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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CC 1174/2024
[2025] HKDC 1574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4年第117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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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人士 ： |
律政司檢控官梁栢誠先生，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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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愷儀大律師，由法律援助署委派張志宇律師行延聘，代表被告人 |
| 控罪 ： |
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 (Dealing with property known or believed to represent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
判刑理由書
被告人否認一項俗稱「洗黑錢」罪，審訊後罪成。
2. 本席已在「裁決理由書」詳述了案情，故不在此贅。
3. 簡單說，2023年3月4日，劉女士誤墮網上投資騙局，把175,000元存入渣打銀行賬戶（43380416431；下稱「渣打賬戶」）。後來，劉女士報警求助。
4. 根據銀行紀錄，渣打賬戶的持有人是「杨洪波」；開戶日期是2022年12月9日。2023年2月7日至3月8日，該賬戶接收了118筆存款，總金額為6,696,506.20元（包括來自劉女士的175,000元）。同一時段內，亦有123次提款，總金額為6,696,066元。
5. 2024年1月11日，被告人入境香港時被截停。同日下午，警員9046向被告人調查，並要求他出示身分證明文件。被告人向警員展示了他的中國護照（編號E64709451；簽發日期2015年12月31日）及往來港澳通行證（編號CC9836110）。
6. 本案的唯一爭議是，被告人是否開立渣打賬戶的人。
7. 控方共傳召了2位證人（PW1高先生及PW2宋女士）出庭作供。他們均是渣打銀行的職員，共同參與了2022年12月14日下午5時15分進行的開戶視像會議，核實了渣打賬戶開戶人的身分。
8. 客觀證據方面，渣打銀行備存的開戶文件其中一份，是被告人的中國護照副本 （編號E64709451；簽發日期2015年12月31日）。而被告人抵港被捕後，亦出示了同一護照。此外，開戶申請表上填報的地址，與被告人在錄影會面中披露的，基本上一致。
9. 辯方的說法是，有人取得被告人的護照及個人資料，假扮被告人（特別是在開戶視像會議時），開立渣打賬戶；然後，利用該賬戶處理犯罪得益。由始至終，被告人對渣打賬戶毫不知情；他並沒有開立或使用該賬戶。
10. 身為陪審員，本席不相信，有人假扮被告人開立渣打賬戶的說法。本席同意，有人取得被告人的護照副本（甚至正本）的可能存在。甚或假扮他到渣打銀行指定的律所簽署開戶文件和核實身分，也有可能。可是，事情到了視頻開戶的階段，便無可推諉。本席深信不疑，PW1及PW2在視像會議所見的人，就是中國護照編號E64709451上的杨洪波（即被告人）。
11. 關於被告人對渣打賬戶的提、存款項性質的認知，身為陪審員，本席認為，按現有證據，唯一的合理推論是，被告人開立渣打賬戶，目的是接收及處理犯罪得益（包括來自劉女士的175,000元）。
求情及判刑
12. 被告人現年49歲，沒有刑事紀錄。會面錄影時，他聲稱，曾在內地從事服裝貿易中介。疫情前，年收入約10多20萬人民幣。
13. 辯方何大律師告知法庭，被告人已婚，有一名女兒（8歲）。求情時，何大律師陳詞， 因為本案，被告人的妻子撇下女兒，離開了家庭，並失去聯絡。現時，女兒由被告人的母親照顧。父親滯留在港、母親出走，對女兒帶來沉重的打擊，影響了她的學業和身心健康。
14. 「洗黑錢」是嚴重罪行。參與這類罪行的人，把犯罪活動的得益掩飾為合法金錢，間接鼓勵及助長不法分子的罪行。這行為除了令犯罪分子能公然享用他們罪行的得益外，還隱藏了他們的罪證，使執法機關難以偵破他們。「黑錢」的來源，往往涉及跨境罪行，這亦加大了破案的難度，受害人也無法獲得補償。
15. 不同型式的騙案，一般須透過銀行戶口接收贓款。因此，「收款戶口」（特別是非主犯名下的第三者戶口）是不可或缺的一環。雖然某些「收款戶口」持有人未必對背後的罪行知情，他們的戶口通常在短期內接收大量存款，並有「存入即提」的現象。假如沒有這些「傀儡銀行戶口」(stooge bank accounts) ，騙徒便無法接收贓款或難以隱藏自己的真正身分。
16. 控方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455章）第27(2)(c)和 (d) 條，基於詐騙案件的普遍程度及其導致社區受損害的性質和程度，向法庭申請加重本案被告人的刑罰。對此，何大律師沒有反對。
17. 本席謹記，上訴庭法官楊振權（當時官階）在HKSAR v Xu Mai Qing CACC 464/2005案這樣說："Under section 27(11) of OSCO, what the prosecution has to prove is the prevalence of the offence, not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uch offences[2]."
18. 本席閱讀了李總督察於 2025 年 8月8 日所作的證人供詞。本席確信，就案件數目及損失金額而言，2023 年，與詐騙相關的「洗黑錢」罪行在港十分普遍。相關統計數字清晰並具說服力。本席信納，詐騙案件現時在本港仍十分猖獗。法庭必須向公眾發出清晰的信息：行騙者或「洗錢傀儡」均必遭嚴懲，以收阻嚇之效。當「洗錢傀儡」的人數下降或再沒有人願意幹這勾當，騙案便不能成事。考慮了被告人扮演的角色、涉案的金額，以及本案的整體情況，本席批准控方的加刑申請。本席認為，恰當的加幅是四分一。
19. 量刑時，本席謹記下列案例提及的判刑原則：香港特別行政區訴許有益 [2010] 5 HKLRD 536；HKSAR v Boma Amaso [2012] 2 HKLRD 33；及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林宗悅 [2015] 3 HKLRD 182。本席須考慮涉案「黑錢」的金額、犯案時段的長短、被告人在款項轉移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個人背景。
20. 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在律政司司長訴倪鳳仙 [2013] 5 HKLRD 95 案的判詞說：「…涉案的『黑錢』事實上並非是源自可公訴罪行，或被告人不知道『黑錢』的確實來源不一定是有效的減刑因素。…同樣道理，『洗黑錢』案件的被告人沒有經濟得益，並非減刑理由[3]。」
21. 上訴庭在律政司司長訴雲國強[2012] 1 HKLRD 197案的判詞說：
「…為了打擊嚴重罪行，避免犯案者獲得經濟利益，阻嚇 『洗黑錢』罪行是必需的。
一般而言 『洗黑錢』罪行的判刑應主要反映清洗 『黑錢』的數額，而非被告人或其他人的得益。原因是要證明有關得益，非常困難而在大多數 『洗黑錢』案件亦可能沒有證據顯示『黑錢』究竟是從甚麼可公訴罪行所衍生的。當然如有資料證明 『黑錢』源自嚴重罪行，包括販毒、擄人勒索、非法販賣人口和其他有組織罪行等或被告人的得益極大，則判刑理應上調 [4]。」
22. 現時沒有證據顯示，被告人知悉或曾參與任何「上游罪行」。本席亦接受，沒有證據顯示，被告人為何提供渣打賬戶，或因提供該賬戶而獲得了甚麼利益。
23. 一個月內，渣打賬戶接收了總金額達6,696,506.20元（包括來自劉女士的175,000元）的存款，恰當的量刑基準是4年監禁[5]。由於審訊後定罪，不能獲得「認罪」的刑期扣減。被告人初犯，酌情給予3個月扣減，刑期減至45個月。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減刑理由，可將刑期縮短。加刑四分一，刑期調高至56個月。本席判處被告人監禁56個月。
[1] 本案原定於2025年9月23日判刑。因颱風關係，改為今天。
[2] 見判詞第4頁，第16段。
[3] 第101頁，第44段。
[4] 第199頁，第12至13段。
[5] 當涉案「黑錢」是300萬至600萬元，量刑基準約為4年。而1,000萬元以上，則可超過5年。（見雲國強 案第200頁，第15段；在SJ v Siu Yun Yee CAAR 6/2016案，上訴庭仍然跟隨雲國強案訂下的量刑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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