戶的資料是因爲他是公司的董事。他並且與第二、三及四被告人串謀，在第二、三及四被告人仍任職於公司的期間，對公司作出種種傷害的作爲。這從所披露的證據，即顯示其業績的文件中(文件匯集第639至641 頁；其實正確的次序應是第641、640及639 頁)，可以清楚看見他這等作爲及作為的結果。

7.  就本項申請，本席需要研究數個問題。第一，第一被告人與第二、三及四被告人串謀拿了，或者較嚴厲地說，偷了公司什麽機密資料呢？答案是公司的客戶。在本案，許多時候提及公司的木材供應商，但事實上公司並沒有獨家代理權，任何人甚至本席均可以向供應商訂購木材，所以供應商根本不是問題的焦點所在。問題的焦點在於公司的客戶，原告人在誓章裏(文件匯集第 125至127 頁)列出了公司的客戶名單，他們分爲設計師(designers)及向公司購買木材的承建商(contractors)。而第一被告人的公司，即第五被告人在今年有關期間的生意客戶，除了四所公司並非公司以前的客戶外，其餘均在公司的客戶名單之内。

8.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第一被告人如何讓第五被告人或第一被告人以前的無限公司使用他偷來的公司的資料。對於這一點，本席在上文已經加以説明。第三個問題，第一被告人有否與第二、三及四被告人串謀做了一些不合法的事情呢？如前所述，第一被告人當時身為公司董事，而第二、三及四被告人作為公司僱員，是違反了忠實責任及受信責任的。但在這幾天的聆訊裏，主要的爭拗是關於第四個問題，那便是法庭現在可否和應否針對第一至五被告人作出強制令，以及如果作出強制令，法庭應如何訂定強制令的範圍、條款及時限。

9.  代表被告人的大律師，特別是張金良大律師，他義正詞嚴地指出，在法律上法庭是不可以針對第一至五被告人作出強制令的。儘管他只代表第一至三被告人，但代表第五被告人的林大律師亦表示採納他的陳詞，而他的陳詞對於第四被告人何先生也是適用的。張大律師指出，並沒有法律對商業上的公平競爭作出規管或加以禁止。他舉出多個案例，主要上説，一個僱員以前受僱於甲公司，他辭職後任職於乙公司，他的腦袋裏仍然有著甲公司的資料，而他的身體上則有著他受僱於甲公司時所得到的一切技術及知識。在法律上是不可以禁止他工作，或禁止從事類似的工作，或要求他必須轉行的。這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

10.  在這方面，張大律師舉出的第一個案例(Longstaff v.  Birtles [2001] EWCA Civ 1219)，說的是一個不誠實的律師賣了他的一間酒吧給他的客戶。這其實是一宗很悲哀的案件，原告人是一對夫婦，妻子在案件審訊期間逝世，那可能是因爲她對該案耿耿於懷吧。案件判決有關律師是犯了錯^誤，但亦指出在該案的情況下，由於律師負有信託責任(duty of trust)，所以他的做法不合法。張大律師舉出這宗案例，是想指出在本案並沒有出現信託責任這個情況。可是，不要忘記第一被告人並非一名普通的僱員，他是公司的股東及董事，本席認爲，他負有信託責任的意味相當濃厚。

11.  第二個案例(Wright v. Morgan [1926] AC 788)亦指出一個受託人(trustee)不可以從受益人(beneficiary)那裏購買東西。張大律師指出，本案的董事並非公司資料或機密資料的受託人，也非公司財產的受託人，所以這宗案例裏關於受託人的種種對本案並不適用。

12.  第三個案例(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nsultants v. Cooley [1972] 1 WLR 443)說的是被告人在身為原告人公司的執行董事期間，獲取了某些資料，後來爲了自己的利益而使用了那些資料。張大律師指出，該個案例的結果並非禁止被告人使用已經使用的資料，而是要被告人向原告人公司交待所有的賬目，以及在評估損害賠償時把他獲得的利益計算在内。換句話說，張大律師的論調，是直認不諱地指出，如果被告人在7 月15 日辭職前的8 個月期間，使用了公司的資料，這也只不過牽涉賠償金額而不涉及強制令的問題。因為他辭職後已不是公司的董事，不應該根據法律作出強制令。但是，本席認爲，本案與該個案例十分相似，第一被告人的公司，即第五被告人，在業務上明顯跟第六被告人有很大的衝突，這點相信被告人的代表大律師也是同意的。

13.  典據清單上第七個案例(Kishimoto Sangyo Co. Limited v. Oba [1996] 2 HKC 260)是由上訴法庭副庭長列顯倫、上訴法庭法官高奕暉及沈澄所審理，說及忠實責任和受信責任。被告人Oba是第一原告人的高級經理。在該案，上訴法庭有如下的判決：

“An employee is bound by his implied duty of fidelity and good faith to his employer:

(i)  not to use or disclose during his employment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gained in the course of his employment;

(ii)  not to use or disclose either during his employment or thereafter information which is not merely confidential but can properly be regarded as trade secrets.  The plaintiffs were only entitled to nominal damages for breaches of the duty of fidelity of Oba.  The two breaches found by the trial judge, occurring during the employment, did not result in any impairment of the plaintiffs’ chance of obtaining contracts for the mass production project;

(iii)  equitable relief of an accounting of profits or ‘unjust enrichment’ nature were not available to the plaintiffs since the mass production project as a business opportunity was at best prospective.  At that time it was not a maturing business opportunity.  Further Oba was not negotiating on the plaintiffs’ behalf, any contract for the mass production plant at the time he left them and he made no profit by the alleged direction business opportunity;

(iv)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in cases of breach of fiduciary duty, to award equitable compensation or independent of its jurisdiction to grant specific performance or an injunction did not derive from section 17 of the Supreme Court Ordinance; and

(v)  the plaintiffs failed to show at trial that there was any causal link between the acts complained of Oba and the loss they allegedly suffered.  Exploitation by Oba of the skills and expertise in liquid crystal display for his own profits could not constitute breach of fiduciary duties to the plaintiffs, after the termination of his employment, unless it was in the heat of the maturation of the mass production project.”

14.  這宗案例的判決説明了兩點。第一，譬如某個僱員取了公司的機密資料，但該等機密資料並非商業秘密，該個僱員在任職公司的時候，當然不可以使用該等機密資料。但是如果他已經離職，那麽他只是不可以使用公司的機密商業秘密，而公司的機密資料譬如客戶，他是可以使用的。他的腦袋裏已經有著該等資料，他是不可能如電腦般把它們清除的。

15.  第二，如果要作出強制令，極其量也只能針對案例裏所指的正趨成熟的商機(maturing business opportunity)而作出強制令。如果該項商機不是正趨成熟，有關僱員在任職公司的期間，當然不可以與公司競爭。但是在該個僱員離職後，只要該項商機不是正趨成熟的商機，他是有權與前僱主進行競爭的。所以上訴法庭在其第五點判決中說，原告人Kishimoto Sangyo在該案中未能證明被告人Oba在液晶體電視技術方面所擁有的技術及專長，與原告人公司所聲稱蒙受的損失有關連。

16.  如前所述，第一被告人在他的誓章裏直認不諱他在公司任職董事期間，取得公司客戶的資料，並利用該等資料與公司的客戶接觸而達成一些合約。因他當時仍然是董事，他已經違反了忠實責任和受信責任。第一被告人從該等商業活動中得益，而結果第六被告人卻因而受損，其中的因果關係十分明顯。這是本案與Kishimoto Sangyo一案不同的地方。

17.  另外，關於機密資料(confidential information)，有一宗闡述清晰並經常被引用的英國上訴法庭的案例，那便是Faccenda Chicken Ltd v. Fowler [1987] 1 Ch 117。該案的原告人公司是從事運送活雞生意的，第一被告人任職於原告人公司為銷售經理，熟悉公司的客戶資料及運送活雞的途徑。第一被告人後來辭職，被另一從事同樣業務的公司聘用。原告人公司於是向法庭提出申請，要求作出強制令。上訴法庭接納原審法官Goulding J把一個僱員在受僱期間所得到的資料分爲三類的做法。第一類是任何公衆都容易知道的資料(easily accessible to the public)，這是完全不可加以禁止的。第二類是機密資料(confidential information)，譬如公司的客戶資料，便屬於這一類。僱員受僱於公司期間，是不可以在違反忠實責任的情況下使用或透露該等資料的。但在他離職後，除非合約裏有明示的合理限制條款，否則他是可以使用的。所謂合理限制條款，是要説明限制的期間及限制的範圍。在香港，常見的例子便是關於髮型師，譬如他原在中環遮打道的髮型屋工作，許多時候有關的限制條款便訂明，他離職後的半年或一年内，在髮型屋方圓一公里之内，不得受聘或自己開業做髮型師。原因是原有的客戶都是在該個範圍内出入。當然，在本案，第六被告人聘用第二、三及四被告人的合約裏並無這樣的條款。最後，第三類是公司的商業秘密(trade secrets)，凡是公司的商業秘密，則不論僱員是在職或離職，均不可以使用。

18.  被告人的大律師說，本案客戶的資料，以及客戶慣用的木材、購買木材的種類及數量等資料，極其量是機密資料，卻不是商業秘密，所以不應該加以禁制。但是，要注意的是，在Faccenda Chicken這宗案例裏的Fowler 先生，他是在辭職後才受聘於另一所運送活雞的公司，而不是在仍然受僱於Faccenda Chicken Ltd的時候，在晚間做兼職，利用日間工作的公司的資料，替晚間兼職的那所公司運送活雞的。因此，本案與該宗案例不同。主要上，第一被告人在任職公司期間是公司的董事，而他的職責是在銷售方面，需要接觸客戶。他在身為公司董事期間，為自己的公司接觸有關客戶和售賣木材給他們。而第二、三及四被告人在身為公司的僱員期間，幫助第一被告人擴展第五被告人的業務。在法律上，第一被告人與第二、三及四被告人串謀，作出上述的作爲。

19.  在這種情況下，法庭是否具有司法管轄權作出和應否作出強制令呢？關於這個問題，各方都舉出了一些案例。張大律師舉出另一案例Crowson Fabrics Ltd v. Rider [2007] EWHC 2942作爲倚據。被告人Rider是原告人公司的製成品及分銷董事(product and distribution director)，説是董事，其實他不是公司的董事，而是類似部門的主管。另外的一位被告人Stimson，沒有Rider那麽高級，是原告人公司的一名高級行政人員。該宗案例判決Rider須受強制令的禁制，而Stimson卻無須受強制令的禁制。在該宗案例中，原告人公司所聲稱的機密資料(confidential information)包括：

(1)  the names, addresses, contact names, telephone numbers or email addresses of Crowson’s customers;

(2)  the sales figures for Crowson’s customers;

(3)  profit margins for Crowson’s customers;

(4)  the details of goods ordered by Crowson’s customers or prices paid by those customers;

(5)  the names, addresses and contact details of Crowson’s suppliers;

(6)  the names, addresses and contact details of the agents of Crowson’s suppliers; and

(7)  Crowson’s suppliers’ carriage costs, lead times, types of products available, trade shows visited, or the cost negotiated with such suppliers. 

20.  張大律師倚據這宗案例以指出，只有在有關被告人仍然在職的情況下，法庭才可以針對他作出強制令，但在他離職後，即使他的技術及知識是在任職以前的公司時得到的，法庭也不可以加以禁制。最後，張大律師說：

1. “It is impossible to prevent an employee from using his own gathered skills and expertise earned over the period of his employment.  If using his own memories and skills he can recall materials which were confidential while he was an employee he can nevertheless use them post-employment.  The only information that is capable of being protected post-termination is in the nature of trade secret.  Confidentiality is not enough.” 

21.  很明顯，該宗案例指出在職和離職之後的分別。但是，本案跟該宗案例很不同。第一被告人是在他身為公司的董事期間，成立第五被告人及它的前身無限公司，並在身為公司董事期間，使用公司的資料。如果將公司自今年2 月起的業績與第一被告人的兩所公司今年的業績作一比較，便可以清楚看見兩者的因果關係。原告人的公司的業務一落千丈，而第一被告人的兩所公司的業務卻蒸蒸日上。因此，本案明顯與之前被引述的案例有很大的分別。該等案例並不涉及在職的董事利用其任職的公司的機密文件和資料，作爲建立自己的新公司或王國的基礎並從中得益，而其任職的公司的生意卻因而一落千丈。在此等情況下，第一被告人除了須要賠償公司的損失外，法庭應否作出強制令，禁止他在以後或以後一段期間繼續使用該等機密資料，才是本案問題的焦點。

22.  代表原告人或被告人的大律師一直無法找到與本案案情直接相關的案例。代表原告人的吳敏生大律師舉出Edgar T. Alberts Ltd v. Mountjoy 16 O.R. (2d) 682; 1977 Ont. Rep. LEXIS 225, August 2, 1977這宗案例。但這宗案例有點不同，它涉及一個很獨特的行業—保險業的僱員。保險行業是很講求客戶及客戶資料的。譬如甲客戶買了人壽保險，有關僱員便得知這個客戶的資料。而許多時候，某人買了人壽保險後，會連帶向同一所保險公司購買其他家庭成員的人壽保險，甚至家庭傭工的勞工保險，或公司的員工的有關保險。因此，得知客戶資料的僱員在離職後，如果使用原保險公司的客戶資料，便可以獲得許多利益。在這種情況下，上述案例這樣說：

“Where an employer by the nature of his business is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to loss by soliciting of his clients’ business, a senior employee stands in a fiduciary relationship to his employer, and, whether or not he takes written customer lists, he owes a duty to the employer not, after leaving his employ, to solicit his clients’ business.  A junior employee who joins with him is subject to the same duties.  Thus, where the senior officer and a more junior employee of an insurance agency, because of a dispute with new owners of the agency, resign and form their own agency, soliciting the business of the former employer’s clients, they are guilty of a breach of duty, and are liable for the net loss of commissions thereby caused to the agency.  Honest intention, and real or imagined grievances against the employer, are not defences.”

23.  這是說保險公司的僱員，我們稱爲保險代理人的，不可以在離職後，利用他之前得知的資料，為另一所保險公司的業務與同樣的客戶接觸。當然，這裏指出保險行業與平常的行業不同，但亦意味某些行業的僱員，即使已經離職也不可以使用某些資料的。當然，本席須又一次再指出，本案的情況有點不同。四名被告人使用有關資料的時候，均在第六被告人，即公司任職，他們均是公司的成員。

24.  最後，吳大律師舉出一宗本港的案例，GSL Engineering Ltd v. Sammon Yau (Yau Hon-yin) [1990] 2 HKC 360，以説明如果一個在職的僱員，利用任職的公司的資料，把生意轉移給自己成立的新公司，以致他從中得益，那麽即使在他離職後，法庭仍然可以作出強制令，禁止他作出有關作爲的。該案的第一被告人丘漢賢(譯音)在原告人公司任職執行董事(managing director)，期間他接觸公司的許多機密資料(confidential information)。對於他在1990 年5 月17 日是自行辭職或被公司辭退，在該案沒有定論。如果他是被辭退，那是因爲公司發覺他將公司的業務轉移至自己的公司，從而得益。原告人公司指責第一被告人於在職期間，取得原告人公司客戶及供應商的資料，與該等客戶及供應商接觸和建立商業上的關係，並達成商業合約使自己得益。在該案，法庭要處理的問題，正是在第一被告人辭職或被辭退後，法庭是否具有司法管轄權作出強制令，禁止他作出有關作為。當時，法庭已經在1990 年5 月17 日作出有關的強制令，而第一被告人向法庭提出申請，要求更改該強制令，使他可接觸原告人公司的客戶及供應商。高奕暉大法官在判案書裏這樣說：

(1)  An employee who leaves an employer and enters into a business competing with his employer does not per se do anything wrong at all, no matter how damaging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employer that course of conduct may prove to be.  Every one is entitled to use or sell his or her own labour.  The question in cases of this sort is whether anything the employee or ex-employee has done has been shown to be a dishonest abuse of his or her position as an employee.

(2)  An employer is entitled to take a covenant, so long as it goes no further than it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his trade connection, preventing his ex-employee from doing anything which, if he were allowed to compete with his ex-employer, would enable him to take advantage of his personal knowledge of or influence over the customers of the employer. 

(3)  The defendant’s knowledge of the mode of operation, customers and pricing structure is not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It is part of the defendant’s general fund of personal knowledge, skill and experience, gained, in the plaintiff’s service, which he is entitled to use for his own benefit. 

(4)  It would be most unsatisfactory if an employee, whose breaches of fiduciary duty are proved or admitted, should be enabled, pending the trial of the action at which all these matters are to be sorted out, to be allowed to go on with the course of conduct from which he has already derived an unjustified benefit.  Even though the defendant had ceased to be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company, the defendant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claim instant freedom to use for himself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ustomers and suppliers which he had established by way of his acting as managing director. 

(5)  The employer had at least a good arguable case on the matter of the defendant’s continuing duty to make use of the plaintiff’s trade connection for the benefit of the company and not for his own benefit.  The injunction is therefore not released.

25.  上述第四及五點判決最爲重要。第四點判決説明，如果在一個僱員直認不諱如本案的第一被告人一樣，或被證明違反了受信責任的情況下，仍然讓他在等候正審的期間，繼續利用有關資料進行有關的行爲，而從有關的行爲他已經獲得不合情理的利益，這會使人感到極其不當的。儘管被告人已經不是原告人公司的執行董事，但仍然不應該讓他有即時的自由，為自己的業務而利用他在作爲公司的執行董事期間與客戶及供應商所建立的關係。

26.  第五點是說僱主，即原告人公司最低限度有良好的可爭辯的論點，那便是在正審的時候，原告人可能成功爭辯被告人須負有持續性責任。所謂持續性責任，即在被告人辭職之後，他仍然繼續負有有關責任，而該責任便是被告人不可為自己的利益而只可為原告人公司的利益，而利用前公司，即原告人公司的商業關係。因此，法庭駁回被告人要求修改強制令的申請，被告人繼續被禁止使用有關資料。

27.  代表第一至三被告人的張大律師及代表第五被告人的林大律師則陳詞說，該宗案例跟本案很不同。該案的原告人公司從事製造很特殊的產品，其中最出名的是手提吸塵機，而它的供應商和客戶均很獨特，他們的要求也有不同。但是，經細閱該案例和仔細思量後，本席認爲，兩案在意義上是一樣的。雖然，在商業上的運作來説，GSL Engineering需要較高水準的技術，而不同的客戶有不同的較高層次的需要，但在意義上，也正正是我們在本案所要問的問題(雖然吳大律師所用的字眼比較難聽)：第一被告人與第二、三及四被告人串謀，已經蹂躪第六被告人，即公司一段時間，令公司一蹶不振，而第一被告人自己的公司卻從使用公司的資料中得益，並建立了穩固的所謂王國。現在，第一被告人說：「這是商業上的公平競爭。我已經不是董事，你不得理會我作什麽，你不可以禁止我工作和謀生的。」這在法律上是否很不公平呢？

28.  在法律上，明顯不可以禁止別人從事商業活動(no restraint of trade)或謀生。但本案所針對的是謀生的方法，被告人謀生的方法是使用別人的東西來建立自己，在建立了自己而使別人一蹶不振的時候，卻說現在大家開始公平競爭。本席認爲，本席可以GSL Engineering Ltd這宗案例作爲依據，作出強制令，禁止被告人繼續接觸公司一向的客戶，尤其是被告人已經接觸的客戶。

29.  因此，就強制令的内容，首先，關於被告人不可魚目混珠地將自己的產品當作第六被告人公司的產品，第一至五被告人均同意作出此項承諾。

30.  接著，針對第一被告人的強制令，對於吳大律師所呈遞的命令擬本，“Until after final judgment in this Action or further order, the 1^st Defendant (whether acting by himself, his servants, agents or any of them otherwise howsoever) be restrained from diverting maturing business opportunity or opportunities of the 6^th Defendant for his own benefit without the 6^th Defendant’s consent.”，被告人的代表律師表示基本上沒有異議，不過張大律師及林大律師建議在“maturing business opportunity or opportunities of the 6^th Defendant”(第六被告人的正趨成熟的商機)這句子之後加上“which was/were known or ought to have been known to the 1^st Defendant during his course of employment with the 6^th Defendant”。換句話說，正趨成熟的商機指的是第一被告人於7 月15 日辭職之前已經知道或應該知道的正趨成熟的商機。

31.  本席在上文判決應該針對第一被告人作出強制令，禁止他繼續與公司的客戶接觸的時候，雖然與正趨成熟的商機沒有直接關係，但林大律師在陳詞的時候，曾說如果當時被告人是不知道，或經所有合理的方法，都不是他應該知道的，卻之後知道有一個正趨成熟的商機，那怎辦呢？林大律師認爲這樣的正趨成熟的商機也應該屬於強制令的範圍之内，但張大律師卻認爲，之後才知道的正趨成熟的商機不應該屬於強制令範圍之内。本席同意張大律師的看法。因爲之後他已不是公司的董事，他已經沒有機會再接觸公司的商業資料，因此，在強制令中加上“which was/were known or ought to have been known to the 1^st Defendant during his course of employment”這句會比較明確及穩妥。而張大律師表示第一被告人當時是有支薪的，因此有“during his course of employment”這句，本席認爲在“employment”之後再加上“and directorship”則更爲清楚。張大律師對此表示同意。因此，在“maturing business opportunity or opportunities of the 6^th Defendant”之後加上“which was/were known or ought to have been known to the 1^st Defendant during his course of employment and directorship with the 6^th Defendant”這句。

32.  至於針對第二、三及四被告人，以及第五被告人的強制令，亦在同樣位置加上上述的那一句。

33.  最後，吳大律師的強制令擬本的第四段，“Using or contacting any customers of the plaintiff as disclosed in the 1^st Defendant’s exhibit YKSPB pages 639 to 641 except the following four companies which were not previous customers of the plaintiff, namely one, two, three, four.”，本席認爲這寫法既笨拙又不必要。因爲原告人已經清楚地列出公司一向的客戶的名單，雖然雙方就其中的一名客戶可能有爭議，但是原告人已向法庭作出承諾，將來若發覺該名客戶並非公司一向的客戶，原告人須賠償第一及五被告人的損失。因此，這第四段予以刪除。

34.  在此，本席想提出一點。第一被告人直認不諱他在在職期間，利用公司客戶的資料替自己的公司做生意，他當然須爲此作出賠償。但是如果將來他再接觸該等客戶，本席認爲他可能也須要作出賠償。換句話說，這可能是那經常被引用的案例Hendsy v. Bessydell中所指的第二程(second limb)賠償。那是說，一個理智和合理的人會預計如果你這樣做的話，公司會繼續蒙受流失該等客戶的損失，那是將來的損失。換言之，將來在正審的時候，不但這個賠償金額會是一個議題，而計算他的得益應計算至什麽時候，也會是另一個議題。本席在參考GSL Engineering Ltd這宗案例後，認爲除了賠償金額這議題外，這一點其實也是強制令其中的議題。

35.  不斷被吳大律師提及的YHY19，即第 164頁，是於5 月2 日在第四被告人身上搜出來的，上面寫有公司的客戶名稱、電話號碼、當時的工作的名稱及所需木材的名稱。這是頗爲嚴重的事情。因爲由此可以清楚看見，(而其實第一被告人對此也是直認不諱和以爲不要緊的)，第一被告人在身為董事期間，不但使用了公司的商業資料，還叫公司的僱員，在他聲稱工餘的時間，即放工後為第一被告人的公司工作。這在法律上是不容許的。因爲僱員在任職公司期間，不應該這樣使用公司的商業資料，即使在放工後才做，也是不對的。但是本席認爲，吳大律師經常引用第 164頁是沒有用處的。因爲到現在，那些工作可能早已完成，所以即使禁止被告人使用那些資料，對原告人來説可能根本沒有效用。因此，本席認爲，這第四段可以改為，“Using or otherwise contacting or otherwise contracting with any customers of the plaintiff as at the date of the 1^st Defendant’s resignation as a director of the 6^th Defendant’s company as listed out in PAP 125 to 127 inclusive of bundle 1 herein, i.e. exhibit YHY9A, for the 1^st or 5^th Defendant which customers’ relationship had been established by the 1^st Defendant when he was a director of the 6^th Defendant, i.e. prior to 15 July 2008.”。這個寫法看來不夠簡潔，但這是根據羅傑志大法官(當時官階)於1993 年12 月15 日在Seapower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 another v. Lau Pak Shing & another, HCA10715/1993一案的判決的。換言之，第四段作出如上所述的更改，而至於應該“until after final judgment in this Action”或“until after 7 August 2009”，即一年之後，經雙方律師陳詞後，原告人方面作出讓步，提出以一年爲期，雖然沒有案例可作支持，但亦可以本席之前所述的合約限制條款為依據，該等條款通常均以若干個月或一年為限期的。雖然這有點違背GSL Engineering Ltd該宗案例所說須留待正審的判決，但因爲排期審訊需時，而相信儘管司法機構工作效率甚高，但這也會在一年之後，所以第四段作出如上更改。本案亦應原告人大律師的要求，盡快排期審訊，而本席相信對此各被告人亦不會反對。

36.  最後，應吳大律師的提議，本申請的訟費歸於本訟案中，即如果最後原告人勝訴，則原告人可得本申請的訟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