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湯立偉及另一人

DCCC 866/2013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13年第86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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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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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和第二被告人共同被控一項「盜竊」罪。他們否認控罪。

控方案情

2.  本案涉及一宗地鐵站內的「扒竊」事件。

3.  控方共傳召了6位證人（事主陳先生、文警署警長、女警57233、警員58598、林女總督察、警員13374）作供。主要證供來自首4位證人。事發時，只有他們在場。

4.  案發當天下午，陳先生乘地鐵由荃灣往佐敦。在佐敦站下車後，經C出口離開車站[1]。乘搭扶手電梯時，陳先生戴着耳筒聽收音機[2]，手機則放在腰包，腰包的拉鍊沒有拉上[3]。突然，手機沒有聲音，陳先生打算轉身察看之際，一位男子（後知便裝警察）拍他的肩膊，告訴他剛遭人「打荷包」，並着令他站着等候。同時，陳先生發現，耳筒的電線掉了出來。便裝警察話畢，陳先生立刻檢視腰包，手機已不知所蹤。後來，在佐敦站，一位女警向陳先生展示一部手機，要求他辨認。陳先生確認，該部三星手機屬於他的[4]。

5.  盤問時，陳先生同意，便裝男警從後拍他肩膊時，他已抵達扶手電梯的頂部[5]。接着，陳先生看見，有人追逐別人的動作，但不知道是誰追逐誰。陳先生稱，他只是站在該處等候。陳先生亦指，當發覺手機沒有聲音，便打算轉身把手機拿出來檢視；但尚未做這動作，便裝男警已拍他。

6.  事發當天下午，文警署警長、女警57233、警員58598三人，由九龍塘火車站跟蹤、監視2名被告人至佐敦地鐵站C出口。警署警長首先在九龍塘火車站大堂發現2名被告人。由於他們形跡可疑，便聯同女警和警員，分頭跟蹤和監視。

7.  兩名被告人乘地鐵到佐敦站下車、出閘。警署警長看見，他們在車站大堂的「OK店」停留了一會。第二被告人買了一瓶屈臣氏飲用水，並喝了數口，然後2人步向C出口。當時，第二被告人先走，第一被告人尾隨。警署警長從後看見，2名被告人踏上C出口的扶手電梯，女警正尾隨他們2人。警署警長也尾隨他們3人，但刻意保持距離。警署警長剛踏上扶手電梯，便聽見女警在電梯頂部大叫：「警察！打荷包」。他立刻沿電梯的梯級往上跑。抵達頂部時，警署警長看見2名被告人站着。女警告訴他，該2名男子打荷包；亦指着站在警署警長身後的陳先生。警署警長立刻對陳先生說：「先生，唔好行住」。同時，警署警長上前用手箍着第二被告人的頸。可是，第二被告人突然彎低身再轉身逃跑。他沿C出口的樓梯[6]跑到地面，再沿庇利金街跑向柯士甸道。警署警長一直追捕，在柯士甸道失去他的蹤影。

8.  女警供稱，2名被告人乘地鐵到佐敦站下車，然後在車站大堂進入「OK店」。她表示，沒有觀察2名被告人在「OK店」的情況，因該時段由警署警長監視他們。稍後，2名被告人離開「OK店」，女警尾隨他們。女警看見，第二被告人手持綠色的屈臣氏瓶裝水；2名被告人正步向C出口。在扶手電梯，他們3人站立的位置由高至低是：第二被告人、第一被告人、女警。他們每人相距一梯級；第二被告人和女警均站在梯級右邊，第一被告人則站在左邊。電梯升高了4、5級後，女警看見，第二被告人把手上那瓶水交給第一被告人，然後步上了3級。此時，陳先生雙耳掛着耳筒，腰間繫着小包，站在第二被告人前方。當電梯的行程約過了一半，女警看見，第二被告把右手探進陳先生的腰包，用右拇指和食指夾着手機。當還有2、3級便抵達頂部，第二被告人用上述2隻手指撿起陳先生的手機；用手拔掉耳筒的插；再用右手把手機交給身後的第一被告人。抵達電梯頂部時，女警大叫：「警察！打荷包」，並從第一被告人手上搶回手機。女警着令2名被告人：「咪郁」。此刻，警署警長抵達支援。女警指着2名被告人，告訴警署警長他們打荷包；亦指出陳先生是受害人。

9.  警署警長追捕第二被告人之際，第一被告人突然沿扶手電梯旁的樓梯跑回車站大堂。跑到樓梯的中段，女警看見警員58598，便大叫：「截住佢，呢個有份打荷包」。警員追截第一被告人，在樓梯底部制服他。

10.  警員58598供稱，他在佐敦站大堂，看見2名被告人、女警、警署警長先後踏上C出口的扶手電梯，便尾隨他們。他剛抵達扶手電梯的底部，便聽見頂部有人大叫（但內容聽不清楚）。於是，他由旁邊的樓梯往上跑。約在樓梯中段，看見第一被告人正往下跑；女警則大叫：「截住佢，有份打荷包嘅」。警員上前對第一被告人說：「警察」，並用手箍着他的肩膊。第一被告人推開警員，再往下跑。警員大叫：「警察！咪走」。第一被告人繼續跑，警員追捕。在樓梯底部，有2位男途人協助警員制服第一被告人。其間，一瓶屈臣氏飲用水（證物P6）從第一被告人身上跌出來。

11.  2013年8月10日（事發後4天），第二被告人在落馬洲管制站離境時，遭入境處職員截停。同日凌晨2時許，警員13374在落馬洲入境處值勤室，因本案拘捕第二被告人。警誡下，第二被告人用普通話說：「我不清楚發生甚麼事」。

12.  2013年8月23日（事發後17天），警署警長、女警、警員58598分別在列隊認人程序中，認出第二被告人。

辯方案情

13.  第一和第二被告人均選擇不作供，亦沒有傳召辯方證人。這是他們的權利，本席不會因此作出對他們不利的推論。

證據評估及分析

14.  舉證責任在控方，控方必須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控罪的每一元素。

15.  兩名被告人均沒有刑事紀錄。關於他們的良好品格，本席已對自己作出適當的指引。

16.  盤問警署警長時，兩位辯方大律師、律師均問及，他在九龍塘火車站認得第二被告人的原因。警署警長承認，以往曾拘捕第二被告人。關於這一點，本席謹記，不可因此作出對第二被告人不利的推論。此外，本席亦謹記，根據證物D1，事發前2年內，第一被告人曾來港14次（留港時間由即日來回至5、6天）。

17.  陳詞時，辯方錢大侓師批評，陳先生和警署警長的證供出現重大分歧―特別是關於陳先生從後被便裝男警拍肩膊的部分。本席認為，上述分歧是可以理解的。很明顯，直至他發覺手機沒有聲音，陳先生完全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加上他一直戴着耳筒，聽不到身旁的聲音亦不出奇。至於他何時被拍肩膊（甚至有沒有被拍），這一點並不重要。即使他這部分的證供與警署警長的出現分歧，也不影響他們證供的可信性或可靠性。陳先生是普通市民；警署警長是有經驗，並於事發時執行任務的警務人員。他們各自根據個人的感受，在庭上描述自己經歷的事情，敘事的角度和記憶的準確性自然有別。出現上述分歧，身為陪審員，本席理解並接受。

18.  錢大律師亦批評，女警的證供不可靠。他指，既然女警人贓並獲，更把2名被告人截停，為何他們會如此合作，站在一旁？本席認為，女警描述她截停2名被告人，以及警署警長跑上來支援的情況，其實發生在一瞬間。女警描述時所用的說話雖多，但本席深信，當時所有事情全發生在千鈞一髮之間。陳先生固然未了解發生了甚麼事，2名被告人也需要一段時間（最少數秒）才能作出反應，這是常理。因此，2名被告人被女警截停時，按指示站在一旁數秒絕不為奇，亦合情合理。

19.  錢大律師又指，既然陳先生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他應該往前行，而不是停下來。本席認為，這是吹毛求疵的批評。其實，就是在那一瞬間，陳先生發現手機沒有聲音；警署警長又着令他站着等候，他當然不會離開現場。

20.  本席細心考慮了所有證人的證供，亦觀察了他們作供時的神情舉止。本席認為，他們均是實話實說、誠實可靠的證人。本席信納他們的證供（特別是警署警長、女警、警員58598的證供）道出了事實和真相。

21.  根據陳先生的證供，當他得悉遭「打荷包」，便立刻檢視腰包，發現耳筒的電線掉了出來，手機亦不翼而飛。身為陪審員，本席深信不疑，陳先生的手機的確遭偷去。關於女警對2名被告人行為的觀察，本席亦全部信納。本席肯定，在佐敦地鐵站C出口乘搭扶手電梯時，第二被告人從陳先生的腰包偷了他的手機，然後交給第一被告人。毫無疑問，他們2人是共同行事的。

22.  關於「認人」的證據，本席謹記，Turnbull 案的法侓原則。身為陪審員，本席認為，3位警務人員辨認第二被告人的證據是可靠的。至於第二被告人的列隊認人程序，根據林女總督察的證供，本席相信，有關程序是公平、公正的，沒有任何不穩妥。本席給予絕對比重。

23.  錢大律師陳詞，警員58598虛構2位途人協助他制服第一被告人的情節。本席的分析是，假如途人願意留下來，提供個人資料以便日後協助警方，當然是最理想。可是，警員當時的首要任務，是看管第一被告人。假如途人不合作，堅決離開現場，警員總不能丟下第一被告人不顧，而去阻止他們。況且，途人只是熱心協助警員，並非甚麼疑犯。既然任務完成，法律上，他們絕對有權離去，警員也不能強留他們。本席認為，不能以「事後孔明」的態度，要求警員把2位途人的資料記下，這是不切實際的。

24.  辯方黃律師批評，陳先生看不見有人逃跑或聽見大叫聲。其實，盤問時，陳先生清楚表示，看見有人追逐別人的動作，但不知道是誰追逐誰。至於聽不到大叫聲，可能是他沒有留心，又或是他戴着耳筒。假如注意力分散了，再大的聲音也未必聽到，這是生活經驗。本席相信，陳先生當時最關注的事情，絕非身旁的聲音。

25.  黃律師亦指，假如第二被告人犯了案，同黨亦告落網，理應第一時間離境，無須待數天後，警方把資料交予入境處才離境。本席認為，第二被告人選擇何時離境，是他個人的決定，法庭無須作任何猜測。

26.  基於上述理由，本席認為，控方已就控罪舉證至毫無合理疑點。本席裁定，第一和第二被告人罪名成立。

[1] 見證物P4，照片9至11。

[2] 用手機收聽數碼廣播。

[3] 見證物P4，照片7至8。

[4] 見證物P4，照片1至6。

[5] 見證物P4，照片11。

[6] 見證物P4，照片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