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對 LI TAK WAI

DCCJ 3828/2013及
DCCJ 4070/2013（合併）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民事訴訟2013年第3828號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民事訴訟2013年第407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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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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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本案是一宗合併案件。被合併的案件是案件2013年3828號（以下簡稱「第一宗案件」）及案件2013年4070號（以下簡稱「第二宗案件」）[1]。

2. 第一宗案件是由香港童軍總會向李德偉先生索取「預支款項欠款」和「物資及器材或等值金額歸還」。第二宗案件是由李德偉先生在勞資審裁處入稟但稍後轉介至本區域法院的申索，內容是李德偉先生向香港童軍總會索償「應休假日加班出勤費用」、「拖欠款項」、「墊支費用」、「內地住房租約及其他相應合約費用之損失」、「私人物資及器材或等值金額歸還」、「肩周炎受傷之補償及精神賠償」及要求香港童軍總會就誣蔑他取走香港童軍總會物資而導致他心理傷害與名譽損失向他道歉。

3. 為方便起見，以下簡稱香港童軍總會為「原告人」及李德偉先生為「被告人」。

背景

4. 原告人是根據香港法例第1005章《香港童軍總會條例》（以下簡稱「香港童軍條例」）成立的法團，是一個培訓和教育青少年的機構，致力在香港推廣童軍運動，拓展成員人數，設立訓練課程，培訓成年領袖帶領和啟導青少年。

5. 根據香港童軍條例第9(1A) 條，原告人得永久延續，可在所有法院起訴與被起訴。

6. 2012年5月12日，中國四川發生大地震。在地震中，多個重災市的青少年活動及教學設施均遭到嚴重破壞，以致很多青少年活動完全停頓。有見及此，原告人擬協助重建綿陽市青少年活動中心（以下簡稱「活動中心」），並在完成重建後，協助活動中心推行災區青少年素質訓練課程，協助災區青少年的心靈重建。

7. 原告人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以下簡稱「特區政府」）資助，由2012年3月起共5年於中國四川推行一項名為「四川青少年素質訓練計劃」（以下簡稱「四川計劃」）的工作，分別資助HK$8,316,000.00[2]及HK$449,000.00予活動中心及德陽市青少年宮（以下簡稱「青少年宮」）舉辦青少年訓練活動。

8. 四川計劃受資助的課程/活動並沒設時數限制，當中包括部份為時較短的課程/活動（一小時）至較長的課程/活動（數天）。因此四川計劃提供多元化的訓練及活動，當中個別活動，例如露營活動是需要較長的時間，而其他活動，例如同樂日及親子活動，則時間較短。

9. 在活動中心推行的四川計劃，由活動中心主辦，部份屬活動中心之公益青少年活動，部份由原告人統籌及安排導師協助推行。

10. 自2008年四川大地震至2014年3月31日，原告人已支出超過HK$1,000,000.00，用作津貼青少年童軍成員到四川交流，以及支援童軍義務人員到四川跟進重建工程及非工程項目。四川計劃除獲特區政府資助外，亦有賴原告人會務委員的資助。各會務委員赴四川之支出，一概由其本人自行支付；負責四川計劃之總監赴四川之支出是由原告人及其會務委員之捐款支付。

11. 四川計劃的負責人為當時出任助理香港總監（專責）[3] 的羅維堅先生[4]（以下簡稱「羅先生」），屬原告人之領導層及義務人士。按原告人的管理架構，單位一般由一名助理香港總監級之義務人士及一名執行幹事級或以上之受薪職員督導。當時負責四川計劃之受薪助理總幹事（支援）是黃嬋娟女士（以下簡稱「黃女士」）。

12. 原告人就「四川計劃」需要增設一個名為「拓展訓練主任」的職位。原告人於2012年4月12日聘請被告人出任「拓展訓練主任」一職，僱傭合約期為2012年4月12日至2015年4月11日（共3年），月薪為HK$39,220.00。（以下簡稱「僱傭合約」）「拓展訓練主任」的職責是在四川推行「四川青少年素質訓練計劃」的工作。被告人在入職拓展訓練主任前已以義務人士身份參加工作會議，又曾在入職前赴川兩次到當地視察[5]，對四川計劃及四川當地有一定的認識。

13. 關於原告人如何落實四川計劃，時任助理香港總監（專責）羅先生負責四川計劃的推行方向及內容、如何實際推行四川計劃，及提供資源等。因此，被告人推行四川計劃的任何訓練及活動、所需要的物資，及有關支出等須獲時任助理香港總監（專責）羅先生批准方可進行。而助理總幹事（支援）黃女士則負責行政及支援方面。除被告人外，原告人亦安排了兩名義務人士於前線處理四川計劃：一名長駐四川的義務總監（房順堯先生）（以下簡稱「房先生」），負責與內地合作伙伴溝通事宜，及一名每月往返四川之義務總監（黃承志先生）（以下簡稱「黃先生」），負責推行活動及訓練。

14. 約於2013年5月，原告人認為被告人並不再適合繼續出任「拓展訓練主任」一職，經原告人總幹事及香港總監同意，決定依據僱傭合約的條文終止與被告人的僱傭合約。原告人於2013年5月24日（被告人值班日）口頭通知被告人終止僱傭合約事宜時，被告人以身體不適為理由即時離開，並拒絕簽署及接收僱傭合約終止信及其他附件。原告人於2013年5月25日（被告人值班日）以雙掛號形式將上述僱傭合約終止信及其他附件寄予被告人香港及四川綿陽市的通訊地址，並同時以電郵發送至被告人獲原告人分配之官方電郵地址，及被告人日常與原告人通訊之兩個私人電郵地址。被告人與原告人的僱傭關係於2013年6月2日終止[6]。

15. 被告人離職後，雖然原告人就「四川計劃」的物資、器材、單據及餘款交收之事宜多次以電郵及函件與被告人作出溝通和嘗試安排交收，但始终雙方都不能達至共識。

16. 被告人於勞工處向原告人申索應休假日出勤欠薪。有關之勞工處勞資關係科調停會議在2013年7月12日下午舉行。其後被告人入稟勞資審裁處向原告人追討應休假日出勤欠薪、拖欠款項、墊支款項、住房租約及其他相應合約費用損失及私人物資及器材歸還，合共HK$222,790.80。

原告人的申索

17. 簡而言之，原告人的申索如下：－

(1)  原告人就四川計劃，添置訓練物資及辦公室設備物資向被告人預支款項之餘款歸還，即人民幣82,986.00元；及

(2)  原告人於被告人在職時向其提供或由他代原告人購買的物資及器材或同等價值之歸還，即HK$6,895.00及人民幣6,107.60元。

被告人的反申索

18. 另一方面，被告人亦向原告人提出以下7項反申索： －

(1)  被告人在職期間應休假日加班出勤等值工資共HK$44,485.15；

(2)  被告人離職前原告人拖欠被告人之款項總額HK$15,235.00及人民幣19,608.00元；

(3)  被告人在職期間為原告人購買物資及舉辦活動之墊支款項，總額HK$914.00及人民幣95,968.80元；

(4)  被告人因僱傭合約而簽訂之內地住房租約及其他相應合約之費用的損失共人民幣35,645.00元；

(5)  被告人在職時向原告人提供的私人器材及設備或同等價值之歸還，即人民幣9,830.00元；

(6)  被告人因四川計劃而導致其患上右肩周工作勞損（右肩周炎受傷）之痛苦補償及精神賠償，被告人就此項申索沒有提出實際金額；及

(7)  被告人要求原告人就誣蔑他取走原告人物資而導致他心理傷害與名譽損失向他道歉。

本案的爭議

19. 就原告人第一項申索，亦是本案的一個重大爭議：被告人從羅先生裡收到的人民幣101,541.00元的來源，其用途，以及羅先生送交被告人該款項時的身份。人民幣101,541.00元包含了以下兩筆款項：－

支款日期	款項
(1)  2012年7月3日	人民幣81,600.00元
(2)  2012年7月24日	人民幣19,941.00元

20. 就原告人第二項申索，有關的物資及器材可以概括分為以下四大類[7]：－

物資及器材	金額 （港幣）	金額 （人民幣）
(1)  露營及歷奇活動器材		3,640.60
(2)  音響器材		139.00
(3)  電器及電子用品或工具		2,328.00
(4)  電腦和電腦軟件	6,895.00
	_______	_______
	6,895.00	6,10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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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上述物資及器材歸還是建基於黃先生於2013年6月點算在活動中心倉庫內的原告人物資與器材，及其後黃先生又按被告人提供的資料再次點算，並確定找不到以上所述的原告人物資與器材。有關此申索，爭議之處是(1) 黃先生的2次盤點是否準確，(2) 究竟被告人是否應該為以上物資與器材的遺失負上責任，以及 (3) 如果被告人需要為以上物資與器材的遺失負上責任，被告人應償還的金額。

22. 被告人的第一項反申索為總數34.5天的應休假日加班出勤等值工資合共HK$44,485.15元[8]。其爭議是有關的「休假日出勤」是否屬實；以及如果這些休假日加班出勤是屬實，原告人是否應該補償被告人以及補償金額的計算方式。

23. 被告人的第二項反申索是其離職前雙方已確認之活動及物資購買開支款項；及僱員福利的拖欠款項追討，總額是HK$15,235.00及人民幣19,608.00元[9]。有關下表所陳列的兩項款項，因有關單據已提交並被確認，原告人並無爭議：－

款項	金額（人民幣）
(1)  2012年添置設備及器材開支	12,932.00元
(2)  2013年1至3月活動開支	8,623.00元

24. 但由於原告人早於2012年已經撥付預支款項人民幣104,541.00元予被告人，原告人認為有關款項應該在被告人尚未歸還予原告之預支款項人民幣104,541.00元中扣除[10]。因此，被告人尚欠原告人的預支款項為人民幣82,986.00元。

25. 被告人承認曾收取原告人HK$3,700.00等值的人民幣（即人民幣3,000.00元）。

26. 其餘由被告人提出的拖欠款項反申索皆與僱員福利有關，原告人不同意的金額合共HK$15,235.00及人民幣1,053.00元。原告人反對此項反申索，主要原因是被告人並沒有按照原告人的財務指引處理有關單據。就第二項反申索，其主要爭議是有關的財務指引對被告人是否有約束力，以及相關的財務指引。

27. 被告人的第三項反申索為墊支費用總額HK$914.00和人民幣95,968.80元[11]。其中人民幣3,000.00元以上的大額款項有以下四項，佔全部人民幣墊支款項的85%：－

款項	金額（人民幣）
(1)  黃先生由2012年5月2日至2013年5月19日之住宿費用	30,560.00元
(2)  2013年4月21至26日什邡職中活動連設備器材費用	6,936.80元
(3)  2013年4月27日採購四川青少年活動計劃野營器材訂金	40,000.00元
(4)  2013年5月13至14日火炬實小活動連設備器材費用	4,200.00元

28. 原告人聲稱已經多次要求被告人提交單據以確認其反申索墊支費用，唯被告人不合作，令「墊支款項」未得到處理。另外，部分申領是沒有相關協議或不符合財務指引的規定的，因此原告人反對此項反申索。換言之，第三項反申索的主要爭議是有關的財務指引對被告人是否有約束力，以及相關的財務指引。

29. 被告人的第四項反申索是關於被告人申索因與原告人之僱傭合約而簽訂之內地住房租約及其他相應合約之費用損失，總額為人民幣35,645.00元。其中包括五項費用損失：－     

款項	金額（人民幣）
(1)  至2015年4月11日的住所租金、物管費與清理垃圾費	22,660.00元
(2)  至2015年4月11日的電話套餐費用	3,300.00元
(3)  至2013年7月28日的電視網絡費用	45.00元
(4)  至2013年11月30日的上網費用	350.00元
(5)  被告人所購置的家用生活用品	約 9,290.00元

30. 被告人聲稱與原告人簽訂了三年僱傭合約並需要長駐四川，他本人因為工作需要而簽訂了一系列合約，但因為原告人於合約一年多後終止僱傭合約，而且沒有提早通知被告人而造成被告人損失。第四項反申索的主要爭議是被告人與原告人簽訂的僱傭合約有沒有加於原告人於僱傭合約终止後支付上述被告人開支的責任。

31. 被告人的第五項反申索為其本人在職時向原告人提供的私人器材及設備或同等價值之歸還，總額為人民幣9,830.00元[12]。簡單說，原告人從來沒有要求被告人使用其私人物品在公事上，亦否認有拒絕被告人取回其私人物件。此項反申索最主要的爭議是原告人有沒有拒絕被告人取回其私人物件。

32. 被告人的第六項反申索為因四川計劃的工作而導致其出現右肩周炎之補償及精神賠償。被告人聲稱由於原告人指派他一人負責四川計劃的實務工作，導致他在缺乏支援下長期負責不合理的工作，包括：繁重的搬運工作與每次活動中大量的體力勞動，再加上四川雨季潮濕，因而導致其本人「肩周炎」之痛楚。

33. 此項反申索的爭議是(1)被告人之「右肩周炎」賠償是否應該在此審訊中處理，(2)如果此項反申索應當在此審訊中處理，被告人是否因為「四川計劃」的工作而患上該症狀，以及(3)如果被告人是因工受傷，原告人需要賠償的金額。

34. 被告人的第七項反申索為原告人就誣蔑他取走原告人物資而導致他心理傷害與名譽損失向他道歉。

本案的證供

35. 原告人一方傳召4名證人作供，分別是黃女士、原告人之副總幹事謝潔怡女士（以下簡稱「謝女士」）、羅先生以及黃先生。他們均採納他們的證人陳述書的內容作為他們的主問證供，並就相關的環節加以闡釋，亦接受被告人的盤問。經仔细觀察及考慮他們的證供及本案相關的文件，本席認為他們的證供均誠實可靠，亦有同時期的證明文件支持，再者，他們的證供在盤問下亦沒有半點被動搖，本席接納他們的證供為事實。

36. 被告人一方亦傳召4名證人，包括被告人、沈榮光（以下簡稱「沈先生」）、蕭智寰（以下簡稱「蕭先生」）與黃潔芝（以下簡稱「黃潔芝女士」）。4名證人均作供。沈先生及蕭先生是被告人之朋友，亦是資深童軍領袖及四川計劃志願服務隊成員，2人的證供主要講述了2人在2013年4月21日於四川什邡以義工身份參加一個什邡職中先鋒歷奇同樂日之經歷。2人均指出黃先生於搬運活動物資時沒有提供協助。2人亦同樣遞交了一份給予被告人之個人推薦函。黃潔芝女士於2013年4月2日認識被告人，其證供主要講述於2013年4月2日參觀四川德陽第七中學之經歷，其中提及黃先生的住宿事宜，在主問期間亦提供了一份補充資料 ― 黃潔芝女士的行程表及一些照片 ― 指出參觀四川德陽第七中學後黃先生和她及其他人士一同旅行。沈先生，蕭先生及黃潔芝女士對被告人有極高的評價，認為被告人非常投入及熱愛童軍工作。本席毫無猶豫接納沈先生，蕭先生及黃潔芝女士對被告人的評價及肯定，不容置疑被告人是非常熱愛其童軍工作，亦對他的工作非常堅持。本席亦有仔细觀察及考慮被告人的證供，及他被原告人代表律師盤問時的情況，本席對被告人的證供有所保留，尤其在重要的爭議環節上，被告人的證供與同時期的證明文件並不一致，亦有內在固有的不大可能性。

37. 正因如此，當被告人的證供與原告人的證供有衝突時，本席在相對可能性的衡量下較接受原告證人的證供。

僱傭合約、相關條款及指引

38. 於2012年4月12日，被告人接納僱傭合約的內容。僱傭合約列明合約期為三年，但非以「三年為基礎」。僱傭合約同時列明僱傭其中一方可以不少於一個月以書面通知或補付相等於一個月薪金之款項代替通知期以提前終止僱傭合約。

39. 僱傭合約的相關條款如下：－

(1)  合約期由2012年4月12日至2015年4月11日。（第1條款）

(2)  被告人須履行原告人所訂定之職務大綱[13]及主管所委派之職務。（第4條款）

(3)  於試用期滿後，經原告人確認職級，僱傭其中一方須預先不少於1個月以書面通知對方或補付相等於1個月薪金之款項代替通知期才可終止僱傭合約。（第7.4條款）

(4)  被告人可享有全薪之中國公眾假期。（第8.1條款）

(5)  有關休息日、年假、病假及無薪假期的安排，可參閱《職員手冊》及有關通告。（第8.1條款）

(6)  有關福利，被告人可享有醫療津貼、僱員團體醫療保險計劃（住院及手術）、僱員集體人壽保險計劃、僱員補償保險、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積金），有關詳情可參考《職員手冊》及有關通告。（第9條款）

(7)  《職員手冊》列出本會各項人事則例的原則。原告人有權就有關僱傭關係之《香港法例》的更改及本會政策的改變作出相應的修訂，詳情可參閱《職員手冊》及有關通告。（第10條款）

40. 僱傭合約之附表為其補充資料。僱傭合約之補充資料內列明工作地點為活動中心及於四川之住宿地點由被告人自行安排。

41. 僱傭合約之補充資料內亦列明原告人將額外提供下列福利予被告人：－

(1)  服務每滿六個月可獲原告人提供一次來回香港及四川之單人經濟客位之機票連機場稅，每次上限為HK$4,000.00；及

(2)  合約期內由原告人提供個人物資來回香港及四川之運費，來回各一次，每次上限為HK$4,000.00。

42. 於2012年4月12日（被告人履新日），被告人經原告人人事署職員帶領進入黃女士之辦公室向黃女士報到。黃女士遂向被告人簡介其工作、職責及其他安排等。基於被告人為原告人之義務人士，黃女士特意提示義務人士與受薪職員於權責上的分別，請被告人務必熟讀原告人《職員手冊》內容。黃女士同時要求被告人自行於原告人官方網頁下載原告人的《政策、組織及規條》及《財務指引》[14]，以便被告人知悉及遵守原告人的既定政策及指引。

43. 原告人於2012年5月3日以電郵向被告人提供《青少年活動署行政指引》。黃女士曾要求被告人以《青少年活動署行政指引》作藍本，提出一些更改以修訂一份適合四川計劃的工作指引。

44. 原告人《職員手冊》相關條款如下：－

“2.5 超時工作及補假安排

(a) 你如在慣常辨公時間以外執行下列職務，可被認可為超時工作：－

(i) 擔任會議秘書工作；或

(ii) 出席工作會議；或

(iii) 於本會舉辦的活動中執行職務；或

(iv) 代表本會出席外間的會議或活動；或

(v) 處理獲預先批核的超時文書工作；或

(vi) 由主管指派的其他工作

(b) 每次超時工作；你須預先向主管申請並得到批准，方會被認可及獲發補假。

(c) 超時工作及補假以每小時為計算單位。

(d) 同一天內獲認可的超時工作上限為11小時，每次補假上限為連續3個工作天。

(e) 補假須於3個月內放取。如獲批准，可與年假一同放取。

   …

   4.1  休息日及有薪假日

(a) 休息日

你每7天可享有1天休息日。

(b) 有薪假日

(i)  除騁用合約另有訂明，按連續性契約受聘的常額編制二級工人、非全職職員及合約職員可享有「僱傭條例」規定的法定假日（以政府每年公佈為準）。

(ii) 除第4.1(b)(i)節所述職員，其他職員可享有全薪的公眾假日（每年以政府公佈為準）。

(c) 你的主管可按單位及你的工作需要，另定你的休息日及有薪假日的休放日期。另定休息日須安排在同一個月內的原定休息日之前，或在原定休息日後的30天之內；而另定有薪假日的休放日期須安排在原定假日前或後60天內。”

45. 根據原告人當時的《財務指引》所有活動之推展，均須於事前提交財政預算，經負責總監批核後，將認可申請預支款項以推行活動。[15]

46. 《青少年活動署行政指引》亦有相同指引：於活動/訓練班籌備期問，如需預支款項應用，可在活動/訓練班舉行前一個月內，填寫預支/支付憑單。交活動幹事跟辦。預支款項之收款人應為活動/訓練班負責人，並由所屬負責總監副署，憑單須由有關總監或其授權人士簽署認許，以便安排簽發支票[16]。

47. 當時的《財務指引》[17]及《青少年活動署行政指引》[18]就批核付款及結算對交易單據有一定的要求。

(1) 單據必須是正本並應附有商店名稱、地址/蓋印。若未能提供，最少應附有商店名稱連地址/商店名稱連電話或商店蓋印，並由有關總監於空白位置簽署作實；若所有資料均不能提供，職員應於空白位置填寫原因及由有關總監簽署批核。

(2) 若交易為網上進行而又未能提供單據，則必須列印附有貨品名稱、數量及款額之付款確認通知書或完成交易之電郵等文件。

(3) 若單據上的貨品是非預算批核物品，職員應於空白位置列明購買原因，並由有關總監簽署批核。

(4) 若單據並非屬於同一財政年度內的支出將不獲受理。

(5) 所有支銷必須提交正式發票及收據正本，只有在不能獲取發票的支銷時，始可用現金支銷表報銷，並列明原因；以現金支銷表申領之金額不得超過HK$500。

(6) 於財務結算四線印中（Account）或空白位置上填寫訓練班或活動名稱；單據上必須由經辦人簽署「Checked by」及活動/訓練班負責人簽署「Certified by」。

(7) 預支款項如有不敷，須在收支結算表上清楚列明不敷金額及收款人姓名，該款項之收款人應為活動/訓練班負責人，並由負責總監副署，後由青少年活動總監或其授權人士簽署認許。在核對單據後，將不敷款項發還與收款人，在一般情況下，簽發支票程序約需時4個星期。

48. 所有活動/訓練班之支出，必須由活動負責人/訓練班領導人按照原告人財務署發出之最新《財務指引》要求，事先進行報價 [19]。

討論及分析

原告人第一項申索

49. 原告人第一項申索是本案的一個重大爭議：被告人從羅先生裡收到的人民幣101,541.00元的來源，其用途，以及羅先生送交被告人該款項時的身份。

50. 謝女士與羅先生的證供簡略如下：－

(1) 為方便被告人支付內地辦公室的日常開支，原告人於2012年5月7日設立零用現金機制人民幣3,000.00元，並於2012年5月23日以HK$3,700.00支票（即人民幣3,000.00元）存入被告人在香港的銀行戶口，作為被告人在內地辦公室的零用現金，被告人亦承認已收到該筆款項。

(2) 助理香港總監（專責）羅先生於被告人入職後，要求被告人就推行四川計劃所需要的物資，及被告人於四川辦公室所需要的辦公室器材，提交財政預算。

(3) 謝女士於2012年6月8日以電郵請被告人提供四川計劃所需要的訓練物資清單。被告人於2012年6月11日以電郵向原告人提供辦公室器材及其他活動訓練器材物資預算表。

(4) 羅先生以被告人於2012年6月11日提供的資料，於2012年6月18日以便箋向原告人申請活動訓練器材物資預算預支款項共HK$300,000.00，有關款項分3期支付，每期HK$100,000.00，並獲批准。

(5) 謝女士曾於2012年6月20日（星期三）以電郵通知被告人（及其他人），原告人將於下星一（即2012年6月25日）支付助理香港總監（專責）作為第一期添置活動訓練器材物資預算的預支款項。

(6) 有關之添置四川計劃之訓練及活動設備預算第一期HK$100,000.00預支款項，原告人已於2012年6月27日以支票發放予羅先生。羅先生於2012年7月3日經他存放在內地之私人款項中匯預支款項[20]人民幣81,600.00元[21]（即HK$100,000.00）于被告人用作添置訓練物資，並於同日以電郵知會被告人。被告人於2012年7月4日以電郵回覆羅先生已收到有關款項。

(7) 被告人曾於2013年1月21日以電郵通知原告人，表示其本人已使用人民幣12,932.00元作為添置活動訓練器材物資之用，並擬從其本人早前收到添置活動訓練器材物資預算的預支款項扣除，而原告人亦在2013年4月2日以電郵回覆被告人該筆人民幣12,932.00元之網購款項因已預支被告人，所以不獲原告人回款。

(8) 羅先生以被告人於2012年6月11日提供的資料，於2012年6月26日以便箋向原告人申請辦公室器材預算預支款項HK$26,000.00。

(9) 謝女士於2012年6月29日以電郵向被告人表示添置辦公室設備物資已批，有關之預支款項HK$26,000.00會發予羅先生，由於當中有價值HK$1,580.00之電腦軟件由原告人購買及支付，因此向被告人表示羅先生只會給被告人HK$24,420.00。

(10) 有關之辦公室器材預支款項於2012年7月12日發放予羅先生。由於當中有價值HK$1,580.00之電腦軟件由原告人購買及支付，因此謝女士向羅先生表示只需給被告人HK$24,420.00。羅先生亦退回HK$1,580.00予原告人。

(11) 羅先生於2012年7月24日用其私人款項匯款人民幣19,941.00元[22]（即HK$24,420.00，扣手續費人民幣10.5元）于被告人，並於2012年7月28日以電郵知會被告人。被告人於2012年7月28日以電郵向羅先生查詢HK$24,420.00的用途，羅先生於7月30日以電郵回覆款項用於辦公室器材。

(12) 謝女士解釋原告人為何安排羅先生把預支款項在內地支付予被告人：首先，原告人因為在內地沒有代辦機構而不能在內地開辦自己的戶口；第二，原告人並不想佔用了被告人在內地的個人銀行戶口接收外地戶口匯錢的額度，而同時要向銀行解釋金錢的來源及用途，手續較為繁複；第三，被告人只在原告人提供專人為被告人管理其個人中港通戶口的情況下，才會答允開立個人中港通戶口，原告人認為個人戶口應由個人管理，因此認為被告人不應該有此要求。

(13) 羅先生表示事前有在電話向被告人提及原告人將會支付預支款項予被告人，而被告人銀行戶口的資料是被告人於該時才向他提供的，而除了兩筆預支款項外他從來未有支付超過人民幣10,000.00元的私人款項予被告人。另外，羅先生本人在內地並沒有個人銀行戶口。

(14) 被告人於2012年10月26日以電郵向原告人表示最新結算及確認已收到羅先生人民幣104,541.00元（人民幣3,000.00元 + 人民幣81,600.00元 + 人民幣19,941.00元）。

(15) 被告人在離職時獲原告人確認可申領的單據金額共有人民幣21,555.00元及HK$386.00。由於HK$386.00沒有存在爭議，因此原告人在2013年7月30日已以支票向被告人支付有關款項。因此，原告人向被告人追討之餘款為人民幣82,986.00元（相等於人民幣104,541.00元 – 人民幣21,555.00元）。

51. 本案爭議的2筆預支款項人民幣101,541.00元（人民幣81,600.00元 + 人民幣19,941.00元）明顯地是由原告人交予被告人的。原告人是因為被告人提供的預算資料而批核該兩筆款項予四川計劃的負責人羅先生，再由羅先生安排把款項支付予被告人。每一次羅先生匯款予被告人後都以電郵通知被告人，被告人亦回覆確認收到有關款項，2人的電郵往來亦抄送予謝女士及黃女士。被告人離職後，原告人給被告人的電郵亦用該兩筆款項計算被告人應退回原告人的預支款項。再者，從被告人的供詞可見，被告人清楚知道羅先生為四川計劃的負責總監，並確認自己曾提供物資預算資料，他亦知道物資預支款項已被批核及款項將會發予羅先生。本席認為被告人清楚知道該2筆款項的出處及用途，以及羅先生是代表原告人匯該2筆預支款項予被告人。

52. 本席不接納被告人聲稱羅先生是以私人名義匯該2筆預支款項予他本人[23]。在2013年7月19日由被告人發予原告人人事執行幹事李雪麗的電郵中，被告人指出羅先生給予被告人該2筆款項為「保證金」[24]。這說法更加不能自圓其說。

53. 本席裁定被告人需要歸還該2筆預支款項給原告人。問題是被告人可以抵銷多少原告人欠被告人的款項[25]。

原告人第二項申索

54. 原告人第二項申索是追討被告人在職時向其提供或由他代原告人購買的物資及器材或同等價值之歸還，即HK$6,895.00及人民幣6,107.60元。

55. 被告人是原告人於四川計劃當中唯一常駐四川的受薪職員，亦為原告人購買物資及用該些物資舉行青少年活動[26]，他有責任於在任時合理謹慎地保管原告人的物資及於離任或經原告人請求時將原告人的物資及為原告人購買的物資歸還給原告人[27]。怎樣將物資歸還僱主是視乎情況而定，一般情況下僱主與僱員會就物資歸還進行交收。

56. 原告人於2013年5月24日（被告人值班日）口頭通知被告人終止僱傭合約事宜時，被告人以身體不適為理由即時離開，並拒絕簽署及接收僱傭合約終止信及其他附件。其中一份附件是『僱員福利申索、確認面談紀錄及「四川計劃」之物資、器材及預支款項餘款交收』信件及一物資及器材清單，原告人在該信件邀約被告人於2013年5月26日（被告人值班日）在活動中心進行物資及器材交收。

57. 被告人於2013年5月25日返回四川。原告人於同日（被告人值班日）以雙掛號形式將上述僱傭合約終止信及其他附件寄予被告人香港及四川綿陽市的通訊地址，並同時以電郵發送至被告人獲原告人分配之官方電郵地址，及被告人日常與原告人通訊之兩個私人電郵地址。

58. 被告人雖然於5月26日現身於交收場地（即活動中心），卻沒有按指示與原告人代表（即黃先生）進行物資及器材交收。黃先生的證供是當天早上約11時左右，被告人出現於原告人的辦公室。被告人進入辦公室後隨即開始收拾其辦公桌的私人物件。當黃先生遵照羅先生的指示要求與被告人進行物資及器材交收時，被告人只以粗言穢語辱罵黃先生，並無任何意圖及行動進行物資及器材交收。被告人多次粗言穢語辱罵黃先生，及在收拾其私人物件後，便離開辦公室，沒有與黃先生進行物資及器材交收。

59. 原告人就「四川計劃」的物資及器材交收事宜雖然多次以電郵及函件與被告人作出溝通和嘗試安排交收，始终雙方都不能達至共識。有關電郵及函件撮要如下：－

(1) 原告人於2013年5月27日以電郵向被告人表示被告人沒有按指示在5月26日交收物資，並提醒被告人在5月底前須進行交收物資。

(2) 被告人沒有在2013年5月底前進行交收物資。

(3) 被告人於2013年6月1日以電郵回覆原告人，表示並未收過什麼函件。

(4) 因為被告人沒有在2013年5月底前進行交收物資，原告人於是在2013年6月4日以電郵請被告人在2013年6月8日的單據交收及回款予原告人時一并進行物資交收。

(5) 原告人於2013年6月6日以電郵向被告人詳列6月8日進行交收之內容。

(6) 被告人於2013年6月6日親臨原告人人事署辦公室去函原告人。函件內被告人稱已將人事署發給其本人的電郵當垃圾郵件處理，而其在四川期間未接收過任何雙掛號郵件，是回港後才知道，並聲稱原告人擬用被告人不在香港的假藉口試圖拒付離職款項。於同日，謝女士與被告人在原告人人事署辦公室見面，並向被告人提及2013年6月8日到活動中心進行物資及預支款項餘款交收一事，雖然當時被告人對謝女士並不禮貌，但都表示會盡量配合。

(7) 被告人於2013年6月8日上午10時18分以電郵通知身處四川的原告人代表未能赴約，並聲稱是根據原告人指示回港向稅務局辦理同意釋款書。又在2013年6月13日去電郵予原告人，表示是被原告人恐嚇而要被迫回港[28]。

(8) 原告人於2013年6月10日以電郵知會被告人於6月14日或之前回款，交回物資（若物資在香港）及活動中心物資倉鎖匙予原告人，並提交其稱聲要追討在物資倉內之私人物品清單予原告人。在同一電郵，原告人請被告人在6月30日或之前到活動中心領回私人物品及交回其他屬原告人的物資，及請被告人在6月21日或之前通知原告人到活動中心物資倉的日期。

(9) 由於被告人沒有在6月14日或之前回款、交回物資及提交私人物品清單予原告人，又沒有在6月21日或之前通知原告人到活動中心物資倉的日期，原告人在2013年6月21日以電郵向被告人表示，若被告人未能在6月28日前提交要追討之私人物品清單，原告人有權自行處理在物資倉內的物資而不另行通知。

(10) 被告人在2013年6月27日電郵予原告人表示 (a) 於7月12日在勞工處（勞工處勞資關係科調停會議）見面時與原告人處理他要收回的墊支項目； (b) 被告人將於7月3日上午10時回活動中心取回私人物品； (c) 被告人短暫時間不在港。

(11) 原告人在2013年6月28日以電郵向被告人表示 (a) 仍未收到其聲稱原告人存有其個人物資的物資清單；(b) 被告人於6月27日向原告人表示在7月3日上午10時回活動中心取回其私人物品的通知期太短，而原告人已安排代表在7月14-16日及7月22-24日赴四川，請被告人選擇出席日期及在選定之日期5天前提交其個人物資的物資清單。

(12) 原告人於2013年7月4日以電郵向被告人表示，請被告人在7月12日在勞工處見面時一併提交其他墊支費申領之單據。

(13) 原告人於2013年7月4日以電郵向被告人表示 (a) 原告人不予接受被告人曾提交的一張接待費人民幣350.00元之單據；(b) 現時被告人所提供的活動及物資單據，原告人只批出人民幣21,555.00元；(c) 因原告人早於2012年已預支人民幣104,541.00元予被告人，被告人在人民幣款項上不存在墊支問題；(d) 被告人若仍未能於7月12日前將預支款項餘款交回給原告人，原告人將採取法律行動。

(14) 告人於2013年7月12日上午11時20分電郵原告人，表示欲於當日下午2時30分舉行的勞工處勞資關係科調停會議見面後一併處理其他墊支項目，並要求即時交收，不會再同意先交出收據再等侯原告人付款。

(15) 被告人於2013年7月15日電郵原告人，紀錄2013年7月12日在勞工處交收墊支款項一事，並通知原告人除了已墊支款項HK$386.00及人民幣21,905.00元外，他尚有已墊支額HK$914.00及人民幣95,968.80元的單據需要收回墊支款項，希望他可於2013年7月17日下午4時前收回墊支款項。

(16) 原告人於2013年7月16日以電郵回應被告人在2013年7月15日發給原告人的電郵。

(17) 被告人於2013年7月19日就預支款項、墊支款項及回款安排電郵回應原告人，並要求原告人馬上歸還他於四川借給原告人用的一切私人物品。

(18) 原告人於2013年7月19日就預支款項、墊支款項、回款安排及被告人私人物資電郵被告人。

(19) 原告人於2013年8月2日就預支及墊支款項發函件給被告人，通知他的寬限期及在寬限期内提交支出單據正本，否則在寬限期後（情況仍未解決）向被告人提出索償。

(20) 被告人於2013年8月21日以電郵知會原告人，就追討欠薪、墊支款項及私人物品一事，已循香港法律程序要求解決。

(21) 原告人於2013年8月22日發電郵予被告人，就被告人提出之休假日出勤欠薪、墊支款項及私人物品等作回應，並表示若其已循法律程序解決事件，原告人亦會向他提出反申索。

60. 鑑於被告人並沒有按原告人指示於2013年5月26日及2013年6月8日，交還原告人列於器材及物資清單內之四川計劃的物資及器材，於約2013年6月羅先生指示黃先生點算四川計劃的的物資及器材。黃先生確認他是基於一份由原告人以物資單據整理的物資清單做盤點。該物資清單是由於被告人沒有提交過物資清單予原告人，原告人根據被告人曾經提交的購買物資的單據及被告人提交的物資設備預算而整理出來的。黃先生當時是以見到一樣物件就計一樣物件的方法進行點算，黃先生於作供時已詳細解釋他做盤點的過程。

61. 其後，羅先生基於被告人提供的資料，再次指示黃先生點算原告人在活動中心倉庫的物資及器材。黃先生按被告人提供的資料，尋回個別物資及器材，修訂點算結果。

62. 黃先生除因按活動需要進入活動中心倉庫存取物資及器材，及按羅先生當時的指示進入倉庫點算物資及器材外，從沒有取走倉庫內任何的物資及器材。

63. 黃先生作供指出他曾經在被告人家中見過原告人申索的物資第3.1-8項[29]。

64. 不容置疑，在該物資清單內所述的物資及器材是被告人就四川計劃購買的物資及器材，是屬於原告人的物件，亦是被告人於履行其受僱責任時購買的工具及物資。本席較早曾說過，被告人作為僱員有責任於在任時合理謹慎地保管原告人的物資及於離任或經原告人請求時將為原告人購買的物資歸還他的僱主原告人，但是怎樣將物資歸還僱主是視乎情況而定。就本案而言，物資及器材是在四川，被告人離職後，物資及器材亦會繼續被原告人在四川使用，本案的物資及器材數量亦非少量，本席認原告人邀約被告人在活動中心進行物資及器材交收是一個適當的處理方法。可惜的是，由於被告人就被原告人解僱一事上耿耿於懷，所以被告人對原告人所提出的物資交收安排是持一個不合作的態度，導致原告人只能自行點算其物資。這是本席經細閱所有證供而作出的結論，本席不接納被告人就沒有進行及出席交收的解釋。再者，被告人作為原告人的僱員因為離職或經原告人/僱主請求要歸還物資及器材給原告人/僱主是責無旁賃的，不應以沒有金錢補償為理由，拒絕與原告人進行交收。

65. 上述的結論並不能完全解答原告人第二項申索的爭議，物資及器材歸還是建基於黃先生於的2次盤點是否準確。

66. 黃先生亦確認其本人於2013年5月23日後有跟從羅先生的指示到活動中心、德陽十中及青少年宮的物資儲存地作盤點，而之前儲存於火炬實驗小學的物資則運回活動中心處理。黃先生管有原告人在活動中心倉庫其中一個閘口的鑰匙及其中一條德陽十中的課室鑰匙（另外一條由被告人管有）。但是，黃先生沒有青少年宮的鑰匙，需由當地職員開門讓黃先生作盤點。

67. 雖然黃先生作供指出，他於盤點時找不到的物資器材有可能是其它人拿走，但是本席經考慮所有證供後認為原告人儲存於活動中心、德陽十中及青少年宮的物資器材被其它人拿走的可能性不大。本席亦接納黃先生2次盤點的準確性，裁定被告人在職期間遺失了（除再經修訂之申索陳述書附件第1.10及1.11項的物資外[30]）再經修訂之申索陳述書附件第1.1至4.4項的物資及器材。

68. 關於原告人提供予被告人使用的電腦（即再經修訂之申索陳述書附件第4.1至4.4項的物資及器材），被告人承認他是因電腦需要維修而於2013年5月23日把電腦帶回香港童軍中心，亦確認他於5月23及24兩天皆留在香港童軍中心。雖然被告人擺放電腦的辦公室（1011室）[31] 與資訊科技部同樣位於10樓，但被告人於兩天回香港童軍中心述職期間並沒有把電腦交予資訊科技部維修。被告人解釋指他於5月23當天早上需要進行結算而下午需要開會，另外他曾致電資訊科技部但沒有回應，因此沒有把電腦交到資訊科技部維修。被告人沒有解釋他於5月24日有沒有就電腦的維修作出跟進。被告人承認是在2013年6月27日才第一次向原告人表示其電腦已經於5月23日放在1011室，並指是回應原告人於6月21日向他查詢的電郵，理由是於6月21日前他認為沒有必要說明他於那一天把電腦放在1011室。

69. 謝女士作供說她於2013年6月6日得知被告人聲稱已把電腦放在1011室後有到1011室尋找電腦，亦詢問1011室附近的同事及科技資訊部的同事是否有簽收電腦，均尋找不到電腦。

70. 總觀所有證供，本席在相對可能性的衡量下不接納被告人的解釋：雖然被告人是因電腦需要維修而於2013年5月23日把電腦帶回香港童軍中心，但是他於2013年5月23-24日述職期間僅是把電腦放在1011室的抽屜，並沒有將電腦交給資訊科技部。

71. 本席認為就原告人第二項申索，被告人的辯解及證供[32] 均不能給予被告人一個辯護理由，被告人就在職期間遺失了再經修訂之申索陳述書附件第1.1至4.4項[33] 的物資及器材的責任是難辭其咎。因此，本席裁定被告人有責任賠償原告人再經修訂之申索陳述書附件第1.1至1.9，2.1，3.1至3.8及4.1至4.4項物資及器材的真實價值。可是根據黃先生的證供[34]，只有再經修訂之申索陳述書附件第1.1至1.9，2.1，3.2至3.8，4.3及4.4項物資及器材有單據支持，其餘項目均沒有單據支持。

72. 最後，本席裁定就原告人第二項申索，被告人有責任賠償給原告人合共人民幣5,163.60元（即再經修訂之申索陳述書附件第1.1至1.9，2.1，3.2至3.8，4.3及4.4項物資及器材的真實價值）。

被告人第一項反申索

73. 被告人的第一項反申索為總數34.5天的應休假日加班出勤等值工資合共HK$44,485.15元[35]。其爭議是有關的「休假日出勤」是否屬實；以及如果這些休假日加班出勤屬實，原告人是否應該補償被告人以及補償金額的計算方式。

74. 被告人已詳列其申索的34.5天應休假日加班出勤及加班出勤的事由於「抗辯書及反申索書」24-26頁，第3(1)段（審訊文件夾(1)，66-68頁）。被告人所述的34.5天應休假日加班出勤是由2012年6月18日至2013年4月10日。被告人作供稱他反申索的應休假日加班出勤有三類，即「放假期間開會」、「多了的工作」及「非預見的突發工作」。

75. 雖然《職員手冊》第2.5及4.1條就員工超時工作補假、休息日及有薪假日的休假日期安排已作出有約束性的規定[36]，但是僱傭合約、《職員手冊》或其它相關政策並沒有包括事後申請應休假日加班出勤等值工資之事項。

76. 被告人在其任職期間從來沒有申請有關的費用，原告人亦從來沒有支付他類似的福利[37]。被告人在離職後一個半月左右（2013

年6月13日）所寄予原告人的電郵[38]中才首次提出有關應休假日加班出勤欠薪。在同一封電郵中，被告人指“由於童軍沒有給出理由而終止合約，本人亦無需個人自行承擔這年來本應休日而必須工作的34.5天日數”。

77. 黃女士供稱，被告人從沒有向她提交任何超時工作申請，原告人亦從沒有要求被告人於休假日出勤。

78. 根據黃女士的證供，被告人任職期間，一直由被告人自己按實際需要而編排其本人之值更表，包括被告人的休假日亦由被告人自行編定。如被告人認為其原訂之休假日有需要工作，被告人會自行作出調動，因此，不會出現被告人須在其休假日出勤。此外，黃女士及羅先生基於信任被告人的安排，從沒有更改過被告人自行編定的值更表。因此，被告人可以自行為未能預計的休假日加班出勤安排補假，而被告人在職期間亦多次安排自己補假[39]。

79. 雖然被告人曾告知羅先生要求在放假日子（2013年4月10日）去沙咀見1名何卓平先生參與活動[40]，羅先生亦同意被告人這樣做，當時羅先生的想法是因為這樣做對被告人及四川計劃是好的，羅先生並没有考慮被告人放假工作的問題，再者，羅先生補充說他沒有指示被告人在放假期間工作，況且他可根據指引向直屬上司溝通申請補假。另外，黃女士表示她認為2013年4月10日的加班並沒有逼切性，因為什邡職中的活動會在十多日後（即2013年4月22日）才舉行，而一位被告人的工作夥伴亦曾向被告人表示可以帶來現成的道具，被告人並不需要加班以自行製作道具。此外，黃女士亦指出，被告人自行安排自己於2013年4月15日至20日期間休假，以便其返回香港撰寫其論文，並於活動舉行前2天才返回內地為活動做預備工作。

80. 概括地說，《職員手冊》第2.5及4.1條就所有休假日/超時工作及補假之安排，要求職員須預先向其主管申請並得到批准，方會被認可及獲發補假。《職員手冊》第4.1條規定另定休息日須安排在同一個月內的原定休息日之前，或在原定休息日後的30天之內[41]；而另定有薪假日的休放日期須安排在原定假日前或後60天內[42]。

81. 根據法例要求，休息日及有薪假日不能以補償薪金取替。若然僱員在休息日或有薪假日工作，僱主必須在指定的時間內補發休息日或有薪假日給僱員。僱主不能以補償薪金代替休息日或有薪假日。《職員手冊》第4.1條亦反映此等法例要求。休息日/有薪假日/超時工作補假之安排必須事前通知及得到其主管的批准。此等機制不但保障僱主[43]，並且保障僱員證明他在休假日出勤是屬實的。因此在本案，被告人自己是需要按實際需要編排其本人之值更表[44]，將其本人之值更表交與原告人。基於信任被告人的安排，原告人從沒有更改過被告人自行編定的值更表。可是，被告人就本案所申索的34.5天的應休假日加班出勤並沒有在其填報的值更表申請休息日/有薪假日 /超時工作補假。這不但砥觸法例及《職員手冊》的要求，更令人質疑有關的「休假日出勤」是否屬實。更甚的是，被告人是在離職後一個半月左右（2013年6月13日）才首次提出有關應休假日加班出勤欠薪。再者，有若干被告人申請的「休假日出勤」等值工資的休假日已有補假代替[45]，並不存在被告人在休假日工作沒有補發休息日或有薪假日的情況。基於以上原因，本席拒絕被告人的第一項反申索。

82. 本席必須指出，若果被告人申請的「休假日出勤」等值工資的休假日是其填報的值更表所安排的補發休假日，但是，由於被告人被解僱的原故，而不能獲發其安排的補發休假日，本席是會給予被告人等值的補償工資。因為，雖然僱員必需「自願地」於休假日出勤，這不等同他於休假日的工作是「免費」或「無償」的。

被告人第二及三項反申索

83. 就被告人第二項反申索，原告人已確認人民幣12,932.00元及8,623.00元。

84. 原告人不同意的金額合共HK$15,235.00及人民幣1,053.00元。原告人反對此項反申索，主要原因是被告人並沒有按照原告人的財務指引處理有關單據。就第二項反申索，其主要爭議是有關的財務指引對被告人是否有約束力，以及相關的財務指引。

85. 以上所述不同意的金額是由下列款項明細所組成：－

	提報日期/ 涵蓋日期 (年/月/日)	事由	HK$	人民幣
1.	2013/5/22-25	被邀回港述職之餐費與交通費	3,250.00	153.00
2.	2013/1/6	2013年1月至6月電話費每月人民幣150協議金額		900.00
		僱傭合約中定明每半年回港福利(第二次機票)	4,000.00
		僱傭合約中定明合約終止回港福利(機票)	4,000.00
		僱傭合約中定明合約終止回港福利(搬運費)	4,000.00
		合共：	15,235.00	1,053.00

86. 原告人主要反對原因是被告人沒有依照當時的《財務指引》[46]及《青少年活動署行政指引》的結算規定處理有關單據，支銷款項。即是，被告人必須提供單據正本，若只能提供單據副本，必須在單據副本上寫上未能提供單據正本的原因及簽名作實；如網購者，亦必須提供被告人之付款證明，原告人方予以考慮接納。

87. 黃女士確認已通知被告人原告人的《職員手冊》、《財務指引》[47]及《青少年活動署行政指引》[48]。她認為《財務指引》[49]及《青少年活動署行政指引》對被告人是有約束力的。另外，《職員手冊》則是已經在被告人的僱傭合約內提及，因此被告人是知道《職員手冊》的存在，亦應該遵守《職員手冊》的條文。

88. 謝女士亦澄清《青少年活動署行政指引》對被告人的約束力，表示只有指引因地理差異而不適用的條文對被告人沒有約束力，而被告人認為部分條文不適用應向原告人提出。而原告人在被告人赴四川初期所籌辦的725活動中已向被告人示範了如何根據有關指引進行預算及財務結算。她亦補充根據四川省審計廳的要求有必要要求被告人提交正式發票。

89. 被告人承認親手收到了《職員手冊》。於原告人2012年5月3日寄予他的電郵收到了《青少年活動署行政指引》及在入職初期（約2012年5月至7月期間）接收到原告人的指示要他本人自行上網下載《財務指引》閱讀。

90. 被告人任職期間，一直按原告人既定的付還結算制度處理支款。被告人提交單據正本及財務報告，由黃女士進行查核，及羅先生簽署認許後，原告人會安排簽發支票及∕或現金予被告人。

91. 被告人任職期間，雖然有因為被告人未能準時遞交報表，而黃女士及謝女士安排被告人以電郵先提交單據及財務報告副本，待黃女士先進行查核，最後待被告人回港後提交單據正本及財務報告後，再按既定政策安排總監批核再向被告人回款的先例，但只是個別情況。

92. 原告人拒絕支付被告人人民幣80元的回港述職餐費，因為原告人與被告人沒有事先協議需要提供此福利。另外，所有支銷必須提交正式發票及收據正本，只有處理不能獲取發票的支銷時，始能用現金支銷表報銷，並列明原因；以現金支銷表申領的金額不得超過HK$500.00[50]。因此，原告人並不接受被告人提交的搬運費人民幣4,000元之手寫「白頭單據」。本席同意以上理據。

93. 本席亦已細閱《財務指引》及《青少年活動署行政指引》的內容，本席認為《財務指引》及《青少年活動署行政指引》並不是2份志向書，而是2份對員工有約束力的文件。本席接納黃女士及謝女士的證供，原告人已通知被告人原告人的《職員手冊》、《財務指引》及《青少年活動署行政指引》，原告人的《財務指引》及適用的《青少年活動署行政指引》條文對被告人是有約束力的。再者，原告人為一法定機構，是項計劃亦接受特區政府資助，並且按有關規定，所有開支必須有正本單據作為申報，每年亦要核數，因此原告人需要嚴格執行其《財務指引》。而被告人作為員工亦有責任遵守。

94. 被告人是一名高學歷的人士，他不能以原告人並未就《財務指引》及《青少年活動署行政指引》向他本人說明，指導，及沒有確認他本人已充分了解指引的內容作為辯解藉口。

95. 正因為被告人沒有依照當時的《財務指引》及《青少年活動署行政指引》的結算規定處理有關單據，支銷款項，本席認為原告人是有理據不支付被告人HK$15,235.00及人民幣1,053.00元的申領。但是，本席考慮到被告人就本案已在其文件清單附表1编號3，4及5披露了相關文件[51]，以及原告人根據僱傭合約及其與被告人的口頭協議[52]，原告人須就被告人支付的回港述職之交通費、2013年1月至6月的電話費及第2次服務滿6個月回港機票作出償還。

96. 就被告人的第二項反申索，原告人須付還被告人總共人民幣（12,932.00 + 8,623.00 + 900 + 153 – 80） = 22,528.00元及HK$（4,000.00 + 3,250.00） = 7,250.00。

97. 被告人的第三項反申索為墊支費用總額HK$914.00和人民幣95,968.80元。以上所述墊支費用的明細附加在被告人「抗辯書及反申索書」30-31頁（審訊文件夾(1)，72-73頁）。

98. 原告人聲稱已經多次要求被告人提交單據以確認其反申索墊支費用，唯被告人不合作，令墊支款項未得到處理。另外，部分申領是沒有相關協議或不符合財務指引的規定，因此原告人反對此項反申索。

99. 謝女士供稱原告人於2013年10月4日的勞資審裁處聆訊才首次見到被告人反申索的墊支款項的部分正式收據，並確認當中部分被告人反申索的墊支款項為認可開支，因此假如被告人當初提供正式收據，原告人是願意支付有關款項。被謝女士確認為認可開支的墊支款項是附加在被告人「抗辯書及反申索書」30-31頁（審訊文件夾(1)，72-73頁）的明細表內編號T7-1^~T7-2（人民幣110.00元）、T1（人民幣218.50元）、T18（人民幣550.00元）、T11-1^~T11-4（HK$876.00）、T10-1^~T10-2（人民幣750.00元）、T20（人民幣190.00元）、T12（人民幣420.00元）、T2-1^~T2-7（人民幣6,936.80元）、T4-1^~T4-2（人民幣477.00元）、T13（人民幣19.00元）、T9-1^~T9-3 （人民幣4,200.00元）、T3-1^~T3-5（人民幣734.40元）的墊支款項。

100. 換言之，謝女士確認被告人的墊支款項總額為人民幣14,605.70元及HK$876.00。本席裁定就被告人的第三項反申索，原告人須付還被告人總共人民幣14,605.70元及HK$876.00。

101. 最後，本席在此處值得一提有3項被告人聲稱的墊支付還。

(1)  採購四川計劃野營器材訂金人民幣40,000.00元 ― 被告人於2013年7月19日的電郵通知原告人他的墊支款項內有人民幣40,000.00元乃購買器材人民幣100,000.00餘元之定金部份，並要求原告人同意先行向被告人支付訂金人民幣40,000.00元才披露有關單據。根據《財務指引》第11.4條，如購買物資金額由HK$30,001.00 至HK$100,000.00，被告人需要索取最少2間公司報價及申請批核後才可以預訂有關器材；如購買物資金額由HK$100,001.00至HK$300,000.00，被告人需要索取最少3間公司報價及申請批核後才可以預訂有關器材。被告人以原告人名義預定器材及支付訂金時，被告人有責任向原告人提供有關預定器材的資料，如器材名稱、數量、訂金及餘款金額、送貨日期及地點、公司名稱、聯絡人姓名及電話等，故原告人不會先支付費用。本席認為被告人因為沒有按照《財務指引》索取報價及申請批核後才支付器材訂金，所以原告人不需要付還人民幣40,000.00元。

(2)  黃先生由2012年5月2日至2013年5月19日之住宿費用人民幣30,560.00元 ― 被告人此項的申索是黃先生在被告人於綿陽市的住所住宿的費用人民幣30,560.00元。本席認為此項申索根本沒有任何基礎可言，是一項無理的申索。本案沒有絲毫證供或證據證明原告人與被告人就黃先生在被告人於綿陽市的住所住宿的費用達成任何協議。

(3)  午餐費人民幣350元 ― 原告人從來沒有答允，亦沒有支付相關接待費予被告人。本席同意此說法。黃女士指出接待費與餐費的分別。假如餐費是活動中的膳食支出，餐費可以作為活動支出被認可及回款被告人。但一般接待費（包括不是活動中的膳食支出）是不在四川計劃的預算內的，因此原告人從來沒有就接待費回款被告人，所有回款是羅先生以個人名義回款被告人而被告人對此亦知悉。羅先生在作供時亦表示有在電話上向被告人澄清他私人會支付被告人申領的接待費申請。

被告人第四項反申索

102. 被告人與原告人簽訂的僱傭合約為期三年。雖然被告人需要長駐四川，僱傭合約列明被告人須自行安排住宿。根據僱傭合約第7.4條，原告人一方可以不少於1個月書面通知被告人或補付相等於1個月薪金之款項代替通知期終止僱傭合約。本案，原告人依據僱傭合約的條文給被告人1個月代通知金終止與被告人的僱傭合約，被告人在其反申索亦沒有控訴原告人非法解僱。無論如何，原告人依據僱傭合約解僱被告人，並沒有絲毫非法解僱的情況。正因如此，被告人並不是亦不能向原告人申索賠償其損失，他只能在僱傭合約設定或隱含的規範內提出反申索。

103. 雖然被告人因為要完成四川工作而需要簽訂一系列合約，但是被告人在簽署僱傭合約時已知道僱傭任何一方可能會提早完結僱傭合約，而且僱傭合約並沒有加給原告人於終止僱傭合約後需要負責被告人的內地住房租、物管費與清理垃圾費、電話套餐費用、電視網絡費用、上網費用及被告人所購置的家用生活用品。

104. 被告人在任職期間從來沒有申領有關的費用，原告人亦沒有支付他有關的費用。

105. 再者，被告人選擇簽訂怎樣的住宿租用合約是被告人自己的決定。被告人雖然聲稱在繳交第二期預付租金時有先通知原告人，但原告人在四川時並不可能提早通知被告人其被解僱的決定，因為原告人當時還未決定解僱被告人。假如被告人自己覺得與原告人的僱傭關係並不融洽，被告人可以自行考慮是否再付第二期預付租金。實際上，被告人在與原告人僱傭合約结束後，仍然把自己個人物品放在相關房屋，又繼續享用他的租約，因此相關租金不應由原告人負責。

106. 另外，電話套餐、電視網絡及上網等費用不可能是完全為了四川工作而產生的開支。於被告人離職後，該些費用只是被告人個人的開支。被告人亦未能證明他所購置的家居生活用品是如何因為原告人提早結束僱傭合約而對他造成損失，因為有關的家居生活用品於僱傭合約三年完結後也是同樣地不能繼續使用。

107. 經審慎考慮後，本席裁定被告人的第四項反申索不成立。

被告人第五項反申索

108. 被告人的第五項反申索為其本人在職時向原告人提供的私人器材及設備或同等價值之歸還，總額為人民幣9,830.00元。以上所述被告人的私人器材及設備的明細表詳述在被告人「抗辯書及反申索書」27-28頁，第5(3) 段（審訊文件夾(1)，69-70頁）[53]。

	物品名稱	數量	相約金額 （人民幣）
1	野營套裝	1套	450.00
2	炊具	1套	500.00
3	半身攀爬安全帶，安全扣4個，頭盔，手套	1套	1,300.00
4	手足情深卡遊戲	40套	1,200.00
5	大腳板	20件	400.00
6	絲印工具	1套	500.00
7	皮工/帆工工具	1套	600.00
8	鈴鐺	4個	100.00
9	無線麥（Mic）	2支	300.00
10	至激一分鐘遊戲	1套	200.00
11	飛碟遊戲 ― 踏板	16個	160.00
12	背囊	1個	500.00
13	輕便斗篷	2件	120.00
14	電動玩具	1箱	2,000.00
15	小娃娃，公仔	1箱	1,000.00
16	中大環保袋	20個	200.00
17	梯子	3把	300.00
	等等	共計約為	人民幣9,830.00

109. 黃先生作供時指出他可能有見過部分被告人所申索的私人物資，即被告人「抗辯書及反申索書」27-28頁明細表第1、2、4、5、8、11、14及15項。但黃先生表示他不清楚他所見的物資屬於原告人或被告人。

110. 原告人從來沒有要求被告人使用其私人物品在公事上。

111. 原告人曾要求被告人提交物資預算，有關預算經負責總監批核後，原告人於2012年7月已支付人民幣101,541.00元之預支款項予被告人，作購買物資之用。因此，被告人並不需要使用其個人物資以推行活動。

112. 原告人一直沒有拒絕被告人取回其私人物件。雖然原告人根據僱傭合約並沒有責任安排被告人取回其私人物件（尤其是在離職前，被告人的私人物件是存放在被告人工作的活動中心物資倉內），原告人已盡量安排讓被告人取回其私人器材及設備。原告人並沒有侵佔被告人的私人物件的行為或意圖。

(1)  被告人在收到2013年5月24日發出的解僱口頭通知後，早於5月25日已回到四川綿陽，因此被告人有充足的時間去取回其私人物品。

(2)  收到被告人的電郵告知尚有其私人物品存放在活動中心後，原告人曾多次安排被告人取回其私人物品。例如：在2013年6月8日，被告人以電郵通知原告人尚有其私人物資存放在原告人的物資倉內。原告人在2013年6月10日以電郵回覆被告人請被告人在6月14日或之前提交其聲稱要追討之私人物品清單予原告人。

(3)  由於被告人沒有在6月14日或之前提交私人物品清單予原告人，又沒有在6月21日或之前通知原告人到活動中心物資倉的日期，原告人在2013年6月21日以電郵向被告人表示，若被告人未能在6月28日前提交稱聲要追討之私人物品清單，原告人有權自行處理在物資倉內的物資而不另行通知。

(4)  被告人在2013 年6月27日電郵予原告人表示將於7月3日上午10時回活動中心取回私人物品。

(5)  原告人在2013年6月28日以電郵向被告人表示 (A) 仍未收到其聲稱原告人存有其個人物資的物資清單；(B) 被告人在6月27日向原告人表示在7月3日上午10時回活動中心取回私人物品的通知期太短，而原告人已安排代表在7月14-16日及7月22-24日赴四川，請被告人選擇出席日期及在選定之日期5天前提交其個人物資的物資清單。

(6)  可是，被告人對此安排沒有正面回應。被告人於2013年7月19日電郵原告人要求原告人馬上歸還他於四川借給原告人用的一切私人物品。

113. 基於以上原因，本席裁定被告人的第五項反申索不成立。

114. 雖然本席裁定被告人的第五項反申索不成立，本席深信原告人若然還存留被告人的私人物品，在情理上他們會自發地安排被告人取回其私人物品。

被告人第六項反申索

115. 被告人的第六項項反申索為因四川計劃的勞動工作而導致其出現肩周炎之補償及精神賠償。

116. 被告人指稱他的肩周炎徵狀是因為「缺乏支援又長期負責不合理的工作，包括四川雨季潮濕，繁重的搬運工作與每次活動大量的體力勞動」而出現。被告人更指稱原告人沒有根據僱傭合約為被告人購買2013年度的醫療保險。

117. 證供清晰的表明原告人是有替被告人購買2013年度的醫療保險。原告人已於2013年5月23日為被告人的「中國太平保險（香港）有限公司之意外急救醫療保險金卡」續期[54]。本席認為被告人就原告人沒有為他購買2013年度的醫療保險的指控是完全沒有事實根據的。

118. 雖然本席相信原告人透過被告人在四川舉辦的青少年活動，有一部份是缺乏人手支援，但是被告人並不能證明他所聲稱的右肩周炎徵狀是因為工作而產生的。

(1)  被告人只被原告人僱用約13個月。

(2)  所有全職職員於受聘期間，均受「僱員補償保險」保障，而所有「意外」或「工傷」的通報或處理均有其既定的程序。若被告人因工受傷，需即時通知其主管，及接受註冊醫生檢查或治療，之後原告人會按「僱員補償條例」處理被告人的工傷。但原告人從沒有收過被告人的任何通知，亦從沒有收過被告人提交的任何病假證明書及醫藥費收據，直到被告人於2014年3月6日（即被告人離職後約9個月）發出之「抗辯書及反申索書」才知悉被告人聲稱患有右肩周炎[55]。

(3)  原告人在被告人任職期間從來沒有收過被告人有關其右肩周炎的任何通知[56]。

(4)  於審訊期間，被告人確認只有1張由國內醫生於2013年12月19日所發出的醫生證明文件[57]。

(5)  被告人以一些平時在四川工作的照片證明他所聲稱的右肩周炎是於在職期間發生[58]。

119. 簡單而言，總觀所有證供，被告人在相對可能性的衡量下不能證明他因工受傷。本席駁回被告人的第六項反申索。

120. 在整個思索考慮過程當中，本席並不清楚被告人是申索僱員補償或人身傷害賠償，兩者不能混為一談，因為不同的申訟因由會啟動不同的司法程序。本席亦懷疑本案所啟動的司法程序是否適宜處理被告人聲稱的僱員補償或人身傷害賠償申索。無論如何，本席認為被告人並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被告人的右肩周炎是於在職期間發生。

被告人第七項反申索

121. 被告人要求法庭命令原告人就誣蔑他取走原告人物資而導致他心理傷害與名譽損失向他道歉。首先，被告人並沒有詳細說明原告人何時何處誣蔑他取走原告人的物資，法庭亦沒有能力命令原告人向被告人道歉。再者，本席不認同原告人曾誣蔑被告人取走原告人的物資。原告人只是指控被告人沒有持合作的態度於離任時將為原告人購買的物資歸還給原告人。

122. 因此，本席拒絕被告人的第七項反申索。

總結

123. 基於上述原因及論據，本席裁定：－

(1)  就原告人第一項申索，被告人需要歸還2筆（人民幣81,600.00元 + 人民幣19,941.00元）款項給原告人。

(2)  就原告人第二項申索，被告人需要賠償給原告人合共人民幣5,163.60元。

(3)  就被告人的第二項反申索，原告人須付還被告人總共人民幣22,528.00元及HK$7,250.00。

(4)  被告人的第三項反申索，原告人須付還被告人總共人民幣14,605.70元及HK$876.00。

124. 被告人的第二及三項反申索原告人須付還被告人的人民幣款項可抵銷原告人第一項申索被告人需要歸還給原告人的2筆款項。因此，本席下令被告人支付原告人下列款項：－

(1)  人民幣67,407.30 （81,600.00 + 19,941.00 – [22,528.00 + 14,605.70 – 3,000.00 {被告人承認已收到的零用現金}]）元。

(2)  人民幣5,163.60元。

125. 本席下令原告人支付被告人HK$8,126.00（7,250.00 + 876.00）。

126. 有關款項附有利息，由本案告票入禀日（原告人的申索）或 被告人「抗辯書及反申索書」存檔日（被告人的反申索）至判決日以年息4厘計算，之後以判定利率計算，直至付清為止。

127. 按一般原則，被告人須支付原告人的申索訟費。就被告人的反申索，被告人須支付原告人85%的反申索訟費。此乃本席暫准訟費命令 (除非任何一方在十四天內以傳票方式申請更改，否則此暫准訟費命令在十四天後成為正式命令)。

附筆

128. 被告人於其結案陳詞第26段列舉審訊中不公平的地方。首兩項聲稱不公平的情況是因為被告人不懂得司法制度所致，於審訊開始後，雙方不能隨便地申請加入多1名被告人或要求對方披露某些相關文件，因為該些申請會導致一系列的相應法庭命令，影響本案審訊進度，甚而令審訊被押後。第3項聲稱不公平的情況是因為雙方於審前覆核聆訊中已核實及同意再無任何文件增減的審訊文件夾並沒有包括被告人在盤問原告證人時所需的文件，本席無奈地只能下令被告人在短時間內準備其本人的審訊文件夾（內含其文件清單的文件）以方便被告人作出盤問及使本席更明白被告人的盤問。本席亦有命令原告人代表律師準備未有夾附在審訊文件夾的原告人文件清單的文件，稍後原告人代表律師於審訊第5天 (即2015年7月10日) 早休後將未有夾附在審訊文件夾的原告人文件清單的文件呈堂為審訊文件夾(6)。第4項聲稱不公平的情況，不能只單看原告人代表律師盤問被告人的時間，整體而言，被告人用了約2.5至3日的時間盤問原告證人，而原告人代表律師用了約7小時盤問被告人（辯方唯一主要證人），他並沒有盤問其他被告證人。被告人怎能單看審訊被告人案情所用的時間（少於3天），而斷言他受到不公平對代。本席原先希望在審訊第七天聆聽雙方的結案陳詞，但是由於原告人代表律師需要多一點時間盤問被告人，而被告人在短期內亦不在香港，本席只能要求雙方在書面上作出結案陳詞。被告人並沒有浪費於2015年7月13至14日為其結案陳詞作出的準備。

129. 最後，因為被告人是沒有律師代表，本席用更加審慎的態度去翻閱本案的文件（包括被告人在審訊中呈遞的文件），確保被告人得到公平的審訊。正因如此，本席用了較長的時間撰寫本裁決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