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戴宜男

CACC 221/2005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刑事司法管轄權

判罪及判刑上訴申請

案件編號:刑事上訴案件2005年第221號

(原本案件編號：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刑事案件2004年第26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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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理由書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副庭長胡國興頒發上訴法庭判案理由書：

引言

1. 申請人被控於 2003年11月9日在香港九龍將軍澳彩明苑第2期地下停車場內，兩次強姦投訴人盧小姐。

2. 申請人否認兩項強姦控罪。案件由高等法院暫委法官彭偉昌會同陪審團審理。結果陪審團一致裁定申請人第一項控罪罪名成立，第二項控罪罪名不成立。就第一項控罪，彭法官判處申請人5年監禁。

3. 申請人提出上訴許可申請，要求推翻定罪及減刑。2005年12月21日，經聆訊後，本庭駁回申請，維持原判。以下是本庭的判案理由。

控方案情

4. 盧小姐是一位22歳的寫字樓文員。案發前兩個月，盧小姐在雙方都認識的朋友Winnie的生日見過申請人，盧小姐對申請人沒有深刻印象，其後亦沒有和他有任何交往。2003年11月8日，盧小姐在Winnie的 婚禮中做「姊妹」，而申請人是伴郎。當天早上，新郎及其「兄弟」(包括申請人)到Winnie家中接新娘時，兩人再次碰頭。午飯時，盧小姐知悉申請人名叫「阿男」，但直至在酒樓晚宴時，兩人都沒有任何特別接觸。

5. 盧小姐稱，晚宴時她沒有飲酒，而散席後她與眾人在酒樓猜枚時則飲了幾罐啤酒。午夜時分，眾人與一對新人到佐敦螢火蟲卡拉OK耍樂時，盧小姐還是清醒的。在卡拉OK時盧小姐飲了幾罐啤酒，而大約一小時後就開始不清醒。期間她大部份時間與申請人猜枚及玩骰盅，申請人曾提及因與女朋友分手而不開心，而盧小姐亦向申請人表示曾與男朋友吵架，事緣其男友布先生想在飲宴後接她回家，但盧小姐因不能推却Winnie的邀請而決定隨眾人到卡拉OK。在盤問下盧小姐承認在卡拉OK時申請人曾經搭她的膊頭及觸摸她的腰部，她認為這些舉動並不過火，故不予理會。盧小姐亦理解申請人是新郎的多年朋友，因此對他沒有介心。盧小姐否認與申請人在卡拉OK時有其他親密言詞或舉動。

6. 盧小姐同意在11月9日凌晨3、4時左右與眾人離開卡拉OK時，申請人有拖著她的手，原因是她飲了太多酒，而不是她對申請人有好感。當時申請人告訴Winnie會送盧小姐回家，而Winnie亦著她早些回去。當盧小姐與申請人一同乘搭的士時，她已經覺得暈眩、疲倦、不甚清醒及視覺模糊。她只希望盡快返回牛頭角的家休息。

7. 登上的士後盧小姐便倒頭大睡，沿途亦沒有醒過。後來申請人叫醒她並扶她下車。盧小姐以為是到了家。當時她軟弱無力，步行時東歪西倒，不能行到一條直線，須由申請人扶她行去電梯。由於盧小姐發覺該大堂只有一部電梯，和其居所的電梯大堂不同，雖然申請人堅稱該處是她住所，盧小姐仍然拒絕進入電梯，並開手提電話希望聯絡男友布先生，但布先生沒有開電話。其後盧小姐四處找路回家，結果進入了一個地下停車場。期間她亦嘗試以回撥方式致電其前度男友劉先生不果，而申請人則追隨其後，並多次叫她不要打電話。

8. 當盧小姐行到停車場一處黑暗的凹位時，申請人將她推向牆，褪下了她的內褲，從後與她性交。盧小姐覺得很痛，不斷叫申請人放開她，但申請人不予理會。稍後申請人將盧小姐身體倒轉，改為從前面進入。盧小姐感到痛楚，故試圖推開申請人，盧小姐亦不停掙扎及叫申請人放開她，但不成功。雙方推撞之下，盧小姐結果跌倒在地上，申請人隨即俯伏在她身上繼續和她性交。稍後有腳步聲，申請人立即放開她，而盧小姐亦趁機整理衣服逃走。

9. 上述是第一項控罪的控方案情。

10. 盧小姐續稱，逃走期間她終於透過電話接觸到劉先生。她告訴劉先生有人「攪」她(即是被人強姦的意思)，她亦告訴劉先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並著劉先生救她。接著申請人追上來並搶走她的電話接聽，並用粗言與來電者對話。

11. 當盧小姐逃到停車場另一處黑暗的凹位時再被申請人追上。他企圖褪下她的內褲，雙方掙扎時盧小姐被推跌在地上，申請人隨即俯伏在她身上，再次與她進行性交。期間盧小姐不斷要求申請人放開她，但他沒有理會。接著盧小姐向申請人說：“你唔好搞我喇，我好痛呀，呢度咁污糟，我條裙又濕晒，不如去你屋企先喇。” 申請人表示贊成，盧小姐便趁機整理衣物及逃跑。這是第二項控罪的控方案情。

12. 事件導致盧小姐有下列的傷勢 ：小陰唇下部和後陰唇系帶浮腫和有表面擦傷；在右下前臂、右手肘後方、左前臂、左手肘都有多處細小表面擦傷；左前臂有瘀傷；在右大腿中前方有一泛藍的瘀傷。盧小姐不清楚申請人是否有射精，但她的陰道及內褲經檢驗後發現有申請人的精液。

13. 事發後警員到達案發現場調查。當警員53842在現場向申請人查問時，發覺申請人除了身上有酒氣外，亦沒有拉上褲鍊，恤衫亦褪了出來。初時申請人向警員表示，飲宴後送盧小姐回去她在彩明苑的家，但接著又改口說他與盧小姐在建明邨同居，並表示盧小姐是因為與他分手及吵架才會哭泣。稍後警員53842以強姦罪名拘捕申請人，在警誡後申請人回答：“我頭先係有同佢攪過嘢，佢係我女朋友，又啱啱飲咗酒，一時忍唔住咪攪咗。男同女嘅嘢，阿Sir，都唔使點講喇。” 申請人同意上述警誡下的聲明是自願作出的。

辯方案情

14. 申請人是一名29歲的侍應，沒有刑事記錄。他表示於案發前個多月在Winnie的生日派對中見過盧小姐及其男友布先生。事發當晚他在婚宴中有飲過紅酒及少量白蘭地，在螢火蟲卡拉OK時亦飲過4至5罐啤酒，而盧小姐則飲了3至4罐啤酒。

15. 申請人作供稱，在卡拉OK時他與盧小姐相處融洽，二人不時「攬攬錫錫」。盧小姐告知他有意與男友分手，而他亦表示自己剛與女朋友分手。他形容二人當時的關係恰如情侶。他說離開卡拉OK時，大家是清醒的。他們手拖手去搭的士，期間他叫盧小姐到他家中過夜，盧小姐亦欣然答應。

16. 在彩明苑下的士後，他們手拖手步行，突然間盧小姐主動攬著吻他，為免張揚他便帶盧小姐行入停車場的一個凹位，兩人在該凹位處互相撫摸及接吻，當時盧小姐是清醒的，她更表示月事將完故不需要用避孕套。申請人說初時他們是面對面站立著進行性交，雖然有進入但並不暢順。於是盧小姐便自然地轉身面向牆，把自己的臀部提高，一手按牆，一手從後帶領他進入她體內。申請人指有在盧小姐體內射精，而事後盧小姐亦答應到他家中過夜。

17. 申請人說兩人在步行途中，盧小姐的流動電話響起，在他再三追問下盧小姐答說是她第二個男朋友打給她。申請人指自己醋意大發並指責盧小姐欺騙他，而盧小姐則開始哭泣。當盧小姐電話再響時，申請人就把她手袋連電話一起搶過來，並且接聽了兩次男聲一次女聲的來電。盧小姐不停地哭泣，突然她用粗言向他說：“我今次一定要整X死你！” 申請人聽後發怒行開，盧小姐突然大叫救命和搶電話，並走去拍打一架van仔的車窗。其後申請人與van仔司機討論時，為免盧小姐「嘈喧巴閉」而把電話交還給盧小姐，當時盧小姐正蹲在天橋底的柱傍。

18. 申請人指稱當日較早前曾經下雨，盧小姐可能在蹲低及坐下時弄濕她自己的衣物。他不知道盧小姐身上傷勢從何而來，因為大家性交時沒有糾纏過。至於在現場對警員53842所說的話，申請人的解釋是因為他當時感到嬲怒，加上有些酒意及比較亂。

針對定罪的上訴

19. 代表申請人的鄺長添大律師提出兩項上訴理由：

(一)     陪審團就第一項控罪和第二項控罪的裁決是互相抵觸及有矛盾的。

(二)     第一項控罪的定罪有潛伏的疑點，因此申請人的定罪是不穩妥和不令人滿意的。

第(一)項上訴理由

20. 在香港特别行政區訴李竟成(譯音)一案，本庭已清楚指出有關互相抵觸的裁決的驗證標準：即上訴人必須確立，第一，有關的裁決在邏輯上互相抵觸；第二，該互相抵觸的嚴重程度足以使上訴法庭加以干預，亦即是説，該互相抵觸的裁決不能有任何合情理的解釋。[1] 在香港特别行政區訴陳啓林案，本庭也指出，只有在下述情況下，即本庭認為沒有合理的陪審團正當地考慮案中事實後可以作出有關裁決，上訴庭才會干預。[2]

21. 有關互相抵觸的裁決的法律是很清晰的 ：上訴法庭不應輕率地推翻陪審團在事實方面的裁決，處理的方法須視乎每件案件的不同案情作出判斷。正如李竟成案中引述英國上訴庭在R v Van der Molen [1997] Crim LR 604案的解釋：雖然陪審團一定是因不相信一名證人或拒納他的證供以致作出一項控罪罪名不成立的裁決，但這并不表示他們依賴該證人的證供而裁定另一項控罪罪名成立便必定是不合理的；法庭須非常小心謹慎，不能輕率地取代陪審團裁斷事實的職權，因為他們親身聽過及詳細考慮過證人作供後才作出他們的裁決。[3]

22. 在本案，彭法官在對陪審團作出指引時，已經清楚解釋他們有權選擇只接納某名證人証供之部分，亦說明他們必須把兩項控罪分開考慮，有關指引原文如下：

“但係有一點，我係必須指出嘅。衡量證人嘅可信性同準確性嗰陣時候，唔係一面倒嘅，即係話，一係就完全信晒佢，一係就完全唔信佢。經驗話畀我哋聽，世事冇咁簡單嘅。經驗話畀我哋聽，人講說話，可以係部分真，可以係部分假。或者唔係真假嘅，可以部分準確，部分冇咁準確可以嘛，係咪？接納邊一部分，不接納邊一部分，呢個你哋可以自行決定。對某個證人嘅證供有所取、有所捨，係可以嘅。唯一要注意嘅係，如果你哋拒絕接納某個證人嘅證供嘅部份，呢個證人證供嘅其他部分，你哋就要特別小心去考慮，睇下信唔信得過喇，係咪？呢個常識嚟啫，係咪？我哋日常生活對人嗰時都係咁喇。”

“仲有，被告面對嘅兩個控罪，你哋一定要分開處理。你哋一定要根據有關嘅證據而獨立咁考慮，佢控罪一係咪有罪，又根據有關嘅證據而獨立咁考慮，佢控罪二係咪有罪。呢個理由好簡單，因為被告就算真係強姦過盧小姐一次，亦未必強姦過佢第二次，係咪？當然喇，你哋或者會覺得，作為證人，盧小姐嘅可信性應該係比較一致嘅，亦即係同時會影響到兩條控罪究竟有冇發生過嘅問題。講得白一啲，如果係誣告嘅話，就兩條控罪都應該係誣告，唔會一條係，一條唔係，係咪？呢個你哋自己去諗喇。不過，從邏輯出發，一項控罪有罪，並唔代表另外一項控罪有罪，一項控罪冇罪，亦唔代表另外一項控罪無罪。事實上，盧小姐對當時嘅情況係有啲亂嘅，咁佢會唔會搞錯咗，其實只係畀被告成功進入過一次呢？反正被告都承認有一次性行為喇，係咪？我叫大家將兩條控罪分開處理，就係呢啲原因。”

23. 本案的案情並不複雜，陪審團必能對盧小姐及申請人之間的争議點清楚掌握。正如法官在總結案情時指出，盧小姐對當時的細節的記憶會有點混亂，但本庭認為，陪審團一致裁定申請人第一項控罪罪名成立，第二控罪罪名不成立，顯示他們謹慎地遵從法官的指引考慮有關證據，只接納盧小姐證供中他們肯定準確的部分，其他部分就把疑點利益歸於申請人。依其裁決看來，陪審團是相信盧小姐不願意與申請人發生性行為的。但鑑於盧小姐當時的身體、精神狀況，她對第一項控罪及第二項控罪發生的現場的混淆，以及申請人自己亦承認有一次性行為，陪審團選擇在性行為的次數上接納申請人的說法，不足為奇，亦彰顯了他們對裁決採取謹慎的態度，只在毫無合理疑點的情況下才裁定申請人有罪。

24. 此外，陪審團有時亦會以他們認為是公平的方法處理，或加入感性及同情的因素，以致有時他們裁決某項控罪不成立而另項控罪成立看來邏輯矛盾。參看澳洲上訴庭在R v Kirkman (1987) 44 SASR 591的判詞[4] 及本庭在HKSAR v Bulalong Aurea P, CACC 80/99一案的判詞[5]。

25. 即使陪審團的兩項裁決看似在邏輯上有所抵觸，但他們深知本案的背景：申請人是一個沒有刑事記錄的年青人，他因為替童年好友做伴郎，在喜氣洋洋的環境下飲了酒而干犯有關罪行。在這情況下，陪審團可能認為一項定罪對申請人已是足夠的懲罰，亦不足為奇。

26. 本庭認為，本案並非一宗陪審團必須對兩項控罪作出相同裁決的案件，陪審團對兩項控罪的裁決嚴格來説亦沒有互相抵觸或矛盾，第(一)項上訴理由不成立。

第(二)項上訴理由

27. 鄺大律師指出本案有數個潛伏疑點，以致定罪不穩妥。

28. 鄺大律師力陳，陪審團只裁定申請人第一項控罪罪名成立，而第二項控罪罪名不成立，顯示陪審團只肯定案發時只有第一項控罪所指的一次性交，而不肯定有第二項控罪所指的另一次性交。案中所有證據都顯示盧小姐當晚喝了很多酒，對事情的記憶亦非完全清楚，故可能不記得是一次或兩次性交，所以她當不會知道或記得她究竟同意或不同意性交。鄺大律師強調，控方必須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事主不同意性交，才可把申請人入罪，因此盧小姐是否同意性交這疑點令定罪變得不穩妥。

29. 代表答辯人的黎婉姬大律師指出，從陪審團的裁決看來，他們必然是確信盧小姐不同意與申請人發生性行為。但盧小姐對事件細節的記憶，明顯受到酒精的影響，加上她被侵犯後再三向停泊在事發地點附近路上的兩輛車的司機求助而他們卻拒絕伸出援手，情緒極度激動，在此情況下她對事情細節的記憶難免會有所偏差。作供時她也不能清楚確認第一項控罪和第二項控罪的發生地點，因此陪審團對侵犯的次數謹慎地採納申請人承認只有一次性行為的說法，並不代表他們全盤拒絕接納盧小姐證供的可信性及準確性。本庭贊成黎大律師的見解。

30. 而且，事發時盧小姐雖然受酒精影響而身體軟弱、暈眩及視覺模糊，但她明顯知道自己的意願，不同意與申請人發生性行為，並以掙扎及言語把其意願告知申請人。反之，申請人辯稱盧小姐在清醒的情況下主動與他進行性交，她並非醉得不知自己的意願。這種事實上的爭議，不能説是有潛伏疑點。陪審團對這些事實作出裁決，已清楚顯示他們對這爭議的取捨。

31. 鄺大律師向本庭指出盧小姐對第一次强姦的細節的形容，即申請人把她推向牆而從後强逼進入她體內，及其後把她身體轉過來再從前面進入，雙方都是在站着的位置，並無可能，而申請人的説法，即盧小姐幫助他從後進入，才合情理，這顯示她有同意及合作，因此有潛伏疑點。本能認為，鄺大律師的説法並非必然。陪審團乃事實方面的唯一裁判者，他們親身聆聽各證人證供和解釋及觀察他們作供時的神態舉止而後作出裁決，對於盧小姐和申請人分别描述性交時雙方的位置，而對在該位置進行性交的可能性的高低必自有其見解，本庭不覺得他們的裁決有何不妥。而且，申請人作供時亦曾提及與事主面對面進行性行為，他說當時進入得不暢順，但仍可進入事主體內，可見辯方也不全盤否定面對面進入的可能性。盧小姐形容申請人第一次侵犯她時採用三種不同位置：從後插入、面對面及當她跌坐在地上時俯伏在她身上。只要陪審團接納申請人以其中一個位置及在盧小姐不同意下有進入她身體，便足以構成强姦。

32. 鄺大律師又指，申請人有很多機會逃離現場，但他卻沒有逃走，這可證明他沒有犯罪。但黎大律師指出，申請人沒有逃走一事對他是否有犯罪方面沒有多大影響，因為涉案雙方彼此都有共同朋友Winnie，警方要尋找申請人絕不困難。反之，申請人向現場圍觀的人及警員53842指稱盧小姐是其同居女友及因「分手」而感情激動，其實是希望警方當事件是男女感情糾紛而不加理會。本庭贊成黎大律師的論點。

33. 總括而言，審訊時陪審團對鄺大律師所提出的潛在疑點應瞭如指掌，然而經充份考慮之後，他們仍可達致一致的裁決，可見這些所謂疑點不足以影響其裁決。

34. 在其總結案情及引導陪審團裁決的講詞中，除就有關的法律問題作出正確指引外，彭法官還對陪審團説，性罪行的指控很容易提出但很難反駁，有時的確會有誣告，案中是否有强姦，只憑盧小姐的證供與申請人否認她對性交不同意的證供，因此叮囑陪審團要“非常之非常之小心”處理。本庭認為，本案原審的處理並無任何錯誤，而也是對申請人很公平的。

35. 基於上述原因，本庭認為，本案並無潛在疑點，而申請人的定罪沒有任何不穩妥之處，因此本庭拒絶申請人針對定罪的申請。

針對判刑的申請

36. 申請人指稱5年的監禁是明顯地過重。針對判刑的上訴理由指： (1)申請人沒有使用暴力；及 (2)事發前盧小姐曾主動和申請人有很親熱的動作。鄺大律師陳詞説，法官應就申請人的背景及其受酒精影響下犯罪的情況，減低量刑基準。鄺大律師亦指法官在判刑時錯誤地解說案情。

37. 彭法官在判刑時有以下說話：

本案最基本嘅量刑起點係五年，你就算冇前科，呢個亦都唔係一個減免嘅有效理由，本席實在亦睇唔到有其他理由將嗰個刑期下調。所以而家本席宣判，你要為首項控罪入獄五年。

38. 強姦是十分嚴重的罪行，一般量刑基準不會少於5年監禁。上訴庭亦多次在案例中表明，英國上訴法庭於R v Billam (1986) 82 Cr App R 347 一案所列舉的判刑原則及加刑因素適用於香港。

39. Billam案清楚地指出，使用不需要、過量的暴力是強姦罪加重刑罰的因素。申請人在案發時沒有使用過量暴力，故而彭法官沒有加重其刑罰，但這並不構成減刑因素。

40. 至於盧小姐本身的行為舉止，英國首席法官在Billam有如下說法：受害人的行為可能被視為不當而把危險帶給自己，但這並不是求情輕判的因素，而受害人事發前的性經驗和判刑也無關。但若受害人的行為是特意引導被告人以為她同意性交，那就應有多少減刑。[6]

41. 本案不涉及事主的行為引致被告人誤會她願意性交 (belief in consent)。控方的案情是盧小姐清楚拒絕與申請人發生性行為，過程中有叫喊及掙扎；而辯方的案情則是盧小姐清醒及主動與申請人性交。在此情況下，盧小姐在卡拉OK的行為不應構成減刑的因素。而且，雖然申請人及Winnie的證供都説盧小姐與申請人在卡拉OK中很親密和有親熱的行為，但盧小姐卻否認有接吻等的親熱情況，陪審團是有權從雙方有衝突的證供作出取捨。他們裁定申請人有罪，很明顯是拒絕接納申請人誤會盧小姐願意性交的可能性。

42. 申請人是一名29歲的侍應，並非特別年少或年老。至於他過往沒有刑事紀錄，Billam案已清楚指出這對判刑是無關宏旨的。

43. 申請人因為婚宴時飲酒受酒精影響而干犯本案，也不能構成輕判理由。就被告人受酒精影響而干犯性侵犯罪，本庭在律政司訴劉潤良(譯音)一案曾說過，法庭保護女性的責任不會因侵犯者是酒醉或清醒而有所不同，但若侵犯者因醉酒而使用過份暴力，則法庭會加刑。[7]

44. 鄺大律師稱，彭法官在判刑時有錯誤理解案情，原因是彭法官在判刑時説，申請人乘人之危，趁盧小姐酒醉而侵犯她。本庭認為，在本案的情況下，彭法官這評語，只是根據陪審團判申請人有罪的裁決，反映他們接納的案情，並無不妥。

45. 本庭認為，就本案的案情及申請人的背景而言，5年監禁絕非明顯過重，更沒有違反任何判刑原則，因此本庭撤銷針對判刑的申請。

[1]  HKSAR v LI King-sing Ivan [2001] 2 HKC 539, at 546F-G: “To succeed the appellant must show, first, that the verdicts are logically inconsistent and, secondly, that they are so inconsistent as to demand interference by an appellate court – i.e. that there is no way in which the logically inconsistent verdicts can be sensibly explained.”

[2]       HKSAR v Chan Kai Lam, CACC 311/2003 (22 Sept 2004, unreported) para 17.

[3]     “…it did not follow that because the jury must have disbelieved a witness or rejected his or her evidence with the result that it acquitted on one count, it was necessarily acting irrationally to rely on the evidence of the same witness to convict on another count.  The Court had to be very careful not to usurp the role of the jury who had heard the witnesses and considered the matter long and hard.”

[4]  “…juries cannot always be expected to act in accordance with strictly logical consideration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rict principles of the law which are explained to them and courts, I think, must be very cautious about setting aside verdicts which are adequately supported by the evidence simply because a judge might find it difficult to reconcile them with the verdicts which had been reached by the jury with respect to other charges.  Sometimes juries apply in favour of an accused what might be described as their innate sense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place of the strict principles of law.  Sometimes it appears to a jury that although a number of counts have been alleged against an accused person, and have been technically proved, justice is sufficiently met by convicting him of less than the full number.  This may not be logically justifiable in the eyes of a judge, but I think it would be idle to close our eyes to the fact that it is part and parcel of the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by juries.  Appellate courts therefore should not be too ready to jump to the conclusion that because a verdict of guilty cannot be reconciled as a matter of strict logic with a verdict of not guilty with respect to another count, the jury acted unreasonably in arriving a the verdict of guilty.  That verdict may be amply supported by the evidence.  They may decide for reasons of their own, unrelated to the strict logic of the situation, that they are unwilling to arrive at a verdict of guilty on another count in the information.”  (p 593)

[5]  “It would certainly not be unknown for a jury to produce what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a ‘sympathy verdict’ which cannot be justified in strict law but is widely recognized as a feature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where it is dispensed by juries.  In the present case, for example, the jury was made aware that the Applicant had been an ice addict since 1993 and that she was bringing up her eight-year-old son in Hong Kong where she worked as a singer.  In these circumstances, it would be hard not to feel some sympathy for her. (pp 6-7)”

[6]     “The fact that the victim may be considered to have exposed herself to danger by acting imprudently (as for instance by accepting a lift in a car from a stranger) is not a mitigating factor; and the victim’s previous sexual experience is equally irrelevant.  But if the victim has behaved in a manner which was calculated to lead the defendant to believe that she would consent to sexual intercourse, then there should be some mitigation of the sentence.” (pp 350-351)

[7]     SJ v LAU Yun-leung [1999] 3 HKLRD 289, at p 298E-G: “Mr Cross submitted that the judge had passed the injuries off as being the possible result ‘of a simple physical assaul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lcohol, rather than assault with sexual motivations’.  Mr Cross submitted that the suggestion that because the respondent was act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lcohol, this might in some way lessen the gravity of the assault in the context of an attempted rape, cannot be allowed to pass.

We entirely agree.  It made no difference that the respondent had taken drink or that this was an attack which he had not planned in advance.  The courts have just as much a duty to protect women from the unwanted, drunken attentions of such men as this respondent as from men who act in similar fashion when sober. If drunkenness is a factor which leads to violence over and above the force necessary to commit rape, drunken violence will nevertheless aggravate the offence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 sentence will be increa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