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廷歆 訴 龔如心又名王龔如心

[Chinese Translation - 中譯本]

[Approved by Judge - 經法官審閱]

HCAP8/1999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

遺囑認證訴訟1999年第8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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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審法官: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任懿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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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案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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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39:6, (和合譯本)

(原文如下)

Psalm 39:6, (NIV)

目錄

第1 冊

第I部 - 王氏家族

簡寫表

第 1 章 - 前言

無所爭議的事

原告人的案由

被告人的案由

爭論點

第 2 章 - 1911 至 1960年的王氏家族

早期

韓戰的衝擊

王德輝和龔如心

塑膠生意

1960年遺囑

第 3 章 -1960 至 1970 年

CIL 及 CHRISTOBAN

葉理光所述這段時期各事之可信程度

與美國的關係

與台灣的關係

被告人在1968年的姦情

張貫天的證詞

保險箱內發現的1968年遺囑

提取1968年的遺囑

葉理光離開華懋

龔如心對葉理光的指控

龔如心對家翁的指控

王老先生的可信程度

第 4 章 - 1970 年以後

王德輝留給龔如心的財物

王德輝遭綁架前剛流產的信託安排

王德嫻的可信程度

第 5 章 - 可疑之處

可疑處之一：何以無故改變意願

可疑處之二：為何是自立的遺囑？

可疑處之三：遺囑在何時、何地由何人擬定？

可疑處之四：與王德輝性格不符的其他例證

可疑處之五：意義交錯及不合情理的字句和內容

可疑處之六：欠缺撤銷條款

可疑處之七：證人謝炳炎及其陳述書

可疑處之八：被告人不該預知1990年文件的內容

可疑處之九：被告人提呈1990年遺囑要求認證時的表現

疑點的總結論

第2 冊

第II部 - 筆跡

簡寫表

第IIA部 - 一般之通則及受爭議的王德輝簽名

第 6 章 - 引言及法律要點

引言

文件真偽是否唯一的爭議？

舉證責任

舉證準則

筆跡及簽名之鑑辨及意見之呈堂

第 7 章 - 鑑定簽名、筆跡等物證的基礎及原則

辯方專家的論點及所同意的事項

第 8 章 - 王德輝的真實簽名及簽名樣本

"王德輝" 的另外兩個 "寫名"

169

被告人手上有哪些簽名樣本？

第 9 章 - 檢材上的王德輝簽名 (I) - 宏觀分析

原告人指簽名乃臨摹而成

原告三位專家所提的意見

辯方專家

宏觀分析

辯方專家賈教授的解釋

第 10 章 - 受質疑的王德輝簽名 (II) - 微觀分析

相似之處

(1) "王"字

(2) "德"字

(3) "輝"字

重大的差異點

進一步提出的其餘重大差異

抖動現象

總結

第 11 章 - 可疑的王德輝簽名 (III) - 抖動的出現及醫學證據與及王氏簽名的最後定案

抖動

醫學證據

檢材上四個王氏簽名的最後結論

第 3 冊

第 IIB部 - 受爭議的謝炳炎簽名及筆跡之整體結論

第 12 章 - 謝炳炎的四個簽署 (I) - 整體的考慮

原告人的指控

時間的因素

謝氏的背景

謝氏簽名的改變

第 13 章 - 謝炳炎 (II) - 樣本

憑單上的樣本 - 100 及 101

回鄉證上的簽名

第 14 章 - 謝炳炎的簽名 (III) - 專家意見概論

Mr GUS LESNEVICH (簡稱"GL")

鄭祐生先生 (簡稱"鄭氏")

徐志強先生 (簡稱"徐氏")

賈、徐、詹等三位教授

初步的分析

第 15 章 - 謝炳炎簽名 (IV) - 微觀分析

套摹

重大的差異

抖動現象

賈教授作證時所揭露的其他特徵

第 16 章 - 檢材上四個謝炳炎簽名的結論以及對於王、謝兩組簽名的總結論

檢材上四個謝氏簽名的結論

王、謝四組簽名的總結論

第17章 - 四份檢材的整體特徵及書寫人是誰

對文件A、B、C、D無所爭議的見解

文件D

文件 "E" (？)

別處怎不見筆痕

文件A的書寫人

各個樣本

辨認文件A的筆跡

第 4 冊

第 III 及 IV 部 - 筆墨定年及最後結論

簡寫表

第 III部 - 筆墨定年

第 18 章 - 筆墨定年及其分析及方法

有關的分析

有關的方法

化驗的結果

抗辯

第 19 章 - 真水平還是瞎測試

第 20 章 - 所涉及的法律

第 21 章 - 有關染料比率法的基本科學理論

第一假定：可提取性

第二假定：分解

結論

第 22 章 - 科學的效驗

驗證研究

同儕審閱

第 23 章 - 科學界與及法庭的接納程度

各法院接不接納這些技術

結論

第 24 章 - 任意分隔熔合/重叠的色譜頂峯

該用更高的解像度

結論

第 25 章 - 染料比率法的非邏輯性結果

第一點批判

第二點批判

第三點批判

EJS的抗辯

結論

第 26 章 - 不因量生變

EJS 原本應可怎做

EJS的聲稱

總結

第 27 章 - 標準差別是：1

應採用STD為2(95%)或 STD為3(99.7%)

T點值測試

結論

第 28 章 - 程序

VAM程序

規約

錄影帶所見的EJS化驗所技術

墨水濃度

結論

第 29 章 - EJS的資歷及操守

資歷

辯方專家

EJS的操守

第 30 章 - 筆墨定年的結論

第 IV部 - 總結論

第 31 章 - 最後的結論

背景

可疑之處

筆跡

筆墨定年

1990年的文件

判令

第 32 章 - 後語

第 33 章 - 訟費

是次申請

按彌償基準評定訟費

筆墨定年

即時速記及書面陳詞的費用

原告人的訟費須從死者的遺產中支付

附錄

附錄 1 - 聆訊進度表

附錄 2 - 爭議中的四份文件及其譯文

附錄 3 - 王德輝各個簽名之總圖表 (E6-654(37B))

附錄 4 - 謝炳炎各個簽名之總圖表 (E6-654(18-20))

附錄 5 - 原告人申請宣告兒子去世之許可(HCEA79/1999)及本庭在1999年9月22日所作之判決

附錄 6 - 被告人申請擱置聆訊 (HCAP8/1999)及本庭在2001年8月20日作出之判決

第I部 王氏家族

Proverbs 15:17 (NIV)

"吃素菜，彼此相愛，

強如吃肥牛，彼此相恨。"

箴言15:17（和合譯本）

第I部 王氏家族

簡寫表

第1章 前言

1.1 死者王德輝先生 ("王先生") 在1990年4月10日被綁架，之後再沒有露面。本庭在1999年9月22日給予原告人王廷歆先生 ("王老先生") 許可，宣誓死者在1990年4月10日或其後已經死亡 ¹。

1.2 死者在1960年立有遺囑 (由胡百全律師行擬訂) ，把所有遺產遺贈原告人及妻子，即本案被告人王龔如心。1960年這份遺囑同時這樣寫着："在我去世之時，我上述妻子[即王太]如生有子女而仍然在世，則我妻須為上述子女這些相同等份的分權共有人，以信託形式持有遺留予她的半份或部份 ²。" 當時遺囑上死者的意向很明顯，他子女應從妻子的半份，而不是父親的半份分出來。

1.3 八年後死者立下另一份日期為1968年3月15日的遺囑，撤銷了他前一份遺囑，把他所有遺產全部遺贈予原告人 ("1968年那份遺囑") 。1968年那份遺囑是兩位見證人之一的律師張貫天先生 ("張先生") 所擬訂的，另一位見證人是律師行的合夥人，F. Zimmern先生。在本審訊裡，張律師在溫哥華經錄影影像作證，描述他獲死者延聘和1968年那份遺囑是如何擬訂和簽立的。在接受盤問時，他的證言也沒被質疑。因此，原告人得以成功證明1968年這份遺囑的簽立。

1.4 原告人在1999年9月24日提出法律程序要求以嚴謹的法律形式予1968年那份遺囑以認證。

1.5 被告人將一份答辯書和反申索書送交法院存檔。被告人稱有一份日期為1990年3月12日的中文遺囑，共有文件四份³ ("1990年那些文件/1990年那份遺囑") 。根據1990年這份遺囑，被告人是唯一的受益人。她要求法庭以嚴謹形式宣告1990年那份遺囑有效而1968年那份無效。

無所爭議的事

1.6 雙方筆跡專家取得的一致意見是，有爭議的1990年文件A、B和C的正文並非由死者書寫。大家又一致同意，文件A正文的書寫人有別於文件B、C，而文件B、C文件的書寫人很可能相同。

原告人的案由

1.7 原告人的案由指1968年那份遺囑是法律上有效的最後遺囑，而死者沒有在1990年那份遺囑上簽署。原告人更指無論死者及所謂見證人謝炳炎先生 ("謝先生") 都沒有在1990年那份遺囑上簽署 ( 謝先生是死者和被告人家中的僕人 )。原告人指他兩人的簽名是偽造的。

1.8 原告人的兩位筆跡專家 (Gus Lesnevich先生和徐志強先生 ) 都認為在1990年那份遺囑上，死者的和所謂見證人謝先生的簽名都是偽造的。原告人還傳召了政府化驗所文件鑑辨組的一位筆跡專家，政府化驗師鄭祐生先生。他也認為上面謝先生的簽名是偽造的，而1990年那份遺囑上所謂死者的簽名也 "可能不是他的手筆"。

1.9 原告人墨水專家Erich J. Speckin先生認為1990年文件A和C並非在所載1990年那個日期或前後書寫的，而是在其後 "起碼1996年甚至更後期 " 才書寫的。

被告人的案由

1.10 被告人三位來自內地的筆跡專家撰寫了一份報告，報告認為1990年那些文件上死者和見證人謝先生的簽名全都是真實的。

1.11 被告人雖然沒有要求她的專家測定1990年那些文件上墨水的日期，但是，她的兩位專家都表示原告人所用的墨水年代測定方法不可靠，其中一位專家更表示，從檢材文件所取得的樣本在測定過程中受到污染。

1.12 關於謝先生多個簽名，被告人呈堂謝先生一份日期為1999年9月6日的法定聲明和他日期為1999年9月9日的誓章，內容指1990年3月12日晚上死者在辦公室內要求他在某些文件上簽名。謝先生後來在1999年12月6日去世。

爭論點

1.13 關於1968年那份遺囑，對於原告人來說第一個爭論點是究竟1968年那份遺囑的簽立是否有效。審訊期間被告人沒有就這爭論點盤問張貫天先生，顯示對這點沒有異議。故此，剩下來的爭議點是，究竟1968年這份遺囑是否已經有效地被1990年那份遺囑所撤銷。

1.14 關於1990年那份遺囑，主要爭論點是：

1.15 在就上述爭論點作出決定時，法庭要就所有筆跡專家和墨水專家所提供的證據作出決定。在此之前，本席將在下一章研究原告人的業務背景及截至死者1990年4月失蹤時的業務。

* 此判案書之中譯本未經任懿君法官審閱

(i) 詳細聆訊日期見附錄1

1 有關判決書見附錄5
2 F1，第1頁
3 見附錄2

第2章 1911至1960年的王氏家族

早期

2.1 王老先生在1911年10月15日 (即國民政府成立後第五天) 在內地浙江省溫洲出生。他父親王仲雅在溫洲經營益華豐染料公司，這家公司當時是英國ICI的染料代理商。王老先生在1928年大約17歲開始在父親的公司工作，1930年父親去世後接掌公司。

2.2 王老先生在1932年21歲的那年迎娶任玉珍為妻，長子王德輝 ¹在1934年出生。任女士共生有三子二女：

2.3 王老先生26歲那年 (1937)，妻子和王德輝到他工作的地方上海居住，後來又因為日戰不能回溫洲而滯留上海。1941年他開了一家新的叫榮華公司。另外，他成立另一家貿易公司China United Chemical Company (簡稱"CUC") 經營進口生意，CUC的中文名字叫華懋公司，而最初使用華懋這個名字是王老先生，他呈堂CUC和American Cyanamid一個代表社交聚會的照片D2-322，這張照片是在1946年上海華懋飯店拍的，很可能這就是一直沿用至今的華懋這個中文名字的起源。

2.4 從1937年至1940年，王老先生到上海辦貨在溫洲賣。這個時候，王老先生結識了他的生意伙伴ICI的一位職員，即龔如心的父親。龔如心在1936年出生，她父親拜訪王老先生而王老先生和她首次見面時，她大約三歲；其後，母親常帶她到王家玩，這樣王德輝和龔如心自小就互相認識。

2.5 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後，在1945年11月左右，王老先生進軍香港，1946年在香港開了榮華的分公司經營進口工業原料和西藥，1947年在香港成立CUC分公司。

2.6 1947年王德輝從滬來港升學，其時大約十四歲，1948年9月，王德輝入讀赤柱聖士提反書院並寄宿該校。同年，王老先生安排妻兒，包括王德嫻、王德淼、王德裁等來港，幼女王德華暫居內地，後來也由母親帶著來港。

韓戰的衝擊

2.7 韓戰爆發前王老先生在香港的生意很好。初時他租用跑馬地兩個單位作員工宿舍，而他和家人則住在上海人聚居的北角。在1951年他外甥葉理光來港時，王老先生讓他住在跑馬地其中一個宿舍。葉的母親是王老先生的姐姐，不久葉開始在王老先生的香港公司上班。

2.8 但是CUC的香港生意因1950年的韓戰、美國禁止貨品入口中國而備受打擊。CUC的一筆40,000美元巨額款項遭美政府凍結，直到大約1954、1955年才得到發放。

2.9 王老先生因而減少生活上和業務上的開支，部份員工被解僱遣返內地，跑馬地一個單位交還業主。大概1952年連司機也辭退了，全家搬入餘下這個先前葉理光及其他員工居住的跑馬地宿舍。從這時至1955年王德輝結婚的這段時間，葉理光一直與王家住在一起，與王德輝共住一房間。葉理光和王德輝關係一直很好因為葉理光是表哥，而且比王德輝早加入王家的公司。葉理光在1970年離開王家公司，此前，王德輝常常聽取葉理光的意見。

2.10 雖然王老先生的生意並不如前，但也不致財政拮據，家中仍然僱有兩名佣人。王德輝仍然在聖士提反書院寄宿，學費和寄宿費都按時繳付。沒證據顯示他不能負擔子女在香港及海外的教育費。事實上，美國一所大學Drew University 1952年7月查詢包括王德輝能否負擔在美國升學等各項事情，聖士提反書院校長回答說：

2.11 還有，王老先生一向關注王德輝的學業和校內活動，也絕對支持王德輝到美留學的意願³。

2.12 1952年因為美國實施禁運，香港華懋公司 (簡稱 "CUCCL") 在香港註冊為有限公司，將這家公司從內地的榮華公司分割開來。從上述F6-1448給聖士提反書院那封信的舊信箋抬頭看到王老先生的公司原名為 "華懋企業公司，香港分公司" 位於香港德輔道中5號中天大廈506室。後來，正如在F6-1447的新信箋抬頭顯示，香港華懋公司沒說是在香港的一家分公司 (而隸屬於總部，即上海)，地址也完全一樣。這家香港公司不久便註冊為有限公司。

2.13 CUCCL有繳足股本600,000元。中國家庭出身的王老先生無疑特別喜愛長子王德輝。1952年3月的王德輝雖然仍在求學，已獲配CUCCL 6,000已發行股份中的1,000股，而其他子女都沒有任何股份⁴。這家新公司接管香港的生意資產和債務，又僱用葉理光為會計，而一切銀行債務都有貨物作為償還保證⁵。

2.14 故此，雖然生意並不如前，也不表示王老先生財政狀況差。葉理光是公司的會計，可能不知王老先生的私人債務，但如果王老先生債台高築，王老先生沒理由不調動公司的資源，而葉理光亦應因此而知道⁶。然而，葉的口供指不覺王老先生有私人債務。

2.15 王德輝在1952年9月被聖士提反書院開除，原因是發現他向Drew University申請入學時偽造學生成績表。王德輝填上還未考取的校內試成績，連同申請書一起寄去Drew University。

2.16 遭開除學籍是家中嚴守的秘密，似乎只有王德輝和父親知道，看來，葉理光甚至乎龔如心也直至審訊才知道王德輝在1952年停學的真正原因。王老先生這麼多年來一直沒有讓家醜外揚⁷，在1999年接受一份雜誌的訪問時⁸，王老先生也沒透露真正的原因，錯給記者的印象是因為公司生意差，所以王德輝被迫輟學，甚至可能因此而誤導了龔如心。

2.17 王老先生作證時才真相大白，當時他就龔如心的證人陳述書作出回應。龔如心說王德輝告訴她因為父親生意失敗被逼停學，故此她在陳述書說王德輝為此而討厭以至憎恨父親，向王老先生提問這點⁹。代表被告人的大律師基於雜誌所載王德輝停學的原因，猛烈抨擊王老先生。可能王德輝確有向龔如心說了這樣的一個謊，令她多年來都信以為真。不過，龔如心完全沒有證據證明王德輝確曾告訴她討厭或者憎恨父親，至少這不是原告證人在本庭的證言。真相從聖士提反書院校長所提交的王德輝檔案得到證實。

2.18 王德輝在1952年9月被學校開除學籍後，開始在他父親的多家公司工作。那時他表哥葉理光已經在公司工作多年。他們兩人因此關係更趨密切。日間他們在同一辦公室工作，下班後在家裡共用一個房間。王老先生非常賞識外甥葉理光，認為葉理光是一個聰睿的成功商人，王老先生常徵詢他的意見，王德輝不斷向他 "徵詢" 以至 "每事問"¹⁰。據葉所說，王德輝查問往事很詳細，包括葉在上海如何賺錢等事。然而，王德輝不會向別人吐露私事，肯定也沒有告訴葉自己停學的原因。

王德輝和龔如心

2.19 龔如心大約在1955年隻身從上海到港與王家同住。她來港後不久在1955年9月29日¹¹與王德輝結婚。婚前在港與當時照顧她的王德嫻共住一個房間。當時龔如心不熟悉香港，王德嫻常帶她四處走動。

2.20 婚禮在龔如心19歲的生辰舉行。王德嫻說婚禮王家遷就她，是龔如心擇的日。舉行婚禮的地點是皇后像廣場以前的最高法院大樓、今天的立法會大樓內的婚姻註冊處。

2.21 王老先生初看結婚證書因為沒有在上面看到以見證人的簽字，否認當天上午曾出席典禮¹²，後來給他看了在當時最高法院大樓拍的那些照片，他同意有和太太參加典禮。記憶出錯可以理解，龔如心本人也誤以為婚禮在大會堂舉行。(現時婚姻註冊處坐落的大會堂到1961年才興建。)

2.22 婚後龔如心和家翁王老先生的關係似乎良好。王老先生到台灣料理業務時，龔如心將自己和王德輝的照片寄給他¹³，其中一些照片是葉理光拍的。王家舉家同室共處直到王德輝和龔如心在1960年搬出為止。

2.23 葉理光與王家包括龔如心的關係同樣良好。除了與王德輝在同一公司裡工作外，葉理光還與他們二人外出為他們拍照，其中部份照片已經呈堂。

塑膠生意

2.24 大約1958年，葉理光向王老先生及王德輝建議進軍塑膠行業¹⁴。硬塑膠在美國發明後成為家居用品材料，而50年和60年初香港塑膠業蓬勃。其中塑料供應商的商機最好，生意差不多與日俱增。要成為美國供應商的代理人一定要有足夠資本及和良好關係，對王老先生經營美國化學品這家有資本、有關係的公司來說，可謂如魚得水。

2.25 葉獲王老先生邀參與這門生意，達成書面協議，文件見本案之DPH668。葉的參與及付款及王家公司的收據都有記載。(DHH669) 這份文件記錄了葉理光從合資的塑膠生意所投放及提取的款項。

2.26 1959至1960這個財政年度王老先生的生意 "頗為順利"，利潤達706,257.82元¹⁵，下一年利潤更好，達1,000,000元之數。葉理光1960年的塑膠生意帳目就顯示單從塑膠生意已賺到一筆可觀的利潤¹⁶。

2.27 大概1960年王德輝向父親建議加入發展地產，王老先生用CUCCL的資本成立了一家叫華懋置業有限公司 (簡稱 "CIL")，當時王德輝只27歲。時為1960年，王老先生容許王德輝自己從事地產發展，這也是華懋置業有限公司 (the Chinachem group) 的來由，這也是華懋置業有限公司的英文名有 "chem." (化工) 這字的原因。其後的地產生意與化工無關。

2.28 與此同時，在1950年代中以後王老先生常到台灣料理業務，任女士有一次去台與他會合。然而，她要提前歸家因為收到王德嫻的信，投訴任女士離港期間龔如心持家時虐待王德輝的弟妹。這似乎是王家不和的開始，這當然並非龔如心一手造成，下文再加以交代。

2.29 然而，王家幾門生意愈做愈大。在香港，王家在1958年拓展塑膠業務及1960年進軍地產巿場都是絕佳時機。因此，葉理光是公司會計，說的也確是事實：自從香港這家公司成立以來，一帆風順。公司初期基本由王老先生和葉理光經營。王德輝在1952年加入公司後，開始向二人學習，尤其是向表哥葉理光學習，王德輝多年來在他父親的扶掖和支持下，逐漸取得決策權，1950年代末期王老先生在台灣之時尤以為然。

2.30 王老先生作證時說與王德輝的關係 "很好" 大家 "同心同德"。王老先生雖然退了下來，重要事情王德輝依然徵詢他的意見。事實很可能就是這樣而毋庸置疑。

2.31 另一方面，葉理光說1960年以前龔如心幾乎沒有參與王家的業務。無疑她到過辦公室給王德輝幫過一點點忙，做過些諸如打信用證申請表格的簡單工作，但她從沒有得到特定的職位或任務。代表被告人的大律師就龔如心多方面，包括速記和打字的能力和藝術造詣詳細盤問葉理光，然而，龔如心當時在公司之確實角色大律師卻沒有充份向葉理光印證，提取他的意見。葉的證詞是，王德輝也支取薪金，但是直至1970年葉理光離開華懋的時候，龔如心從沒得過華懋的薪金或酬勞, 辯方也沒有質疑這一點ｏ然而本席也接納：至1990年這麼多年，龔如心逐漸增加她對公司事務的參與，而她的秘書訓練、舞蹈等多種課程出席率逐漸下降，有些課程甚至完全停學。自從王德輝在1990年失蹤後，她儼然最終成為整個華懋集團的唯一主腦。簡單說，葉理光和被告一方所說的是兩段不同的時段。

1960年遺囑

2.32 王德輝在1960年4月23日立下遺囑 ("1960年遺囑")，委任王老先生和龔如心兩位為共同遺囑執行人和受託人，也是平均分享遺產的受益人¹⁷。1960年這份遺囑是在胡百全律師行草擬和簽立的。之後王德輝交這份遺囑給王老先生保管。又把遺囑的內容告訴父親，同時又因為不想別人知道¹⁸，請求父親不要告訴龔如心。於是，這份遺囑由他父親保管，然後在本訴訟呈堂。從王德輝請求父親不告訴龔如心可以看出他為人內斂，甚至連妻子也不予透露。

2.33 而這份遺囑完全沒有一般的撤銷條款，這顯示王德輝很可能有告訴律師是他第一份遺囑。這份遺囑是婚後不足五年立的。當時王德輝和龔如心很可能未知不能生育。因此，王德輝當時的意願是一半遺產給父親、一半給妻子，如有子女，龔如心便要以信託形式持有自己的一半平均留給子女。

2.34 從王德嫻的證詞裡清楚可見，50年代的王家上下一心，在跑馬地他們都住在同一屋檐下。王德輝非常關心弟妹，參與家族生意後不久便買了汽車¹⁹，帶弟妹看電影，給他們買零食，又與兩位弟弟踢球。

2.35 王德嫻等弟妹假期都到寫字樓幫忙，例如王德嫻就做些打字工作²⁰。王德嫻作證說，龔如心婚後曾病了一場，王德嫻雖然獲悉龔如心患的是肺炎，母親雖然加以告誡，王德嫻依然照顧龔如心。

2.36 閒時龔如心、王德嫻及弟妹，包括王德輝也曾臨摹 "字帖"、練習書法²¹。王德嫻更作證說，龔如心曾嘗試模仿王德輝的筆跡。被告一方盤問王德嫻達12天半之久，也只質疑以下證詞失實：

沒人說王德輝未嘗與弟妹練習書法。本席接納王德輝與弟妹、特別是年幼時關係密切，一起渡過很多時光，而且王德嫻與王德輝年紀最接近、關係最密切，諸如為大家買電影票等閒事，王德輝都找王德嫻辦，這都是當年小孩樂此不疲的事。

2.37 另一方面，龔如心與王德輝弟妹的關係不那麼密切，後來甚至惡化。龔如心雖然有參與王德輝及其弟妹的活動，例如看電影等，但據王德嫻所說，她經常只買自己的零食又不與他們分享²³。龔如心婚後初期仍由王德輝母親當家，她去台灣與老夫會合時，把差事交給龔如心。當家的差事通常交由家中輩份排行最高的女人負責，在王家正是媳婦龔如心。

2.38 然而，龔如心對夫家弟妹不及他們的母親。結果王德嫻寫信投訴，王母於心不安，於是留丈夫在台自行取道返港。正如本席上文所說，這是王家不和之始，也是早年至1960年這段時期的結束。然而，當時王家的生意卻蒸蒸日上。

2.39 本席認為可以中肯說，王德嫻的證詞指王德輝與弟妹、表哥葉理光關係密切，而龔如心存妒忌²⁴。建立人際關係甚至比創業難，然而，龔如心雖然心存不滿王德輝卻不以為意，沒有加以緩和，王德輝當時不懂良好的婚姻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去維繫²⁵。從本席面前證據來看，王德輝有點大男人風範，他可能誤以為新的婚姻關係猶如手足關係；如果妻子像弟妹一樣 (尊重他和服從他的指意)，就一切相安無事。本席認為下一時期發生的好幾件事是由王德輝造成的，換言之，家中不和如果他沒有掉以輕心，這個傷感故事的 "第二幕" 一些片段便不致發生。本席下一章接着探討直至1970年王德輝和龔如心兩者的關係最關鍵的十年。

第3章 1960至1970年

CIL及CHRISTOBAN

3.1 新公司華懋置業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 "CIL") 是為了發展地產業務而在1960年9月7日成立的。創辦人及股份認購人是王老先生、王德輝和葉理光，資金來自塑膠生意所賺取包括葉理光的一份利潤 ¹。

3.2 1961年的股份分配顯示葉理光獲配CIL的10% 股權。其餘股權配予王老先生及其子女以及龔如心，王德輝是最大股東²。1962至1964年，資金增加，葉理光沒有按比例認購新股。他在CIL的股權因而下降至8% ³。

3.3 王老先生逐漸淡出家族生意，在1950年代中期又常到台灣料理業務。1964、1965年左右他病倒了，也接受了王德輝利於稅務的一個建議：王老先生在1964年12月31日轉讓所有CUCCL和CIL的股份到一家巴拿馬公司，"Christoban" Enterprise SA，只留下一股；又叫子女將股份轉到Christoban。除了在美國讀書的王德嫻外，他們全部照辦，王德輝和龔如心也照辦，所有股份都轉去Christoban ⁴，只留下一股。很可能是因為作為董事局成員，所以王老先生、王德輝和龔如心的名下仍各自持一股。

3.4 CIL第一個地產項目是與CUCCL在官塘一位顧客的聯營項目。葉理光無疑是個得力助手。他除了打理整個華懋集團的公司帳目外，還幫助王德輝經營地產業務。每次土地拍賣，葉理光都和王德輝一同出席，並將競投所得的每平方呎建築土地成本撮列成表，方便王德輝查閱；他又參與樓宇設計、聯絡建築師更與承判商簽約；他還負責決定售價和設計售樓書等事。簡單說，除了樓宇的建築由王德輝自己負責外，其餘過程他都有份參與⁵ 。他又負責購買樓宇的木門、窗框和潔具等。王德輝非常信任葉理光，葉理光說他的決定從未被王德輝否決⁶。被告一方完全找不到不忠實的例子。

葉理光所述這段時期各事之可信程度

3.5 然而，被告一方圍繞着葉理光在地產生意和他所說龔如心的角色，深入盤問葉理光並猛烈抨擊。被告一方施以漫長的盤問，恐怕除了增強了葉的證詞外一無所得。本席接受原告人的陳詞，葉有智慧、能幹而又誠實。雖然在漫長的盤問過程，被告一方像帽子變兎的戲法般，所用文件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他依然中肯、鎮靜和恭敬地作證，是可信而且可靠的證人。他雖年事高，但仍清楚記得好一些細節，贏得本席佩服。他現時退隱加拿大，在本訴訟中沒有利益關係，他甚至自資旅費來港為王老先生作證，本席的印象是，他不想因此加重王老先生的負擔，更不會掛在咀邊。可見他非常尊•¬王老先生、王家單在¹¹¹¼年時的照顧就使他感激不已。他為華懋的塑膠生意及後來藉此而茁壯為龐大企業的地產生意奠下了穩固的基礎，他無疑貢獻良多。龔如心說自己這段時期在業務有重大的參與，卻也提不出王德輝否決葉理光的一個實例。以下姑且論述一些對被告人徒勞無功的盤問，因為這些足以表明葉理光準確和誠實。

3.6 被告一方圍繞着葉在地產業務所扮演及葉所說龔如心扮演的角色，盤問葉理光曠久；龔如心通過大律師提出華懋一個名叫霞明閣的發展項目是由她而不是葉設計，但葉作證時大律師未能具體向葉指出設計售樓書的不是他而另有其人。

3.7 被告一方就售樓書設計向葉理光提出的盤問，充分顯出不負責任的機會主義手法。在第116日，被告一方提出在1961或1962年龔如心曾修讀香港大學一個室內設計課程，葉說不知此事⁷；被告一方又提出她曾在美國修讀設計課程，目的無疑是描繪龔如心有設計售樓書的才幹、能力和專長，同時質疑葉理光在華懋地產業務的角色。除了質疑葉的可信性外，被告一方還大力描寫王德輝早於1960年代已視龔如心為難得的好幫手，向葉理光指出龔如心有這個專長，而他沒有⁸。暗諭明顯指龔如心才有這種專長，所以設計售樓書的一定是她而不是葉理光⁹，葉並不同意。

3.8 然而，說她有這方面的專門知識又曾在香港修讀有關課程都未獲證實，也未見有她的上課資料或證書或有關文件披露。既然龔如心能夠出示她在1956年修讀瑪利諾中學商業課程的證書，那麼拿不出1961或1962年修讀課程的證書或文件令人咤異。

3.9 另外，龔如心嘗試證明她在美國修讀課程因而擁有這個能力，這種說法並不成功。葉理光知道她在美留學數月，但不知道她修讀些甚麼課程¹⁰。龔如心不能證實她聲稱擁有的專門知識，又完全沒有披露文件去顯示她在美國修讀了些甚麼課程。

3.10 後來在葉的盤問清楚可見，設計售樓書涉及很多創意和文字方面遣辭的工夫¹¹，當時向他提出，龔如心憑著她的知識貢獻在售樓書的美術設計比葉理光多¹²。實情顯然是，當葉理光在位時，售樓書方面龔如心除了應葉理光要求呈上睡房和廳的兩張照片外，甚麼也沒有參與。

3.11 葉理光記得當時藝術製作和設計是由兩家印刷公司，麗都和麗成負責¹³，關於格式和 "藝術" 製作，他自己也很少過問¹⁴。值得注意的是，龔如心儘管擁有這些售樓書，盤問葉理光到了這個階段還未向他出示任何售樓書；龔如心後期出示四份售樓書加以盤問，卻都證明他所說屬實；其後龔如心轉而通過大律師問葉能否排除是經她向負責設計的公司提出這個概念的可能性¹⁵，給人以誤闖亂撞的感覺，如果龔如心真有向印刷商出主意，她一定能夠說出印刷商的商號、她所提出的概念以及貢獻當中又涉及甚麼售樓書等，提供給大律師作為指示，然而，一切缺如。

3.12 在聆訊第120日被告一方給葉理光看霞明閣的售樓書，再次盤問售樓書的問題。在此之前，又曾經詳細盤問葉關於官塘一個項目瑞寧樓三期的三本售樓書，是些面積較小、價格較低的單位。被告一方向他指出，霞明閣售樓書質素高只可能是專業人士像建築師之作¹⁶。他不同意，又詳細交代了他對這份售樓書所作的貢獻。封面是建築師做的這個說法也從未得到證據或文件證實。

3.13 龔如心很可能在這份售樓書沒有任何參與，否則她一定知道和瑞寧樓的售樓書無異，售樓書內都表明是麗都設計的¹⁷。這斷然否定了她以前所稱封面由建築師設計及售樓書是她設計的說法¹⁸。

3.14 被告一方又提出霞明閣之命名，因Charmain的 "Ch"在法語中讀成 "Sh"，所以中文名必定是龔如心命的名，而葉說這是在說謊。被告一方這種說法實在有點那個。第一，正如葉氏指出，無論 "Charmain"的讀音是以 "Ch"或 "Sh"開首，依然是中文名字 "霞明閣" 的羅馬拼音字，中文論既不是 "Ch" 也不是 "Sh"，而是粵語的 "h"或普通話的 "x"。第二，沒有證據顯示龔如心熟悉法語拼音。這再一次表明被告一方盤問誤闖亂撞的方式，到處摸索找尋機會、藉辭說這個關鍵時期龔如心對華懋地產業務貢獻良多。

3.15 葉理光在清單上列明土地拍賣方面所做的工夫，都記錄在土地拍賣小冊子上，而這些小冊子保存在發展項目的個別檔案，與該單位售價表和售樓書放在一起。龔如心既然可以抽出售樓書來盤問葉理光¹⁹，龔如心一定可以取到這些檔案。這些檔案紀錄固然沒有呈堂，盤問時，被告人只選擇性地使用一些合乎本身利益的紀錄。她的大律師無疑也只收到這些清單而再沒有別的資料。

3.16 被告一方能夠像帽子戲法般，抽出一些香港建屋貸款有限公司和CIL在1967年²⁰的信件及其他土地徵用文件²¹，凡認為對自己的案由有幫助的便用來盤問葉理光，這證明華懋這些項目的紀錄都保存良好。然而，葉理光所做的職務和貢獻，龔如心根本拿不出文件出來加以駁斥。既然被告一方明顯可以動用整份紀錄，法庭便可以推斷其實整份紀錄都支持葉理光的證詞。

3.17 本席恐怕被告一方的部份盤問費時失事。被告人努力抓機會描繪這段時期她在華懋扮演重要角色，可惜言而無徵。她本人不但就這事沒上庭，也未能傳召任何人作證顯示在這段時期確實有作出重大的貢獻。被告一方隱然提出，龔如心的貢獻在與銀行家和政府部門的接洽。然而，呈堂文件完全沒顯示她確實在這段時間負責這些事務。

3.18 與香港建屋貸款有限公司的信件反映不到她曾參與接洽。被告人沒說G11-3350那封信是她簽署的，從上面的簽名看來，那封信像是當時華懋僱用的外籍秘書Simonson簽的。凡葉理光說不出是誰的功勞，被告一方就想趁機為龔如心邀功，但事實上，盤問了葉理光二十天，被告人的大律師仍未能向葉理光具體指出龔如心在這段時期接洽過那一宗銀行融資或按揭。而且，被告一方未能出示與她負責與銀行職員進行磋商扯得上關係的任何一封信或文件。

3.19 後來收到的前滙豐銀行 ("滙豐") 主席沈弼勛爵的傳聞陳述書對被告一方也起不了作用。陳述書表面看來，他在滙豐總行進口押滙部時與王氏夫婦見面。他說他常與龔如心接觸，而且花了很多時間商討他們業務上所涉的信用證條款。很明顯他所說的業務不是地產發展業務。正常情況下，銀行會給予客戶一些銀行融資額，包括信用證融資額，這些融資額會定期檢討，通常每年一次。信用證條款可供商討的空間很小，而商討信用證融資額條款通常只是例行公事²²。

3.20 無論如何，他的陳述書沒有說與他商討的人是龔如心而亦只而沒有別個。在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關於他 "常與龔如心接觸" 的情況，他在陳述書裡刻意含糊其詞。時間方面，很可能他說的主要是在1960年之前，當時華懋用信用證融資額的業務是醫藥、化學品和塑膠，而不是地產業務。葉理光的證詞很清楚指出龔如心的確有聽王德輝指示，參照過往的信用證繕打²³申請信。當時很可能也有指示她把申請書送給仍未封爵的沈弼先生²⁴，但沈弼當然不會與、而且也沒有與龔如心商討地產發展業務的融資事宜。

3.21 無論龔如心有沒有扮演重要角色都不重要，因為沒法爭議的事實是：王德輝更改了他1960年遺囑，在1968年單獨為父親另立遺囑。下面會詳細研究這點，別的不說，盤問顯示出葉理光是個極之誠實、坦誠的證人。

與美國的關係

3.22 接着的一段時間，龔如心與王德輝有很多不愉快事，龔如心更曾離港留美一段時期。如上所述，有指她去美國修讀設計課程，但她的大律師却無以證實。連她自己在誓章²⁵裡也只是說在1960年代中期，離開了王德輝留美大概一年，這時她與王德輝的婚姻出現問題，並非恩愛夫妻得到愛侶的支持去處理業務。王德嫻的證詞也證實了這點。王德嫻告訴法庭，龔母聲稱說服龔如心從美返港與王德輝團聚是她本人的功勞。龔如心拿不出證據反駁王德嫻的證詞。這大約是1963、1964年的事。

與台灣的關係

3.23 葉理光的證詞很清楚，1967年香港暴動時王德輝打算在台灣投資。因為王德輝手術後，大約1964年曾與葉理光在到台灣遊玩，王德輝對台灣並不陌生。在塑膠生意方面，華懋素與台灣的吳昌濤先生有業務往來。在1967年，葉理光和王德輝在台灣逗留大約三個月，與台灣吳先生在地產方面開始聯營。吳最初拒絕與王德輝作地產交易，但葉理光以個人擔保王德輝，說服吳先生與王德輝交易。自此以後，王德輝和葉理光常獨自到台處理聯營生意。但在台與吳的合作是王德輝的私人生意，而非華懋的業務。

3.24 這盤聯營生意對所有參與者來說都是一場慘敗。據葉理光所說，王德輝堅持更改批圖、全層單位都一分為二。結果向被買家起訴，整個發展項目一團糟。從吳先生的信件清楚可見吳向葉理光和王德輝求助，但兩個人在香港都難以抽身。後來葉理光得知吳為了這個項目而入獄。

3.25 在大約1967年這段時期，王德輝至少有一個親密女友在台，這可從寫給他兩封情信可見²⁶。王德輝直到臨終前肯定仍然在廣東銀行自己的保險箱保留三位女士的大量照片。這個保險箱，除自己外，只有葉理光而非龔如心有權開啟。

3.26 從王德輝台灣女友的第一封信所見，她收到懷疑是王德輝妻子進行調查的電話。這封信甚至把與她認為是龔如心的這位追查者的電話談話內容全部記下，追查者提供的電話號碼是王德輝公司的號碼。所以龔如心已察覺到王德輝的婚外情，而且在追查他的女友。

被告人在1968年的姦情

3.27 另一方面，其後不久或大約1968年初，王老生生再次啟程往台，臨行在機場，看到龔如心和一位男士親暱。回港時，他告訴王德輝。王德輝請父親僱用私家偵探加以調查。於是王老先生僱用中西私家偵探事務處²⁷。

3.28 私家偵探拍了龔如心和一個男人親密上路的一些照片²⁸。說的是1968年而非2002年。那個男人是與華懋有業務往來的一位商人，並非王德輝或王家的老朋友。王老先生把照片交給了王德輝。

3.29 據王老先生所說，王德輝當時 "一氣下說要把這個男人揍死²⁹"。一星期後，王德輝告訴父親無需繼續調查因為龔如心已向他 "表白" 私情。1968年這段私情，王老先生的證詞後來有葉理光和王德嫻的證詞佐證。

3.30 後來得到了Mayo Clinic這家診所的報告，從1964年起王德輝知道自己不育，診所位於 (美國) 明尼蘇達州。然而，他發覺龔如心藏有一些藥丸。他給了葉理光其中一粒，叫葉去查問是甚麼藥丸，葉的藥行未有回覆，第二日，王德輝把給葉理光那粒藥樣的一排藥丸給葉理光看，說是避孕丸。這是王德輝自己查出來的。王德輝又告訴葉理光王老先生所見及私家偵探調查龔如心一事³⁰。(註：葉理光與僱用私家偵探完全無關，但王德輝其後告訴龔如心僱用私家偵探是葉的主意，導致龔如心和葉理光關係惡化，使問題更形複雜。)

3.31 自此王德輝和龔如心的關係惡化。其後不久，葉理光發覺龔如心臉有瘀痕，似乎曾被王德輝粗暴 (這當然違法) 對待。王德輝告訴王老先生，"要和她離婚"，但是王老先生和葉理光都加以力勸³¹。

3.32 其後幾個月，王德輝採取了一連串措施。在1968年2月12日，王德輝在廣東銀行以自己的名義租用一個保險箱，葉是唯一獲授權開啟的代理人³²。在1968年3月15日王德輝立了新遺囑，即上述1968年遺囑，寫明王老先生是唯一的遺囑執行人、受託人和受益人。這1968年遺囑明確撤銷他以前所有遺囑條文及產權分配。遺囑是他的律師張貫天先生擬訂，而且正如在第1章所述，是在施文律師行兩位合夥人面前簽立的。

3.33 據王老先生所說，王德輝要求龔如心 "交還所有錢、所有財物、資產等又說他不想龔拿去他任何財物³³"。於是龔如心即時通知滙豐銀行清結戶口並把結餘轉入王德輝的戶口³⁴。龔如心亦在1968年6月至8月期間把 410 Bellevue Apartments ³⁵一個物業她所佔的權益和她在American Investors Funds Inc.³⁶的股份過戶給王德輝。在1968年10月19日，王德輝通知滙豐銀行American Investors Funds Inc. 所派發的4,686.10美元應存入他的戶口而非龔如心的戶口，而之前一天，華懋的C.S. Lo先生通知銀行上述款項存入龔如心的戶口。

3.34 再者，在1968年8月22日王德輝簽立授權書予葉理光，然後，王德輝廢除他以前發給龔如心的授權書，並且以1969年7月7日的一封信通知滙豐銀行³⁷。從信件的日期來看，信件寄出時龔如心不在香港。值得注意的是，王德輝把1968年遺囑和上述有關的信件存放在廣東銀行那個龔如心不能開啟的保險箱內。箱內有些文件，除非好像之前廢除的授權書龔如心收到通知，否則這些年來她是不會知道的。

3.35 庭上有足夠證據支持龔如心很可能曾經通姦，這是王德輝簽立1968年新遺囑、更改1960年遺囑使龔如心不再是遺產的受益人的原因。在這方面，龔如心在誓章從沒有否認她當年有婚外情。(為公平起見應指出王德輝有婚外情在先，而龔如心有婚外情在後³⁸。)

3.36 無論是否屬實，王德輝明顯相信龔如心確有通姦，這就是他改遺囑和開始採取連串向龔如心索回財物的行動的原因。換言之，為探討而探討：即使本庭的證據不足以證明當時確有通姦，也改變不了王德輝曾作出這一連串行動：他無疑深信確有通姦。

張貫天的證詞

3.37 張貫天先生是擬訂1968年遺囑的那位律師，現居加拿大溫哥華，審訊第13日，他透過錄影影像傳送作證。

3.38 龔如心雖然在她答辯書裡沒承認1968年遺囑，但也完全沒有就1968年遺囑的真確性和簽立妥當與否去盤問張先生。被盤問時，張律師關於1968年遺囑的產生經過從來沒有受質疑。

3.39 他詳細描述1968年遺囑的產生經過包括王德輝指示要怎樣草擬與及和已故Frederick Zimmern先生一起做見證人。施文律師行 (Messrs. F. Zimmern & Co.) 當時只有他們兩位合夥人。

3.40 張律師說在1968年3月15日律師行的老主顧王德輝上午到他寫字樓，給了他這些 "遺囑指示³⁹"：

張律師請王德輝再說一遍顯示，王給的指示雖然清楚，卻出乎張律師意料之外。

3.41 張律師立刻 "用筆起草王的遺囑"，然後吩咐秘書正式寫好這份遺囑。他只花了10至15分鐘起草這份簡單遺囑⁴⁰。王德輝看了正式文件，確認 "是他的指示"。(在這裡稍作打岔：葉理光作證說王德輝習慣仔細閱讀法律文件，有一份在台灣買地的協議書有部份措詞不清，王德輝便拿回家讀翌日才簽署⁴¹。)

3.42 張律師形容王德煇 "認真嚴肅"，而且王德輝真明白遺囑內容無疑。接著他帶王德輝去已故Frederick Zimmern先生的辦公室。Zimmern先生把正式寫出來的文本全份看過之後，王德輝確認這是他的指示。王德輝接着在張貫天Zimmern兩位律師面前簽署遺囑。律師一般採用的標準手續清楚、簡單而嚴肅，及確保見證王德輝簽名前王德輝明白遺囑內容。這也顯示出，王德輝立新遺囑，他會找有專業保密責任和慣常聘用的律師。當本席考慮王德輝有否簽立1990年文件時，這點尤有關係。

3.43 張律師盤問時先生形容王德煇和龔如心是一對 "恩愛夫妻；形影不離"。然而，每逢需作出決定時，王德輝永遠作 "最後決定"。以下證言直指事實的真相⁴²：

3.44 在被覆問時，張先生補充說⁴³：

3.45 本席在此想補充一點，張律師與王氏夫婦一直保持交往至不幸在1980年代與他們發生爭執。故此，對他們的描述並不局限於六十年代。再者在被覆問時，張先生強調王德輝和龔如心 "個性極之隱蔽 "。他補充："據我所知， 他們不跟我和我前妻談私事⁴⁴"。王德輝這種性格與葉理光以下的描述是一致的：王德輝問他很多事卻從來不告以自己的私事。故此，葉理光就不知道王德輝聖士提反書院輟學的原因，而無疑王德輝也從來沒有說是被逐出校。在據說是王德輝簽署的1990年文件之可疑處這一章再分析王德輝的性格。

保險箱內發現的1968年遺囑

3.46 現打岔先分析這個保險箱和1998年發現的1968年遺囑。如上所述，王德輝租用一個新保險箱、使葉成為代理人以及1968年新遺囑的安排，目的顯然是撤銷1960年的遺囑並且斷絕龔如心和遺產的關係。1968年整體情況顯示王德輝不想龔如心發現他採取的行動。

3.47 此外如前所述，王德輝在1968年2月12日租用新保險箱，而使葉成為他的唯一代理人。廣東銀行不是王德輝和華懋慣用的銀行，但華懋總部和施文律師行都位於雪廠街，轉角處就是廣東銀行，地點對王德輝和葉理光很方便。葉理光現時記不起王德輝請他到銀行簽署保險箱代理人的文件時，王德輝是否已在銀行租了這個保險箱。從銀行保存的文件來看⁴⁵，王德輝和葉理光極可能兩個人一起去租用開保險箱，因為在租用書上和葉為代理人的簽名樣本咭日期只有一個。當時王德輝還告訴他，如王老先生要開箱，就替他開可以了⁴⁶。

3.48 其後王德輝立下1968年遺囑並存入保險箱內。由此可見，在1968年2月12日王德輝必已有立新遺囑的打算，取消龔如心的權益把遺產留給王老先生。一個月後，即1968年3月15日，王德輝才到律師行立新遺囑。由此可見，對王德輝來說，立遺囑是一件嚴肅而認真的事，並不是隨便倉悴要更改遺囑的那種人。雖然他一定對龔如心和她的行為感到忿怒，也經過充份考慮才立1968年的遺囑，並非一時衝動的決定。

3.49 王德輝曾告訴王老先生有一份新的遺囑而王老先生又可以叫葉從保險箱取出遺囑這點無可爭議。葉理光說，王老先生在1968年曾向他提及⁴⁷。此外，保險箱是在王老先生促使下開的也顯示王德輝曾告訴他箱內的遺囑。

3.50 雖然葉記不起成為保險箱代理人時以至及後，王德輝有否給他鑰匙；如果有，他一定遺失了。很明顯，王德輝一定把鑰匙給了王老先生和葉理光其中一人，否則叫葉去為王老先生開箱這個安排便說不通了。銀行證實發了兩條鑰匙，而龔如心從王德輝的遺物只找到一條。那很可能是發給保險箱登記戶，即王德輝的那一條。王老先生作證時及其後葉理光作證時，本席得到的印象是，這可能出於王德輝的周密安排：鑰匙給了王老先生，葉理光成為沒有鑰匙的代理人。本席這個印象是從以下事實用邏輯得出的結論：

然而，葉被問及這是否可能是王德輝的安排時，他連在租箱時或其後以代理人身份簽署的事情也記不起，他說不了那是不是王的安排。他記不起有沒有交鑰匙給他。葉理光記不起，王老先生也記不起。然而，那倒可能真是王德輝的安排，但無論是與否都不重要，事實是，王德輝在世時他們未有開箱。

3.51 這個箱在銀行登記的通訊地址是郵箱6752號，這是丙興行的郵箱。丙興行原是王老先生獨自經營的另一家公司。在1968年2月12日，即在廣東銀行開這個保險箱戶口那天，王德輝才以50,000元收購他父親在這家公司的所有權益⁴⁸。選擇當時不屬於華懋集團的一個公司郵箱做地址，進一步顯示王德輝不要龔如心知道這個保險箱和箱內之物。王德輝甚至不惜高價收購他父親在這家公司的權益，進一步顯示王德輝在連串行動計劃得很周詳。

3.52 然而，在以前遺囑認證訴訟HCAP 6/1997，龔如心在1998年4月24日所作的誓詞裡聲稱，她一向知道這個保險箱而且還負責繳付租金⁴⁹。她更聲稱王德輝曾給她鑰匙，她知道鑰匙在那裡。當時王德輝已失蹤超過八年，她能夠從王德輝的遺物裡找到鑰匙呈堂不足為奇。她亦聲稱，華懋集團搬往中環遠東金融中心時，王德輝曾叫她取出箱中所有財物，存入在東京銀行即將租用的另一保險箱⁵⁰。然而，她說後來她和王德輝因為忙，所以後來忘記了。本席接受原告人的陳詞：這只是她不加掩飾的一個謊言，而不是實情，因為：

3.53 再者，箱內找到的文件還有1968年遺囑、廢除龔如心的授權書和委任葉理光取代她的位置等的其他文件。這些全都是敏感文件，王德輝存放在她不能開啟的保險箱之目的就是要使她接觸不到這些文件。

3.54 本席接受原告人的這點陳詞。王叫她取出箱中所有物件轉放別處的說法是由於當時她不知道箱內除了1968年遺囑外，還有其他王德輝不想她知道的物件，所以她宣誓作出了另一個不實的陳述。

3.55 再者，為證明知道這個箱的存在，她還說負責繳付租金，又展示華懋置業有限公司在1975年1月和1981年4月⁵¹分別兩次繳付這個箱租金相關的分類帳，之後再沒有其他憑單或付款紀錄。兩次都是繳付一年租金。如果她確實負責通過華懋其中一家公司去繳付租金，一定不止兩年付款帳目，而應每年都有入帳。既然華懋置業有限公司的會計部有許多名職員負責此事，實在難以想像怎的這麼多年都沒有付款。

3.56 龔如心把分類帳呈堂並不能顯示她負責付款，也不能顯示她當時知道付了款。分類帳中記項的有關憑單她故意不拿出來，而這些憑單可以顯示誰批准付款。其實可能是王德輝批准付款，但龔如心只是在1997年訴訟開始後找到分類帳這些帳目，因利乘便利用這兩個分類帳去支持她的說法。由於這個箱明顯是以王德輝的名義所租供私人之用並非華懋置業有限公司使用，所以用華懋置業有限公司的錢去繳付這個箱的租金的確不尋常。

3.57 再者，在1998年4月作出誓章時，她很可能還不知道直至1981年2月每年還有付款的⁵²。然而，由於與保險箱登記租戶聯絡方面出現問題，之後數年沒有繳付租金。1982年至1991年的欠款後來清繳了，根據銀行紀錄⁵³，在1990年7月16日，王德輝失蹤後，九年欠款一次過清繳。如果龔如心真的如她所稱負責繳付租金，她沒有解釋為甚麼她以及華懋置業有限公司九年都沒有繳費。

3.58 作為這個保險箱通訊地址的那個郵箱，龔如心聲稱王德輝和她使用多年。她沒有說清楚何時開始使用這個郵箱⁵⁴。沒有證據顯示她過去曾經使用這個郵箱。這個郵箱在旺角，接近王老先生的住所，而遠離華懋寫字樓及龔如心1968年至1992年的住所。

3.59 (在盤問原告人的證人時，龔如心呈堂的) 華懋置業有限公司1976年和1981年的分類帳，是顯示郵箱的租金曾經由華懋置業有限公司支付的唯一證據⁵⁵。被告一方聲稱，證據證實郵箱是以華懋一家公司而不是王德輝的名義開的。然而，既然保險箱明顯是以王德輝的名義開的，而華懋分類帳紀錄顯示在大概這兩年的保險箱租金是由華懋支付的，那麼單出示華懋分類帳去顯示這郵箱的租金某些款項是華懋支付根本不能證明甚麼。再者，因為她故意不出示其他更相關的文件，例如分類帳中這兩個記項的有關憑單，所以這兩項紀錄本身對龔如心的說法不會有幫助。這些憑單會顯示究竟是誰批准付款。其他好像繳款通知書或租金收據等文件證據可以顯示租郵箱人的身份。這些憑單如果呈堂，可能顯示這兩次付款是王德輝自己失誤的或吩咐下屬的失誤地批出。

3.60 再者，王德輝失蹤後，前述保險箱從1982年2月12日至1991年2月11日九年租金一次過在1990年7月16日繳交，用現金繳費。1981年至1990年或1991年每年的繳款通知書似乎未有到王德輝的手中。在翌年1992年3月2日，有人又用現金支付截至1993年2月11日的保險箱租費按金⁵⁶。當時1992年收據上王德輝名下的地址是九龍旺角道97號D4室，也就是王老先生和/或王德輝母親的住所 (這與以前1990年7月16日的收據上沒有地址是不同的)。當時廣東銀行當然已經易名為美國太平洋亞洲銀行有限公司，這點與以後要考慮的事有關係。

3.61 因此本席接受原告人的陳詞，龔如心由於知道有這個保險箱和郵箱、所以獲知1968年遺囑的說法是失實的。(後來) 她知道王德輝有1968年這份遺囑很可能是由於的近律師行一封日期為1985年2月11日⁵⁷通知當時代表王德輝、龔如心的葉大磊律師行、施文律師行保管着 "王德輝1968年3月15日遺囑一份文本" 的一封信。

3.62 然而，這個推論 (她在1985這封信後不久，便獲知其事) 不一定不可抗拒，因為王德輝當時仍然在世，他可能不允許龔如心知道；她只不過是在王德輝失蹤後才得到這信，然後開始編造一些她不敢在本庭聆訊加以證實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葉大磊律師行直到1991年，即王德輝在1990年4月失蹤後的很久，才要求歸還那份遺囑文本。

3.63 龔如心在她其中一份誓章裡指稱，當葉大磊律師行要求施文律師行早日歸還他們當事人的遺囑和遺囑性的產權處置書，的近律師行以日期為1985年2月11日的信件代表施文律師行回覆⁵⁸。的近律師行覆函建議舉行遺囑移交會議。她稱王德輝對建議感到忿怒，拒絕參與會議而且指示 "律師" 取消會議⁵⁹。然而，這個所謂王德輝的反應完全不可信。

3.64 的近律師行的信措詞極為友善。當事人施文律師行明顯願意 "原封不動" 交出載有王德輝遺囑一份文本和龔如心遺囑的信封。這只是個建議，為免有任何不愉快事及為了雙方利益起見，開信和辨認文件時，在場人士最好有雙方律師在場，可能的話，另加一位獨立律師，例如孖士打律師行的律師當時便無利益關係。信中沒說如王德輝和/或龔如心想取回信封，那麼這些信封就不會以施文律師行所持的現狀交還。的近律師行那封信其實寫得非常友善和有周到，這在現時對立的律師之間並不那麼常見。

3.65 再者，如果建議真的不獲王德輝接納，葉大磊律師行應會發信拒絕的近律師行，並且正如的近律師行那封信所表示，要求原封不動退還信封。然而，葉大磊律師行沒有發這樣的一封信；歸還那份遺囑文本也沒有的近律師行的建議作為條件。

3.66 無論如何，如果龔如心的案由確實如此，雖然她不打算在審訊中作證以支持她的誓章，她也可以傳召當時那些律師來作證，被告一方完全沒有傳召這些證人。

3.67 因此，本席接受原告人的陳詞，王德輝不要求歸還那份遺囑文本的理由較可能是由於他不想龔如心知道遺囑內容，因此他沒有指示葉大磊律師行去要求歸還那份遺囑文本。王德輝對的近律師行之建議感到忿怒並不真確。龔如心的律師直到1991年，也就是王德輝失踪後，才要求歸還並取回那份遺囑文本⁶⁰。而王德輝既然已經失了踪，這一家律師行在1991年就不大可能直接收到王德輝要求歸還那份遺囑文本的指示。

3.68 1997年2月26日，保險箱經廣東銀行的律師安排下開啟。在此之前，根據廣東銀行的紀錄，王德輝在1968年2月12日開戶後，最後一次開啟是在1975年10月22日。從1968年2月12日王德輝開戶至1997年2月26日開箱這段時間內是否只曾開箱一次？如果是的話，那麼王德輝只可以在這一次 (即1975年10月22日) 開保險箱時把1968年遺囑放入去，因為銀行的律師黃國基先生說下一次在1997年2月26日有他在場開箱時，1968年的遺囑已在箱內。

3.69 因為原告人陳詞指，箱只開過一次，那就是1975年10月22日，而箱內所有東西都是在這一次放入去的。那些文件和相片都是在1968年2月保險箱開戶後才出現的。再者，一定王德輝自己放入去的，因為在1997年之前葉理光從來沒有行使代理人的權力開箱，而葉理光不可能取得1968年的遺囑正本和其他文件去放入箱內。"天然公司" 以 "3.68"和 "4.68"冲晒了一位女士的兩組照片，而以"7.69"和 "8.69" 冲晒了另一位女士的兩組照片。其中一張照片有 "1969.7.14" 這個日期。另一第三位女士的照片沒有日期。換言之，從1968年到1975年，王德輝一定是把這些文件和相片存放在別處。

3.70 原告人傳召的陳淑冰女士說每次開保險箱，銀行都會記錄下來⁶¹，接著儼然將銀行保存的所有紀錄呈堂。然而，有一點似乎原告人的大律師沒有察覺到，那就是F1第195頁雖是所有的開箱紀錄，在右下角可見這是美國太平洋亞洲銀行有限公司的表格：銀行在後來才採用這個名稱。在表格左下角可見form 804 (12/88)，可能意思是這是銀行在1988年才開始使用的表格。因此，可能正如這表格所顯示在1975年10月22日前是沒有開箱紀錄和/或者 "OCT 22, 75"這個手寫的日期是從舊紀錄抄寫在銀行用了新名稱後的新表格上。還有，在1997年銀行再次易名為美國銀行 (亞洲) 有限公司。那時銀行用了F1第196 (a)頁的表格咭來記錄開箱人的資料。沒有關於1975年10月22日那次開箱的開箱咭呈堂。當時可能沒有這種開箱咭，又或者可能這種開箱咭及其他開箱紀錄不復存在。(而我極其量只能這樣說) 也可能是在195頁那份表格是從舊表格用手抄下僅僅最後一項紀錄，而沒有抄下以前的開箱紀錄。或者在未採用新表格之前，根本完全沒有開箱紀錄 (這不大可能)。換言之，可能原先另有舊紀錄，不過已經銷毀了又或者仍然在這家銀行以其前身為名的縮影菲林檔案貯存起來。沒人問過陳女士這些問題。

3.71 從王德輝的性格和他在1968年簽立遺囑先租用保險箱，再用一個郵箱來作為保險箱的通訊地址的周密策劃，這兩點來看，本席不太相信他簽立1968年遺囑後，他不立刻從施文律師行所在的荷蘭行沿雪廠街去轉角的廣東銀行而會拖延。原告人第一位證人陳淑冰女士在1984年才開始在銀行工作。她當然不能在庭上告訴我們銀行前身的做法，以至第195頁第一項紀錄是如何得來的也不可以。如果另一情況屬實，即王德輝在1975年才一次過把所有文件和相片放入此箱，那就支持原告人的這點陳詞：他甚至在七年後仍然打算秘密保存這1968年遺囑，他入箱時想起這份遺囑故此應知它的存在。這也支持原告人另一點陳詞：葉理光雖然在1970年離開華懋，王德輝仍然信任他。這同時推翻龔如心所指稱葉理光離開華懋的經過，亦推翻王德輝和龔如心在1975年10月已經完全和好如初這個說法。然而，箱內發現的遺物仍有可能由王德輝從1968年3月15日至1975年10月22日分批存放入內的。這沒有駁倒王德輝仍然信任葉理光和原告人的說法。

提取1968年的遺囑

3.72 1996年底，王老先生叫葉理光幫忙開箱時，銀行已易名為美國銀行 (亞洲) 有限公司。起初王老先生似乎想查明王德輝是否仍然把1968年遺囑存放在這個保險箱內，因為事隔多年，王德輝可能已經拿走這份遺囑⁶²。葉理光應承王老先生，但找不到鑰匙。如上所述，他連鑰匙有沒有交給他也不肯定。

3.73 同時代表葉理光的原告人律師於是按指示問銀行此情況下開箱的手續。答覆是需要保險箱登記戶王德輝的書面同意，而且只有王德輝才可授權葉理光爆箱⁶³。律師、銀行的法律顧問磋商後達成協議，箱可以在1997年2月26日開啟⁶⁴。最後，在1997年2月26日，在銀行職員陳綺琦女士、銀行律師黃國基先生、葉理光先生和代表葉理光的律師行一名職員林華中先生面前開箱。開箱時，發現裡面的包括1968年的遺囑。不幸林先生和黃律師閙翻了，結果還未開列清單便把箱關起⁶⁵。

3.74 代表葉理光的律師和代表銀行的律師出現很大的誤會。代表銀行的黃國基律師是代表銀行的律師，自然認為身份中立，是取出文件開列清單的當然人選。然而，還沒弄清箱內有甚麼前，林先生說了句無禮的話，告訴黃律師不要碰箱內物件，因為他說 "價值連城，是黃律師賺幾輩子錢也賠不起的數目"。語帶侮蔑、很沒有意義。如果不讓碰那些文件，他怎能開列清單？

3.75 另一方面，林先生可能認為銀行只負責開箱，然後應離開保險庫讓葉先生和他的律師或律師行職員檢查保險箱。葉先生當時在保險庫外不在裡面，大概由林先生代表。然而，銀行當然覺得不應在銀行不知情下提取或放入任何物件入箱。銀行如沒代表在場，又怎能確保這兩種情況不會發生？既然林先生不准黃律師碰到文件，而打算在銀行代表不在場的情況下檢查保險箱內物件，黃律師身為律師審慎的建議銀行把箱關閉、禁絕一切接觸。當時，葉理光雖然是保險箱登記租戶王德輝的代理人，但沒有鑰匙。而銀行的規矩是，只有保險箱登記租戶的授權而非代理人才獲批准爆箱。雙方事前沒有取得一致的方式，鬧得很不快。

3.76 後來在1997年4月22日在稅務局⁶⁶兩名代表面前再次開箱，開列箱內物件的清單⁶⁷。這樣做與稅務局的慣常做法相符⁶⁸，因而原告人律師行在箱內發現的1968年遺囑，留下影印本後獲准拿去，遺囑如今在本訴訟呈堂。

葉理光離開華懋

3.77 現談本章涉及的最後一個時期，那就是在1968年遺囑簽立之後。王德輝和龔如心的關係無疑經已惡化。王德輝甚至可能已有動手打龔如心⁶⁹。在1968年那時，王德輝在台灣的投資偶爾需要人打理。除了派葉理光去台灣外，王德輝也採納他的建議派龔如心到台灣，作為冷靜期避免婚姻破裂，而她在台灣亦有所寄托⁷⁰。龔如心去了台灣，而且在1968年3月27日回來⁷¹。後來夫婦的關係的確逐漸改善。

3.78 然而，自從1968年那件事情後，龔如心開始對葉理光惡言相向。她怪葉好告訴王德輝她的私情，好吩咐偵探去刺探她的私情⁷²。簡單來說，她認為葉故意挑撥離間。事實卻剛剛相反。龔如心開始這樣說時，葉理光沒有即時否認，他反而先去問清楚王德輝，因為他察覺到王德輝告訴龔如心的話有點蹊蹺，後來得知王德輝故意把所有事情推到他身上，因為如果告訴龔如心是父親聘請的私家偵探，龔如心便憎恨王老先生影響他們的關係，龔如心甚至會要讓王老先生好看。王德輝當時的想法似乎是不想家中有爭吵。葉理光說王德輝認為葉在公司權大、地位僅次於王德輝，認為龔如心無法也不致使葉尷尬⁷³。

3.79 然而，王德輝向龔如心說謊、說是葉，王德輝說謊最大的原因是：

在當時的情況下，龔如心反應強烈，結果她開始對葉存有敵意而寫字樓的氣氛變得十分惡劣，這些都是王德輝始料不及也不怎上心的。

3.80 後來在1969年某日，龔如心向葉理光直言不諱，說如果葉留在公司，她與王德輝的關係永遠沒法好轉⁷⁴。這難為了葉理光。當初是他勸王德輝不要和龔如心離婚，很明顯他不想看到表弟婚姻破裂。然而如果他堅持留在華懋及向王德輝透露龔如心的敵意，情況就一定更糟。再者，那時葉理光在華懋所面對的工作壓力也異常大。

3.81 葉理光是負責華懋集團在香港的帳目，也要打理王德輝在台灣的聯營物業。除做會計外，還把大量精力投入華懋的地產業務⁷⁵。他當時已健康欠佳，而在台灣的物業投資到了一個不得已的階段，而吳先生不斷催促葉理光及王德輝過去解決買家不可再拖的不滿問題。

3.82 因此當時葉理光認為是請辭的時候了。他告訴王老先生和王德輝打算辭職和把他在華懋的權益回售王氏父子。他們兩個人都不願他離開。王老先生最初的反應是葉根本不應提出離開公司，而無論發生甚麼事情，都不需葉理光離開，一切都可解決⁷⁶。王德輝最初的反應是龔如心的態度可藉離婚解決。然而，葉的反應是，王德輝如果真要與龔如心離婚，最好等到葉離開華懋後才離，因為葉不想被人看作引致離婚的罪魁⁷⁷。

3.83 葉理光和王德輝也有商量把葉在華懋的權益回售王氏父子。葉開價一百萬元。王德輝最初說開價太低⁷⁸。葉說這是他第一次聽到王德輝說賣給他的東西價錢太低。葉估計當時華懋集團的資產大約值一億元⁷⁹。他不顧實際資產值而開價非常低，因為他明白王德輝一向看重金錢⁸⁰。因為索價高王德輝可能不願意拿錢出來，交易可能無期，而夜長夢多⁸¹。他也不可能賣出股份然後留任，也不可能辭職而不出售股份。出售股份然後留任明顯使他的請辭職失卻意義，單辭職而不出售股份這個辦法葉理光也不會接受因為沒有資金創業。換言之，葉這個價是他向王家提出在價錢方面不能拒絕的一個價。

3.84 王德輝最初拒絕與葉理光之意，並非想鼓勵葉索取高價，而是讓葉知道一百萬元出售股份不明智，從而勸葉不要出售股份離開公司。王德輝必定曾仔細考慮過葉股份的確實價值。他甚至要求看1958年最初協議書的文本、看究竟葉作為地產生意的資本所享有的權益是不是從塑膠生意來的。葉享有華懋兩個業務的權益，而其實到了1965年他亦已獲配香港華懋公司一些股份⁸²。討論後，到了1970年1月王德輝終於願意回購股份。王德輝向葉理光表示，一百萬元這個數字只是臨時的價錢，日後再補加⁸³。

3.85 葉不願冒王氏父子改變主意的險，所以準備好協議書。王老先生按照王德輝的意思與葉簽了收購他在華懋股份的協議書。協議書的日期是1970年1月31日⁸⁴。葉出售自己的股份後，收到一張一百萬元、日期為1970年6月30日的私人期票。後來換了兩張票：一張日期為1970年6月30日的750,000元支票和另一張日期為1970年7月28日的250,000元支票⁸⁵。簽協議書後，葉理光離開了華懋。

3.86 然而，王氏父子仍然嘗試游說他回心轉意。簽協議書後在家裡幾個月，王德輝仍然每月派人送工資給他直至7月底⁸⁶。那一定是，收了一百萬元後，王德輝仍然希望葉會改變主意，取消這宗買賣回來華懋為他服務。在這段時期，葉仍在處理華懋六個項目的售樓小冊子⁸⁷，和王德輝參加在美麗華酒店與地產業界人士的私人秘密會議⁸⁸。

3.87 雙方的意圖明顯是，葉理光離開而且放棄他在華懋各公司的所有權益。協議書列出了以葉的名字註冊的公司股份。但是，這個表並不十分詳盡，因為葉忘記了集團一家公司的股份，他因而忘記列出這些股份。被告人一方於是用龔如心提供的文件去盤問葉理光、測試他的可信程度和記憶力，因為協議書的列表遺忘了一家公司。

3.88 漏的是安利公司，1969年5月19日葉理光離開華懋集團前不久，華懋置業有限公司收購部份股份。然而，正如葉所說，如果沒有忘記的話，他不至笨到漏掉那家公司，也不會把這事放下不提直至2001年被盤問的時候，不承認其實擁有那些股份權益。也就是說他不會否認擁有那些股份。在1970年1月31日起草和簽署協議書時，他仍然是這家公司的股東和董事。

3.89 盤問葉時用的文件清楚顯示，王德輝使葉理光和一位外籍秘書Simonson先生為安利的董事，每人獲配兩股以符合董事控股的資格。安利之前由一位許先生全資擁有。當王德輝決定與許先生聯營，華懋置業有限公司及其指定人獲配股份。許先生控制的安利在1969年5月16日以1,422,500元購入一塊土地。三日後，即1969年5月19日，華懋置業有限公司獲配股份。這顯示大約那個時候華懋置業有限公司和許先生在聯營發展土地方面已有一定協議。

3.90 聯營項目下一般每位合夥人負責承擔自己所佔比重的建築費⁸⁹。然而，安利在1969年10月9日取得建築按揭⁹⁰。這當然不表示華懋沒有足夠現金承擔建築費，但華懋置業有限公司通常收取高於銀行建築按揭的利息，很可能許先生不願依靠華懋的融資而情願由安利去取建築按揭來為他的那份建築費用提供資金⁹¹。當時，華懋置業有限公司本身從未取用過任何建築按揭。在香港，華懋是唯一仍然用現金營運的大建築商，這是有識之士眾所周知的。葉理光作證說在華懋時，華懋置業有限公司沒有任何建築按揭。被告一方於是用這建築按揭以證明葉之不可信，借題發揮一番。

3.91 然而，葉很少參與這家公司的事務，參與時間也很短。他說不記得曾經從華懋置業有限公司提取款項購入安利的權益。這並不足以為奇，因為初期的款可能是由王德輝墊支給華懋置業有限公司支付，或者甚至直至到1970年1月仍未付款，然後在華懋置業有限公司1970年3月底會計年度尾的帳目去反映⁹²，那時葉理光已經離開公司⁹³。不從華懋置業有限公司帳目提取款項，葉理光不會知道這項投資。同樣如果在華懋置業有限公司加入後，安利的帳目繼續由許先生掌管一般時間的話，葉不會對這家公司有印象。據葉所言，他從未見過華懋支用建築按揭⁹⁴，相信確是實情，況且，儘管有使用安利建築按揭，也不會在葉離開華懋前的事，因為第一次使用不可能在樓宇建至4樓以前⁹⁵，而安利在1969年5月16日才購入土地。

3.92 雖然在協議書內出售股份的一覽表沒有安利的股份，但是葉在這公司的兩股已在1970年12月1日⁹⁶轉歸王老先生名下。葉大概沒有簽立任何轉讓文書，因為被告一方未能出示這種文件。即使葉有簽署轉讓文書也已忘記了，甚至確實忘記了當初曾在股票上簽名。

3.93 最後，本席裁定安利事件絲毫不使人懷疑葉的可信性。這些事情畢竟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他從來沒有機會去翻看文件以喚回記憶。他擬定把華懋的權益回售給王老先生那份協議書時忘記了安利。這點事實證明安利沒給他留下印象。如果尚時安利的投資對他有值得注意的地方，那麼他一定不至遺忘。如果說他蓄意遺忘，那麼，除了那一百萬元成交價外，為甚麼安利股份他甚麼也沒討回。

3.94 再者，當時他在夾縫中間。首先，他夾在王德輝和龔如心的感情糾紛中間。第二，如上所述，在聯營土地發展項目方面，他夾在王德輝和台灣的吳先生中間。除此之外，他要處理一個大集團繁重的日常事務。他說他當時 "病" 了，那麼他必定是疲倦不堪，他只想擺脫王德輝和龔如心本人而非由他造成的一切不幸。

龔如心對葉理光的指控

3.95 葉理光的證詞，尤其是關於他離開華懋的前因，受到被告一方充滿敵意、非常惡毒和不負責任的抨擊。簡言之，被告一方的案由 無疑出自龔如心的指示 就是由於葉理光 "濫用職權 " 而被逐出華懋。被告一方指出，王德輝最後一次從台灣歸來後懷疑葉理光虧空，而且親口聲稱葉背後中傷他⁹⁷。葉斷然否認。

3.96 然而，被告一方未能通過盤問指出具體事例使人可以聯想葉曾經虧空。接着，她指葉負責台灣聯營公司的帳目，言下之意指那便是葉偷竊和掩飾偷竊行為的機會。事實上，聯營公司僱用的簿記員和會計另有其人。雖然系統由葉設計，但輸入資料的卻是受僱的職員。身為聯營公司其中一名董事，葉的確有查看公司帳目，而且有一次他被派往台灣時，嘗試做了一次部份帳目的結存作為核數。後來大家發覺聯營公司的帳目或分類帳是台灣那名僱員每月擬定然後送交香港。這一向是香港華懋寫字樓內一位戴政平先生掌管的。而後來葉離開公司，戴先生接任華懋集團會計⁹⁸。因此，如果葉確曾 "濫用職權"，戴先生是可以發現出來的。

3.97 再者，在1999年9月，龔如心已經在一份誓章說，知道接任葉理光會計職務的戴政平先生和從前負責出售香港華懋物業單位一位文員李裕正先生(音譯)，關於王德輝如何對葉失去信心的背景方面掌握了重要而切實的資料。她說由於當時時間緊迫，所以未能從戴先生和李先生收集證據然後送交法院存檔⁹⁹。然而，在兩年半後，即2003年3月，葉被盤問時，龔如心透過她的大律師仍然未能向葉指出他所謂的濫用職權、欺騙王德輝或華懋、又或者虧空王德輝或華懋財物的一個具體事例。

3.98 葉作證時已76歲。他受到的盤問即使不算受盡欺凌，至少也是時間冗長、不必要的仔細和激烈。問及的細節包括他在1951年帶多少錢來港、他在上海如何賺錢 ¹⁰⁰ 和在1970年他離開華懋時有多少資產。然後詳細盤問他，在1970年離開華懋後他如何從物業投資賺錢¹⁰¹。三十年前的台灣舊文件又沒作披露就出其不意的拿出來要他看¹⁰²。不作披露的解釋是，那些文件只與證人的可信程度有關。這等於承認那些文件與本案任何爭論點無直接關係，然而，葉理光都能清楚一一解釋文件和背後的交易。

3.99 再者，被告一方從工程檔案取出售樓書來盤問葉時，雖然初時他因為沒有與香港建屋貸款有限公司磋商而記不起該公司，但是他能夠說出自己在此事擔當的角色。葉顯然既坦誠又能幹，而他在華懋全心投入工作，所以他對自己處理過的事印象深刻。以他76歲高齡來說，記憶力極之了不起。

3.100 龔如心說台灣的投資損失慘重，所以要她協助負責結束這盤生意。因此她一定曾經審查這盤帳目，但她交不出任何證據證明葉理光失職。而且，被告一方對葉直接指出某些事情後 (而不是建議式的提問) 後，她本人卻不上庭支持這些信口雌黃之事，更未能傳召證人來支持這些說法。

3.101 再者，龔如心對他的指責是既含糊又把持不定。她在1999年9月那份誓章這樣說¹⁰³：

辭職說成是王德輝示意的，只不過向葉取回股份而已。

3.102 然而，必然是由於本訴訟的文件有妥為訂立的協議書把股份回售給王老先生，於是龔如心知道她不能繼續說轉讓股份出自王德輝的命令或指示，她於是改口聲稱，王德輝懷疑葉虧空他的錢，向葉指出，主動提出辭職是因為恐怕在台灣的 "失職"會被揭發。她還懚然說他因中飽私囊，所以離開華懋¹⁰⁴後不用怎工作也可以過奢華的生活。這點在第124日提出了，那時關於台灣的事他已被盤問數天了，而虧空這個指控明顯沒有得到證實。當時是這樣向葉指出案由的¹⁰⁵：

3.103 既然王德輝願意付款回購股份，說王德輝懷疑葉理光虧空公司財物這個說法明顯站不住腳的。不過這從任何角度來說也是賤價而沽，不然, 龔如心本人即使不作證也可輕易以華懋的帳目來加以反駁，但是在本席面前完全沒有反方的證據。

3.104 再者，華懋的股份當時因為是私人公司的股份沒有上板，故未經董事局同意是不能轉讓的。另外，華懋的一貫做法是，除非公司清盤，否則永不派息，故持有這些股份沒有甚麼實際利益。

3.105 被告一方說王德輝懷疑葉理光虧空，所以延遲支付1,000,000元這個說法更為荒謬。正如葉理光所指出，如果王德輝有理由懷疑他虧空公款，他不會只是延遲付款，因為王德輝曾因僱員偷去七元而把僱員送交警署查辦¹⁰⁶。

3.106 說王德輝因為憎恨葉理光不想跟他見面，所以請王老先生與葉理光交涉¹⁰⁷這個說法也可謂荒謬。如果王德輝有理由相信葉虧空或者不誠實，他們雖是表兄弟，也沒有理由不向警方報案。再者，如果他這麼憎恨葉，他可以拒絕回購他的股份而葉的投資將困在公司裡。還有，這些公司從不派息，而在葉離開公司後王德輝沒有義務繼續使用葉佔有股份的公司營商圖利、發展項目。他的股份，王德輝可以壓價至例如100,000元。如果他懷疑葉虧空又或不老實，王德輝無疑可以壓價，而葉也應該知道是甚麼一回事。

3.107 被告一方提出的說法是，葉理光最後一次從台灣回來後，王德輝便不再信任他。被告一方圍繞台灣事務盤問了好幾天。這幾天盤問並沒有揭露足以顯示葉虧空或失職的任何資料。最後的說法是，既然負責台灣的帳目，便有條件虧空¹⁰⁸。被告一方曾這樣指責葉理光：王德輝對葉 "提出這個指控" 是因為密絲佛陀 (Max Factor)聯營生意和塑膠原料生意都有盈利，但從來沒有分給王德輝任何利潤¹⁰⁹。密絲佛陀生意方面，葉理光所做的只有以下一件事：他應王德輝的要求邀請吳先生接納王德輝為合夥人，但葉的努力沒有成果。因此王德輝一定是其後才參與的。後來事情清楚了, 原來被告一方並不是說蜜絲佛陀生意有任何利潤給了葉。最後，這點不滿萎縮成為：葉站在吳先生的陣線告訴王德輝沒有利潤¹¹⁰。

3.108 其實，王德輝從來沒有過問葉關於蜜絲佛陀投資的利潤¹¹¹。在葉離開華懋前，王德輝從未聽過有關密絲佛陀業務的任何糾紛¹¹²。王德輝和吳先生的確為了蜜絲佛陀的利潤而興訟，不過那是後來在1975年的事¹¹³。在這方面，龔如心應該有文件證實與蜜絲佛陀訴訟的時間，但她沒出示任何文件證明葉記憶出錯。

3.109 塑膠生意方面，由於華懋在美國的供應商在台成立了營業部，所以吳先生不再需要從香港華懋或華懋在美國的供應商購入塑料。華懋沒有出示文件反駁葉的說法。最後，懷疑有虧空和欺騙的事件再有新的說法。被告一方的新說法是¹¹⁴：

3.110 龔如心始終未能指出，王德輝懷疑葉從其他那幾塊土地吃價，或者透過吳先生去騙他的錢。如果這個指控有一點事實根據的話，被告一方沒有理由不用文件或證人去反駁葉理光。如上所述，事實上，台灣的投資，王德輝使葉理光極為尷尬：葉向吳 "擔保" 王德輝，而王德輝堅持修改圖則以圖更高利潤的悲慘結果，以葉所知, 吳因此而要入獄。

3.111 除了上述由葉提供的確實證據外，王德輝的行為也鐵一般否定龔如心的指控。自從葉在1968年8月去台灣後，王德輝給了葉直到在1990年他失蹤時也從沒有廢除的無約束授權書。王德輝不幸去世後，授權書才因法律的效應廢除；保險箱只有王德輝和葉理光才能開啟，龔如心都不能。王德輝處事謹慎，他把這份授權書、1968年遺囑和其他重要文件放入箱內。王德輝完全對葉失去信任這個指控和說法純屬被告一方的虛構。

3.112 總而言之，本席不得不說，龔如心對葉的多個指控不但沒有根據，而且閃爍不定。雖然龔如心沒有作證，這些指控顯示她可信程度低而且不斷虛構不實之詞維護自己。這盤問無疑出自龔如心指示，是費時失事之舉。

3.113 盤問葉反而證實了的一些事實，包括葉離開華懋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龔如心對他心存敵意。雖然事隔30年，龔如心還不負責任地編造指控去破壞他的聲譽。然而，龔如心的這根刺部份由王德輝誤導而成：王德輝騙她說是葉發現她行為不檢，勸他聘請私家偵探。不幸龔如心多年來信以為真；事情卻剛剛相反：葉一直是王德輝和龔如心兩個人的忠實表親、僱員和公司股東。本席在此結束王氏一家與葉理光之間在1960年代、以葉出走華懋集團為結局的風雨飄搖時期。

3.114 下一章談及1970年後的事，本席會敍述龔如心的角色。在結束本章關於1960年代之事及開始下一章之前，本席認為應該在這裡分析龔如心對家翁的嚴重指控，然後再分析其家翁的可信程度。

龔如心對家翁的指控

3.115 龔如心對她家翁有若干指控，部份透過她的大律師向王老先生提出，部份記錄她在法庭上的誓章裡。大多指控都沒經她本人或證人口頭直接證明。這些指控用以顯示王德輝不會作出以他父親為受惠人的遺囑性產權分配。

3.116 龔如心聲稱王德輝 "憎恨" 父親，還說了一些箇中原因。首先，被告一方提出，王老先生營商魯莽招致重大損失，王德輝被迫輟學加入家族生意。被告一方又提出，王老先生借下鉅債，而王德輝要父債子償。

3.117 為了證明這幾點，龔如心把王老先生和他的老拍檔牟介之先生的交易引入，以顯示王老先生欠下牟先生鉅債，而牟先生還在追債。王老先生的的態度是，雖然他還未向牟先生付清購入他股份的款項，但是被告一方出示的日期為1952年1月26日那張借據¹¹⁶是偽造的。被告一方未能證明借據是真的，而龔如心也沒有將借據來源的證據提交。到了1958年或者借據上的規定還款要求通知書發出一星期後之六年，這個債項便超過法律的時效而不能追討、不能強制執行。在1961年或不久雖曾追收還款，那六年時限在本審訊開始前早已過期。自此以後，這個所謂債項的法律責任根本不復存在。

3.118 無論如何，被告一方從沒有說王老先生有任何債項由華懋償還。龔如心不能列舉王老先生的任何債項由華懋或王德輝還款的事例來質問王老先生。

3.119 王老先生當然否認曾有債項需要王德輝或華懋代為清還。當葉理光作為華懋集團的會計時，沒見過還款，也沒人到華懋辦事處要求清還王老先生的債務。

3.120 王老先生與牟先生間有沒有像與顧林慶先生間的安排，這點不盡清晰。韓戰爆發前，王老先生穿梭港滬那段時間或前後，他把榮華在香港的分行交由持有香港榮華少量股份的顧先生管理。王老先生看來將榮華香港分行的擁有權給了顧先生換取他在中國榮華的股份。那時是1948年的事。既然牟先生抱怨留在大陸因而要負責清還總公司在當地的債，那麼王老先生和牟先生之間又有沒有相應的安排呢？然而，王老先生沒有提及這樣的一個安排。

3.121 再者，這張借據的情況與The Estate of Yang Sen-hui & Others v. Pao Yuen Tung Hsing Yieh Co. Ltd.¹¹⁷一案的情況頗為相似。被告人的首席大律師有份處理上述案件，應該熟悉該案的情節。正如該案所裁定，牟先生憑那張借據去追討的債項因就行使權利有疏忽、有延誤而不得再追討。

3.122 被告人斬釘截鐵說借據只與王老先生的可信程度有關，也就是說，除涉及原告人的可信性外，借據不與本案有關。最後，本席裁定這方面的盤問浪費時間。

3.123 被告一方又憑壹週刊¹¹⁸的報導，說王德輝因父親生意的財政困難被迫輟學來支持龔如心的說法。如前所述，這顯然失實。王德輝在1952年9月被聖士提反書院逐出校門，他沒有理由、沒有道理因此而憎恨父親。事實上，他父親有仁者之風，把這件連龔如心也不知道的醜事隱瞞多年。他安置王德輝在自己公司，給他一個職位。王老先生當時的立場是，如果王德輝夠資格留學，他一定支持兒子去美升學。事實上，王德輝盡力，甚至過份盡力爭取美國Drew University的取錄，若然過關，他早在這所大學升學。

3.124 王德輝離校原因顯示，龔如心在編造故事時既不知道王德輝在聖士提反書院輟學的真正原因，也不知道有強而有力的文件證據可以暴露她的謊言。王德輝雖然可能曾告訴龔如心輟學是因為韓戰影響父親生意，被迫離校是因為父親的生意賠了本；但王德輝也許沒有這樣告訴龔如心。無論如何，從這點她說不上王德輝憎恨他父親。

3.125 龔如心也可能以為王德輝不會出來反駁她，她胡亂編造故事也不會被悉破，而她憑訪問王老先生的報導就這樣說以為萬無一失。然而，她沒想到王德輝偽造成績表，而聖士提反書院長遠保留學生紀錄、存檔工作做得很好。她可能想不到王老先生和王德輝父子親深，在1999年王老先生在王德輝死後接受傳媒訪問時，仍然維護兒子的聲譽而不透露王德輝輟學的丟臉原因。王老先生接受訪問未經宣誓。龔如心以為壹週刊的報導是支持她說法的一張皇牌，結果幫不了她的忙。

3.126 據說王德輝憎恨他父親的第二個原因是，王老先生與張女士之私情。據說王德輝深愛母親，因此當他發覺王老先生與張女士同居，感到氣憤、恨他父親有第二個女人。

3.127 然而，王老先生與張女士的關係早在1959年以前，王德嫻仍然在香港與家人住在一起時已經開始。那時，任女士認為應該去台灣會丈夫，但後來因為王德嫻去信投訴龔如心而要從台灣回來。在1950年代末期，王德輝不可能不知道王老先生有張女士這位女朋友、情婦或姨太太。無論如何，在下一時期1965年左右，他必定知道王老先生和張女士同居，因為根據葉的證詞，1965年前後有一次葉到訪王老先生和張女士的住所，葉在那裡見到王德輝和龔如心。他們一起吃飯，當時王德輝和王老先生的關係既不緊張更沒有任何問題。

3.128 再者，在1968年和1969年龔如心去了台灣的時候，張女士曾到王德輝的住所收拾房間及遛狗¹¹⁹。葉理光雖被盤問20天，這方面的證詞也沒受質疑。

3.129 王德嫻也作證說，在1973年在王德輝桌上看見張女士的一張照片。王德輝給王德嫻看照片，說她是父親的姨太太。王德輝當時並無氣憤，而且向王德嫻證實見過張女士，到過她家吃飯不止一次¹²⁰。

3.130 除了王老先生、葉理光和後來王德嫻的確實證詞外，顯示龔如心這些說法失實及純屬虛構的最有力證據來自王德輝。如果王德輝真是因為某些原因憎恨或不喜歡王老先生，那麼他為甚麼立下1960年遺囑把自己一半遺產給父親而且遺囑交由父親保管？到了1960年，如果王德輝忿恨父親令他輟學要出來工作代父還債這種說法是真的話，大家可以想像從1952年9月學期剛開始便要輟學之後的頭幾年他還年輕時，應是他最感忿恨的時候。

3.131 然而在1968年他立下第二份1968年的遺囑時，把所有遺產留給父親。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王德輝沒有在兩份遺囑為母親留下甚麼。因為總總的原因，本席最後裁定這些針對王老先生的指控失實、完全不獲證實。

王老先生的可信程度

3.132 王老先生雖然已是90多歲的高齡老人，但依然前來作證支持案情，接受歷時足足七整天的盤問。盤問範圍廣，問題包括他是否曾經說謊¹²¹及曾否欠債；他的證詞內容涉及與兒子王德輝的關係和訂立1968年遺囑的背景。

3.133 被告人一方盤問他時提出各式各樣的指控，包括欠債、營商魯莽和沉醉於溫柔鄉等。他作證之所以說錯一些話，不是因為他對事件混淆或弄不清問題，就是年事已高。他說龔如心的不是，例如怪她反對他申請生活費，其實她的律師沒有參與當時的聆訊，涉及的信件亦純屬意見而已。儘管被告一方大律師發問時措詞凌厲、語氣嚴峻的要他道歉，他也為此趕快由衷的道歉。

3.134 他的大律師陳詞指，他作證時雖然笨拙，但他是可信的證人。本席反而認為，與同齡人比，他並不笨拙；另一方面，所謂的 "笨拙" 反而顯出他的真誠。有些事他記不起來，但他沒有順口虛構。關於牟先生那張借據，他已盡量回想及真誠回答。本席認為他是個可信的證人。

3.135 1960年代的不幸結局是葉理光出走華懋集團。本席接着考慮下一段由1970至1990年的時期。

第4章 1970年以後

4.1 葉理光在1970年1月離開華懋後，1970年後的時期便開始了。這個時期也可稱為“華懋的後葉時期”。龔如心其後在華懋擔當更為吃重的角色；這一點雙方沒有爭議。另外，她與王德輝的關係在過去十年所發生那些事終於得到改善；這也是雙方沒有爭議的。然而，有稱謂龔如心在1960年代已有參與華懋的事務，刻意與葉棄走後龔如心始在華懋吃重混淆。這從本審訊證人的陣容可見一斑。

4.2 原告人方面有王老先生、葉理光和葉德嫻。他們，尤其是葉，都說龔如心在華懋集團沒有扮演活躍的角色、也沒有具體的職務。葉的證詞只涉及龔如心在1955年結婚後至1970年1月離開前，並不是說到1990年龔如心在華懋還沒有扮演任何重要角色。

4.3 被告一方有以下證人：

4.4 因此，所有這些被告傳召的證人使本席的印象更為深刻：王氏夫婦親愛的形象只是這些被告傳召的證人在後葉期觀察到的。他們都是外人，不是王家的成員。

4.5 王德輝和龔如心在後葉期的情況最好用被告傳召的趙世曾先生的話來總結¹：

4.6 最少直至1980年代中期，趙先生的華光與華懋有很多聯營項目。王氏夫婦給他的印象是，大體上他們兩個人共掌華懋²，又說，王德輝採用的策略是“我要回去諮詢太太”讓他們再作考慮³。

4.7 趙先生記不起關英傑，而他只對華懋張漢傑有印象。這不足為奇因為關英傑只在1970年代早期華懋裡工作，時間比張先生短得多。張漢傑在公司內工作整整六年。關先生在公司內的時間這麼短，可能沒有那麼多機會跟華懋的聯營伙伴見面，最低限度沒有像張漢傑那麼多。張先生在公司的時間較長，可以和王氏夫婦建立更密切關係，也因此較多接觸其他像趙先生這樣的聯營伙伴。

4.8 如上所述，張貫天先生說在1968年王氏夫婦婚姻出了點問題，而龔如心其後去了三藩市。後期，龔如心從三藩市歸來後，他們常聚面。

4.9 如前所述，張貫天先生說每逢需要作決定，雖然王德輝會徵詢妻子和其他人的意見，但最後由他去決定⁴。

4.10 趙先生在主問時說，王德輝好出席會議，而開會是他生活一個重要部份。事實上，王德輝與他出席較多會議，而龔如心只出席其中一些會議⁵。

4.11 其實中肯的說法是，王德輝不會迴避會議。王德輝會與生意伙伴出席那些涉及大決定的重要會議。正如張貫天所指出，最終決策人依然是龍頭王德輝。張漢傑先生也同意這個看法。

4.12 張漢傑先生這樣說王德輝和龔如心的關係⁶：

因為除卻之前的葉理光外，他是華懋有史以來最受信任的緊密僱員，所以關於王德輝和龔如心之間的級別他定必正確無誤。

4.13 與訟雙方要求本庭考慮王德輝是否亳無保留地信任龔如心。因為涉及婚姻關係，有些情況並不是非黑即白，難以清脆的回答是或者不是，甚至乎信任程度也很難說，有些夫婦的關係就像風中之風信鷄又或者中國人的海鮮價，可以天天不同。

4.14 問題的關鍵在王德輝是否毫無保留地信任龔如心，以至他要處理自己死後的財產而立遺囑時，唯一的理性選擇就是把所有遺產留給妻子。姑且稍作學術探討：即使他當時確有這個意圖或欲望，下一個問題是當他還在世而仍有這意圖時，他是否該做的一切做足做妥。

4.15 被告傳召的證人全部都是王家的“外人”。這些人憑觀察可能覺得他們兩個人幾乎完全互相信任⁷。本席接受，對很多外人來說他們的關係可說良好，甚至看來他們已經回復正常的恩愛夫妻關係。

4.16 然而，不要忘卻1968年接近全年以至1969年，他派龔如心去台灣、請她去打理那面的投資。葉在1968年3月28日⁸的信，明顯可見龔如心一天前已被外派。王德輝派她去台灣時當然是托她去維護他的利益。然而外人甚至連龔如心也有所不知的是，數天前，即1968年3月15日，他立了1968年遺囑、撤銷了她在1960年遺囑所繼承的一切。這因此證明，正如原告人的陳詞所指，王德輝托龔如心參與他的業務甚至做他生意上的代理人，而且與她像恩愛夫妻一般住在一起並不表示他準備死後把財產留給她。再者，以後在本判決書中可見，王德輝截至1990年的一生中，對她的供給綽綽有餘。

4.17 再者，據葉理光所言，即使在葉本人離開華懋後，王德輝仍然介懷早年從1966年至1968年他和龔如心在又一村又一樓居住時她一些據稱是或者涉嫌失德行為。葉說，在1974年王德輝約他在中環一間咖啡店見面，是為了請葉調查仍住結婚時的又一邨聽他母親所說，龔如心可能與A先生有不尋常關係這事⁹。葉其實請王德輝不要自尋煩惱，不想牽涉入內。這正好說明葉理光和王德輝性格不同。葉理光寬厚、以和為貴，而王德輝起碼多疑、喜歡尋根究底。其時從所有外人來看，王氏夫婦是一起做生意而又極恩愛的一對夫妻。

4.18 再者，王德輝一定曾開啟保險箱，至少在1975年10月22日那天就開過。而他一定知道或因此記起在箱內的1968年遺囑。他雖然有很多機會去撤銷或修改1968年遺囑，又或者在他遺囑性的產權分配加上遺囑修訂附件，但他不作改動。即使在他們關係似乎有所改善後，也沒有這樣做。從外人的角度，事業上龔如心是他的親密助手，包括在牛奶公司收購戰她都以高姿態出現。

王德輝留給龔如心的財物

4.19 從多個公司查冊、銀行戶口資料和其他文件清楚可見，王德輝若非已有生者之間(inter vivos)的饋贈予龔如心，亦以明示或足夠的默示方式同意了資產應每人怎樣分配或持有。龔如心與遺產管理人和/或王老先生本人間仍有訴訟進行。然而，無論龔如心說擁有這些物業是對的，還是另一方遺產管理人和/或王老先生對，從饋贈或她和王德輝 後來她獨自一人 建立的王國中她所付出而收到的報酬，龔如心都已充分收到豐厚的資產。本席稍後將於下文敍述這些資產項目。

4.20 從消極方面來看，王德輝在1968年採取了前述一系列措施使龔如心不再是遺產的受益人，他也削減龔如心一些資金的供應。從他存放在保險箱的其他文件清楚可見：

4.21 然而，後來王德輝對龔如心供給不以遺囑留贈的方式。從1970年至1990年，王德輝在生時 對龔如心的供給慷慨。在1970年或其左右，王德輝名下的旗艦公司是華懋置業有限公司。從大約1965年開始，華懋置業有限公司和香港華懋公司的大股東一直是Chirstoban。 (除王德嫻和葉理光外) 其他股東持有股份純粹是為了得到董事的資格。1970年葉出讓華懋置業有限公司的160股和香港華懋公司的100股給王老先生。而王德嫻繼續持有香港華懋公司400股和華懋置業有限公司50股。王老先生叫子女轉讓股份給Christoban時，王德嫻似乎在外地。現時，究竟是誰真正實益擁有Christoban仍有爭議。龔如心聲稱Christoban一直由她實益擁有¹⁷，但這並非本訴訟的主題。

4.22 從張漢傑的證詞清楚可見，從1970年代下半段開始，華懋置業有限公司淡出不再是集團的旗艦公司，參明行有限公司取而代之成為旗艦公司。到了1980年代，華懋置業有限公司和香港華懋公司不再持有集團最多資產。參明在1973年2月14日成立，而股份認購人是王老先生和 (外籍秘書) Foyn ¹⁸。

4.23 數月後在1973年7月20日，Foyn把股份轉讓給王德輝¹⁹。在1976年或之前參明股本重組，把股本分成A股和B股，包括已發行的20,000 A股每股100元的和30,000 B股每股1元的。參明配19,998 A股給戴政平但沒有配B股給他。因此至少自從1976年12月31日以後，從紀錄來看，參明股權分佈如下：

4.24 沒人說戴先生個人全權持有19,998的多數股份，沒人著實說他實益持有那些股份。遺產管理人和龔如心就戴先生究竟為王德輝還是龔如心持有那些股份有所爭議，而這不是本訴訟的主題。

4.25 龔如心在1977年成為參明的董事²¹，那時她是沒有任何股份。除了以戴先生名義持有而有所爭議的19,998 A股實益擁有權外，她在旗艦公司內完全沒有權益。然而，若說戴持有的所有那些A股都是為龔如心持有的這個論點如果是對的話，那麼除了那象徵式的壹股外，王德輝在那階段在旗艦公司再沒有權益。

4.26 在1980年10月27日，參明的股本結構再有變動。這與龔如心胞弟來港很有關係，而王德輝以資產轉入他名下協助他居港。當時王老先生那一股已轉讓給王德輝，王老先生已經有一段時間不是參明董事。王德輝和龔如心每人配得2,000 A股和12,000 B股。龔如心胞弟龔咸心與他妻子每人獲配3,000 A股和3,000 B股。龔咸心、他妻子和戴先生同時成為新董事²²。龔咸心與龔仁心醫生是同一人；咸的上海話讀音是"yin"，與廣東話 "仁" 讀音相似。他來港後改名而且考取醫生執業資格。龔咸心和妻子其實是為王德輝還是龔如心以信託形式持有參明股份也有所爭論，不過這也是別一些訴訟的主題。

4.27 以戴政平名義持有的19,998 A股在1989年是其實轉讓給王德輝還是龔如心也有爭議。龔如心的說法是，戴按照王德輝的指示轉讓給她²³。然而，在1990年1月30日於公司註冊處存檔由王德輝簽署截至1989年12月31日為止的周年申報表說，戴那些股份轉為以王德輝而非龔如心名義註冊²⁴。

4.28 在1990年8月和9月又先後經過三次配股，龔如心獲配共15,000,000參明的B股²⁵。王老先生和遺產管理人反對這次配股，認為這是為攤薄王德輝股權的不正當配股。龔如心的理據是參明欠Christoban一筆十四億八千萬元免息貸款，由於參明股本小，所以參明的銀行對參明欠Christoban的債項表示關注，因此需要透過發行15,000,000 B股來增加參明的股本，而她共花了十五億元入股金去買入這15,000,000 B股²⁶。遺產管理人不接受這個解釋，龔如心和遺產管理人現正就這爭議進行訴訟。

4.29 無論如何，從爭議中的參明和Christoban之擁有權龔如心的說法可以清楚看出，王德輝在生時對龔如心供給與饋贈非常慷慨，如果以戴政平名義註冊的那19,998 Christoban A股果真以信託形式為她持有而她是實益擁有人，那麼王德輝對龔如心更加慷慨。由龔如心的說法等如說，至少從1976年至1980年集團的旗艦公司實際上由龔如心擁有和控制，而王德輝實際上把一切都給了她。如果王德輝當時不幸去世，身後也只留下一筆很小的遺產。

4.30 由於1970年代末期集團的旗艦公司已改為參明，所以即使以王老先生就股份實益擁有權的說法正確，甚至龔如心被裁定在Christoban完全沒權益，對她所得仍然沒有受到甚麼影響。假設自1980年戴的股份和龔如心胞弟及弟婦所持有的股份都是代王德輝持有的，龔如心依然獲給予6.67% A股和40% B股。在表決權方面，她佔旗艦公司23.33% 的表決權。

4.31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1970年代王氏夫婦一定已經是老練、世故的商人，雖然他們以傳統中國的方法經營²⁷，但也一定知道公司由股東和董事控制的原則。大家不要忘記，據張漢傑的保守估計，到了1980年參明的價值已達十億元²⁸。

4.32 除了旗艦公司控制的多家公司持有股權及資產外，龔如心和王德輝還平均擁有其他多家公司的貴重資產。被告一方把這些公司列在五頁長的清單呈堂²⁹。

4.33 除了上述的貴重資產外，王德輝和龔如心開設很多聯名戶口，龔如心有幸存者享有權。龔如心只透露部份戶口³⁰。據張漢傑所說，主要存款存放在他們的聯名戶口內，而他們這些戶口分別在廣東銀行、Continental Illinois Bank、West LB Asia Ltd和美國大通銀行³¹。

4.34 在1983年發生第一次綁架時，龔如心從他們聯名戶口以及其他地方提取七千五百萬沒有困難的³²。王德輝在1990年第二次被綁架時，龔如心籌集巨額贖金也沒有困難。如前所述，華懋集團以擁有大量現金，和貴為唯一仍用現金經營的大物業發展商而傳誦一時。

4.35 從遺產管理人得到的財產附表可見，只有廣東銀行一個戶口是王德輝一個人名下的。這顯示王德輝在香港大部份銀行戶口是聯名的，因此這些結餘是受幸存者享有權法律規限而不屬遺產的一部份³³。這意味着，龔如心身為戶口另一持有人藉法律的運行而擁有所有款項。

4.36 因此王德輝在世時，已予龔如心富足之供給。他突然去世後，由於龔如心已成為那幾家主要公司的董事和股東，所以繼續發展不會有大問題。故此，大可推斷王德輝可能覺得，即使將所有股份留給王老先生，王老先生從1965年起已多年沒有插手公司的運作，年紀愈來愈大，王老先生就愈難插手公司的運作；而王德輝的弟妹對華懋的業務又毫無興趣；現金方面，王德輝已令龔如心手頭寬裕。

4.37 再者，王德輝不會忘卻1968年這份遺囑。首先正如前面所指出，在1975年10月他去開保險箱時，一定想起這份遺囑。然後在1985年的近律師行代表施文律師行向代表他的葉大磊律師行發信提出要把一份遺囑文件歸還，一定也再使他想起1968年遺囑。王德輝既已予龔如心生者之間的這些供給，而且這麼多年沒有改動1968年遺囑。這兩點強烈顯示，他與龔如心關係良好也不表示遺囑方面再有甚麼留給她。甚至他有這個意思，也並不表示他功德圓滿達成心願。法庭當然一定要一絲不苟地仔細分析究竟本案的情節能否圓滿做到這一點。中肯的結論是，夫妻的關係改善和慷慨的生者之間供給只表示王德輝想靠生者之間的供給而非遺囑性質的條文去使龔如心受惠。

王德輝遭綁架前剛流產的信託安排

4.38 龔如心披露安排避稅信託的一些有關文件，但沒有證據說明這些文件在王德輝財務安排的確實角色，更沒證據顯示這些文件與王德輝這位立遺囑人的意願有任何關係。

4.39 原告人指被告一方沒有完全披露有關文件。其實，包括在2002年4月16日送交存檔那份文件清單的多份文件清單，她都故意不提標準的第5段說明清單詳盡無遺。高庭第24號命令第5規則訂明清單的格式和措詞，刪除這個極為重要的段落難以解釋。

4.40 被告人違規處被指出時的藉口是，在送交早期的清單存檔時匆忙，而她的律師不認為可以建議當事人保留法定的第5段在清單上，而後來存檔的清單也就採用了這樣的形式³⁴。

4.41 然而，這個解釋欠坦誠、站不住腳。在聆訊第5日龔如心隨意填寫至第6份清單時，原告人申請要求法庭下令被告人核實清單，尤其要核實清單詳盡無遺³⁵。

4.42 被告人沒有反對這項申請。法庭下令核實清單、被告人需解釋何故逾期披露文件。被告人要求法庭除週末外，多給一天時間撰寫誓章妥善處理³⁶。第24號命令第5規則第27號表格訂明需要核實清單誓章的格式和內容。清單的第5段規定宣誓人須盡列所知、所信這個聲明。故此，被告人表面遵從法庭命令做誓章時，一定知道清單省去了極為重要的第5段。

4.43 然而，被告人閃閃爍爍很不尋常地再次只遵照誓章法定表格的第1至4段³⁷。其後被告人以同樣格式送交存檔第7份至第12份清單都沒有表明清單詳盡無遺。後來違規處被發現時，被告人送交存檔另一份誓章更正。然而，以本案的情況來判斷，這份誓章不可以單純考慮字面意義。而且，在本案審訊過程中被告人多次刻意將有關材料剋扣，只呈堂認為會對開展本身案情有利的文件而不呈堂可以支持原告人的文件，這些文件部份在盤問原告證人時才呈堂。由於被告人不作證，原告人完全沒有機會就她披露文件的方式及取捨加以盤問。

4.44 假設龔如心所披露關於信託安排的文件詳盡無遺，可以看出文件分為兩段時期。第一段從1987年7月到8月³⁸，這批文件涉及與林家聰先生商討有關使用Canadian Trust Corporation持有資產。文件一概都沒有遺囑性的意願，包括王德輝。G1-151那份文件明文標明“亦考慮遺產稅”，但沒資料顯示這方面曾被加以考慮。當時似乎除了龔如心、這位林家聰先生，龔如心當時的律師簡家驄先生也有積極參與。無論甚麼原因促使龔如心不作證，也沒有理由不傳召簡家驄先生去解釋當時的安排。

4.45 第二批文件從1989年8月7日到1990年3月³⁹。這段時期正是在當時嚴重影響香港人信心的1989年6月4日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後，正如大家所見，當時的熱情很快便冷卻下來。除了Private Capital (Asia) Ltd的Trace先生在1989年8月7日的信中曾記錄與王氏夫婦見面時他最初的反應外，這件文件完全沒有提及任何財產繼承或任何人遺囑性的安排。1989年8月7日的信中唯一有關的部份是，王氏夫婦似乎擔心沒有未獨立或仍需供養的家人去繼承他們的財產。他們所關注的完全不是遺囑性的安排或者為了節省遺產稅的條文，所關心的反而是在甚麼司法管轄區存放資產可得最大的稅務利益。假如王德輝曾告訴Trace沒仍需供養的家人繼承遺產，王德輝很可能曾經叫Trace設計一個未來的計劃，而王德輝可能已經預計在計劃實施時老父王老先生已經先他而去。

4.46 這些文件處理的是生者間資產擁有權的安排。在基本假設裡列明，在不牴觸該安排的情況下財產的最終實益擁有人是王德輝和龔如心⁴⁰。因此，該安排與本案的爭論點完全無關。付諸該安排的資產屬於王德輝和龔如心的資產，表示不會有其他受益人的信託。這不是王德輝給龔如心遺囑性安排，反過來說也不是龔如心給王德輝的遺囑性安排。再者，所提議的計劃似乎有足夠彈性使王德輝可以成立一個信託使龔如心及其他人受惠，反過來說對龔如心也如是，唯一的限制是財產授予人不應從本人立的信託受惠⁴¹。無論如何，這些計劃或稅務安排的想法絲毫不顯示王德輝作為立遺囑人的意願有任何改變。這些1989年文件卻的確顯示王德輝為人謹慎，而且使用律師的服務絕不遲疑，因此，在接收專業人士提供避稅方面的意見的同時，在初步設想時王德輝已去請教自己的律師了。

4.47 姑且做些學術的假設性探討，若說與稅務顧問的多次接觸顯示王德輝曾考慮，與其把遺產留給王老先生不如把遺產留給龔如心，但也同時顯示王德輝認為不急。他一定明白自從1968年的遺囑以後，他自己身體仍很健康又常做運動，而且隨着時間的流逝王老先生已步入暮年，能從兒子的遺囑直接得益的機會愈來愈渺茫。正常的做法是與稅務顧問製訂一個計劃或去找律師好好擬定一份遺囑。

4.48 無論如何，沒人解釋為甚麼在1990年那些文件上的日期之前不久，龔如心突然以1990年2月15日的信取消專業顧問的任務⁴²。龔如心聲稱王德輝在1990年自立遺囑，暗喻王德輝已經撤銷1968年的遺囑。王德輝徵詢過這些世界級專業顧問後會這樣做嗎？他會否放棄由律師好好草擬遺囑、在受專業守密約束的兩名律師見證下簽署，而選擇在神秘的X先生和Y先生 (在本判決書第II部份明顯可見書寫文件A的是一人，而書寫文件B和文件C又是另一人) 的協助下自立遺囑而要家中傭人見證簽名嗎？本席在下一章研究圍繞着1990年那些文件的可疑處。在此之前，有需要就這段時期發生的事作證的一位主要證人的可信性加以總結，本席在前一章已分析了原告人王老先生和葉理光是否可信，本席現考慮王德嫻的可信程度。

王德嫻的可信程度

4.49 王德嫻1959年到美留學前，一直在香港和王德輝同住，然而1960年代、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關鍵時期，她不在香港。在王德輝的弟妹中，她排行最大而且和他最要好。從她的證詞或作證方式清楚可見她與胞兄感情很好，非常尊敬他。她作證說年幼時，王德輝與弟妹關係很好。即使她去了美國後與王德輝的關係仍然很要好，度假時也有與王德輝見面。最少有兩次度假她丈夫不在身邊，她便與王德輝和龔如心住在同一酒店房間內。提起這點證據是要顯示王德輝不是一個浪漫的人。

4.50 她作證說王德輝與雙親關係良好，推翻王德輝因父親與張女士的關係而憎恨父親這個說法。

4.51 1959年離港後，她雖然不長期與王德輝住在一起，但不時仍回港探望父母，而王德輝、龔如心去美國度假時和/或讓王德輝作定期體格檢查時，也會與王德輝和龔如心見面。因此，她有條件評論王德輝的為人及性格，也有條件評論王德輝和龔如心的關係，她的很多評語其實都有旁證。憑她對王德輝的為人及性格觀察所得，她認為王德輝不會立像這四份爭議中的遺囑。當然，斷不能就此片面接納她的證詞。除了筆跡和墨水年代測定等證據外，在仔細研究究竟那四份受爭議的文件是否王德輝的產物時還應考慮其他證據。因此，在下一章 "可疑之處" 將會詳細討論；除非有其他有力的事實支持，否則本庭不會就此接受她的意見。

4.52 自從1990年王德輝失蹤以後，她與龔如心的關係明顯轉壞，龔如心對她雙親，特別是母親的對待她一定深感不滿，因此，她在評論龔如心時情緒激昂難以自制，對龔如心的看法及措辭頗多渲染之處。但本案並不取決於她對龔如心的這些負面批評是真是假，但她證詞關於王德輝的為人及性格等重要部份得到其他證人及文件的支持。

4.53 她所提關於龔如心字跡的證詞沒人質疑。沒有人敢向她指出或提出龔如心的筆跡樣本不是龔如心的筆跡。在盤問時她提供的兩個樣本，即龔如心給王德嫻的授權書草稿，以及載有龔如心給王德嫻一封便條的快圖美相冊明顯載有龔如心的字跡⁴³。在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盤問長達14日，但從沒有向她提出那兩件物品並非她所說的情況下收到的，也沒有向她提出那兩件物品上面不是龔如心的筆跡。

4.54 關於王家早年的情況與及王德輝的為人和性格，本席認為王德嫻是可信的證人。其他方面尤其是她對龔如心是怎樣的一個女人的看法，本席不加以裁決。

4.55 這段時期的結局很不幸：王德輝在1990年4月10日失蹤了。但仍有一個問題懸而未決：失蹤前王德輝有否在1990年3月12日那四份文件簽署？在下一章本席藉探討所有的可疑之處來加以考慮。

第5章 可疑之處

5.1 雙方律師就原告人提出的“可疑之處”在陳詞時作出了長篇激辯，焦點是：王德輝對1990年遺囑既不知情亦不同意這個說法，曾否按第76號命令第9號規則列入狀書與及舉證責任應歸何方。

5.2 本席認為這些包括舉證責任是不必要的爭論。需要審理的不過是：被告人在反申索倚賴1990年文件為王氏的最後遺囑，然而原告人的狀書指這只是偽造的文件；不單只說立遺囑者在不知情、不同意下簽署了這些遺囑性質文件，而是指這些本來就不是立遺囑者的遺囑性文件而全面攻擊這些文件，所以根據有關的假定，立遺囑者肯定既不知情亦不同意這些文件。故原告人提出了各可疑之處是為了支持本身的論點，即1990年的文件是偽造的。

5.3 在2002年10月15日，聽取雙方大律師最後陳詞的一天，被告人的大律師也同意這樣分析狀書和原告人的論證方法；但原告大律師並不接受這個分析，並陳詞指出這些疑點不但支持原告人不知情、不同意的這一個說法，而且還可以間接證明原告人所說文件是偽造的這個說法。關於這點原告人的大律師是錯誤的。

5.4 換言之，當被告人以王氏1990年遺囑為理由提出反申索，以及提呈要求予以認證後，原告人的答覆與反申索抗辯書指這些文件並非由王氏所立，而上面王、謝的簽名亦是冒簽的。假設雙方都沒有這四份具爭議的字跡或/和筆墨定年的證據，這樣，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被告人有否履行到消除法庭所見一切疑點的責任，得以證明1990年文件確實是死者的遺囑性文書？

5.5 即使本席認為消除疑點的責任不該屬於被告人，問題依然是：有見及庭上的這些疑點，原告人又有否履行證明1990年文件是偽造的這個責任？

5.6 雙方大律師的典據眾多，本席只集中考慮其中兩個案例。第一個是Fuller v. Strum [2002] 2 All ER 87。

5.7 該案法庭所處理的是立遺囑人在遺囑末附加的一些手寫字句，原文為：

5.8 本身是御用大律師的暫委法官Jules Sher只向被告人Geoffrey宣布該遺囑部份有效，但是沒有宣布上述這部份有效，這是因為一個名為“正義的交易”的“法則 ”。不過，上訴庭推翻了這項決定裁定：

5.9 大律師向本席引用的第二件案例是In the Estate of Fuld, Decd (No. 3), Hartley v. Fuld [1968] PD 675。該案審訊約92天，判詞在三個月後由英國一位偉大法學家Scarman法官頒布。由於案情與本案迥異，又涉及德國、英國和加拿大等國，故不必細表，不過此位法官在案中有些十分有見地的意見和裁決，並裁定“知情和同意”這用語並不是「實體法」的一部份，而只是一項證據的規則。他在第697頁D-698頁B這樣說：

此外，在712頁D-F他進一步說：

5.10 於714頁E，法官Scarman說：

於第716頁B-C：

5.11 首個要解決的問題是：本席認定的事實涉及那一些疑點ﺶŸ接著是：既然存在盀€這些疑點，被告人是否已消除了圍繞着1990年文件的疑點而應予認證？抑或這些疑點反而足以令本席裁定1990年的文件極可能是些偽造的文件？本席在下文將逐一考慮這些疑點。

可疑處之一：何以無故改變意願

5.12 本席認定判決書第二章所載一些舊事為事實的真相，從證據的種種跡象來看，王德輝無疑因為接手父親的業務而致富。初時他負責管理華懋有限公司 (CUCCL)，入口化學物品和藥物，後來兼營塑膠生意，利用塑膠生意所得利潤，成立華懋置業有限公司 (CIL)，發展地產項目，自此華懋集團為他帶來大量財富，而集團亦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王國。

5.13 他曾先後訂立兩份遺囑，分別在1960年和1968年。他父親是1960年遺囑的主要受益人並且是1968年遺囑的唯一受益人，兩份遺囑，他甚麼也沒留給母親，但這不表示他不愛母親任女士，而是他很放心父親會好好的加以照顧，父親老了，他的弟妹亦會好好的代為供養。事後證明他有遠見。證據顯示，父親雖然自從60年代起便與張女士同住，照顧他的母親卻從無間斷。後來，王老先生年事益高，本身也需張女士照顧，自此，他的母親任女士便由子女、兒媳和女婿照顧，主要由女兒德華及她退休多時的丈夫，即任女士的女婿承擔。王德嫻說到了後來因為麻煩有加，跡近遭人婉拒，他們甚至不再要求華懋負擔任女士的醫療費用。但本席亦補充一下，任女士入院後華懋的高層職員曾採取措施確保任女士入住頭等房，這肯定是龔如心的指示。為了照顧母親，王德嫻返港的次數較前頻繁。

5.14 證據亦支持王德輝對父親一向深感厚恩和充滿敬意這點事實，他感謝父親給予的一切，特別是當他成年前所得一切為然。

5.15 此外，如前文所述，他父親多年來為他保守他在1952年遭聖士提反書院開除學籍的秘密，給他蔭護，即使王家其餘的人都是很後期才得悉其事。另一方面，王德輝於1968年即16年後始將偵查龔如心婚外情之事從父親手轉到表哥葉理光身上。此外，當王老先生出門到美國時，王德輝多次為他安排，體貼而周到，這對財閥大亨微不足道的事，對王德輝卻別有意義：王德輝自奉甚儉，坐的都是經濟客位，有一回，他乘坐商務客位，興奮得要跟誼子張雁坤分享。這一切表明父子間親愛密切的關係，亦顯示他是一個錙銖必較的人。

5.16 再者，1968年訂立遺囑後王德輝是不可能忘記的，因為如前文所述，單1975年和1985年這兩年的事就令他不致忘記這份遺囑。

5.17 不能忽視的是，即使在1983年當他第一次被綁架後，在龔如心的努力下雖然獲得釋放，但也不覺得需要即時更改這份遺囑將財產留給她。因此，本席不認同被告人陳詞所指，1990年3月10日墮馬事件引發連串的行動，使王德輝更改1968年遺囑這種說法。

5.18 本席裁定龔醫生指王德輝那次墮馬受傷嚴重的證詞並非事實，本席也不認為張雁坤稱1990年4月1日與王德輝吃飯時王德輝依然頭戴崩帶，又向各人展示一件染有血漬的恤衫¹是故意說謊。張漢傑的證詞較為可取，他說王德輝在1990年3月23日出席土地拍賣會，並與信和集團聯手投得一幅土地，此事有文件可查²，在拍賣會上碰見王德輝時，張漢傑沒有察覺王德輝任何異樣，而且肯定沒有戴上崩帶³。王德輝出院後不久，王德嫻曾與他通長途電話，發現事態並不嚴重。

5.19 再者，王德輝並非第一次墮馬，張雁坤說王德輝以前亦曾墮馬。張雁坤亦說王德輝在人面前常強調，他墮馬是小意思⁴。因此，本席總的印象是，事隔12年，很可能張雁坤有所混淆記不清王德輝這次的情形。此外，王德輝曾接受瑪麗醫院的醫生檢查，及後又在法國醫院由鄔醫生檢查，兩家醫院的醫生都認為並不礙事。因此他並非突然擔心短壽，倉忙更改遺囑，即使他確實突然擔心短壽，也不會因為這樁打擊遠不及1983年被綁架的事而改變遺囑。此外，正如前一章指出，多年來龔如心一直衣豐食足養尊處優，王德輝為甚麼會在1990年突然更改遺囑，把他餘下的遺產留給龔如心而不予父親？

可疑處之二 ： 為何是自立的遺囑？

5.20 王德輝分別於1960年和1968年的兩份遺囑都是妥為訂立及經由律師見證的。他對借用律師的服務從不遲疑；律師向他提供服務，更不怠慢。在自己的總部華懋大廈上上下下都是律師行，很多都是他慣用的律師。

5.21 比如說討論稅務計劃一開始，他就一面聽取專家的意見，一面慎重行事，使用本身的胡關李羅律師事務所的服務。訂立遺囑，絕對是沒有理由不用本身律師的服務，況且這份遺囑變更重大，撤銷了他父親的實益權益，改而將一切財產贈予妻子。

5.22 而且1990年“遺囑”的各項條文十分簡單。有了1968年訂立遺囑的經驗，王德輝當然知道擬定一份這樣的遺囑，只消幾分鐘的時間，更何況時為1990年，有電腦和文字處理器協助，謄正文件更有效率。他慣用的葉大磊律師行當時就在他下面一層⁵，委托律師辦理，以當時的新式電腦文字處理功能或文字處理器，相對於找人手寫現在這四份檢材上的文書，不但能快速找出類似文件作參考，而且更整齊美觀，在這種情況下不請律師代勞實在完全不符合他的性格。趙世曾先生形容王德輝是一個敏銳、慎重而且十分精明的成功商人。當趙先生被問及王德輝是否一個處理文件精明的人時說，他說是的，因為王德輝身邊從不缺乏律師為他辦事，他對所有文件⁶都十分精明；葉理光也說王德輝應會要律師作證的。被告證人作證時談及王德輝對文件的一貫態度和要求時，也沒人敢說王德輝喜愛自立一份像這四份備受質疑的文書作為遺囑。

5.23 前文已指出，其中一個最令人費解的問題是，為何王德輝會找兩名身份不詳的X先生和Y先生書寫文件A，繼而寫文件B和C ？一個實務商人，必然深明以免日後有所爭議，條文和指示要清清楚楚。葉氏在庭上指出，王德輝“非常重視法律的要求”，不會找兩個不懂法律的門外漢作為遺囑見證人的⁷。本席接納王德輝的確是這樣的一個人；倘若他真的改變了主意，改動遺產的受益人，他必定不讓將遺產贈予妻子這個意願留有爭議的餘地。

5.24 王德輝在律師行正式而嚴肅地的立有遺囑還採納這份自立遺囑，他一定明白是在自尋煩惱，要省卻這許多煩麻輕而易舉：如果1990年的遺囑在律師行訂立，或經律師協助及見證他的簽名，起碼可免卻現在這場官司。自立的遺囑的做法與王德輝的性格不合。

5.25 關於這點，被告一方傳召龔醫生出庭作證, 以支持王德輝以前也曾自立遺囑的說法。他說於1984及1985年約農曆新年期間，王德輝與龔如心乘搭西北航機到美國渡假前，先後兩次將封口信封託付他；這些據說很可能是王德輝和/或龔如心的遺囑：他說開車送王氏夫婦往機場途中其中一人對他說話，信封裡有一份遺囑和鎖匙，如果他倆誰回不了來 (即遇上不測)，請他打開信封就知有甚麼要做以及怎做，他不知裡面有一份還是兩份遺囑⁸。

5.26 他作證時續稱，在1997年的下半年，他與龔如心談及一些指王德輝沒立遺囑的報導，龔醫生於是提醒龔如心，他本人也先後最少兩次收過遺囑，建議她將這些遺囑提呈要求認證⁹。需留意，龔醫生同意那回龔如心沒告訴他有一個信封、一個王德輝於1990年¹⁰失跡前一個月交給她的信封：他的證詞是，報章在2001年4月前後報導該宗勒索案後才首次看見1990年遺囑的內容¹¹，他於是再聯絡龔如心，向她問及1984和1985年的兩個信封¹²，龔如心答已被撕掉。

5.27 龔醫生在2001年1月9日第一份證人陳述書沒提及那些渡假遺囑，他說這時仍不知龔如心有一份1990年的遺囑的這個說法。他後來於2001年7月28日提交了第二份陳述書，提到最少兩次收到渡假遺囑信封，但是沒有詳細說明年份及時間；接受盤問期間，他說替他錄取陳述書的人沒問時間¹³。這也是難以令人置信，而且龔醫生說他倆在美國很可能讓王德輝檢查身體，若說王德輝慣於在美驗身，他1985年沒去 (只在1984年和1986年去)，這點事實到龔醫生作證完畢後，由一封2002年7月2日的美國Mayo醫務所的信件得見。

5.28 1998年1月16日龔如心做HCAP No. 6/1997的遺囑性文稿的誓章時，沒有提到龔醫生曾於1984和1985年收過遺囑。做誓章是1997年下半年的事，關於那兩份1984和1985年的自立遺囑龔醫生該已提醒了她了。

5.29 即使在1999年11月18日¹⁴存檔的遺囑性文稿中，龔如心也沒有提到在1984和1985年交給龔醫生的那些自立遺囑，她反而提到那些據稱在1985和1989年間交給吳崇武的自立遺囑，以及一份約於1988或1989年，在王德輝出門渡假前交給Andrew Wong的遺囑。也就是說，原本的說法其實是指由1984至1989年這數年間，王德輝一直慣於自立遺囑，這習慣持續至1989年，即恰好是有爭議的1990年自立遺囑之前的一年。

5.30 關於這點，Andrew Wong及吳崇武都沒被傳召出庭。龔醫生說先後兩次收到自立遺囑，而龔如心卻又始終隻字不提，又沒加解釋，這是一個有意義的分歧點。

5.31 Andrew Wong當時是替華懋集團核數的公司成員¹⁵，吳崇武一直以來都是被告人的僱員，要傳召他們出庭毫無困難。

5.32 最後，本席裁定王德輝在訂立“遺囑”後，放進密封信封然後交給人再去渡假這種事，完全是龔如心、龔醫生和她的同流揑造出來的。

5.33 龔醫生也沒見過那些所謂的渡假遺囑，究竟兩次都是同一份或是不一樣的“遺囑”仍是個謎；而它們是否遺囑性的載有產權分配條文的遺囑也是個謎。龔醫生所說的情況是，這段話他們兩人同時在場時說的，王德輝和龔如心二人都知裡面的內容，最少知道有這樣一樣東西，龔如心此前偏完全不提龔醫生這個有關渡假遺囑的說法，更沒說及裡面的內容。

5.34 最後，本席接受原告人的陳詞：龔醫生證詞中一切關於渡假的遺囑全是揑造出來的，可以不理。王德輝為甚麼突然自立一份遺囑，並且最少是在X先生、Y先生、謝先生和K.S. Lee先生四人協助下做的？這X先生和Y先生究竟是誰？王德輝又不是文盲，為何要求兩位不同人士替他寫出一切內容？這些疑點揮之不去。

5.35 王德輝是一個不想別人知道他的私隱相當隱蔽的人，他為何容許又甚至要求兩名不是律師的陌生人書寫他的遺囑？如果這兩個人是律師，一定會建議用英文訂立一份妥當的遺囑。王德輝為何要讓這兩名身份至今未明的人知道最後遺囑的內容？這遺囑的內容極為機密而且敏感，甚至不讓龔如心、他屬意的受益人知道裡面的內容 據龔如心說只收到該封口信封，甚至裡面的內容是甚麼也不知道。如葉氏所說¹⁶，王德輝不容許別人知道他的私事的，王德輝不可能讓這兩人知悉他遺囑的內容。

5.36 這三份文件的內容起碼透露了他本人對龔如心的感情以及對王、龔兩家的不滿。王德輝為何會容許別人知道像1990年文件內所流露的強烈情懷？再者，王德輝為何找他家裡的管家兼公司信差當見證人？王德輝為何不要求書寫他遺囑的那兩位又或華懋較高層、較獲信任的職員見證簽名？這些應是較佳人選。王德輝起碼應知日後有人質疑說他沒有簽名的話，見證人可挺身而出，證明的確是他簽的。

5.37 再者，關於將所有的資產作全球長線投資¹⁷，他剛諮詢了好一些全球世界級的專業顧問，王德輝為何要在1990年3月12日自立一份遺囑？讓信託法團持有一切的資產 (如前一章所述，為繼承等稅務原因) 的構思始自1987年7月至1990年2月15日，即自該遺囑所載的訂立日期之前不久，一直在進行，歷時非短。他為何與專業顧問展開了長期諮詢、會議和書信往來後，突然選擇兩名神秘的X先生和Y先生替他書寫一份自立遺囑，透過他們表達他強烈的情懷？

可疑處之三 ：遺囑在何時、何地由何人擬定？

5.38 王德輝在1990年3月10日、11日在醫院留醫，並於3月12日出院，出院後先由龔醫生送回王宅，當天稍後自行返回辦公室。據謝炳炎於1999年9月9日向梁鎮宇先生提供的陳述書所述，在1990年3月12日當天於傍晚約6時，王先生叫他到辦公室，見證他在這四份文件上簽名，這四份就是現在王太提呈作為他最後遺囑、要求予以認證的文件。在陳述書中，謝對於事件發生在甚麼時份顯得十分含糊，反而提及了一些與見證王德輝簽名沒直接關係的其他細節。雙方都同意首三份文件，即文件A、B和C並非王德輝的筆跡。文件A是由X先生書寫而文件B和C是由Y先生書寫。既然這些文件是由另外兩人書寫，既然他們都知道裡面的內容，王德輝為何不請他們見證簽名？這帶出另外一些的問題：這些文件是在甚麼地方擬定的？再者，按照職員李國基的證詞，王德輝的辦公室內是用玻璃間格的，任何人都可看見裡面發生的事。被告一方無法傳召任何證人支持謝氏當天下午約6時曾到王德輝的辦公室見證簽名這說法，令人感到意外，按照謝氏的陳述書所述，這事對謝氏來說是一件少見的事，只發生過一次的事，難道剛巧當時沒有人在場？依本席之見，除非這些文件是偽造的，否則這一切的問題都無法回答和/或不能解釋。再者，他從何處找到這兩個神秘的人物呢？

5.39 本席接受原告人陳詞，這四份受質疑的文件不可能是在以下時間及地點擬定的：

5.40 謝氏說他在醫院陪同王先生直至1990年3月11日零晨3時，沒有說他看見王先生要求另外一或二人替他寫文件或“遺囑”。龔如心也在法國醫院，她盡可能留下陪伴王德輝直至王德輝堅持她返回辦公室¹⁸。這樣，剩下的唯一可能地點便是華懋的辦公室。如果這些文件是王德輝出院當天在華懋辦公室擬定的，為甚麼他不請他的律師草擬該些文件，反正他們都在華懋廣場內不遠，隨時可以替他效勞？而要如前文所述，反而要請這位 X 先生或 Y 先生替他書寫呢？

5.41 王德輝是從那兒得到這三薄、一厚的紙張來寫“遺囑”？還有，華懋的辦事處必定有比這四張分別寫上不同的“One life one love”更適合的紙張可作遺囑之用。如果不是為了以套摹方式偽造謝氏簽名，王德輝為何選用三張非常薄和一張較厚的紙張？因此，如果說王德輝連是在1990年3月10日墮馬兩天後的下午6時，謝氏所說見證簽名時，這段期間無論是甚麼地點，王氏著二名神秘人物擬定那些1990年文件的機會都微乎其微。

5.42 也許，這一切問題的答案是：王德輝本人既沒有、也沒有促使別人替他寫這些文件，因為自1990年失跡後，他已無能為力甚或經已過世。

可疑處之四 ： 與王德輝性格不符的其他例證

5.43 1990年的文書頗為草率，特別是文件A，那份標明是遺囑的文件，文件上面有兩個見證人的簽名，看起來是遵從了遺囑條例一切遺囑的一般要求。

5.44 可是這文件上某些的字經過修改，包括“部”、“贈”、“妻”、“龔”等字，最先是用一支有毛病的圓珠筆寫的，又或者那支筆快將脫墨，這些字都明顯經過重寫。

5.45 雖然文件B上的字沒有重寫現象，但是其中的一些字的墨色明顯模糊。

5.46 遺囑說到底也是一份嚴肅的文件，王德輝之前曾訂立過兩份遺囑，他不可能不知，而文件A作為他最後的遺囑會徹底撤銷1968年的遺囑影響深遠，各種證據都顯示王德輝是一名出色的商人，足以力證他對文件和格式要求高而嚴格，這兩份文件王德輝實在沒理由會加以接受和簽名。

5.47 關於這個問題，被告一方傳召了張漢傑和關英傑兩位先生反駁王德嫻的證詞。王德嫻說年青時，如果打錯字，王德輝會要求她把整份文件重新再打¹⁹。張漢傑接受盤問時說，記不起文件出錯需修改的具體事例，張氏按照他眼中王德輝處事的優先次序來發表個人的觀點，說王德輝會以生意為首要，而時機對做生意是重要的，而生意比形式重要²⁰；至於王德輝會否因某件工作出現錯誤而要求重做，視乎錯誤有多嚴重和時間是否來得及，他不會花時間做無價值之事。

5.48 關英傑的證詞指王德輝並不喜歡自己草擬信件，慣於把這些工作交給外籍秘書Foyn處理。至於給政府的正式回覆，Foyn會替王德輝起草²¹，即使打錯字，王德輝大概也不會留意到，因為他只會速讀式過一過目。本席認為證人之間矛盾不大，本席裁定王德輝會評估情況，考慮文件的重要性和時間是否容許修改。再者，他在60年代的要求很可能與80年代的要求不儘相同，因為80年代可用文字處理機。總而言之證人也沒說給政府的重要信件即使發現出錯，王德輝也不要求重打。

5.49 在盤問王德嫻的過程中，被告一方呈上兩封信件的複印本，說這些是存放在華懋檔案的是真本副本²²。原告不認同這兩份文件的真確性。這兩份文件均為複印本，而並非給銀行信件的正本複寫炭本。

5.50 首先，第一封看來是由Foyn起草、龔如心本人打字的信，因為信上有經手人姓名的首個字母“NTHW:F”。該信的日期為June 6, 1972，這是美式日期的打字方法，如前文所述，龔如心毫無疑問在60年代曾在美國生活。第二封信的日期為1987年1月8日，由龔如心本人簽署，簽署人一欄寫著是TH Wang和/或Nina TH Wang，看來是基於這原因，王德輝也把信中的尾二行由“in favour of Mr and Mrs T H Wang”改正為“Mr and/or Mrs T H Wang”，並在該處加上自己的簡簽。同樣地，之前的那封信也作出了更正，更清楚地說明將會存放在廣東省銀行的股票是“作為抵押用途”，王德輝亦在上面簡簽。這封信是由王德輝和龔如心一同簽署，上面看來亦有龔如心的簡簽或簽名。如果這些更正是王德輝在信件寄出前作出，這最少可印證他是一位非常仔細的人這點事實。

5.51 但是我們不知道這些更正是否在信件發出之後，是王德輝也許其他人發現需要作出這兩處更正，又也許很可能如原告人陳詞時指出，是銀行發現需要更正，寄回給王德輝簡簽，王德輝在這時才補上這些更正。這也許可以解釋為甚麼存放於CIL檔案中的是連同簽名的複印本 (一般人不會同時在炭本上簽名) 及王德輝的更正和簡簽在上面，而不是複寫炭本正本。

5.52 被告人提出使用南華早報提供的標準授權書表格這點，以支持王德輝對文件不太小心和不太拘泥形式這個論點，由於並不切合問題的核心本席不加細述。只想指出這點支持葉氏的整體論據，王德輝是一個十分節儉的人，幾乎是個守財奴，他只用一份由南華早報提供印好的現成表格，而不要律師替龔如心草擬重要的授權書，是為了避免支付有關的律師費用。他錯誤地沒寫上自己的名字而填上龔如心的名字是可以理解的，他自己也極可能不知道這點錯誤。

5.53 因此，王德輝不很可能接受嚴肅而事關重大的文件字體草率，經過多次修改、重寫，而且又是用一支快將脫墨的壞筆書寫出來的遺囑，他為何還在上面簽名？

5.54 再者，他為何選擇這兩種紙張，一種用於文件A、B、C，另一種用於文件D？文件D看來較適合墨水筆用的紙張，“One life one love”這幾個字便是用墨水筆寫的。這支墨水筆並不是簽王德輝那四個名字的那支書法用筆。將在這四張紙上王德輝的簽名的現狀與較早前複印的副本比較，可以看見在那四張紙上的王德輝簽名現在出現了嚴重的裂痕，特別是文件A、B和C上的簽名。為甚麼王德輝不取慣用的A4優質文件紙？這種紙在華懋辦公室必定垂手可得。律師會採用厚質紙張來做嚴肅的文件，例如契約和遺囑。該書寫人選擇單薄的紙張來寫1990文件是否因為那些紙薄，易於以套摹方式假冒謝炳炎的簽名？

5.55 再者，王德輝為何這三張上面模糊可見“One life one love”幾個字的紙仍要採用？如果這些模糊的字是後來才加上去的，他為何容許遺囑上出現這些字？而第四張紙分明寫有“One life one love”這四字。是否因為他是一個浪漫的人，所以故意分兩個版本四張紙都模糊地寫上“One life one love”作為底版？不過所有庭上的證據均顯示王德輝並不是一個浪漫的人，反而龔如心看來卻是一個浪漫的人。

5.56 而且，王德輝為何立中文而不立英文遺囑？除非文件是用中文書寫的，就如載有他中文簽名樣本的那些文件，否則他絕少用中文簽名。此外，當他與人的生意往來，包括給與他人授權書，用的文件都英文，並且以英文簽署，唯獨那些是以中文印刷的台灣授權書表格條文例外。在本案王德輝忽然心血來潮覺得需要找人替他用中文草擬遺囑，或者認為有必要使用中文的可能性不大，雖然王老先生的英文程度不高，但在1960和1968的兩份遺囑關於他的條文都是用英文寫成的。

可疑處之五：意義交錯及不合情理的字句和內容

5.57 據謝氏的陳述書和林芳維所述，那四份文件必定是接近同一時間起草的，所以王德輝叫謝炳炎進入他的房間見證簽名前，全部四份文件是一小疊的摞好給他。王德輝看來把文件各自放進不同信封，封口後再將全部四個白信封放進一個公文袋內，後來再將公文袋交給龔如心。首先，王德輝認為謝炳炎需要見證文件D使人感到莫明所以，這並不是一份遺囑性的文件；再者，正如判詞第二部可清楚得見，對王德輝來說，較為自然的做法是以英文把名字簽在紙張的右下角，是而不是以中文簽署。

5.58 雖然是用上了三張紙，但是王德輝為何不要求同一個人一次過寫好整份遺囑？還有，既然文件B和C是由Y先生一人書寫，他為何分成兩份而不把內容合而為一？再者，文件B和C事實上頗有衝突，文件B表達的情感是王德輝非常關心他父母和患病的妹妹，並且堅持龔如心照顧他們；可是在下一份文件，即文件C，他卻禁止龔如心給予王家任何成員金錢、利益或物業。如果龔如心要照着王德輝對父母和妹妹所表達的強烈感情來照顧他們，不從遺產中給他們金錢或得益怎辦呢？王德輝為何在文件B中吩咐龔如心照顧他父母和妹妹而同時禁止與他們分享他的資產呢？這是否表示龔如心只能用自己的錢來照顧他們？如果確實如此，又為了甚麼呢？

5.59 文件B和C出現王德輝的父母和整個王氏家族都令人失望的字句，即是他們令所有人包括王德輝失望 (……我王家其他任何人，他們全部都令人失望)。但是在整個審訊過程中，並沒有任何證據可令人感到王德輝的父母令他失望，也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他有理由會說對父母感到失望的話。前文已多次指出他其實對父親心感厚恩，尊敬有加。他十分關心父親的健康，特別是當父親沒有上班時的表現可見。沒有證據令人覺得他父母曾經不能滿足他任何的期望，他與父母的關係一直良好。

5.60 就算假設王德輝基於某種原因對父親感到失望，他為何又對母親感到失望呢？ 被告一方的說法亦指王德輝敬愛母親，與母親關係良好，他為甚麼一定要設法不讓她分享遺產呢？

5.61 至於他的兄弟姊妹，即其他王家的成員，包括王德嫻都各自有成。事實上，王德輝的兩個妹妹和兄弟的學術成就都比他高，他甚至連中學也沒有完成。王德嫻持有碩士學位，是美國一間著名電腦公司的電腦程式設計師。

5.62 王德淼在香港讀書時每年都在班中獨佔鰲頭。香港中學會考時，他取得十優佳績，在這個公開試中，他在全港的考生排名第三。接着他申請到史丹福大學留學，獲得四年的獎學金，他的碩士和博士學位都是以獎學金完成的。

5.63 王德華是專業特許會計師，曾擁有自己的會計師事務所，王德輝給了她很多生意。

5.64 老么王德裁畢業於密歇根大學藥劑學系，擁有藥劑學博士學位。證據能支持的唯一結論是：雖然王德輝連中學也沒有讀完，他所有的兄弟姊妹都是有為的知識份子，絕對沒有任何證據令人覺得他們當中有任何人會令王德輝感到失望，事實上，他們足以令王德輝自豪，而他亦確實以他們為榮。他沒有子女，卻十分喜歡他們的子女，當王德嫻的幼女考取美國的醫學院，王德輝非常高興，就送她一筆可觀的數目以示獎勵。

5.65 簡而言之，文件B和文件C中說他的父母令人失望、王家的所有成員都令人失望的字句不可能是王德輝本人的話。

5.66 另一方面，文件C中 "你龔家各人也令人討厭" 這句話也令人感到意外。被告人的案情指出，王德輝騎馬意外受傷時，他首先向龔醫生求助，龔醫生悉心替他料理表面傷口，然後送他到瑪麗醫院。在王德輝要求下，安排送他到法國醫院接受專家治理和檢查。龔醫生和他母親龔老夫人陪了王德輝好一段時間後接他回家。從龔醫生的證詞裡所見不覺他是一個令人生厭的人。事實上，王德輝應該感激龔醫生和龔太太。

5.67 他為何要在出院同一天簽立一份文件，說他們討厭要禁止妻子將自己豐厚遺產中的任何部份 (一分一毫都不可) 分贈予他們？再者，即使不計1990年3月10日至12日期間給予他的幫忙，證據顯示王德輝一直與小舅龔醫生友好，對他頗為疏爽，把旗艦公司參明的股份配予他，又讓他夫婦做公司的董事，雖然他們參明的股份是以代名人身份持有，王德輝實際上無這個義務，但為了龔醫生可以居港，他就這樣決定了。他甚至讓龔醫生一家以每月一元的象徵式租金入住大學閣 (由華懋集團擁有)。他偶爾到龔醫生的醫務所接受推拿治療。1983年當他被綁架獲釋後，他直接到龔醫生的醫務所。他為甚麼突然覺得龔家各人那麼令他討厭？因此，"龔家各人也令人討厭" 這句話也是令人十分費解，不可能是王德輝本人的話。

5.68 王德輝、龔如心之間，龔如心本人倒很可能認為王家的人令人失望、龔家的人令人討厭。王老先生在1997年前後，即王德輝失踪後的七年期間，嘗試取回1968年遺囑，於是向龔如心興訟，自始帶給她諸多煩惱。基於上述的各種原因，王德輝1990年被綁架後，龔如心與王德輝的兄弟姊妹的關係一直不好，與王德嫻的關係尤為惡劣。

5.69 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王德嫻說龔老太曾自誇說服龔如心從美國回來陪伴王德輝是她的功勞。她可能對母親的不斷游說感到不勝其煩。總的來說，如果要在王德輝和龔如心之間作出選擇，本席認為王家的人令人失望、龔家的人令人討厭這些說話反映龔如心的看法遠多於王德輝的看法，這些被質疑的文件會否是代表了龔如心的心聲而不是王德輝的心聲？這會不會是龔如心的心態 "投射" 到王德輝身上，結果出現在王德輝的所謂 "遺囑" 上？龔如心將這些字加在遺囑上，會否以便王家或龔家的人要求分取王德輝豐厚的遺產時拒絕他們？

5.70 此外，葉氏的證詞具體而有力地證明王德輝為人果斷，如果他決定給龔如心甚麼，以他的性格不會提及他父母令他失望和她不應給他們任何利益等事²³。再者，王德輝的性格顯然不屑為這些詒贈及條文解釋。王德輝訂立1968年遺囑時，雖然那份遺囑徹底撤銷了1960年的遺囑，改而將所有財產贈予父親，妻子分不到分毫，他也不認為需要解釋為何作出更改，為何要令龔如心一無所得，或為何把整筆遺產贈予父親。王德輝為甚麼在這裡覺得有需要解釋為何將所有的遺產留給合法妻子？

5.71 此外，葉氏和王德嫻的證詞清楚指出王德輝並不是一個浪漫的人，他的性格是不會在遺囑上說 "One life one love"這種話，因此文件B內的字句，例如：我愛妻子，世上她是我最愛，在我死後，任何屬於我的財產、物業、我的身體，都屬於我愛妻”很可能並非出自王德輝。

可疑處之六：欠缺撤銷條款

5.72 王德輝曾有兩次立遺囑的經驗，應知道第二份遺囑一般都有撤銷條款，而事實上，很多較有見識的法律界以外人士都可能知道這點。四份1990年文件沒有一份包含撤銷條款，而王德輝當時清楚此前給父親立有一份遺囑。

5.73 如果找人替他書寫，他不可能不指示這些文件最少其中一份明文撤銷此前的遺囑，而且這些中文 "遺囑" 言詞冗贅，遠不及之前由律師替他草擬的英文遺囑言簡意賅。因此，如果王德輝有意撤銷先前在1968年訂立的遺囑而改立龔如心為他遺產的唯一受益人，這些文件應列明撤銷條款較為合理。

5.74 從另一角度看，如果這四份文件並非在王德輝指示下起草的，偽造文件的人可能連王德輝先前曾否訂立遺囑也不知道，即使她知道先前立有遺囑，可能沒有看過或不知道內容，所以並不知道當中的具體條文，如果後來證實先前並沒有訂立遺囑，列明撤銷條文可能帶來疑點。這是否1990年文件沒有撤銷條款的一個原因？

可疑處之七：證人謝炳炎及其陳述書

5.75 謝炳炎其實是被告一方的主要證人，他於1999年12月6日的逝世不能作證。他生前提供了兩份陳述書，第一份是在1999年9月6日在律師林芳維面前提供的，據稱當謝書寫他的陳述書述及替王德輝見證簽立該四份文件時林律師是在場的。另一份陳述書是由另外一位律師梁鎮宇先生於1999年9月9日替謝錄取的。

5.76 從陳述書可見謝氏很小心區分王先生和王太，也明顯可見他覺得王太待他比王先生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