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王煒然

HCCC 61/2024

[2025] HKCFI 6311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

刑事案件2024年第61號

王煒然被控販運危險藥物等罪項

判刑

以下內容乃法庭數碼錄音謄本

官：被告人王煒然面對三項販運危險藥物罪，違反香港法例第134章《危險藥物條例》第4（1）（a）及（3）條，即控罪一至三；及一項妨礙司法公正罪，違反普通法，並可根據香港法例第221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101I（5）條予以懲處，即控罪四。經審訊，陪審團裁定被告第一項控罪，罪名成立；第二及第三項控罪，罪名不成立。被告早前已承認控罪四。

第一項控罪罪行詳情指稱，王煒然於2022年4月1日，在香港九龍觀塘鯉魚門路11號的鯉欣閣C座，連同王鎮烽非法販運危險藥物，即內含723.46克可卡因的883.27克固體。第四項控罪罪行詳情指稱，王煒然於同日，在香港連同王鎮烽意圖妨礙司法公正，而作出一項有妨礙司法公正傾向的行為，即該王鎮烽及王煒然為阻撓警方的調查，及其後因該調查而可能引起的法律程序，處置可用作針對該王鎮烽及王煒然的證據的物品。

案情

在2022年4月1日，警方於21：07時，到達香港九龍觀塘鯉魚門11號的鯉欣閣C座的2901單位門外（下稱「該單位」），並懷疑該單位內藏有毒品。在同日21：08時，警員先拍門，並大聲表明身份要求開門，在不獲回應後，警方撬開該單位的鐵閘和撞開木門。及後，警員衝入該單位，並發現王鎮烽在該單位內的雜物房的門口，用雙手「大」字型頂著門框，阻止警員進入雜物房。當時被告站在雜物房的窗旁位置，警員看見被告正拿著一個藍色膠箱，並試圖將其推出窗外。

在王鎮烽被拉開後，警員衝入雜物房，嘗試阻止被告把該藍色膠箱推出窗外。警員試圖拉被告的手，但他依然成功將該藍色膠箱推出窗外。及後，警員制服被告，經掙扎了四至五秒，被告被制服。該藍色膠箱後來在雜物房窗口對出下方的平台（簡稱該平台）被發現，及警方在該平台共檢取了一個已破損的藍色膠箱，三個已破損的真空瓶，四個已破爛的銀色鐵罐，二十四個載有危險藥物的膠袋。

政府化驗所核證涉案毒品的重量，即內含723.46克可卡因的共883.27克固體。專家估計涉案毒品的價值為若屬粉末，802,892港元；若屬霹靂狀況，1,462,695港元。據控方案情，被告在拿著並把膠箱推出窗外時，知悉膠箱內有毒品，此為控罪一；而當警員表明身份，並阻止被告推膠箱出窗外時，被告仍成功把膠箱推出窗外，構成控罪四。

被告人背景及輕判求情

被告現時44歲，離婚，育有一名17歲的女兒。被告學歷達中三程度，被拘捕前任職地盤散工，曾當外賣送遞員，因交通意外而停止。被告過往有八次刑事定罪紀錄，當中有五次與毒品有關，包括一次串謀販運危險藥物，一次販運危險藥物。

量刑考慮

在判刑前，本席已經小心詳細地考慮了本案的案情、相關案例、被告的背景，以及辯方所提出的求情理由及文件。首先，本席必須指出販運危險藥物是一項極其嚴重的罪行，其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及罰款港幣5,000,000元。由於此一類罪行性質嚴重，加上毒品泛濫對社會所帶來的深遠禍害，法庭在量刑時，必須將譴責、阻嚇及懲罰視為首要考慮因素。因此，除非有特別的情況，否則，被告人的個人背景、家庭狀況在量刑時，不會構成一個有效的減刑理由。

上訴法庭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訴 Herry Jane Yusuph CACC 93/2019一案中，訂立了六個量刑步驟。第一步，識別涉案毒品數量及適用的量刑級別；第二步，根據席前證據，評估被告人的角色及罪責；第三步，識別指引中適用於被告人的級別，並考慮是否需因應罪行特別情況，而不受限於該級別；第四步，考慮加刑因素，即假設經審訊定罪後，理應判處的刑罰；第五步，考慮減刑因素，但必須謹記，除非情況特殊，否則，個人背景無足輕重；最後第六步，法官需抽離案件，客觀審視判處的整體刑罰，以確保刑罰是公平、公正，以及平衡。

該案中，上訴法庭亦明確指出，法庭在評估販毒罪行嚴重性及釐訂適當判刑基準時，必須準確識別被告人的角色及罪責。上訴庭進一步指出毒犯案罪責可以由輕至重，可分為五類：第一是帶家及倉管；第二是實際或直接販運者；第三是管理人或組織者；第四是經營者或財務主管；第五則是國際經營者及財務主管。

就本案而言，第一步，被告被指販運涉及的毒品份量為723.46克可卡因，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黃瑞芳 [2025] HKCA 234一案所頒下的量刑指引，如不理會其他因素，單若以份量計算，本案控罪的量刑基準應為約202個月監禁。

第二步及第三步，被告的角色及罪責和量刑基準方面，雖然控方於審訊時，指稱警員在搜屋的時候，於被告的睡床搜到六部手提電話，與王鎮烽共用的睡房搜出電子磅，有被告指紋的摺紙封包及大量透明可再封膠袋，警方在單位客廳亦找到92,000元現金，控方指這筆金錢與王鎮烽販毒有關。在搜屋前，警方在案發單位下，亦拘捕了一名年青人，並在他身上搜出毒品。然而，本席認為根據陪審團針對控罪二和控罪三的裁決，本席認為上述的證據不能應用於被告身上。

再者，根據控方就控罪一的案情，以及呈堂的證據，本席同意被告的角色和罪責，相比同案中所指管倉更低，原因是控方指被告之所以干犯販運的作為，是當晚他在充滿毒品的膠箱推出窗外時，知道自己正處理毒品，歷時很短，案中沒有直接證據證明被告於事發前多久，已知道有涉案的毒品。再者，被告是按其親弟弟指示而犯案，話雖如此，被告拿起膠箱時，理應感覺膠箱的重量非少，但仍協助弟弟。故此，本席認為需要對被告作出有利的處理，行使酌情權把202個月的基準減去10個月，即以16年監禁作為量刑基準。

第四步，在案中的背景中，雖然有一名快將17歲的年輕人被指派販運毒品，但考慮到本案沒有證據反映被告有參與指派該名年青人販運毒品，因此本席不會就此背景對被告作出加刑。可是，被告並不是第一次干犯與毒品有關的罪行，被告最後一次因干犯罪行而被判刑，是在2022年8月，涉及管有危險藥物罪，經詢問控辯雙方，確認該次罪行是發生於本案案發之前。換言之，本案是在被告有保釋時干犯的。因此，本席決定就其過往的紀錄，以及於保釋時干犯本案的事實，加刑6個月監禁。

至於第五步，有關減刑因素方面，本席認為被告的個人情況，以及犯案原因，並未能協助其減刑。再者，被告在審訊之後被定罪，所以被告不能因為認罪而獲得刑期扣減。

最後一步，本席需要退一步去審視整體判刑是否公平、公正、平衡，可以適當地反映被告在本案之中的罪責。在本案中，本席考慮到控罪的嚴重性、被告的角色及罪責和以上提及的加刑因素，本席認為198個月的監禁，即係16年6個月監禁是公平、公正，亦是平衡的判刑。

就第四控罪，證供顯示被告有破壞本案中證物及阻礙警務人員職務的作為，本席認為被告同意將載有毒品的箱子推出窗外時，明知警員已表明身份，需要進入單位，並嘗試阻止他，而他仍是為了逃避警方搜查和阻礙警方行動，協助弟弟逃避法律責任。妨礙司法公正罪是嚴重的控罪，上訴法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胡詠東 CACC 132/2015一案中指出，法庭在量刑時，應考慮的因素包括：（一）妨礙司法公正者所針對的實質罪行有多嚴重；（二）干犯者的堅持程度；及（三）有關行為對妨礙司法公正本身的實質影響。本席亦考慮上訴庭於律政司司長訴李映潼（CAAR 12/2022）一案的判詞，。

於本案，被告干犯的是販運危險藥物罪，視為極為嚴重的一項刑事罪行。就被告所犯下販運危險藥物罪，本席於上文已作出分析，在此不贅。被告在警務人員面前干犯第四項控罪，警方早已在該單位門外表明身份，警員亦明顯要求被告「咪郁」及曾拉下被告的雙手，被告卻堅持將藍色膠箱推出窗外。本席認為本案涉案行為雖然是一次性事件，但被告在警員示警下堅持犯案，實在視為目無法紀。

另外，被掉下的毒品有機會未能被全數搜回，故有機會落在其他人身上，尤其是年青人或幼童。被告所推出的膠箱載有723.46克的可卡因，若警方不幸未能搜回該些涉案毒品，被告必定會面對一個較輕的刑期，使他人得以逃避應得的法律責任。幸好警方能尋回所有毒品，令情況得以控制。

本席考慮到第四項控罪的犯案情節、控罪性質及上述的量刑考慮因素，認為適當的刑期基準為36個月監禁。被告認罪，可獲四分之一扣減，除此以外，本席認為被告沒有其他減刑因素，即27個月監禁。

刑期的整體性

控罪一及控罪四的過程有部分互相交疊的情況，本席命令控罪四的刑期當中的3個月監禁，與控罪一的刑期分期執行。因此，再經考慮兩項控罪的整體情況，以及對被告的影響，本席判處被告就本案面對的兩項控罪，共16年9個月監禁。

（下午3時09分後之聆訊毋須謄寫）

2025年11月19日

下午3時28分聆訊完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