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麗娟 對 香港警務處處長

HCA 2333/2013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民事司法管轄權

案件編號2013年第233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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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書

背景

1. 香港警察處處長（「處長」）以傳票（「該傳票」）申請剔除梁麗娟女士在2013年11月29日存檔的傳訊令狀及申索陳述書。在2014年7月30日，聆案官黎達祥接納處長的申請，並於同日頒布有關命令（「該命令」）。該命令並包括一個訴費令，梁女士須要支付處長港幣34,882元作為處長經簡易程序評定的訟費。梁女士不服聆案官的判決，遂於2014年8 月8日存檔上訴通知書，提出上訴該命令，更要求本席直接判她勝訴，命令處長須要賠償她港幣9,800,000元懲罰式損害及痛苦賠償。

2. 本席會以重審形式處理這上訴，儼如首次處理處長的申請，並不會受該命令任何約束：Hong Kong Civil Procedure 2014 Vol.1 §58/1/2。

3. 在該傳票中，處長依賴《高等法院規則》第18號命令第19條規則中全部四個理由：

（一） 該傳訊令狀及申索陳述書並無披露合理的訴訟因由；

（二） 該傳訊令狀及申索陳述書屬於惡意中傷、瑣屑無聊及無理纏繞；

（三） 該傳訊令狀及申索陳述書可能會對有關訴訟的公平審訊造成損害、妨礙或延遲；及

（四） 在其他方面而言該傳訊令狀及申索陳述書實屬濫用法院程序。

4. 在該命令中，聆案官表明他只接納上述第二及第四項理由。代表處長的政府律師施女士向法庭確認處長會繼續依賴上述全部四項理由。本席明白在考慮上述第一項理由的時候，處長是不可以依賴任何證供的。

惡意檢控

5. 梁女士的申索陳述書長達三十多頁，內容環繞一宗涉及她的刑事案件（檔案號碼KTCC343/2011）（「該案件」）。在該案件中，根據控告書，梁女士被控於2010年12 月8日，在香港九龍黃大仙四美街21號至25號利森工廠大廈12樓電梯大堂，襲擊蔡群翎。這個地址是控告書上的地址（「地址甲」）。

6. 在申索陳述書中梁女士交代了以下事情。首先，控告書上提及的被襲人士蔡女士是和一名何德英先生有連繫的。何先生是梁女士經營的華士德實業公司辦公室的業主，有關的租約則由何先生和梁女士的弟弟簽訂的。

7. 梁女士把該案件在2011年1月18日上午9時36分於觀塘裁判法院陳錦昌裁判官審理的法庭數碼錄音謄本，節錄在申索陳索書中。當天在裁判官席前梁女士是有律師及大律師代表的。首先，法庭傳譯主任以本地話向梁女士宣讀控罪，梁女士則否認控罪。然後，裁判官向梁女士宣讀案情撮要，梁女士表示同意。裁判官於是判梁女士自簽2000元，守行為12個月，並向她解釋守行為期間違反守行為命令的後果。梁女士表示明白裁判官的解釋。最後裁判官宣布撤銷控罪。

8. 在申索陳述書中，梁女士由2010年12月8日下午約2時05分被駐守東九龍衝鋒隊第四隊警員8293徐錦鴻拘捕到她接受簽保守行為令的每個細節，提出形形式式的質疑，本席會稍後會處理她的論點。她認定徐警員濫用警權，把她無理拘捕，並利用他的警員記事冊中的補錄記錄的虛假陳述，導致她被刑事檢控。結果，梁女士聲稱在守行為期間的12個月，終日誠惶誠恐，擔心自己會因會觸犯輕微的罪行而受牢獄之苦，因而受盡身心的精神折磨。

9. 在本席前，梁女士確認她的申索最主要是基於她被處長惡意檢控。惡意檢控是侵權的一種， 歷史悠久的案例訂下這個訴因有四個不可或缺的元素。首先，原告人須要證明他被被告人刑事檢控。他亦要證明最後檢控的裁決是對他有利的(determined in his favour)。再者，原告人須要證明有關的檢控是沒有合理及可行的理由。最後，原告人須要證明有關的檢控是惡意的：Basebe v Matthews (1867) L.R. 2 C.P. 684 at 689, Clerk & Lindsell On Torts, 20th edition, §16-09。

10. 在 Everett v Ribbands and Anor. [1952] 2 QB 198一案中，原告人控告一名警員虛假及惡意向法院提出投訴，導致他被法庭行使權力命令他簽保守行為12個月，如有違反者須要監禁一個月。上訴庭大法官Lord Denning認為基於有關條例（section 25 of the Summary Jurisdiction Act, 1879）[1] 作出的簽保守行為申請程序跟刑者檢控類近 。所以上述的法律原則同樣適用。除非有關的簽保守行為申請的結果是對原告人有利，否則惡意檢控的訴因便不能成立了:見上述案例第206頁Lord Denning 的判詞。

11. 在該案件中，雖然最終裁判官撤銷該控罪，但這並不代表裁判官就該控罪的裁決是對梁女士有利的。裁判官並不是經審訊裁定該控罪不成立，並判梁女士無罪釋放。換言之，處長的檢控不是以失敗告終。裁判官是基於梁女士同意控方案情根據《裁判官條例》香港法例第227章第61條[2] 判令梁女士簽保以保證梁女士遵守法紀。這條香港法例也就是參照上述案例中的英國條例的。故此，梁女士的惡意檢控的訴因有一個不能彌補的缺憾，就是裁判官並沒有就該控罪作出對梁女士有利的判決。

12. 基於上述原因，本席認為梁女士在其申索陳述書中就處長向她惡意檢控的投訴並沒有披露合理的訴因，在法律上站不住腳，本席認為申索陳述書中有關指控應被剔除。就此，梁女士並沒有強烈的爭議。

虛假陳述

13. 梁女士改稱其實她的申索主要是關乎徐警員就事發地址的虛假陳述。首先，梁女士指出地址甲中黃大仙四美街是一個虛構的地址，因為四美街是在新蒲崗，而新蒲崗跟黃大仙是在不同的地區。再者，利森工廠大廈也不是座落於四美街21號至25號。梁女士解釋利森工廠大廈座落四美街和五芳街交界，在田土廳的她寫字樓的登記地址是「Factory unit No.2 on 12/F & portion of flat roof Lee Sum Factory Bldg. No.28 Ng Fong Street Nos. 21-25 Sze Mei Street Kowloon」。

14. 另外，梁女士指出徐警員的補錄記錄中的地點即12/F利森工業大廈23號，四美街，也是虛構的。因為她的華士德實業公司租用的寫字樓正確地址是「香港九龍新蒲崗四美街23號利森工廠大廈2座12字樓B2室」，所以利森工業大廈是不存在的。

15. 本席純粹用法律角度分析梁女士這關乎地址的指控，裁定她的指控在法律也站不住腳的。利用虛假陳述作出訛騙毫無疑問是一個侵權行為。但是，梁女士在其申索陳述書中並沒有交代徐警員在他的補錄記錄中或在地址甲中未能準確地陳述她的辦公室的地址的心態。而梁女士也沒有交代那些不準確的地址如何誤導了她，而她又確實依賴了那些虛假地址，因而遭誤導。故此，本席認為訛騙的訴因不全，有關指控並沒有披露合理的訴因，也自然地應該被剔除。

其他指控

16. 最後，梁女士力陳處長聲稱警方在2012年6月已經按照既定程序銷毀有關該案件的記錄。但是，梁女士認為警方追溯期按法例是三年的，所以警方應該留待2013年12月7日才銷毀有關該案件的紀錄。 梁女士聲稱的警方追溯期時沒有法律理據的。她又聲稱處長在稍後時間用沒有記錄核實的資料誤導法律援助署， 使她在2013年兩番申請法援被拒，結果她只好親自行事，展開本訴訟。梁女士並沒有解釋處長究竟提供了什麼誤導性的資料給法律援助署。

17. 本席實在看不出梁女士這些指控在法律上有什麼合理的訴因。而且，本席認為本訴訟根本並無披露合理的訴因，梁女士能否得到法律援助也沒有關係，本席更看不到法律援助署拒絕梁女士的申請跟處長有什麼的關係。

18. 本席最後有全盤考慮梁女士在其申索陳述書中其她對徐警員的指控及她對於該案件的種種質疑。本席不能接受它們能構成任何合理的訴因。本席認為處長能夠證明梁女士的傳訊令狀及申索陳述書是在清楚及明顯的情況下應該被剔除的。本席裁定處長依賴在該傳票中的第一項理由成立， 並接納署長的申請。

其他剔除的理由

19. 鑒於上述結論，本席其實不須要考慮警長倚賴的其他理由。但是為了完整性起見，本席繼續考慮該傳票中的其他申請理由。首先，本席會考慮雙方已經存檔的證供。

20. 梁女士堅持處長在2013年6月銷毀有關該案件的紀錄後便應該對該案件一無所知。本席不能接受她的陳詞。處長的證供顯示他們仍然存有有關該案件的部分文件副本，而且律政司曾經向觀塘裁判法院索取有關該案件的文件資料，以應付本訴訟。梁女士就此並沒有提出任何相反的證供。

21. 處長提供了該案件的英文版的案情撮要，原文節錄如下：

“1. PW2 owns three units on 12/F of the above building, namely unit B1, B2 and B3 and B2 has been leased to Deft since 2002 while PW2 occupies B1 and B3. PW1 is an accounting clerk of PW2.

2. At the above time/date and location, while Deft and PW2 were arguing over the lease matter, PW1 watched them and heard Deft speaking ill of her, i.e. PW1 was a prostitute and broke a good relationship between Deft and PW2. Thus, PW1 came out and argued with Deft. In the heat of it, Deft slapped PW1’s right face 2-3 times with her left hand. A report was then made.

3. At 13:25 hours, PW3 arrived at A/L and arrested Deft for the above offence at 14:05 hours after enquiring of PW1-2 and Def. Under caution, Deft admitted that she had pushed PW1’s face as PW1 had pointed at her and got too closed to her. (See E1). Meanwhile, PW1 was sent to QEH for M/T and diagnosed with “tenderness over left face.” (See E2). On 2010-12-16, PW4 attended PW2’s office and seized E3 from PW2, which has captured the incident. On 2011-01-11, Deft was charged with the above offence.”

22. 在案情撮要中，有關的定義如下：

 Deft 是梁女士，PW1是蔡女士，PW2是何先生，PW3是徐警員，PW4 是SPC 19407，location 是“At the lift lobby on 12/F， Lee Sum Factory Building, 21-25 Sze Mei Street, Wong Tai Sin, Kowloon”, offence 是 Common Assault。

23. 在梁女士存檔的法庭數碼錄音謄本中可見到，裁判官曾經詢問梁女士的代表大律師是否已經向她解釋過簽保守行為的安排，而裁判官也有向梁女士在簡短解釋簽保守行為的意思。跟着裁判官向梁女士宣讀案情撮要。梁女士亦有明確表示她同意案情撮要。值得一提的是，梁女士當時並沒有顯露出對案發地點有半點混淆不清的情況，她也沒有爭議案發地點的正確地址。案情撮要也沒有提及徐警員的補錄紀錄中記載的案發地址。

24. 施律師指出觀塘裁判法院已經在該案件作出最終的判決，現在梁女士利用本訴訟企圖推翻該案件的結果，是濫用法律程序。施律師援引了Hunter v Chief Constable [1982] A.C. 529 及 Smith v Lanskills [1966] 1 W.L.R.763。在前者，Lord Diplock大法官（第541B頁）如是說：

“The abuse of process which the instant case exemplifies in the initiation of proceedings in a court of justice for the purpose of mounting a collateral attack upon a final decision against the intending plaintiff which had been made by another court of competent jurisdiction in previous proceedings in which the intending plaintiff had a full opportunity of contesting the decision in the previous proceedings in which the intending plaintiff had a full opportunity of contesting the decision in the court by which it was made.”

25. 簡單來說，一案不能二審。林文瀚法官在周順鏞對畢志荃，HCA4054/2003，未經滙編，19.5.2004一案例中（第四段）也有應用這法律原則。

26. 施律師進一步倚賴 Brightman LJ 在 Khan v Goleccha International Ltd [1980] 2 All ER 259 中第266A-B頁的判詞：

“In my view, that admission by the plaintiff, given to the court and founding the judgment by consent, was just as efficacious for the purpose of issue estoppel as a judicial decision by the court after argument founding a similar judgment. The only sensible approach of the law, in my view, is to treat an issue as laid at rest, not only if it is embodied in the terms of the judgment, but also if it is embodied in an admission made in the face of the court or implicit in a consent order.”

27. 本席同意在上述沒有爭議的法律原則下，在本訴訟中，梁女士嘗試推翻她在該案件中同意了案情撮要是濫用司法程序，本席是不應該容許的。

28. 再者，基於清晰的證供是梁女士在有大律師代表的情況下同意了案情撮要，如今她在本申請中所作的種種形形式式的指控都顯得缺乏理據，瑣屑無聊。 特別是梁女士圍繞案發地址的問題上大造文章，本席更覺毫無意義。本席得出一個清晰的結論，本訴訟是屬於無理纏繞惡意中傷的一種。

29. 鑑於上述理由及分析，本席同意聆案官的結論，處長申請的第二及第四項理據均成立，梁女士的傳訊令狀及其申索陳述書應被剔除。

結論及命令

30. 梁女士的上訴完全缺乏理據。本席駁回她的上訴，該命令繼續生效，本席只會命令刪除該命令中第一段的 (a) 及 (b) 小段。

31. 至於本上訴的訟費，本席現頒下暫准訟費令，梁女士須要支付處長這上訴的訟費，除非雙方能夠達成協議，有關訟費數額則交由訟費評定官評定。假若雙方沒有在今天起計十四天內以傳票申請更改本暫准訟費令，本暫准訟費令將會自動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