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李鈞浩及另二人

CACC 31/2022

[2022] HKCA 1710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刑事司法管轄權

不服定罪及刑罰上訴許可申請

刑事上訴案件2022年第31號

(原區域法院刑事案件2020年第7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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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理由書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彭偉昌頒發上訴法庭判案理由書：

1.  本案源於區域法院。三名申請人（D1、D2、D3）經審訊後被裁定一項‘串謀刑事損壞’罪成立，原審法官（姚勳智法官）把他們各自判囚18個月，同案的D4則脫罪。D1至D3不服，就定罪提出上訴許可申請，此外D2也就判刑提出申請。所有申請直接交由上訴法庭處理。

基本事實

2.  2019年9月5日0145時，警方發現一輛停泊在屯門湖山路近青山魚類批發市場的私家車（‘涉案汽車’）。當時坐在駕駛席上的是D1，坐在後排乘客席上的是D2和D3。

3.  在接下來的搜查當中，三名申請人的背囊被發現藏有例如手套（共三對）、頭套（共四個）、眼罩（共三副）、泳鏡（共一副）、太陽眼鏡（共一副）、手袖（共兩對）、口罩（共三個，一個在D3褲袋）、3M口罩連濾嘴（共一個）、T恤短褲（共兩套）和鴨嘴帽（共一頂）等物。在D1的背囊，警方更發現鐵鎚、螺絲批、扳手、鉗和打火機各一。

4.  警方以‘管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罪拘捕三名申請人，D4則在較後時間才被捕。

控罪基礎

5.  控方以串謀罪起訴D1至D4，指他們協議損壞「輕鐵站的設施」，是因為涉案汽車的行車記錄儀（‘記錄儀’）攝錄和收錄了該車在當晚的行走路線、車外景物，以及車上三男一女的對話[1]，認為可無可抗拒地推論出以上四人的犯罪協定。被警方截查時只剩下D1至D3，就是因為D4在之前某刻已下車[2]。

關鍵證據

6.  本案的爭議範圍狹窄，所以無需引述當中的大量細節，只需扼要說明以下的證供證據便可。

（涉案汽車的保存）

7.  按照原審法官在《裁決理由書》的引述，當警方控制現場之後，D1是有關三人之中最先被要求下車接受調查的，並同時交出了涉案汽車的車匙。他的被捕時間是0152時[3]。

8.  及至增援人員到達，D2和D3才獲准下車接受調查，時間分別是0206和0212時[4]。他們之後亦相繼被捕。

9.  最終，有關三人被悉數帶走，而涉案汽車則要留待相關人員到場（0431時）及完成拍攝（0434時）才由警員把它駛至青山警署（0440時抵達）[5]。

10.  要指出：D1交出的車匙，先後由身處現場的PW1[6]、PW3、PW4和PW5保管。PW5亦是把涉案汽車開到青山警署的警員[7]。在青山警署，PW5把車匙交給值日官，放到D1的犯人個人財物包（‘包頭’）裡去[8]。

（記憶卡的保存）

11.  9月5日1718時，即涉案汽車開抵青山警署後約十二小時，PW6從值日官提取D1，在D1的見證下搜車。

12.  據PW6供稱：搜車時他無需拆開防干擾財物袋，也可以用裡面的車匙給涉案汽車的防盜解鎖；他從車上的記錄儀取走記憶卡（‘記憶卡’），把記憶卡放進編號B2713509的防干擾財物袋[9]；9月6日0110時，他把B2713509連記憶卡交給PW9[10]。

13.  PW9的說法可不一樣。他僅指自己檢取過記錄儀，時間同樣是9月6日凌晨1時以後。他的證供並無提及任何記憶卡[11]。

14.  PW7也有第三種說法：9月5日2115時，她從一名編號45079的警員接過B2713509；9月6日0725時，她把B2713509剪開，查看了記憶卡的內容約五分鐘；確認過內容和本案有關之後，她把記憶卡和已破口的B2713509封存在一個全新的防干擾財物袋B1858850，在上面加簽；9月6日1448時，她把B2713509連記憶卡交給負責數碼法理鑑證的PW8，和PW8一起檢視記憶卡的內容；後來，PW8從記憶卡燒錄了四張光碟交給PW7，現為本案的呈堂證物[12]。

15.  換言之，記憶卡究竟是在哪一天和經過什麼途徑交到PW7，在證據上是有分歧和空白的地方。

（記憶卡的內容）

16.  收錄在記憶卡的內容，在審訊期間才被發現內藏一段十三秒長的不連貫畫面（‘非連貫片段’）。這段畫面只會在使用辯方軟件播放時才出現，用警方軟件播放不會看見[13]。

17.  陳喬崔總督察沒有作供，但他的筆錄被呈證。他檢視過記錄儀和記憶卡的內容，發現當中的系統屬循環式錄影（loop recording），每段片段的設定長度是一分鐘[14]。

18.  PW10在屯門警區駐守超過十年，對該區的道路非常熟識。他根據記憶卡內的畫面，在地圖上標示出涉案汽車的行車路線。憑著卡內的錄音，他亦能確認車上各人所討論的是屯門區內的地點，例如是兆康、良景、新屯中（即新屯門中心）和屯門碼頭等輕鐵站和輕鐵維修廠。他指出，畫面顯示涉案汽車最後到達的地方是青山警署[15]。

19.  PW10表示，開審前他從未見過上文所指的非連貫片段，該片段所顯示的高速公路似乎是通往天水圍的[16]。

20.  除了記憶卡，案中還有取自街上的社區閉路電視錄影可供對照涉案汽車甚至四名被告在案發時的行踪[17]。

（承認事實）

21.  案中有不少承認事實，以下是較關鍵的其中幾項：涉案汽車的註冊車主是D1的父親[18]；D1至D3均居住在屯門，分別是新時代中城（Yoho MidTown）、湖翠路海翠花園，和新屯門中心[19]；在9月4日晚至9月5日凌晨期間，D2和D3被區內不同位置的閉路電視攝入鏡頭[20]。

辯方說法

22.  D1至D4都沒有作供，也不傳召證人。作為辯護，他們質疑記憶卡的證據鏈（chain of evidence）[21]又質疑記憶卡是否曾受到干擾。四人爭辯，即使根據記憶卡的內容，他們亦只是在討論而未達成任何協議。D4甚至爭議她是否曾在車上[22]。

原審裁決

（排除證物受干擾）

23.  有關涉案汽車和記憶卡的保存，以及非連貫片段的出現，原審法官認為都沒有問題[23]：

「 42. 就上述各指控，控方基本上指出：

(i) 無論如何，當PW6檢取完記憶卡後已妥當地封存。

(ii) PW7最終也接收了這已封存的記憶卡，當中並無干擾。

(iii) 而PW7剪開此證物袋來檢視記憶卡，只為盡快檢視內容看看是否與案相關而交予鑑證科處理，其後她已立即再重新封存及直接交予鑑證科，當中並無刪減或其他干擾。

(iv) 車輛在駛進警署後，車匙亦已交值日官及封存好，以致PW6從值日官取車匙時，也表明無須拆袋而開啟車輛，這顯明車輛已被鎖上。

…

45. 可是，重要的是，PW6在9月5日1740時在第一被告見證下檢取了記憶卡及封存好在B2713509袋內，直至PW7 WDPC 7733在9月6日0725時需要剪開該袋B2713509，這已顯明期間該記憶卡是妥為封存的，而在該時間內重新入袋後，PW7及PW9也在袋上簽署確認，當中並無任何干擾情況出現。本席認為即使上述記憶卡在傳遞上有何不清晰之處，這也並無構成對證物鏈，尤其對此記憶卡有何干擾的情況。

46. 其次是，就PW7 WDPC 7733並沒有在第一被告在場下剪開證物袋從而作出檢取及檢視，雖然這並不妥當，但她在5分鐘內已重新入袋，更並無任何的指稱或證供指她曾對該記憶卡作出過任何不當的干擾。況且，在觀看完整個行車片段，即從9月4日22:57至9月5日約01:48近兩個多小時的片段中，內容根本一直是非常順暢及連貫的，也難以指出曾有人作過任何的干擾。

47. 當然，辯方也特別質疑，片段當中曾出現13秒看來並不連貫的畫面。就此特殊情況，其實當控方在庭上使用警方的軟件播放時並無出現，即使剪開證物袋從而播放主碟亦無出現，只是辯方經其他軟件播放時，竟在檔案ALC01143（00:03:18 - 00:04:05）後出現一段共13秒看來截然不同的畫面［見截圖相片MFI-3（1 - 4）］。

48. 控方就此特別情況曾要求押後最少6週作分析及處理，但遭辯方強烈反對。本席亦認為此案各被告被捕至今審訊逾兩年多，若再作押後，又或辯方因此須再傳召其他專家，整體而言再押後需時多月對各方並不公平，況且控方基本上亦已完成其案情，本席因此認為再作押後並不妥當。況且，該13秒片段所顯示的根本是與案無關及截然不同路段的片段，除第1秒顯示出同日05/09/2019外，其餘12秒所顯示均為前一天即04/09/2019的。本席因此亦認為就證物的接納性而言，並無不法或不當的干擾。

49. 再者，根據CHAN Kiu Chui（陳喬崔）總督察的證人供詞P66，他檢視過該行車記錄儀及片段，亦指出該系統是循環錄影形式進行的loop recording（供詞中第10段），而每片段已設定為1分鐘。上述所指13秒的片段顯然只是前一天的片段，而在ALC01143（00:03:18 - 00:04:05）47秒後該車已停車在大興商場外（見PW10證人供詞MFI-1片段編號18，截圖相片MFI-4編號18），然後在01:09:06時片段顯示該車才再在原位開動離開（ALC01144）。

50. 此外，若比對大興商場外新華麵家外的閉路電視片段（P54）（比實時快3分鐘），該車就是約在9月4日2359時（即實時約0002時）駛至，其後疑似第一至第四被告下車，再在9月5日0105時（即實時約0108時）疑似第一至第四被告再出現返回（截圖相片P55 AE97 - 101），然後按行車記錄儀約在0109時再開始，整個情況根本可顯示在上述ALC01143 00:04:05該車停定後，然後才突然出現13秒並非是在當日連貫出現的片段，這顯然是系統中循環錄影未被蓋過而出現的結果。即使並非如此，若經上述比對下，本席認為此13秒的出現也並非因任何不法或不當干擾下的情況。再者，若說成是經刻意的增減或刪除，就如控方所指出，也難以想像在上述那麼緊接的證物交接下可造成，況且這13秒的片段更看不出可對任何一方造成任何影響。

51. 進一步而言，辯方亦指該片段不能證實必然就是在2019年9月4日至5日所發生的。可是，除了上述比對大興商場外當日的片段外，更可比對其他不爭議當天的片段，如元朗雞地耀文停車場片段（P51）顯示VR2451駛出（截圖相片P55 AE88），以及邁亞美海灣片段（P53）顯示在當日VR2451駛過（截圖相片P55 AE96）。毫無疑問，P44B所顯示的片段就是案發當天的。」

（犯罪協議的達成）

24.  原審法官大篇幅地引用了車上對話的謄本。根據他的分析，事件可分兩個階段。首先是女子下車之前，當時的情況可謂懸而未決。女子離開之後，剩下的三名男子則確定要對屯門碼頭輕鐵站進行破壞[24]：

「 54. 無疑，從車輛在2019年9月4日在約2257時經屯門湖翠路邁亞美海灣外停泊，然後開車至他們下車用膳後，再上車至女士下車（約在2019年9月5日0121時，ALC01155，Disc 3記項268 - 288）（載圖相片MFI-4編號25），從上文已清楚顯示他們沿途經過不同輕鐵車站，一同商討及計劃破壞那個輕鐵站的設施、停泊車輛位置、怎樣逃避鏡頭及逃走路線等等。

55. 可是，至女士下車時，客觀而言似乎仍是熱烈商討階段但尚未協議好及會否真的到那個車站下手及或是在那裏停泊及逃走等等。而該女士在之前的期間，雖然曾非常主動地參與討論及主張可破壞那個車站，更說稍後約兩點可再聚集，但最後至下車前似乎仍有所猶豫，眾人似乎仍在表達要再作考慮，更不知他們會否及或真的在當晚下手等等。然而，當女士下車後，在車內人士的交談則更為關鍵：

…

56. 毫無疑問，從女士下車後，直至他們被拘捕期間，3人的對話最初對會否付諸實行仍有所猶疑，可是其後他們顯然已鎖定了屯門碼頭輕鐵站為目標，該輕鐵站在地圖P59圈出近24號位置，車輛當時則泊在圖中27、28號位置，他們更定下破壞後返回私家車的路線，更利用海翠花園（在屯門碼頭站旁，地圖圈出24號位置）平台改變裝束，最後更檢查好裝備，計算需時多少等等。

57. 從上述的對話應已清楚當中一人住在海翠花園（Disc 4記項41、50、67、68、116），他將負責睇水，另一人亦加入共同負責睇水（Disc 4記項67、68、93），一人負責行動（Disc 4記項76、117、127），最後其中一人再建議另一人或可加入一起進行破壞等等（Disc 4記項156）。」

（確認對話者身分）

25.  根據原審法官對辯方立場的總結，案中只有D4爭議自己是否曾在車上[25]，不過原審法官還是對全部四名被告作出了相關的認定。

26.  他指出：記錄儀記錄的片段顯示，從女子下車（0121時）到涉案汽車被截（0145時），汽車一直在行駛至最終到達及停泊在湖山路魚類批發市場外面，所以在車上對話的三把男聲，必然就是警方在車上發現的D1至D3[26]。

27.  至於女子下車前的情況，原審法官則引用下述各項材料表示：根據D1至D3被捕時的衣著、來自屯門區不同地點的錄像、D2和D3承認在某些上述地點被拍到的事實，以及車上對話和車外景物等各種不同證據的互相交叉印證，法庭當可肯定D1至D3就是一直坐在涉案汽車裡的三名男子[27]。

28.  原審法官指出，類似的證據也可證明對話中的女聲是D4。

（原審法官的結論）

29.  以下是原審法官的全案裁決[28]：

「 71. 綜合而言，如上文所述，第一至第三被告在第四被告下車後的對話顯然可確認他們已達成協議及具清晰的意圖來對屯門碼頭輕鐵站的設施進行破壞，更包括更換衣服的地方及逃走路線，在車上從第一被告的背囊內更撿獲鐵鎚、螺絲批、扳手和鉗，更有眼罩、手套、T恤、頭套，第二被告背囊內亦有可供更換的手袖、長褲、短袖衫，第三被告背囊內亦同樣有可供更換的短袖T恤、短褲、頭套和眼罩等等。在此情況下，控方已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實第一至第三被告共同干犯此控罪。因此，第一、第二及第三被告就串謀刑事損壞罪罪名成立。

72. 而就第四被告方面，雖則她也曾主張及討論怎樣破壞輕鐵站，然而直至她在途中離開時，各人並未清晰已達成協議在何時何地、會否或怎樣進行。因此，控方未能達至毫無合理疑點地證明她干犯此控罪。第四被告就此控罪被裁定罪名不成立。」

有關定罪的申請

（上訴理由）

30.  代表D1的陳大律師和代表D3的曾大律師都是原審辯方大律師，只有代表D2的伍大律師不是。他們提出的上訴理由高度重疊並與原審時的辯護沒有基本分別，現歸納如下。

31.  理由1批評，原審法官錯誤排除記憶卡被干擾的可能及錯誤裁定它為可呈堂的證物[29]。陳詞重點：從涉案汽車駛抵青山警署至PW6檢取記憶卡之間的十二小時，任何取得車匙的人都可以進行干擾，而原本在包頭裡的車匙亦不明不白地被轉置到一個防干擾財物袋裡面；由於PW6、PW7和PW9的證據出現無法解決的矛盾，所以由PW6檢取至PW7接獲記憶卡的整個過程裡，記憶卡究竟在哪天、由誰及是否得到妥善保管皆成疑；PW7擅自把B2713509剪開，違反《警察通例》，動機可疑；十三秒非連貫片段的出現需要但沒有交由專家解釋，反之原審法官基於他個人的目測、記錄儀的循環式錄影，以及畫質粗劣的社區閉路電視錄影所提供的對比，斷言未經證實是實時拍攝的記錄儀行車片段沒有受到干擾，則絕不可靠甚至毫無意義。

32.  理由2批評，原審法官錯誤裁定三名申請人就是參與車上對話的人[30]。陳詞重點：記錄儀的錄音錄影由多個檔案組成，中間有時間上的空隙，所以控方實無法證明個別申請人全程都在車上；即使錄音顯示有三把男聲，而D1至D3又確實在車上，控方也無法證明某個申請人是哪幾句話的話者，所以也無法證明某個申請人有參與和實踐有關串謀的確實意圖。

33.  理由3批評，原審法官錯誤裁定車上的對話足以構成串謀[31]。陳詞重點：對話實為一些不完整、不聚焦，及/或非認真的討論；可行性的探索做得更詳細也不代表達成協議。

（討論與分析）

34.  證物保存的問題可分開兩個階段來討論。

35.  首先是記憶卡被檢取之前。申請方在聆訊中補充，警方把涉案汽車閒置在警署停車場十二小時不進行搜查，本身就很可疑，但本庭不同意。事實是，三名申請人的背囊都裝載着激進示威者常用的衣物，如果把其他所有東西加在一起的話則有足夠的頭套、眼罩、口罩、鐵鎚、螺絲批和扳手供每個人遮蔽臉龐和進行違法活動，而且警方亦已經以簡稱‘管有工具’的罪名把他們拘捕，所以沒有即時想到要搜車，又或因要處理拘捕後的各種程序而無暇搜車，是絕不為奇的。至於包頭裡的車匙及後被發現於一個防干擾財物袋内，本庭認為極其量是一個未經記錄，又或控方未及舉證的證物保存優化程序，否則按常理，曾經秘密利用車匙干擾車上證物的人只會偷偷把車匙放回包頭而不會把車匙保存得更加正規。無論如何，根據PW6供稱，車匙實非隨便亂放，搜車時還是要從包頭中拿取。

36.  申請方的質疑經不起思考的另一原因，是在相關的十二小時內，警方對四名被告早前的行踪根本一無所知，最少也無法確定，所以要指他們憑空想出一個包括中途下車女子的所謂劇本，並配上對話，是完全匪夷所思的。面對這個困難，申請方再指干擾可能只是對原件的改動，但相關的錄音卻出奇地沒有被改成比現在更具入罪成份，所以沒有説服力。最後，正如本庭在聆訊中指出，把涉案汽車截停的警員，是開著警車在街上巡邏的軍裝警員，他們當中更有一位是輔警[32]，所以要指他們有誘因、時間、空間，以及所需的技術和設備竄改記憶卡，在現有的證據下毫無疑問是臆測，沒有任何根據可言。若指他們在警方內部找來援手，又或有技術部門主動介入，就更是如此。

37.  申請方認為有問題的第二個階段是記憶卡被檢取之後。就這方面的疑問，本庭的見解是，除非有證據顯示防干擾財物袋被非法複製，否則放進了防干擾財物袋就是妥善保存的最佳證據。這點就算警方在人手傳遞證物上的紀錄出現混亂也不會改變。至於PW7違反《警察通例》，擅自把第一個防干擾財物袋拆開，她作供時已解釋過是為了要確保記憶卡和本案有關而這個解釋亦被原審法官接受。還有，原審法官既然信納PW7的證供，又信納PW6和PW8的證供（僅指記憶卡的正當保存和複製而非日期和時間），原審法官就排除了記憶卡在第二階段被干擾的可能。由於記錄儀有循環錄影功能，為非連貫片段提供了一個起碼看來是合理的內在可能成因，所以剛提到的事實認定也不致因為非連貫片段的出現而有所動搖。如果再加上上文第36段有關錄影內容的分析，有關的結論就更見牢固。

38.  再下去是對話人身分和是否達成了協議的問題。

39.  原審法官根據行車片段，裁定涉案汽車在女子下車後即不停行駛至魚類批發市場外被截。本庭在審閱過有關的謄本後亦發現，收錄於這個時段內的對話是連貫的：不但題材連貫，經常出現一句句子跨越兩個檔案的情況，而且完全沒有例如是互打招呼互說再見，即可顯示有人在上車落車的內容。因此，原審法官裁定，車上三名申請人就是這段期間的對話人，是完全合理的。

40.  申請方力陳，雖然有錄音，但法庭斷不能肯定，誰說過什麼、誰沒說什麼，這當然是對的。不過，本庭也注意到，在女子下車之後：涉案汽車停留在魚類批發市場外的時間要比行駛的時間長得多，期間並沒有人要求下車，又或要求被送回寓所；這段期間的對話顯示，參與對話的人包括全部三名申請人，他們全部都有參與當中的討論，尤其明顯的是檔案ALC01174之後一切有關實際行動的探討；這段期間的對話顯示，儘管三名申請人還是在討論來討論去，建議來建議去，卻沒有人表示要抽身、要脫離團伙。

41.  承接上一個段落，三名申請人不斷反覆斟酌的，其實就是是否在當晚進行、立即或在更夜深的時份進行、何時和在什麼地方改變裝束、如何和是否有足夠時間造成最大破壞，以及是否能利用什麽路線成功逃離現場等有關執行的細節問題。這並不代表他們尚未達成破壞輕鐵站的協議。相反，顧及到他們帶備的工具、遮臉用品，以及替換衣服，三名申請人明顯已達成了一個相關的協議，並打算按實際情況的許可與否在案發當晚把協議付諸實行。至於具體要破壞哪一個輕鐵站，控罪本來就沒有指明，不是控罪的關鍵詳情，但本庭同意原審法官的見解，即最終被三名申請人鎖定為屯門碼頭的輕鐵站。但如果原審法官以為協議要待各人把具體地點鎖定才算達成（他的分析確實令人有此印象），那其實已超出控罪的要求。

42.  總括而言，原審法官裁定記憶卡沒有被干擾、裁定車上的對話者是四名被告、裁定三名申請人達成破壞輕鐵站的協議，全部都有堅實的證據和邏輯基礎支持。反過來，三名申請人在深夜被發現於靜止的車上，和錄音所顯示的，由三男一女變為僅剩三男並且三男實無特定行程的情景吻合；此外三名申請人各自帶來的工具和衣物又與在車上錄得的討論吻合。因此，如果三名申請人要指記憶卡的內容失實、又或有什麼地方可能引起誤會，甚至對話者其實不是他們，三名申請人就必需作供，並接受相關的盤問，否則很難抵禦由控方證據所產生的強而有力的推論。

43.  本庭拒絕三名申請人的定罪上訴許可申請，並駁回他們的上訴，原有的定罪維持。

有關判刑的申請

（輕判請求）

44.  D2判刑時二十七歲，大學學歷，單身，與父母同住，被捕前的職業是洋酒顧問及兼職網球教練，沒有刑事定罪紀錄。

45.  由幾位辯方大律師提出並適用於所有申請人的求情理由如下：案中無人受傷，也無實質破壞；案件屬即興性質，沒有經過長時間的策劃；案件不在暴動或非法集結期間發生，反之申請人是特意要在夜深犯案，煽動他人加入和傷及或引起途人恐慌的機會極低；與同類案件相比，本案的情節並不嚴重；同類案件的判刑一般是四至八星期，一宗涉及破壞旺角站的案件在認罪後也不過判囚八個月。

46.  至於D2本人，代表他的大律師則強調：D2當晚帶病在身，只穿了拖鞋外出和只負責把風；多位家人、老師、同學、僱主和同事的來信顯示，D2有禮貌、品性善良、對生活熱誠和樂於助人，犯案是由於被社會氣氛蒙蔽而一時衝動；D2在他本人的求情信表示，他已經深切反省，日後絕不會再犯。

（原審量刑）

47.  以下是原審法官的判刑理由[33]：

「 8. 串謀刑事損壞罪是嚴重罪行，最高刑罰為10年監禁，過往並無特定量刑指引，各案按其案情輕重而判刑。本案嚴重之處是案發期間正值社會事件發生，公共秩序被嚴重破壞期間，不同地方及公共設施也被破壞，嚴重影響社會安全及公眾安寧，整體市民均感到非常不便。在本案中，若非警方及早截停他們，屯門碼頭輕鐵站多部閘機已遭嚴重破壞，即或只是在凌晨時分發生，但對隨即早上趕著返工、返學的市民而言，所造成的不便及混亂是難以想像的。況且他們確實已攜備鐵鎚、螺絲批、板手及鉗，且在當晚途經多個輕鐵站進行視察及選擇路線，計劃好更換衣服地點及逃走路線等等。最終涉及屯門碼頭站上6條線，達30部閘機，案情可說非常嚴重，應予以兩年或以上的監禁。

9. 但畢竟考慮到他們最終在付諸實行前已被警方截查，第二及第三被告均無刑事定罪紀錄，案中各被告亦同意了不少案情，節省了法庭時間及資源。但無論如何，各人共同行事，罪責相同，經考慮所有案情及各大律師仔細的求情理由後，適當地可減至18個月監禁為量刑起點。各被告經審訊後被定罪，並無其他可再作減刑之理由。因此就此控罪，第一、第二及第三被告各判以18個月監禁。」

（上訴理由）

48.  代表D2就判刑提出申請的是馬大律師，他為D2提出兩項上訴理由。

49.  理由1批評：D1有刑事定罪紀錄，D2（和D3）沒有，這點原審法官是知道的[34]，但原審法官卻在未作任何解釋下把D2（和D3）處以和D1相同的刑罰。

50.  理由2批評：比起同類案例，本案的判刑明顯過重及/或原則犯錯。

（討論與分析）

51.  D1有一項2016年的前科，性質和本案完全不同，僅判罰感化12個月。顧及到《罪犯自新條例》的規定，再加上他個人的判斷，原審法官也不認為這項前科是他需要考慮的事項[35]。以上的決定，是原審法官有權作出的酌情決定，本庭完全看不到有什麼干預的理由。無論如何，D1的定罪記錄，是否和可怎樣影響到D1的判刑，都與D2無關，所以不可能成為D2的上訴理由。原審法官以同一個量刑基準18個月給D1、D2和D3判刑，是無可批評的。

52.  作為比較，D2提出以下三宗案例：吳兆軒[36]；Tai Chi Shing[37]；莫嘉濤[38]。然而，除了莫嘉濤，其餘兩宗都只是裁判法院上訴案，由裁判法院進行一審和判刑。也就是說，刑期從開始就被定位在一個幅度較低的範圍之內。至於這兩宗裁判法院案的細節，本庭不打算花時間複述而只會指出它們當中值得注意的地方。例如，吳兆軒案的兩名被告不認罪，在定罪後被各自判囚4星期，刑期在上訴時獲維持，但原訟法庭卻沒有列出被襲車站的受損情況，相反還提到兇徒因職員的喝止而有所退卻及於附近的街道被捕。對於該案案發於2019年9月的社會動盪期間，是否和應該如何影響該案的判刑，原訟法庭亦未詳加分析。

53.  Tai Chi Shing案發生於2014年11月，一眾被告因誤信立法會正在辯論所謂的「網絡23條」而衝擊該處大樓地下的玻璃外牆。其中的刑毀罪，判刑由最初的社會服務到後來的入獄3個月，都在裁判法院原地覆核完成[39]，有關的被告接著上訴。原訟法庭在駁回該案時提到，3個月其實太輕，較合適的量刑基準是6個月，之後就再沒有進一步解釋。換言之，有關的觀察，實為一個順帶一提式的觀察，對其後的案件沒有幫助。事實上，在是次事件，立法會大樓的玻璃外牆損壞嚴重（extensively damaged），所以半年是否一個相稱的刑期，是有討論空間的。

54.  莫嘉濤案和2016年的旺角暴動有關，涉及多項不同控罪。其中的刑毀罪，則涉及包括莫在內的十多人圍堵和多次用磚塊擲向警車。經審訊後，莫爲此罪獲刑16個月。上訴法庭在駁回莫的上訴時指出，原審法官認定莫在整個暴動過程中的行為有誘發性，能刺激其他的聚集群眾，是正確的。上訴法庭亦指出，由於莫犯案時只有17歲，所以原審法官把該罪的量刑基準下調6個月至18個月，是合適的。原審法官再因莫沒有前科而把這個基準下調2個月，刑毀罪的最終刑期就變成16個月。也就是說，假若莫是成年人，該罪的量刑起點便應為24個月（18+6個月）。

55.  從以上的分析可見，D2援引的案例，對他是完全沒有幫助的，絲毫未能顯出本案的判刑過重。正如原審法官指出，本案案發於公共秩序的嚴重失序期間。因此，任何相關的暴力或破壞行為，不但對身在現場的人群有挑動作用，而且還極可能引致其他人的爭相仿效，令情況不斷惡化。這一點不是某件破壞事件只會在夜深進行而能抵消的。如果以地鐵輕鐵等集體運輸系統，尤其是車站、轉乘站，甚至幾種不同交通工具匯集的樞紐站作目標，破壞行為的惡劣程度就更會倍增。理由是，所造成的混亂越大，受影響的人數和他們要出行處理的事情就越多，而且當中會不乏本來就急待處理的情況。也就是說，絕非一般的不能上班上學那麼簡單。

56.  本案的犯罪協議，明顯早已達成，案發當晚則隨時進入執行階段，否則根本解釋不了三名申請人帶去的工具。從這些工具，包括各種身分隱藏物、替換衣服，甚至可用作逃離現場的涉案汽車，人們亦不難發現當中的計劃周詳，只欠選定地點。最後，三名申請人把目標鎖定在屯門碼頭，則明顯是為了該處的輕鐵站有「六條線」，會「起到很大作用」，亦即能造成較大的混亂和不便。有見及此，再加上在上一個段落提到的考慮，一個審訊後入獄18個月的刑期，本庭認為是絕不為過的，甚至可能偏輕。本案的串謀，需要三名申請人充當不同角色，互相配合，所以把他們處以同等的刑期也無可批評。

57.  本庭拒絕D2的刑期上訴許可申請，並駁回他的上訴，原有的判刑維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