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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MA 437/2014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不服命令上訴
案件編號：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14年第437號
(原觀塘裁判法院案件2014年第218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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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審法官：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張慧玲
聆訊及判案日期：2014年10月29日
判案理由書日期：2014年11月7日
判 案 理 由 書
1. 本案上訴人 (下稱被告人) 經審訊後被觀塘裁判法院暫委裁判官梁耀煒裁定一項「刑事恐嚇」罪罪名不成立。
2. 被告人申請訟費，但被裁判官拒絕。被告人現就此判令提出上訴。本席在聆訊後駁回上訴。以下是本席的理由。
控罪詳情
3. 被告人被控於2014 年1 月23 日，在將軍澳「元朗正記」茶餐廳外，威脅彭嘉華會使其人身遭受損害，意圖使該彭嘉華受驚，違反香港法例第200 章《刑事罪行條例》第24(a)(i) 及27 條。
案情
4. 裁判官在訟費裁斷陳述書將案情道出：
「控方案情
3. 案發當日，約晚上11 時20 分，控方第一證人 (彭嘉華先生) 與控方第二證人 (羅喜恩小姐) 駕駛其私家車到將軍澳一 [茶] 餐廳外。在停車後，他發現被告人駕駛其私家車並泊在他私家車的左後方。
4. 控方第一證人突然聽到一聲巨響從他私家車的左後方發出。控方第一證人要求被告人道歉但遭拒絕。被告人於是行到控方第一證人的右車旁並拍打其司機位車窗約20 秒。其間被告人更凶惡地說約7 次：『落車，打 [X][1] 你。』控方第二證人亦見被告人拍打車窗，及聽到被告人對控方第一證人說粗言穢語。
5. 控方第一證人感到驚慌，並沒下車。被告人其後與女性朋友進入該茶餐廳內。過了約3 分鐘後，控方第一證人下車希望拍下被告人私家車的照片。此時，被告人從茶餐廳內步出並向控方第一證人大聲說：『做咩 [X] 嘢，係唔係想我打 [X] 你呀。』其後警方接報到現場調查。
辯方案情
6. 被告人選擇不出庭作供，亦沒有傳召辯方證人。這是他的權利，本席不會因此對他作出不利的推論。」
裁判官就事實的裁斷
「10. 本席認為，控方第二證人之證供合情合理，亦無半點誇張或誇大。本席認為，她是一名誠實可靠之證人，本席接受她之證供為事實之全部。
11. 相反，本席認為，控方第一證人之證供，存有疑點，本席不能接受他之證供的全部內容為事實。
12. 在細心考慮所有的證供下，本席認為，被告人當時曾在控方第一證人的旁邊大力拍打他車窗約6 至7 次，其間被告人亦向控方第一證人說一些粗言穢語。
13. 雖然被告人對控方第一證人的車窗作拍打及對他不斷說粗言穢語，這一點的確引起他人懷疑，但本席不能肯定被告人是否曾說『打』或類似的字眼。
14. 本席亦考慮控方第二證人在庭上指出，在被告人拍打及對控方第一證人說粗言穢語時，車內所有窗都是同時關上。在這樣的情況下，本席懷疑控方第一證人是否真的能清楚聽到粗言穢語內的所有字眼，或聽到當中包括『打』或類似的字眼。
15. 本席在考慮控方第一證人的可信性時，亦留意控方第一證人指出被告人曾從茶餐廳內步出，並再次向控方第一證人說出『打』或類似字眼的字句。但這部 [分] 的證供並不與控方第二證人的證供相同。相反，控方第二證人指被告人在再次由茶餐廳步出時，警員已到場。控方第一證人在這方面的證供亦明顯與控方第二證人不同。
16. 基於上述理由，本席認為，本案存有疑點，而疑點利益需歸於被告人，被告人所面對的控罪，本席裁定，罪名不成立。」
不批准訟費理由
「不批准訟費申請之理由
17. 本席在細心考慮所有證供後，雖然本席不能肯定被告人是否曾對控方第一證人說出包含『打』或類似的字眼的說話，但本席肯定及裁定被告人當時曾在控方第一證人身旁大力拍打他車窗約6 至7 次，並在其間不斷向控方第一證人說一些粗言穢 [語]。
18. 本席認為，被告人在案中所作出上述的行為，是有自招嫌疑的情況。因此，雖然訟費申請的批准須視乎訴訟結果而定，但當本席在考慮上述情況後，決定使用酌情權不批准被告人的申請訟費。」
上訴理由
5. 被告人代表大律師吳建五共提出三項上訴理由：
(1) 裁判官不能肯定被告人有否向控方第一證人說出包含「打」或類似恐嚇字眼，被告人抗辯的案情亦是他否認有說過該等字眼，裁判官無合理理由拒絕其訟費申請；
(2) 即使被告人曾大力拍打控方第一證人該車車窗及不斷說粗言穢語，被告人的行為並不足以構成針對「刑事恐嚇」此控罪的「自招嫌疑」行為；
(3) 裁判官沒有詢問被告人申請訟費的理由，便馬上聽取控方陳述，繼而沒有向辯方查詢會否有回應，便立即拒絕訟費申請。
6. 吳大律師指被告人的行為頂多是行為不檢，不涉及刑事恐嚇。況且控方第一證人報案時亦並非指被告人刑事恐嚇，而是指有交通事故，因此被告人的行為並不是與刑事恐嚇此控罪有關，被告人並無自招嫌疑。
7. 吳大律師亦指裁判官根本無給予辯方反駁控方的機會便作出裁定，對被告人不公。
答辯人回應
8. 答辯人代表高級檢控官關百安支持裁判官的裁定。他在聆訊時告知本席控方第一證人報案時是指有交通事故及被告人作出刑事毀壞。在一星期後控方第一證人才前往警署，指被告人刑事恐嚇。上訴一方接納答辯人所言。
有關法律原則
9. 有關訟費的法律原則很清晰。
10. 香港法例第492 章《刑事案件訟費條例》第3(1)(c) 條，裁判官在以簡易程序處理罪行後判被告人無罪，裁判官可命令將訟費判給被告人。法例指裁判官可作出上述命令，裁判官有酌情權是否作出上述命令，但法例並無列出裁判官行使酌情權的原則為何。
11. 在第492 章立法之前，刑事案件的訟費是依據現已被廢除了的《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73A 條 (香港法例第221 章)。法庭在下列案件已就相關的原則作出討論：R v Ng Yui Kin & Others[2]，R v Kwok Moon Yan & Another[3]。
12. 終審法院在 Tong Cun Lin v HKSAR[4] 一案確立並詳盡描述有關原則。終審法院亦在另一宗案例 Hui Yiu Sang v HKSAR[5] 再次確立有關原則。
13. 一般基本原則是一名獲判無罪的被告人應可獲訟費除非有確實理由 (positive reasons) 剝奪他應得的訟費。確實理由包括被告人是否自招嫌疑，他的行為是否誤導了控方，令控方相信證據比實情更確鑿，是否證據確鑿但因技術理由而罪名不成立，等等。
14. 在 Tong Cun Lin一案，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烈顯倫如此說[6] (本席沿用《刑事案例摘錄》一書內編者的中文翻譯版本如下)：
「……如果被告人為某些控罪受審而後來獲判無罪，在正常情況下，他顯然應當獲得補償，由公帑支付他為抗辯該等控罪而招致的訟費。當法官行使酌情權，考慮是否即使有該一般原則，也應判被告人不得獲付全部或部份訟費時，很明顯，法官必須整體審視被告人的行為，但大前提是該等行為須與被告人的控罪有關，這不得局限於某段期間。不過，既然法官是在被告人獲判無罪的情況下行使酌情權——換言之，構成控罪的事實陳述已被陪審團裁定為不足以作為罪證——一般而言，與斟酌事項最有關的行為，必定是被告人在接受調查及審訊時的行為：諸如被告人最初對調查人員有何反應，面對指控時如何應對，其應對與其後的抗辯是否一致。最後還須考慮的是：對被告人不利的理據的強弱，以及被告人在何種情況下獲判無罪。法官行使酌情權，判定被告人不得獲付訟費時，凡此種種均屬需要考慮的因素，但大前提是法官並非因個人看法明顯有別於陪審團的觀點及無罪判決所反映的看法，而要藉此以間接方式懲罰被告人。最有資格衡量上述種種事宜的人，很明顯就是法官本人。」
15. 再者，一般而言，除非原審法官考慮了不應考慮的事項，上訴法庭不會輕易干預法官行使的酌情權 ( Tong Cun Lin 案例537 頁C 行)。
16. 在 Ting James Henry 一案，終審法院指出「通常一名被告人有自招嫌疑的行為而被剝奪其訟費是指該被告人在案件調查期間及審訊時的作為。該等行為曾被指為最與行使酌情權有關的作為。但若指祇有被告人在調查期間或審訊時的行為，才可有自招嫌疑情況，此言是不正確的。法庭行使酌情權時並不被如此不能改變的定律規範。一名被告人可就他在調查期間及審訊前的行為，包括有關他在指控他的罪行的周遭環境的行為，被告人可能已經明顯有自招嫌疑之舉，祇要法官並無在行使酌情權時損毀了『假定被告人無罪』此法律原則，及沒有採納了一個與被告人被判無罪的情況互相違背的立場，則法官無理由在被告人被裁定無罪後、在行使酌情權時，不考慮有關行為。」[7] (非官方翻譯)
有關訟費申請的程序
17. 就有關訟費申請的程序，在法庭判被告人罪名不成立後，有以下四個步驟 ( Hui Yui Sang案例第318 頁F 行)，簡略而言：
(1) 辯方告知法庭有訟費申請；
(2) 控方須表示是否反對申請，若有反對，反對的理據為何。控方亦須清楚表示顯示反對理由的事實根據；
(3) 雙方應可立刻就申請陳詞，若有需要將有關聆訊押後，亦須儘早處理有關申請；
(4) 在聽取陳詞後，法庭批准或拒絕訟費申請都必須明確表示支持其行使酌情權的理據及事實為何。
本席所作的考慮
18. 本席首先處理上訴理由 (3)。
19. 誠言，根據謄本，裁判官並無給予辯方任何機會作出陳詞便拒絕訟費申請 (上訴文件第22 頁G-J 行)：
「官：有冇其他事項？
MR WU：辯方要求訟費，閣下。
官：好。立場係…
MS WONG：控方係反對，因為被告嗰個行為係引起一個suspicion嘅。
官：好。本席考慮過呢單案件本席所裁定嘅事實，認為被告人所作嘅行徑有自招嫌疑嘅地方，本席會拒絕訟費嘅申請。有冇其他事項？」
20. 吳大律師亦是審訊當時代表被告人的大律師。他告知本席，他在聽到裁判官在未讓他作出陳詞情況下，便立即作出裁定，感到錯愕，他來不及反應。往後他認為既然裁判官已作出裁定，要求裁判官覆核亦是徒勞無功的。
21. 本席不知曉是否裁判官錯誤以為辯方亦認同控方指被告人的作為自招嫌疑，因此無讓辯方陳詞。
22. 本席希望裁判官在處理有關訟費申請時，能謹記 Hui Yui Sang一案列出的程序，確保辯方有機會就控方提出的反對理由作出回應。
23. 不過，以本案而言，上訴一方及答辯人均同意基於上訴是「重審」，本席可重新考慮被告人應否被剝奪訟費。
24. 本席認為考慮了本案的案情事實，被告人在被控方第一證人要求他道歉時，大力拍打控方第一證人的車窗及不斷向該證人說粗言穢語。當時控方第一證人在車內。本席認為被告人當時的行為是會令人感到驚恐。本席認同裁判官指被告人當時的行為是有自招嫌疑的情況。本席不認同吳大律師指控方第一證人在案發當日並無就刑事恐嚇報警，因此無自招嫌疑。以控方第一證人所言，事源於他在被告人泊車時，他聽到有一聲巨響，明顯控方第一證人認定被告人的車撞及其車，才要求被告人道歉。控方第一證人就「交通事故」報警，是可理解的。況且控方第一證人亦向警員提及「刑事毀壞」，明顯是有關被告人對其車輛作出的行為。控方第一證人無即時指控被告人刑事恐嚇，在本案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被告人當時的行為是會令人感到驚恐，被告人是自招嫌疑。在此情況下，本席亦會如裁判官一般，在行使酌情權時不給予被告人訟費。
25. 基於上述理由，本席駁回就不服訟費命令的上訴。
答辯人：由律政司高級檢控官關百安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訴人：由曾憲文律師事務所轉聘吳建五大律師代表
[1] X 代表粗言
[2] R v Ng Yui Kin & Others [1983] HKLR 356
[3] R v Kwok Moon Yan & Another [1989] 2 HKLR 396
[4] Tong Cun Lin v HKSAR (1999) 2 HKCFAR 531
[5] Hui Yiu Sang v HKSAR(2006) 9 HKCFAR 308
[6] Tong Cun Lin v HKSAR(1999) 2 HKCFAR 531, “…What then are the governing principles? When a defendant has been brought to trial upon particular charges and is then found not guilty it is clearly right that he should normally be compensated out of public revenue for the costsincurredindefendingthosecharges. In considering whether, despite this general rule, he should be deprived of all or part of his costs, the judge exercising thediscretionmust obviously look to his conduct generally, so long as such conduct is relevant to the charges he faced. This cannot be confined to any particular period of time. Since, however, thediscretionis being exercised in the context of anacquittal – theavermentsconstituting the charges having been found by thejuryas not amounting to the crimesalleged - it follows that, generally speaking, the conduct most relevant to the matters under consideration must be the defendant's conduct during theinvestigationand at the trial: How he first responded to the investigators, the answers he gave when confronted with the accusations, the consistency of those answers with his subsequentdefence, etc. Wrapped up with this is the strength of the case against the defendant and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he came to be acquitted: These too are relevant to the exercise of thediscretionto deprive him of his costs, so long as the judge is not, indirectly, thereby punishing him by taking a view of the facts palpably different from that taken by thejuryand reflected in the not-guiltyverdict. The person in the best position toweighthose matters is clearly the judge himself.”
[7] Ting James Henry v HKSAR (2007) 10 HKCFAR 735, “16. It may often be the case that a defendant’s conduct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and at the trial is such that it brings suspicion on himself, providing a ground for refusing him costs. Such conduct has been described as ‘most relevant’ to the discretionary exercise. However, it is incorrect to suggest (and the authorities give no warrant for suggesting) that a defendant can only be regarded as having brought suspicion on himself by virtue of his conduct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or at trial and not otherwise. The discretion is not bounded by any such inflexible rule. By his conduct prior to the investigation and trial stages, including conduct which formed part of the setting for the charges laid against him, the defendant may plainly have brought suspicion upon himself. There is no reason to ignore such conduct in the exercise of the court’s discretion on costs following an acquittal on the charges laid, provided always that the discretion is not exercised so as to undermine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and in particular, provided that its exercise does not involve the court in adopting a position at variance with the defendant’s acquittal by the tribunal of f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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