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梁雲強

DCCC169/2009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09年第16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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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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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案被告人梁雲強，經審訊後被法庭裁定案中八項以欺騙手段促致銀行的紀錄內記入記項罪罪名成立。

2.  本案控罪發生於2005年11月4日至2006年6月15日（即不同時間），八項控罪的受害者均為星展銀行。有關控罪涉及不同據稱為美盈豐有限公司作為貨物賣家及添港實業有限公司作為貨物買家的交易。被告人與其妻子是添港的董事及唯一股東，而添港與超卓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共用於荃灣青山道388號中國染廠大廈20樓D座的單位作為寫字樓，被告是超卓的唯一股東。超卓及添港於星展銀行有限公司均開有戶口，被告跟他妻子均是授權簽署人，二人任何一人均能運作兩間公司的戶口。

3.  按文件紀錄，男子魏國民是美盈豐有限公司唯一的股東及唯一董事，而美盈豐的註冊地址是一間於香港的秘書服務公司。美盈豐於香港上海滙豐銀行開立了一公司戶口，而被告人、被告妻子及魏國民均是美盈豐銀行戶口的授權簽署人，而美盈豐是透過被告及他妻子安排而成立的。於涉案期間（即2005年11月4日至2006年6月15日期間），星展銀行共發出八張共值5,684,457元的信用證，當中申請人為添港，而受益人是美盈豐。按有關申請書及支持文件，美盈豐是在香港銷售及運送一些灰色棉製斜紋布、灰色棉製平紋布及灰色帆布予添港，而有關交易事實上並不存在。而有關信用證的申請文件，是被告知情下及按被告指示預備的。最後，被告的行為促致銀行記入現見控罪詳情的銀行記項。而於銀行批出貸款，而金額被存進美盈豐的銀行戶口後，它們會被轉去被告或其妻子的銀戶口，最後，當中大部分是會轉回添港的公司戶口。

4.  法庭於本案裁決是有關信用證的貨物買賣並不存在，既沒有於香港進行或付運，亦沒有如被告所說，於內地進行。而被告所聲稱的對數並不存在，而被告用以支持他跟魏國民對數的文件亦屬虛構。

5.  法庭從被告的經歷口供，得悉被告現年50歲，曾接受中五教育。他從事布匹貿易及經營他的公司已逾十八年。他已婚，與妻子育有兩名兒子。辯方潘大律師於8月11的輕判請求中，告知法庭被告的兩名兒子，當中一位現正於美國求學。今天潘大律師亦告知法庭，被告的幼子於近期亦到海外留學。辯方於輕判請求中指出，被告過往並無任何刑事定罪紀錄，於案中星展銀行並無任何損失，而所有涉案信用證的貸款均已清還。

6.  辯方向法庭提交了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莊銳（CACC 161/2008）一案，上訴庭於量刑、於考慮該案刑期時，考慮了香港特別行政區訴 張美嬌（譯音）一案中的量刑指引，亦考慮了銀行最終所蒙受的損失。辯方指，星展銀行於本案並無蒙受損失，應是法庭於量刑時所考慮的因素之一。辯方今天亦呈遞了兩封求情信函，其一是被告人姐姐梁鳯仙（譯音）女士所撰寫的，而另一封則為被告妻子陳靜雯（譯音）女士所撰寫的求情信。

7.  法庭於量刑時考慮了本案案情、辯方的輕判請求，法庭於本案認為，即時監禁是唯一適當可行的判刑選擇。於量刑時，法庭需就著每一項控罪之刑罰作出獨立考慮，而最後法庭亦需就著總量刑原則作出裁量。控罪一涉及逾800,000元之貸款，案發於或約於05年11月4日。控罪二涉及逾500,000元之貸款，案發於06年1月5日。控罪三涉及逾750,000元之貸款，案發於06年2月2日。控罪四涉及逾750,000元之貸款，案發於06年3月3日。控罪五涉及逾760,000元之貸款，案發於06年4月18日。控罪六涉及逾860,000元之貸款，案發於06年5月3日。控罪七涉及五十九萬元多之貸款，案發於06年5月29日。控罪八涉及逾630,000元之貸款，案發於或約於06年6月15日。從控罪的案發日期可見，八項控罪是案發於或約於05年11月4日至06年6月15日期間。除了05年12月外，被告人是於涉案期間每月均向星展銀行以虛假交易行騙，於06年5月一個 月內，被告人更曾兩次犯案，而每一項控罪的涉案金額，由約500,000元至八十六萬多元不等。法庭得悉所有信用狀之貸款均已清還，最終星展銀行並未蒙受金錢損失。而案中證據亦顯示，涉案的八宗信用狀申請只涉星展跟添港的信用狀申請全部的一小部分。

8.  法庭於考慮量刑起點時，是會考慮銀行最終並沒有蒙受金錢上的損失，這是法庭於裁量量刑起點時所需考慮的。但就著銀行本身並沒有構成金錢損失，這不可以歸納為案中的輕判理由。法庭認為，被告人犯案手法的一部分，便是他是需於每一張信用證到期時清還信用證的貸款。被告的犯案手法並不是從銀行騙取金錢後便逃之夭夭，被告人為使銀行會繼續按信用證申請批出貸款，他是必須於每一項信用證到期時，清還每一張信用證的貸款，好使被告人能繼續支持他的生意營運，及面對他當時所蒙受的經濟壓力。

9.  有關信用狀騙案的罪責，是在於被告的行為使星展銀行蒙受經濟損失的風險。當然，最終星展銀行並沒有蒙受損失，這已是後話。就著涉案信用狀的信託收據（trust receipt），它們根本是毫無意義的文件，有關信用證背後的交易並不存在，那些信託收據亦是毫無價值，對銀行根本不能構成任何保障。法庭認為，如本案的信用證行騙手法一旦猖獗，最終是會影響香港作為財經及銀行金融中心之信譽。有關的罪行之猖獗，是會逼使銀行投入更多人力、物力核對有關文件之內容真偽，或是銀行最終是會不願意借出有關貸款，而致使借貸成本提高，最終受害的會是銀行界以至那些真正需要銀行借貸進行貿易的誠實商人。而上訴庭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陳家亮及其他人（CACC 287/2004）中一案，判詞中第89段是如是說 “But in any event, it was clear beyond peradventure that the Bank was deliberately deceived into thinking that there were goods available in Hong Kong as security and that, but for these misrepresentations, the letters of credit would not have been issued.  The gravamen of culpability, when it comes to letters of credit fraud, is the fundamental damage that is done to this system of trade; a point that has been made time and again by appellate courts.” 上訴庭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李國容及其他（譯音）（CACC 117/2004）一案判詞中第28段是這樣說的 “It has been said too often to require any detailed explanation that the gravamen of offences of this kind lies in the substantial risk that they impose upon banks and the damage that is done to the lifeblood of commerce by letters of credit fraud.  The fact that there was in the event no loss to the banks is a factor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and it is a fact that the judge took into account; but, nonetheless, the risk was always there, and the amounts involved were enormous and the period over which the conspiracy was effected, and in which the second applicant played a central role, was substantial.”

10.  法庭認為，法庭於本案作出的刑罰必須具備足夠的阻嚇性，以阻嚇後來者作出同樣欺騙銀行的作為。法庭考慮到涉案八項控罪是於約八個月之內發生，被告的作為顯示嚴重的不誠實行為。法庭認為被告案發前並無犯罪前科是可構成有力的減刑理由。就著銀行最終並沒有蒙受金錢損失，上訴法庭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李榮根（CACC 199/2006）一案中判詞第75段說 “The second ground was that the judge allegedly failed to have ‘any or sufficient regard that the risk to the banks was anything more than notional’”.第76段 “As to this ground, we have borne in mind that, whilst the banks ultimately suffered no loss, the sums involved in the L/Cs, as the judge indicated, were substantial, totaling almost $92 million.  The judge went on to disagree with the suggestion made by trial counsel that the banks had only suffered a ‘notional risk’ saying, in words with which we find ourselves in agreement: ‘ The funds granted by the letters of credit and loans were focused on the existence of genuine underlying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The risk assessment made by the banks in respect of each application depends on the authenticity of such transactions. The risk to the banks would be greatly affected by the absence of any genuine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As was admitted at trial the banks would not have made any payment under any of the letters of credit or loans had they known there were no underlying business transactions’” 第77段 “Plainly, had the banks suffered actual losses, the sentence would have been far longer than the applicant has received.” 法庭考慮到本案八項控罪所涵蓋的時間、被告人用以犯案的不誠實手法，法庭認為被告人並無前科這一點並非是有力的減刑因素。而銀行蒙受損失的風險是確實存在。法庭於量刑時就著每一項控罪的量刑起點，是已考慮了銀行最終並沒有蒙受實際金錢損失這元素，法庭亦考慮了張美嬌一案之判刑指引。法庭認為按本案情況，就著控罪一，經審訊後，適當的量刑起點應為兩年監禁，法庭會因被告人並無前科，給予他兩個月之刑罰扣減。就著控罪二，法庭是會採納18個月作為量刑起點，法庭亦會因被告人並無前科，酌量給被告人兩個月之刑罰扣減。控罪三，法庭以兩年監禁作為量刑起點，因被告人並無前科，給予他兩個月之刑罰扣減。控罪四，法庭採納兩年監禁作為量刑起點，因被告人並無前科，給予被告人兩個月之刑罰扣減。控罪五，法庭採納兩年監禁作為量刑起點，因被告人並無前科，給予被告人兩個月之刑罰扣減。控罪六，法庭採納兩年監禁作為量刑起點，因被告人並無前科，給予被告人兩個月之刑罰扣減。控罪七，法庭採納兩年監禁作為量刑起點，因被告人並無前科，給予他兩個月之刑罰扣減。控罪八，法庭採納兩年監禁作為量刑起點，因被告人並無前科，給予被告人兩個月之刑罰扣減。

11.  於本案除被告為初犯外，案中別無別的輕判理由。被告人的兩名兒子於海外求學及被告人的母親年邁，需要被告照顧，均不能被視為進一步減刑的理由。被告人干犯本案控罪時，他便應好好考慮一旦東窗事發，需要被告人照顧的年邁母親，及需要被告人提點、指導的兒子情況是會如何，被告絕不能於判刑前以他們作為減刑的擋箭牌。同樣地，被告人干犯控罪時亦應清楚不過，若他一旦被法庭判監，那他花上十多載心血經營的公司所面對的困難及他的員工或會因此面臨失業。就著被告妻子所說，被告跟他妻子一向是有盡公民義務參與慈善活動，本席席前並無任何資料可供本席考慮。

12.  基於前述理由，法庭就著控罪一，判被告人判監22個月；控罪二，判監16個月；控罪三，判監22個月；控罪四，判監22個月，控罪五，判監22個月；控罪六，判監22個月；控罪七，判監22個月；控罪八，判監22個月。法庭於考慮總量刑時，考慮了涉案八張信用證涉及的總額為五百六十七萬多元，法庭亦緊記最終被告是清還了所有信用狀的貸款，而星展銀行最終是並沒有實質的金錢損失。法庭考慮了總量刑原則，最後認為一合共三年另八個月（即合共44個月）的刑期是可足夠反映案中八項控罪的整體刑責。法庭指令控罪一至四的刑期是同期執行；控罪五至八的刑期是同期執行，但控罪五至八的刑期是與控罪一至四的分期執行。就著控罪一至八，被告人合共需服刑44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