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謝柏隆（前稱謝志豪）

DCCC 1412/2024

[2025] HKDC 1701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4年第14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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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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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罪

1.  被告人承認控罪一至三及同意案情，被裁定3項控罪罪名成立。

同意案情

2.  2022年2月至2022年9月期間，9名受害人（“控方第一至第九證人”）墮入不同騙局，被騙徒欺騙而將多筆款項匯至不同指定帳戶。該些帳戶其中3個屬於被告人所有。第一個是被告人在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所持帳戶（帳戶號碼57386560981）（“被告人渣打帳戶”）。第二個是被告人在Mox Bank Limited所持帳戶（帳戶號碼749-56945427）（“被告人Mox Bank 帳戶”）。最後一個是被告人在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所持帳戶（帳戶號碼012-571-102-344-10）（“被告人中銀帳戶”）。受害人損失港幣共約3,900萬元，其中港幣約240萬元存入被告人上述3個帳戶。

3.  本案罪行發生期間，被告人的渣打帳戶、Mox Bank帳戶及中銀帳戶的交易模式都有「洗錢」特徵。在相關期間，上述3個帳戶的「洗錢」總額為港幣11,660,542.83元。

被告人渣打帳戶

4.  被告人渣打帳戶於2022年1月31日開立。被告人是該帳戶唯一簽署人。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4月13日期間，該帳戶有160筆存款，總額港幣2,762,777.70元，包括來自控方第一及第二證人的款項。同一期間，該帳戶有100筆提款，總額港幣2,754,275.25元。大部分交易都是銀行轉帳。相關存款於上述期間快速耗散，該帳戶每日日終結餘維持低企。該帳戶看來用作短暫存放資金。

被告人Mox Bank帳戶

5.  被告人Mox Bank帳戶於2021年10月9日開立。開戶時曾上載被告人及其香港身份證的照片。帳戶持有人開戶時提供的地址及流動電話號碼，與被告人在警誡會面紀錄中所提供的相同。

6.  2022年4月1日至4月22日期間，該帳戶有1,178筆存款，總額港幣3,272,184.59元。同一期間，該帳戶有5,106筆提款，總額港幣3,272,508.22元。存入該帳戶的款項迅即被提取，該帳戶日終結餘維持低企，交易呈“化整為零”模式。該帳戶看來用作短暫存放資金。

被告人中銀帳戶

7.  被告人於2015年4月20日在分行開立被告人中銀帳戶。被告人是該帳戶的唯一獲授權簽署人。

8.  2022年1月3日至5月19日期間，該帳戶有126筆存款，總額港幣5,625,580.54元。同一期間，該帳戶有226筆提款，總額港幣5,625,580.54元。存入該帳戶的款項迅即被提取，該帳戶日終結餘維持低企，交易呈“化整為零”及鏡像模式。該帳戶看來用作短暫存放資金。

9.  根據被告人帳戶的銀行紀錄，該3個帳戶除了有實際犯罪得益存入外，存入該些帳戶的款項亦迅即被提取。因此該些帳戶的結餘大多維持低企，顯示該些帳戶被用作短暫存放資金。

10.  該些帳戶的活動與被告人的收入、背景及情況不相稱。

11.  控罪一至三案發期間，被告人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這些控罪所述財產，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代表任何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處理該等財產。

被告人背景、刑事定罪紀錄及減刑陳詞

12.  被告人現年33歲，已婚。被告人受教育至中五，報稱職業為殯儀仵工，沒有刑事定罪紀錄。

13.  黃大律師指出被告人及早認罪，因經濟拮据而犯案。黃大律師援引案例，並提出被告人角色為提供「傀儡戶口」，減低罪責，主張輕判。其他陳述提及控方有足夠理據加刑，建議減少加幅。

討論及判刑

14.  在定罪後，控方申請把一名總督察的證供呈堂，目的為希望法庭考慮電騙及連帶「洗黑錢」罪案近期的普遍性、獲益性、傷害性[1]，而就有關控罪的情節，作為可能加刑的因素。辯方不反對有關證供呈堂。

15.  一般而言，量刑過程包含4個主要步驟。首先，訂立量刑基準。其次，考慮是否存在加重刑責的因素，例如涉及多名被告人或被告人為慣犯等。第三，審視案情及被告人的個人背景，以評估是否存在減刑因素，例如被告人認罪可享有三分之一的刑期扣減。最後，法庭需審視整體量刑的公平性，從而決定是否同期或分期執行刑期。這些均屬法庭酌情權範疇，無須受不必要的限制：HKSAR v Suen Ping (孫平) [2024] HKCA 701[2]。

16.  根據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條的規定，量刑程序與傳統方法略有不同。當控方根據第27(2)  條向法庭申請加刑後，法庭可在其認為適合的情況下，宣判更重的刑罰。此加刑部分會在量刑的第3步，即考慮減刑因素後進行。最後，法庭仍需考慮整體量刑的公平性，決定是否同期或分期執行刑期​​​​。

17.  根據第 27(11)  條，在法庭認為適合的情況下，可基於4種情況加重被告人的刑期。第一種情況，法庭在無合理疑點的情況下信納該指明的罪行屬有組織罪行。第二種情況，法庭在無合理疑點的情況下信納根據第27(2)  條提供的資料。第三種情況，法庭在無合理疑點的情況下信納根據第27(8)  條提供的資料[3]。第四種情況實際上屬於前3種情況的延伸，即以上情況的事項為被定罪的人所同意[4]。 

18.  根據案例和主流意見，「洗黑錢」案件的加刑幅度介乎20% 至50%：洪永俊[2011] 2 HKLRD 167；梁耀輝CACC 100/2014；陳皓傑CAAR 1/2024。

19.  「洗黑錢」最高刑罰為14年監禁。

20.  在「洗黑錢」罪行中，上訴法院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許有益[2010] 5 HKLRD 536列出量刑時參考因素，包括：

「一，涉案金額是重要考慮因素，而非被告人本身在這次交易所獲的利益；

二，控罪的罪責是協助支持及鼓勵有關公訴罪行，故此被告人參與程度及涉及「洗黑錢」的次數亦有關連的因素；

三，處理公訴罪行的財產控罪與有關的公訴罪行不一定有直接關係，但若果有關的公訴罪行是可以確認的，那麼法庭是可以在處理控罪時考慮有關公訴罪行本身的刑期；

四，若案件涉及國際跨境成份，法庭可採用較嚴峻的刑期，以免香港作為金融及銀行中心形象受損；及

五，涉案的時間。」

21.  上訴庭在眾多案例中均已指出，被告人不知道「黑錢」的來源，又或控方證明不到其確實來源，不一定是有效的減刑因素。有關此原則，上訴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倪鳳仙[2013] 5 HKLRD 95和律政司司長 訴 雲國強[2012] 1 HKLRD 197均有提及。

22.  在雲國強案，上訴庭對「洗黑錢」這種罪行的性質和刑罰有以下陳述：

「「洗黑錢」是嚴重罪行，原因是「洗黑錢」不但間接地鼓勵犯罪活動，更試圖把犯罪得益合法化。為了打擊嚴重罪行，避免犯案者獲得經濟利益，阻嚇「洗黑錢」罪行是必需的（見上訴法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Javid Kamran (CACC 400/2004)、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Xu Xia Li及另一人[2004] 4 HKC 16 等案）。

一般而言，「洗黑錢」罪行的判刑應主要反映清洗「黑錢」的數額，而非被告人或其他人的得益。原因是要證明有關得益，非常困難而在大多數「洗黑錢」案件亦可能沒有證據顯示“黑錢”究竟是從甚麼公訴罪行所衍生的。當然如有資料證明“黑錢”源自嚴重罪行，包括販毒、擄人勒索、非法販賣人口和其他有組織罪行等或被告人的得益極大，則判刑理應上調。

本庭在其他多宗同類案件亦列出其他和判刑有關的因素，包括犯案的次數及犯案時間的長短、被告人參與和“黑錢”有關罪行的程度、罪行是否有組織及是否精密等等。」

23.  案例列出多宗「洗黑錢」案件所涉及的金額及判刑，若涉及「黑錢」金額是100至200萬元，量刑基準約為3年監禁；300至600萬元，約為4年監禁；1,000萬元以上則可超過5年監禁。

24.  套用以上判刑因素於本案被告人，本席有以下分析。

25.  在本案，被告人涉及3項控罪，涉及金額1,100多萬元。第二，本案有預謀、有計劃。第三，3項控罪涉案時段合共4個多月。經考慮被告人被裁定3項控罪罪名成立，本席把總量刑基準訂在5年監禁，扣減認罪的1/3後為40個月監禁。

26.  根據李總督察的供詞第16段提及詐騙及「洗黑錢」傀儡戶口數字。第20段提及有關的報案數目及金額，以2020年至2024年計，涉及「洗黑錢」金額由2020年的30億升至2024年的61億元，加幅驚人，無疑已達到猖獗程度，對整個社會造成極大禍害及巨大的經濟損失。

27.  經考慮李總督察的供詞後，本席批准控方就香港法例第455章第27(2)  條向被告人申請加刑。本席認為，合適的加刑幅度應為20%（因2025年的數字有所下降）。因此，本席根據第455章第27(2)  條加刑20%，整體刑期應由40個月監禁加至48個月監禁。控罪一及二同期執行，當中10個月和控罪三分期執行，總刑期為48個月監禁（已扣除小數位）。3項控罪刑期計算如下：

控罪	金額（HK$）	量刑基準	刑期	同期/分期
1	2,762,777.70	3年x 2/3 x 1.2	28個月[5]	同期，10個月與控罪3分期
2	3,272,184.59	3年 x 2/3 x 1.2	28個月[6]
3	5,625,580.54	4年 x 2/3 x 1.2	38個月[7]	分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