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林子健

HCMA 179/2019

[2020] HKCFI 562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定罪上訴

案件編號：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19年第179號

( 原西九龍裁判法院刑事案件2017年第2556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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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引言

1.  上訴人在署理總裁判官蘇惠德（當時官階）席前，經審訊後被裁定一項「明知地向警務人員虛報有人犯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32章《警隊條例》第64(a) 條，罪名成立，被判監5個月。

2.  經修訂的控罪詳情指上訴人於2017年8月11日，在瑪麗醫院B4座A417室，明知地向偵緝警員6758 (PW1) 虛報有人於2017年8月10日下午，在九龍油麻地界乎咸美頓街與碧街之間的一段砵蘭街，把他拐走。

3.  上訴人不服定罪，提出上訴。

上訴理由

4.  上訴人所依賴的上訴理由，包括對裁判官的以下投訴：

(一)  未有充分考慮相關證據，若上訴人的傷勢是或可能是自殘，這足以對控方案情構成合理疑點；

(二)  錯誤地對辯方法醫證據不給予任何比重；

(三)  錯誤地採納控方第三證人 (PW3) 的部分證供，特別是指PW3以上訴人的步姿判斷閉路電視錄像中疑似上訴人的男子就是上訴人；

(四)  沒有給予充分機會讓控、辯雙方陳詞。這是指原審法官於判斷控方第二證人 (PW2) 證供的可靠性時，自行比對閉路電視錄像顯示的路人情況，以排列各個閉路電視錄像的先後次序，卻沒有事先通知控、辯雙方；

(五)  在考慮有關身份辨認的證據時 ，沒有緊記及給予自己足夠的法律指引，沒有就現場燈光、觀察的位置及距離等情況作出小心的考慮；

(六)  未有詳細考慮「明知地」這罪行元素，又未有就此元素作任何分析；和

(七)  定罪裁決不安全及不穩妥。

背景

5.  2017年8月11日早上，上訴人出席於立法會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他在會上報稱自己在前一天下午離開位於砵蘭街的「飛龍球衣店」（“飛龍”）後，行經咸美頓街與碧街之間的行人路時，被兩名中國籍男子強行帶上一輛客貨車上，再將他毆打和迷暈。上訴人說他醒來時發現自己四肢被捆綁，期間被人襲擊和責罵，又被人用釘書機在兩邊大腿上打上釘書釘，然後再次被迷暈。上訴人說他再醒來時已經身處西貢一個石灘。最後，他乘的士返回馬鞍山住所的商場。

6.  同日，上訴人到瑪麗醫院的急症室求診，並把事件向警方舉報。根據急症室顧問醫生張醫生的報告[1] 顯示，上訴人的上腹和大腿下方有多處呈線狀的瘀傷，兩邊前大腿有二十一口釘書釘，左臉有輕微觸痛。另外，根據瑪麗醫院矯形及創傷外科狄醫生的報告^[2]，上訴人腹壁前方有多處直線瘀痕，大腿前方有多處直線瘀痕，共有二十一口釘書釘，約分成每邊五個，被釘位置周圍出現紅斑及觸痛。

7.  同日下午2時20分， PW1 奉命為上訴人錄取證人供詞。晚上，警方亦於上訴人的處所檢取一個有紅色特徵的黑色背囊、一件黑色短袖T裇、一條短褲和一對鞋[3]。

8.  2017年8月15日凌晨，警方以上述罪名將上訴人拘捕。

控方案情及證據

9.  根據PW1的證供，上訴人對他說[4]：

「11. 他於2017年8月10日下午約2時獨自離開馬鞍山住所，乘巴士87D到達旺角。他到達旺角後先前往“Kitroom”和“自由球”兩間店鋪，之後於下午約5時到了位於砵蘭街的“飛龍”，拿取一件早於網上訂購的球衣。他離開“飛龍” 後便右轉沿砵蘭街行人路往油麻地地鐵站方向，當步行至咸美頓街與碧街之間的一段路時，突然有兩名操普通話的中國籍男子在他兩旁出現，要求與他談談，又用手按著他的頸背，把他壓向前，兩人之後用手捉著他的左右上臂，把他稍稍提起，帶上一輛早已停泊在路旁的客貨車上。車上尚有另外兩名中國籍男子，包括司機。當被告人問所為何事時，一名男子一拳用力打在他的左邊太陽穴位置，接著用疑似紙巾或毛巾的東西蓋著他的口和鼻，他隨即昏倒過去。

12. 當他恢復知覺後，發現自己四肢被捆綁成“大字形”，上衣被揭至胸口，褲被拉下至膝蓋以下﹔他又被人用疑似藤條的東西打腹部和大腿。此時，在場的人士以普通話不斷責罵他，包括指他不懂愛國、不懂愛教等等。接著，他被人在雙腳大腿上打上共二十一口釘書釘，亦被人用疑似藤條打肚子。最後，有人以疑似紙巾或毛巾蓋著他的口和鼻，令他再次昏倒過去。

13. 當他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一個石灘上，他隨即摸黑離開並找馬路，然後乘的士返回馬鞍山的住所。由於他在車程上看見西貢的路牌，故此他推斷石灘的位置是在西貢區。他下車後因為感到肚餓，所以便到麥當勞餐廳吃了兩個魚柳包才回家。

14. 他回家後便把衣物和背囊浸水，亦由太太拍攝傷勢。他於凌晨時分把事件通知何俊仁、李柱銘、龔立仁博士等人，並把傷勢的照片發送給他們。最後，他在其他人士的陪同下出席了翌日早上的記者招待會。

15. 他供稱，他當天身穿黑色短袖上衣、黑色短褲、黑鞋和背著一個黑色背囊﹔他表明由於天氣熱 ，沒有戴帽和口罩。」

10.  裁判官將探員12745 (PW2) 和探員6794 (PW3) 的證供撮要如下[5]：

「19. 第二控方證人於2017年8月11日下午被指派去翻看警方於關鍵地點所檢取的閉路電視影像，由他負責統籌處理。他首先看過被告人出席8月11日的記者招待會的片段，繼而再於閉路電視影像留意被告人或疑似被告人出現的人物的片段，行動中雖然有其他隊員參與，但當隊員發現被告或疑似被告人的人物出現時，隊員便通知他，他會自行翻看一次去確定。所有檢取的閉路電視影像儲存於一個硬碟內^[6]，而從該硬碟摘取有被告人或疑似被告人出現的片段錄製成P1至P4，共五隻光碟 ^[7]。他供稱，他是以樣貌、身形、服飾、步姿等去確認被告人或疑似被告人的人物。此外，他於兩星期之內曾親自到達現場，檢視各閉路電視鏡頭的位置和相關的地理位置，他亦都在檢視當天以自己手機上的格林威治時間去比較各閉路電視所顯示的時間，從而去確認影像所顯示的時間與真實時間的差異，目的是確定各閉路電視影像的時序。他又實地觀察各閉路電視鏡頭的位置，選取最短的路線為依歸，得出被告人或疑似被告人所行經的路線，製作出證物P40A至43A、44B至47B、48B至51B等證物，他以虛線表示閉路電視鏡頭覆蓋不到地方，去顯示被告人的可能行經路線。

20. 第三控方證人於2017年8月15日凌晨0時32分奉命拘捕被告人，被告人警誡下保持緘默。他從早上4時50分到達被告人的住所進行搜屋，之後送被告人到伊利沙伯醫院，從拘捕直至到達醫院，整個過程歷時約八小時，期間他觀察了被告人的樣貌、身形、內八字的步姿、步行的身體擺動幅度少、左嘴角微微向上翹等特徵。他調查期間首先觀看所有影像光碟^[8]，留意有沒有被告人或疑似被告人的人士出現，接著，他把硬碟共1,500至1,800小時的閉路電視片段看一遍^[9]，他逐一地點翻看後，亦不發現被告人或疑似被告人的人士於證物光碟P1至P4以外的閉路電視影像出現，他共花了約四個月（5月至9月初）的時間，才把硬碟內的影像完全看一遍。」

11.  法醫賴醫生 (PW5) 認為上訴人的部份傷勢可能是自殘造成 ，不過他亦同意單憑醫學診斷是不可能完全肯定傷勢是自殘或由他人造成的。

12.  根據譚博士的證人供詞^[10] ，他以警方提供的證物：背囊、黑色上衣、短褲、黑鞋和手帶，對比閉路電視影像中的五個地點[11]出現的人：

(1)  「隨園小館」外面向北望砵蘭街行人路方向；

(2)  「深仔記」向北和南望向砵蘭街方向；

(3)  「順德私房菜」外向北望，向砵蘭街方向；

(4)  「銘棧皮行」向南望向砵蘭街方向；

(5)   「大家樂」[12]洗手間、餐廳大堂。

他有和探員8080到該些地點實地考察，而探員也背著背囊、身穿類近的衣服作出模擬，重組片段中人物的動態。譚博士認為除了手帶的特徵不明顯外，其餘四項證物的特徵是明顯的，顯示是片段中的人可能是同一人。

13.  控方亦呈上十五名證人的書面證供，他們案發當日身處砵蘭街一帶的商舖，確認當天沒有發現有任何在街上不尋常的情況。

辯方案情及證據

14.  上訴人選擇不出庭作供，但傳召了Dr Payne-James和龔立仁博士出庭作供。

15.  Dr Payne-James根據上訴人的醫事報告、化驗報告、警員記事冊上記載上訴人的聲稱經歷和傷勢照片^[13]等提供意見。他同意單憑醫學診斷不能肯定有關傷勢是自殘抑或是由他人造成的，但認為上訴人身上所呈現的傷勢吻合他聲稱的遭遇。

16.  龔立仁博士是中文大學基督教神學及宗教與社會系教授，自2007年認識上訴人，亦是後者博士學習指導教授。他供稱上訴人是一個富有正義感的人，從沒有發現上訴人有任何不誠實或不恰當的行為。

原審的事實裁斷

17.  裁判官的事實裁斷如下[14]：

(a)  上訴人離開馬鞍山住所時戴著太陽帽，他向警方聲稱因為天氣熱，沒有戴帽，這明顯是不真確。

(b)  於旺角、油麻地區，上訴人從巴士87D下車後，曾到達「Kitroom」和「自由球」等店舖，後來到達「飛龍」，路線正如第二控方證人所述。

(c)   當上訴人離開「飛龍」，沿砵蘭街南行向「隨園小館」方向，跟著從閉路電視片段看到一名衣著、服飾、外型、背囊、內八字步姿的人戴上口罩，此人當時已戴上鴨嘴帽和太陽眼鏡，一直沿砵蘭街南行向碧街方向，然後橫過砵蘭街，再向砵蘭街北行，到達銀座廣場的「大家樂」使用廁所，後經咸美頓街進入後巷，行經登打士街的H&M，向西貢小巴站方向。

(d)  後來相隔不久，西貢的閉路電視拍攝到一名和上述男子外型、服飾、背囊、內八字步姿相同的人出現在西貢，步往海灘。

(e)  於砵蘭街戴上口罩的人必定是被告人，第二控方證人的路徑和第三控方證人的身份辨認的證供亦是準確無誤。

(f)  上訴人於2017年8月10日下午，於旺角砵蘭街直至到他步往登打士街西貢小巴站途中，從沒有發生過拐帶事件。

(g)  上訴人離開“飛龍”後戴上鴨嘴帽、口罩和太陽眼鏡，是為了掩藏身份、掩人耳目。

(h)  他向警方舉報時的事件，他必定是明知是虛假的，而整件拐帶事件只不過是上訴人自編自導自演。

事實爭議

18.  代表上訴人的陳大律師在庭上同意，本案的主要事實爭議在於：

(1)  警方從不同地點收集得來的閉路電視錄像片段所組合而成的連串影像，即證物光碟P1–P4，在時間排序上是否正確；

(2)  若然，在P1–P4錄像中所見戴着鴨嘴帽，太陽眼鏡及口罩的男子 (下稱“該男子”) 是否就是上訴人。

19.  陳大律師同意上述爭議不關乎本案控方主要證人，即(PW2及PW3) 的可信性(credibility) ，而是關乎他們證供的可靠性 (reliability)。陳大律師並且同意倘若上述議題 (1) 和 (2) 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話，那麼裁判官便有權推斷上訴人向警方所說，自己曾經在油麻地砵蘭街被拐帶的事情，勢必是虛假的，亦有權裁定上訴人有罪。

關於上訴的法律原則

20.  裁判上訴是以「重審」方式，依據在裁判官席前的證供證據進行：Chou Shih Bin v HKSAR^[15] 。在HKSAR v Ip Chin Kei^[16] ，原訟庭麥偉德法官（當時官階）總括了一些處理裁判法院上訴的法律原則，包括以下：

(1)  處理上訴的法庭，只會在原審裁判官對事實的裁斷明顯出錯時，才會偏離下級法院對事實的裁斷和對證人的誠信評估；

(2)  在決定原審裁判官是否犯錯以至上訴應否得直時，關鍵考慮是推翻定罪是否合乎公義；

(3)  即使原審裁判官沒有犯錯，處理上訴的法庭依然必須履行進行「重審」的這法例規定。因此處理上訴的法庭必須審視案中證據是否足以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控罪。如果證據不足，也應裁定上訴得直。

21.  然而，就上述第 (1) 點而言，處理上訴的法庭須顧及原審裁判官有耳聞目睹證人作證此優勢，是處理上訴的法庭是本庭所沒有的：Raymond Chen v HKSAR^[17]。一般來說，就某證人是否可信可靠，是屬於原審裁判官決定的範疇內。誠如原訟庭張慧玲法官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陳偉業^[18]一案指出，假若原審裁判官所作的事實裁斷不合情理、不合邏輯、或有固有不可能性存在；或原審裁判官在處理證供時，就重要事項作出錯誤引述、有遺漏、或不曾作考慮分析，定罪將會是不安穩的。原訟庭司徒敬法官（當時官階）於R v Kwong Wing On^[19]一案指出，若微觀地剖解證供謄本，必然會發現有矛盾、遺漏及出入等情況，即使是說真話的證人亦然。因此，法庭應該以務實的態度，去處理針對證人證供的批評。

考慮

有關上訴理由（一）和（二）：醫學證據

22.  陳大律師陳詞批評裁判官錯誤地認為上訴人的傷勢是自殘或由他人造成並不構成任何合理的疑點。陳大律師指若然上訴人身上有或可能有他人造成的傷勢，即不能確定上訴人是否曾經作出控方案情所指稱的自殘行為。

23.  關於這一上訴理由，本席首先需要指出，根據控罪詳情，本案的關鍵不在於次日在被告人身上發現的傷勢是出於自殘，還是由他人造成，乃是在於上訴人是否曾如他所說，在案發當日於油麻地咸美頓街與碧街之間的一段砵蘭街被拐帶。不過，本席同意，如果上訴人的傷勢是或可能是由他人造成的話，那麼這將會是一個相關的考慮因素。至於這個考慮因素應有多少份量，是否會導致控方不能在毫無合理疑點的標準下成功證明控罪，則需視乎整體證供的份量而定。

24.  關於上訴人傷勢的可能成因，醫學證據來自控、辯雙方兩位專家證人。控方賴醫生 (PW5) 在2017年8月11日為上訴人進行檢查。裁判官引述PW5的專家證供如下[20]：

「賴醫生認為，被告人的聲稱經歷與醫學診斷並不吻合。例如被告人聲稱在車上被重力拳打左太陽穴的位置，但除了被告人聲稱的主觀觸痛外，並無任何表面傷痕；他聲稱被捆綁成“大字形”，但手腕和腳卻沒有任何被捆綁造成的表面傷痕；被告人當簽署檢驗同意書時是使用右手的，他肚上的線狀傷痕的方向，可以是自己以右手用條狀硬物造成的，因傷痕均是同一方向；他大腿上的釘書釘如被他人強行打上的話，常理是一般人會掙扎，不容易造成看似狀甚為工整的排列，又或者沒有掙扎而打不上釘書釘的痕跡 ；被告人聲稱兩次被不知名的物質迷暈，一般人會在此情況掙扎，但他的口鼻四周並沒有發現任何傷痕，或由化學物質造成的發紅；他亦根據化驗報告所顯示，被告人體內只發現微量及符合治療水平的藥物，這些藥物不會造成瞬間暈倒的效果，反而符合被告人的精神科紀錄可能服用的藥物等。賴醫生認為，部份的傷勢可能是自殘造成，不過他亦同意，單憑醫學診斷是不可能完全肯定傷勢是自殘或由他人造成的。」

25.  至於辯方專家Dr Dayne-James的證供，裁判官引述說 [21]：

「他雖然同意單憑醫學診斷，不能肯定有關傷勢是自殘抑或是由他人造成的，但他強調被告人聲稱的遭遇已距離賴醫生檢查被告人時相隔了有一段時間，一些被造成的傷痕（如紅痕）可能已經消失，故此，找不到傷勢並不表示被告人的說法從沒有發生過，他反而認為被告人身上所呈現的傷勢吻合他聲稱的遭遇。」

26.  對於兩位專家在意見上的分歧，裁判官有以下的評論：

「93. 第五控方證人賴醫生的證供，本席小心考慮過所有證供後，認為他意見的基礎是穩妥的。例如當被告人真的被人拳擊左太陽穴，為何一點傷痕或連紅印也找不到？如被告人有被捆綁手腳，捆綁的目的是志在虐打被告人，捆綁之物必定會牢牢把他固定，為何絲毫也找不到傷痕呢？盤問下，賴醫生同意辯方所指，他沒有檢查被告人的口腔內，但根據賴醫生的報告，他有指被告人的口和鼻四周可以目測的地方均沒有發現任何化學物質灼傷或發紅的情況，更沒有擦損的跡象，至少被告人面上也沒有任何傷痕。賴醫生雖然不是病理專家，但他認為根據化驗報告，被告人體內的物質不具揮發性，並非以吸入的方式服用，亦無任何證供吻合被告人指被迷暈，發現被迷暈物質的跡象。賴醫生亦指，他留意到被告人慣用右手，從腹上線狀瘀痕來看，從右上方至左下方，與自殘吻合，傷勢更是輕微的力度。他的分析合乎情理，本席裁定，他是一名誠實、可靠的證人。

94. 至於辯方證人Dr Payne-James，他不同意賴醫生就腹上的瘀痕的結論，例如他認為力度應不少，相隔約十五小時後，紅印消散亦屬合理，同樣的原因亦可以解釋，為何被告人左太陽穴上沒有傷痕。本席認為，Dr Payne-James的困難在於他沒有親自檢查過被告人的狀況，單從相片，一般只可以看到皮膚所呈現的顏色或傷勢的形狀，但是如輕微的浮腫便看不到，這樣單憑顏色 ，去判斷傷痕可能已消退，這並不令人信服。本席相信Dr Payne-James是一名誠實的證人，但礙於他缺乏親自檢驗被告人的程序，本席認為，他的分析並不建基於穩妥的基礎，如他的分析和賴醫生相悖的話，本席不會賦予任何的比重。」（底線後加）

27.  陳大律師就此項上訴理由的陳詞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1)  援引上訴庭在HKSAR v Tang Choy[22] 以及澳洲高等法院在Velevski v R[23] 兩個案例，指專家證人的證供可以是根據現有照片及資料進一步分析，而不一定須要基於現場觀察。

(2)  裁判官誤以為控、辯雙方專家有不同分析，是源於他們不同的觀察方法—即PW5是親自檢查上訴人，而辯方專家是靠相片和其他人的記錄。

(3)  依賴Gaudron J在Velevski v R中的小數意見，指如果專家們的不同意見是涉及困難及複雜的，關乎科學的事情，而該些事情又並非陪審團憑一般科學知識和推理便能夠有效地審察的，那麼陪審團便不能夠單靠專家們意見解決證據上的衝突，從而達致毫無合理疑點的決定[24]。在本案，由於沒有證據顯示控辯雙方專家的證供的歧異是否源於他們觀察上訴人傷勢不同的方法，因此裁判官根本沒有足夠能力裁定辯方專家證人的證供不應給予比重。

28.  本席認為陳大律師以上的陳詞，皆不具說服力，原因如下：

(1)  HKSAR v Tang Choy及Velevski v R兩案旨在說明醫學專家可以在沒有親身檢查過傷者的情況下，根據相片，就傷者的傷勢是否出於自殘，給予專家意見。至於該專家證供的份量應有多少，這是屬於陪審員的問題。在本案，裁判官的裁定和以上案例並沒有矛盾。

(2)(i)  關於控、辯雙方兩位專家的意見分歧，是否源於他們觀察上訴人傷勢的不同方法，這並不是裁判官須要處理的核心問題。裁判官須要處理的，是他應否接納控方專家的意見，而辯方專家的意見，又是否對控方專家的意見構成疑點。裁判官清楚表明他拒絕接受辯方專家證供的原因，在於辯方專家的分析並不建基於穩妥的基礎。由於辯方專家並沒有親自檢查過上訴人，無容置疑，他的意見是建基於上訴人的「醫事報告、化驗報告、警員記事冊上記載被告人的聲稱經歷和傷勢照片等」[25]別人所做的紀錄。除此以外，若還可以有別的什麼，陳大律師未有說明。

(2)(ii)  辯方專家的證供提到上訴人的傷痕（如紅痕），腹上的瘀痕，造成瘀痕的力度等等。裁判官認為辯方專家既未有親自檢查過上訴人，卻指一些被造成的傷痕在次日可能已經消失，又認為找不到傷勢並不表示上訴人的說法沒有發生過，反而認為上訴人身上所呈現的傷勢吻合他聲稱的遭遇等等，這些結論其實都是沒有穩妥的事實基礎的。至於PW5，他在案發後第二日有機會親身檢查過上訴人，這較之辯方專家，有不可替代及明顯的優勢。本席認為辯方專家的意見流於理論和學術性，裁判官這方面的判斷合情合理。

(3)  關於裁判官是否有足夠能力判斷辯方專家的證供，本席注意到Gaudron J在Velevski v R就該案專家證據的分析，並未為該案其他法官所接受[26]。再者，在本案裁判官需要解決的議題，並不是上訴人的傷勢在醫學理論上是否可能是由他人造成。裁判官需要解決的議題是上訴人身上的傷，事實上是否是或可能是如他所說的，是他從砵蘭街被擄走之後，由將他擄走的人做成。要解決這個關乎事實的議題，必須從整體的證據加以考慮，而不是單靠醫學專家的意見。從整體證據裁斷事實所在，是一般陪審員都能處理而且必須由陪審員處理的議題。裁判官作為事實的裁斷者，完全能夠勝任。

29.  本席認為裁判官充分理解，並已經顧及控、辯雙方兩位專家證供，又就他為何採納控方專家的證供，而拒絕採納辯方專家的證供，給予了充足及具說服力的理由。本席認同裁判官所給的這些理由和他所作的判斷。

30.  至於PW5同意單憑醫學診斷，不可能完全肯定上訴人的傷勢是屬於自殘或由他人造成，這是否會對定罪構成疑問,本席會在處理上訴理由（七）時討論。

有關上訴理由（三）：PW3的認人證供

31.  原審時，控、辯雙方已就PW3能否於閉路電視片段中辨認上訴人作出陳詞。控方依賴英國上訴庭案例Attorney General’s Reference (No 2 of 2002)[27]，指起碼在下列四種情況之下，法庭可容許辨認證據呈堂，在陪審員得到適當引導的情況下，用之以證明罪案現場影像所見的就是被告人。倘若法庭行使酎情權將證據摒除，則另作別論[28]：

(i) 若現場影像足夠清晰，陪審員可以將之與犯人欄內的被告人作比對；

(ii) 若證人足夠地熟識被告人，以至他可以認出影像中的就是被告人。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相關影像已經不見了，證人仍可就辨認作證。

(iii) 若證人不認識被告人，但用了相當時間檢視及分析現場的影像和照片，從而獲得特別的認識 (special knowledge)，是陪審團所沒有的，而相關影像和照片又有提供予陪審團參考，證人便可以憑藉比對現場影像及被告人的近照，就前者中的是否就是被告人作證；

(iv) 若證人擁有面部辨識的合適資格，而相關現場影像和照片又有提供予陪審團參考，他便可以憑藉比對現場畫面（無論該些畫面是否經過加强）及被告人的近照，就前者中所見的是否就是被告人給予意見證供。

32.  控方說PW3的是屬於上述第 (iii) 種情況。裁判官聽取控辯雙方陳詞後，批淮控方PW3從閉路電視片段辨認上訴人。之後，PW3作證說閉路電視片段和截圖上所見的一名戴上鴨嘴帽、口罩及太陽眼鏡的男子是上訴人。

PW3可否就認人作證

33.  陳大律師關於這上訴理由的陳詞大致可分為法律和證據兩方面。法律方面，陳大律師指原審裁判官錯誤地假設Attorney General’s Reference (No 2 of 2002) 適用於本案。

34.  本席詳細考慮過陳大律師有關法律方面的陳詞，但不能夠接受他的見解。首先，本席不同意Attorney General’s Reference (No 2 of 2002) 或該案所援引的Clare and Peach都只能應用於現場相片或影片中人的容貌並沒有被（完全）遮擋的情況。英國上訴法院在上述兩個案例中都沒有這個說法。其實，正如答辯方鄭專員（及劉檢控）指出，與陳大律師相似的論點，早於英國上訴法院在R v Savalia (Priyankrai)[29]一案中被否定。

35.  其次，本席認為假若相關證人並不是依靠或單單依靠容貌辨認被告人的話，那麼相片或影片中人的容貌是否可見便不一定具關鍵性甚至相關性。正如上訴法院在HKSAR v Tagao Saudee Abad[30]指出，被告人的特徵 ，可以是他的突出的衣著顏色 、種類、設計、花紋、記認，身體特徵、首飾或步行姿勢等等。

36.  第三，雖然在Attorney General’s Reference (No 2 of 2002) 及Clare and Peach及其後在香港和英國的案例中，容貌或部分容貌都是身份辨認的唯一或其中一個因素，但這是因為該些案件的具體情況，並不是一個原則性的規定。倘若證人能透過被告人面容之外的其他特徵作出辨認，而被告人的那些特徵，在該案的現場環境和情況之下，是足夠突出的話，而陪審團獲適當引導，又有足夠的材料讓他們判斷證人的認人證供的可靠性的話，本席看不到在邏輯上或原則上有任何原因，不容許證人作出辨認。

37.  證據方面，陳大律師指即使Attorney General’s Reference (No 2 of 2002) 所例舉的第 (iii) 種情況可適用於本案，原審裁判官亦錯誤地裁定PW3擁有「特別認識」。這是因為PW3基本上並不能依賴他對上訴人樣貌的觀察而作出判斷，只能夠依賴上訴人的步姿。PW3在拘捕上訴人後整個過程中，不會有很多時間能夠觀察上訴人的步姿。PW3也沒有反覆觀看和有系統地分析相關的閉路電視片段。此外 ，PW3在盤問時同意他單從步姿，不能夠肯定片段中疑似上訴人的男子就是上訴人，也不能夠肯定在關鍵位置的片段和截圖上那名戴上鴨嘴帽、口罩及太陽眼鏡的男子就是上訴人。因此，裁判官錯誤地批准PW3從閉路電視片段作出的身份辨認。

38.  PW3關於這上訴理由的口供如下。主問時，他說他在2017年8月15日凌晨拘捕上訴人之後，與後者有大約八個小時的接觸 ，其間有機會見到後者步行。PW3說他是以上訴人的樣貌、行路姿勢及身形等為基礎，去辨認上訴人。PW3對上訴人有以下的形容[31]：

「首先，佢嘅外貌係黑色短頭髮喇，咁佢嘅身形係略肥喇，咁面型係比較闊嘅，咁係戴眼鏡，咁就佢嘅身高大約1米6喥喇，唔高嘅，咁就佢走路嘅--行路嘅姿勢係呈一個頗明顯嘅內八字嘅走法，咁與此同時呢，佢行路嘅時候呢，佢嘅擺動嘅幅度係好少，隻手嘅擺動幅度好細，咁呢個係我對佢嘅認--印象。仲有一點，我想補充。佢平時喺講嘢嘅期間呢，平時--同埋尤--尤其是講嘢期間，佢嘅左邊嘴角會明顯地向上翹，呢個係佢嘅容貌其中一個特點。」

39.  關於PW3如何處理閉路電視片段，他有以下的描述。當中提到的硬碟是指P5，即警方從不同地方搜集得來的，所有與本案相關的閉路電視錄像，無論當中是否有上訴人，疑似上訴人的男子出現：

「我係根據指示喇，要睇晒呢個硬碟入面嘅閉路電視嘅紀錄喇，咁係由其他嘅同事--咁由12745將呢個硬碟交畀我之後，係由其他同事製作一個清單畀我，每一個清單係講緊一個地點嘅名喇，入面有幾多段片喇，咁我就根據呢個地點，去呢個hard disk入面去找尋番呢一個file嘅名，呢個地點file嘅名喇，跟住再每一段去翻睇，去確認有冇被告林子健嘅出現。咁而每一個--每一日完成咗就會回番一份口供，亦都將嗰個清單以附件嘅形式擺咗去口供嘅後頁度嘅。」[32]

「以一個地點嚟計喇，咁我收到個附件之後呢，其實個附件有列明晒嗰個地點嘅檔案入面有幾多段片嘅，咁我根據番個片名逐段搜尋喇，跟住再... 搜尋番嗰段閉路電視紀錄囉，咁即係譬如一個地點叫做彌敦道1號咁，咁個file入面其實可能有十段，甚至五十段嘅片㗎嘛，咁每段片有唔同嘅片名㗎嘛，咁就0 -- 0001至0010咁樣喇，咁我就逐段逐段跟番嗰個列表嘅file名去開番呢段影片，去睇番呢段閉路電視顯示嘅時間係幾點到幾點，跟住去觀察呢一段時間入面有冇被告林子健嘅出現囉。」 [33]

40.  PW3說所有的閉路電視錄像（不論有沒有上訴人或疑似上訴人出現）加起來約有1,500至1,800小時，他每一個片段都有觀看是否有上訴人出現，由5月至9月陸續觀看至完成[34]。當被問及由8月10日下午2時51分到11日凌晨2時許，尤其是在旺角、油麻地搜羅得到的片段中，有沒有見到有人被擄上車，PW3回答說:「冇」[35]。

41.  控方在裁判官席前播放P1–P4。關於P2(2) ，控方外聘大律師和PW3有以下的問答[36]：

問：  你叫我哋停喇，如果係要停嘅，要講嘢嘅。呢個唔爭議㗎喇，呢個係飛龍入面櫃位前面，做買賣交易或者攞貨嗰個櫃位喇。

答：  停。

問：  好。係，講...

答：  白色衫後面孭住個背囊、黑色衫、黑色短頭髮嗰個就係被告林子健。

問：  好，繼續。

官：  頭先係17：24：07。

MR NG：唔該。17：24：07。

問：  唔怕嘅，一路慳番啲時間，即係想問，咁你係--呢一段片，飛龍入面呢個櫃位，憑咩嘢認到佢？

答：  樣。

問：  仲有冇其他？

答：  外貌囉，身形。

問：  樣包唔包括頭髮呀？

答：  包括。

問：  包唔包括佢所戴嘅眼鏡呀？

答：  包括。

問：  頭先你提及背囊，咁你又包唔包括個背囊呢，即係以後--認佢嘅時候，會唔會用埋個背囊嚟辨認呢？

答：  會。

問：  好喇，不如我哋就快少少，去到佢離開飛龍喇，慳番啲時間。隨時嗌我哋停喇，唔該。

答：  好。停吖。

問：  好，17：41：12。好喇，認到邊個？

答：  被告林子健。

問：  喺邊度出現呀，個畫面？

答：  畫面嘅下方，有一個大嘅頭像喺度嗰個。

問：  憑咩嘢認到呀？

答：  憑佢嘅外形喇，髮型喇，面--面--個樣喇，眼鏡喇，背囊。

問：  唔，好，繼續。

答：  停喇。

問：  好。

答：  喺畫面嘅17：43：46，右手邊嗰個男子就係被告林子健。

問：  你憑咩嘢認得佢？

答：  憑佢嘅外形喇，佢嘅身形喇，佢嘅樣喇，眼鏡喇，同埋佢嘅步姿係呈內八字。

問：  好，我哋睇埋落去。即係而家行緊嗰個步姿喇，係咪呀？樣清唔清楚？

答：  清楚。停。

問：  係。

答：  喺呢個17：42：54個時間下面，17嘅下面正下方，黑色--深色衫、深色短褲嗰個男子就係林子健。

問：  即係個timer 17嗰個字下面？

答：  係。

問：  咁你仲睇唔睇到佢--你睇咗咁多次，你睇唔睇到佢做緊咩嘢㗎？呢個...

答：  戴口罩。

問：  吓？

答：  戴口罩。

問：  憑咩嘢認得佢呢？

答：  憑佢嘅步姿、身形，同埋成個外形。

問：  再播埋落去先。好。

答：  停。

問：  係。

答：  畫面正中間，孭住黑色背囊有紅色邊嗰個男子就係被告林子健。

問：  17：43：02，係咪呀？

答：  係。

問：  呢度係深仔記嘅差唔多門口喇，係咪？

答：  係。

問：  好，繼續。我哋都睇過㗎喇，咁有機會可能會快--快速少少嘅速度嘅吓。

答：  可以。

問：  即係唔同平常睇CCTV個速度，我哋可能校快少少。

答：  停喇。

問：  17：27：49。

答：  畫面--圖中有個戴住帽、戴住白色口罩、短衫--深色短袖衫、短褲、黑色波鞋白色底嗰個男子，即係喺架...

問：  睇到，係。

答：  ...私家車左手邊嗰個男子就係被告林子健。

問：  你憑咩嘢認得佢呢？

答：  憑佢嘅衣著喇，外形喇，同埋佢對鞋喇，同埋佢嘅步姿。

42.  盤問時，PW3的證供如下：

問：  咁而嗰一啲戴咗口罩嘅人呢，你就憑--認佢係--係咪被告呢，你就係憑佢係身形同埋走路方式？

答：  同意吖。

問：  我睇到一百三十八段入面呢，戴口罩嘅人全部都係--如果你話呢一個認佢係咪被告人呢，全部都係用身形同埋走路方式呢？

答：  同意。

問：  我諗亦都好容易理解嘅，就係因為如果用衣著或者係財物，即係個背囊呀呢啲咁樣呢，其實--因為其實嗰啲衣著同埋個背囊都唔係話非常之特別嘅，係咪？或者波鞋，所以你就用你覺得係特別啲嘅，即係身形同埋走路方式去--去辨認喇，係咪？

答：  不過佢嘅背囊同埋佢嘅鞋，我都有--係我考慮佢係咪...

問：  我明白，我明白，係喇。

答：  ...嘅一組嘅元素囉。

問：  咁喺--但係你就知道如果你真係要--要認係咪佢呢，咁你梗係搵一啲即係特別啲嘅元素，即係你覺得係--波鞋其實係咪--身形--其實都係深色之嘛，佢件衫同埋褲都冇乜特別嘅花紋喇，係咪？

答：  背囊有囉。

問：  係囉。咁就有--有少少紅色喇？

答：  嗄，嗄。

...

問：  如果就咁單憑身形呢，其實都--都唔係一個好--即係你會同意我嘅講法，係咪唔係一個都係好--唔係一個係好獨有嘅，即係其實肥、1.6米高，香港都好多人喇，男子？

答：  同意。

問：  但係你就講--譬如走路方式，我相信就係你自己嗰個最主要--即係你覺得係咪被告人嘅因素喇，最主要喇，或者咁講，定係都--都唔係吖，都唔係最主要嘅啫咁？

答：  其中一個元素囉。

問：  明白。好喇，咁不如我咁問喇，走路方式喇。

答：  唔。

問：  走路方式呢，咁其實你琴日嘅形容就話佢係內八字喇？

答：  係。

43.  覆問時，PW3的證供如下：

問： 想澄清呢，就畀機會你答番，就係話頭先問及只係答同意同埋唔同意嘅，叫你答，咁你答咗同意就係咩嘢呢，話「好簡單嘅啫，內八字，所以就有啲--你就覺得好特別，因此你就認為嗰個係被告喇，你凈係答同意同唔同意嘅啫」，咁你就答咗同意。好喇，咁我想你澄清呢，咁呢個係唯一嘅因素抑或其中一個因素呀，即係？

答： 係其中嘅一個因素。

44.  由以上可見，PW3並不是如陳大律師所說，單靠步姿認出上訴人。PW3亦有靠畫面中戴口罩男子的衣著，外形，鞋以辨認出他是上訴人。再者，從畫面清可見，該戴口罩男子亦是同上訴人一樣帶着一個深色背囊。

PW3是否專家證人

45.  陳大律師在他的書面答覆和庭上陳詞指PW3為專家證人，而法庭一旦接納專家證人的口供，等於法庭承認沒有專家的專業知識，因此不能再就著該口供的議題自行作事實裁定。

46.  本席不接受以上陳詞。控方明確表示他們不是傳召PW3作為專家作證[37]，而裁判官也有沒如此裁定。本席認為Attorney General’s Reference (No 2 of 2002) 所例的情況 (iii) 和情況 (iv) 有明顯的分別，在後者證人須有相關的專業資格，而在前者則沒有這個要求。陳大律師指在R v Clare & Peach[38]一案中，英國上訴法院援引來自新西蘭案例Howe[39]，界定以Attorney General’s Reference (No 2 of 2002) 中的情況 (iii) 作認人證人的為 “expert ad hoc”。然而，若細心閱讀R v Clare & Peach和Howe，會發現該兩個案例並不支持陳大律師的主張。R v Clare & Peach 判詞的相關部份如下：

“In Howe (1982) 1 N.Z.L.R. 618, the Court of Appeal of New Zealand had to consider a case arising from very similar circumstances to those of the instant case. ... At p. 627, the judgment of the Court reads as follows:

‘...

It was argued however, that Detective Parsons was not an expert. Whether a person is an expert in a particular field is not always easy to define. A witness need not embark on a course of scientific study to qualify as an expert; he may acquire his knowledge merely from experience; it is not necessary for him to acquire it professionally: Silverlock [1894] 2 Q.B. 766 , 771; Menzies [1982] 1 N.Z.L.R. 40 . There seems no reason in principle why a person who has seen tapes and the like as many times as Detective Parsons saw this material and has made a study of them and compared them with other still photographs with the purpose of reliably identifying individuals,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sufficiently expert ad hoc to give identification evidence.’

The trial judge adopted and followed that passage. In our judgment he was right to do so. The phrase “expert ad hoc” seeks to put witnesses like Detective Parsons and P.C. Fitzpatrick into the traditional category of those qualified to give opinion evidence. Whether or not the tag is appropriate, we are clearly of the view that P.C. Fitzpatrick had “special knowledge that the Court did not possess”, to quote the Canadian judgment cited above. P.C. Fitzpatrick had acquired the knowledge by lengthy and studious application to material which was itself admissible evidence. To afford the jury the time and facilities to conduct the same research would be utterly impracticable. Accordingly, it was in our judgment legitimate to allow the officer to assist the jury by pointing to what he asserted was happening in the crowded scenes on the film. He was open to cross-examination, and the jury, after proper direction and warnings, were free either to accept or reject his assertions.”（底線後加）

47.  由以上可見，無論是新西蘭法庭或是英國上訴院，都只是鬆散地使用 “expert ad hoc” 這字眼，藉此形容證人具有法庭所沒有的「特別知識」，而不是說證人是具有專家身份。

PW3是否有「特別知識」

48.  至於什麼構成情況 (iii) （即一位事前不認識被告人的證人）對於被告人所需的「特別知識」？本席注意到在Attorney General’s Reference (No 2 of 2002) 判詞的結尾，英國上訴法院有以下的解說：

“21．The second and third questions posed are:

2. ‘‘For an identification for such a witness to be admissible, is it a requirement of law that the witness must have special skills, abilities, experiences and knowledge which the jury does not have?

3. If so, what should those special skills, abilities,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be?’’

We would answer those questions by reference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witness, which is essentially the basis of the recognition by him.  Aside from that knowledge, no special skill or ability or experience is requisite, save in that category of case which we have identified, where the witness does not know the defendant so as to be able to recognise him, but does acquire special skills in relation to those appearing in the video taken at the scene of the accident, by frequent playing and analysis of it.”

49.  本席認為上文提及的「反覆觀看及分析」(frequent playing and analysis)，只是因應該案案情的舉例，而不是必須的條件。什麼構成「特別知識」，取決於證人是以被告人的什麼特徵作出辨認；辨認該些特徵是否需要特殊的訓練或經驗；證人是在什麼情況下獲得對於被告人該些特徵的認識 ；證人對被告人相關特徵的認識程度是否足夠等等。以上都是事實敏感的議題，因此需視乎個別案件的情況而定。

50.  再者，在本案PW3在觀看所有閉路電視錄像之前，與上訴人已經有過連續8小時的共處，其間對後者的身形，外貌，動態和步姿等有機會做近距離的觀察，這些都是裁判官所沒有的優勢。後來，PW3再使用大量時間觀看合共1,500至1,800小時的閉路電視錄像，從中揀選有上訴人或疑似上訴人出現的片段，並逐一記錄下來。這毫無疑問是一件艱巨的工作，需要毅力和高度精神專注。誠如裁判官所說[40]：

「29. 本席認為，第三控方證人從拘捕被告人，經過搜屋及把他帶往醫院期間，有約八小時觀察被告人的樣貌、身形、動態和步姿。雖然陪審團於審訊進行中，有機會觀察被告人的容貌、外形，但一般是沒有機會可以觀察到被告人的步姿；再加上他花了近四個月的時間，觀看近過千小時的片段，此乃陪審團不可能做到的事。此外，第三控方證人對步姿的觀察，與是否專家身份無關，他只不過是把事實上的觀察指出及描述給法庭知道，即被告人步行時，雙腳腳尖指向內，形成內八字，並不涉及任何人體結構等專科的知識。本席考慮了雙方的陳詞後批准第三控方證人從閉路電視上作出身份辨認。結果，第三控方證人庭上指出，有關的片段和截圖上的人正是被告人。」

51.  基於以上，本席認為裁判官批准PW3從閉路電視錄像中辨認上訴人，是合法合理的裁決。當然，裁判官以上的裁斷只是關乎PW3辨認證供的可接受性 (admissibility)。

52.  在本上訴，陳大律師卻在陳詞時指PW3有可能是一邊打瞌睡、一邊觀看閉路電視，或有他人從旁干擾，這些都是完全沒有基礎的臆測。即使在盤問中，陳大律師也沒有質疑PW3是以敷衍的態度履行他的職務。陳大律師這方面的陳詞，令人遺憾。

PW3的證供能否客觀驗證

53.  陳大律師陳詞說即使辨認證供具可接受性，但因PW3的證供並不附合R v Smith (Dean Martin) and Others[41]一案所訂明的要求，因此不應被採納。英國上訴法院在該案的相關判詞如下：

“67 A police officer asked to view a CCTV is not in the same shoes as a witness asked to identify someone he has seen committing a crime. But, as the prosecution accepted, safeguards which the code is designed to put in place are equally important in cases where a police officer is asked to see whether he can recognise anyone in a CCTV recording. The mischief is that a police officer may merely assert that he recognised someone without any objective means of testing the accuracy of such an assertion. Whether or not Code D applies, there must be in place some record which assists in gauging the reliability of the assertion. In cases such as these,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of comparing the initial observation of a witness, as recorded in a contemporaneous note of description or absence of description, who purports to make a subsequent identification. The police officer can hardly be asked to record his recollection of a description of a particular suspect before he has picked that suspect out from the CCTV recording.

...

69 Absent any such record, it will not be possible to assess the reliability of the recognition. ... With the increasing use of CCTV recognition it is vital that a protocol is prepared which provides the safeguard of measuring the recognition against an objective standard of assessment. Only by such means can there be any assurance that the officer is not merely asserting that which he wishes and hopes, however subconsciously, to achieve, namely the recognition of a guilty participant.

70 In the instant case the only contemporary record was of the identification by WPC Smith on January 27, 2005. There was no record of what was said or of any failure to recognise the suspect in other images. Nor was any record of what features or aspect led the officer to make the recognition. The difficulties in which that placed the witness were obvious. During cross-examination she was unable to give any convincing explanation as to how it was she came to recognise Christie from the images.

...

72 Moreover, in summing up the evidence of identification to the jury the judge made no reference to the inadequacies of the procedure and the record of recognition. The judge ought to have directed the jury that by reason of the inadequacies of the procedure there was no objective standard or record against which to measure the reliability of WPC Smith's mere assertion. Nor did the judge identify the inadequacies revealed in her cross-examination, although he did refer to the cross-examination by defence counsel.

73 Had the evidence been confined to that of WPC Smith's recognition we would have found the jury's conclusion that Christie was present unsafe. However the evidence was not so confined. There was evidence of a particular jacket, identified by WPC Smith, with the word “Athletics” on it. This jacket can be seen by anyone who looks at stills taken from the CCTV record. Furthermore, there was compelling evidence of phone calls between Christie and Wilkins which followed the course of the cars, both in Aston, Walsall and the centre of the city, at times appropriate to the progress of the gang as it neared and entered the centre of Birmingham. This was, too, compelling evidence of the presence of Christie as part of the gang. It was strong evidence that he was part of the convoy approaching the nightclubs into which the gang attempted to enter. The coincidence of time and place revealed by those mobile telephone records is powerful evidence to support Christie's participation.”（底線後加）

54.  本席不認為R v Smith對上訴人有幫助。首先，上述所指的Code D (Code of Practice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persons by Police Officers) 是英國的認人指引，並不適用於香港。雖然如此 ，PW3對閉路電視中人的辨，並不是沒有及時記錄的。PW3在覆問時關於他在盤問中說觀看完閉路電視之後，沒有就自己的反應作即時紀錄[42]，給予以下的補充[43]:

「我諗就住即時反應呢，我嘅理解係--就係見到同埋睇得出嗰個係--閉路電視入面睇得出嗰個就係被告林子健，而有關於呢一樣嘢呢，其實我睇完之後亦都係直接去口供嗰度記錄低囉，所以就唔會有辯方律師所講嘅其他jot notes呀，諸如此類嘅嘢，因為我直接去--...直接喺口供嗰度已經記錄低咗我嘅觀察囉。」

55.  其次，正如答辯方指出，即是在英國遇有警方證人沒有遵守Code D的情況，法庭仍然可視乎案中認人證據的素質和其他證據，准許控方將相關認人證據呈堂。在R v Gomez (Kevin)[44]一案，英國上訴法院中說：

“25 We should stress that nothing in this judgment is intended to undermine any of the views there so forcefully expressed on behalf of this Court by Moses LJ. However, despite the strictures of the learned judge in Smith, it is clear from the actual decision in that case that a failure to make a record of the events surrounding a recognition will not necessarily render it mandatory that the evidence should be excluded nor that the conviction is described as unsafe. Much will depend upon the quality of the evidence admitted and the other evidence, if any, which is adduced on behalf of the prosecution.

26 In our judgment, it cannot be said in this case that HH Judge Coello was wrong to have admitted the evidence simply because there was no contemporaneous record of what had occurred when the officer had first compared the CCTV films of the robbers with photographs and other CCTV films of the appellant and no contemporaneous record of what had occurred when the officer had confronted the appellant in Belmarsh. In our judgment, the learned judge was entitled to admit the evidence and assess its quality and its cogency. In our judgment, that is just what the learned judge did.

27  Having admitted the evidence, she then permitted, quite correctly, appropriate cross-examination of the officer and clearly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the detail of what the officer had to say.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us to disagree with the assessment of the quality of the officer’s evidence, once the judge had heard it at first hand and, as we have said, allowed it to be subjected to critical analysis.  There is nothing on the face of the transcript which persuades us that the judge reached a conclusion about the quality of DC O’Mahoney’s evidence which was simply not open to her.  ...”

56.  但無論如何，本席認為，上述Smith和Gomez兩案判詞的重點在於是否有客觀的證據讓陪審團判斷警方認人證供的可靠性。在本案，相關的客觀證據或紀錄可以包括閉路電視片段P1–P4。再者，上訴人家中發現的一個黑紅色Nike背囊 (P5) ，一件黑色Adidas短袖襯衫 (P6)，一條黑色Reebok短褲 (P7) 及一對黑色的Puma球鞋 (P8) 都已呈堂作為證物[45]，法庭亦可以將以上衣物與閉路電視錄像中所見上訴人以及戴口罩男子所穿著的互相比對，從以判斷PW3認人證供的可靠性：見HKSAR v Tagao Saudee Abad，前述[46]。因此，陳大律師的投訴並不成立。

裁判官應否審視相關錄像片段

57.  陳大律師指若接納了PW3是有「特別知識」可以就認人作證，就等如裁判官承認自己並沒有對該證人的「特別知識」，因此就不應亦不能自行審視相關錄像片段以作出身份辨認的事實裁定。換而言之，以陳大律師的意思，Attorney General’s Reference (No 2 of 2002) 中的情況 (i) 和情況 (iii) 是互相排斥、不能並存的。陳大律師未有提供案例以支持他以上的法律主張。

58.  本席認為陳大律師以上的法律主張是不正確的，原因如下：

(1)  本席認為英國上訴法院在Attorney General’s Reference (No 2 of 2002) 中例舉情況 (iii) ，只為說明若證人事前不認識被告人 (did not know the defendant)，那麼他在什麼情況下，可以根據現場的閉路電視錄像或照片，作供辨認說被告人就是在現場出現的人士。明顯地，英國上訴法院並不是要臚列出所有陪審團可根據現場畫面或照片裁定被告人就是犯事者的情況，該案的判詞也沒有在任何地方表示情況 (i) 至 (iv) 是完全獨立、互相不相容或不可並存的情況。

(2)  有眾多案例表明，即使有控方的認人證人有「特別知識」或「專家」身分，陪審團仍可以自行把該些閉路電視片段與被告人的容貌作對比，以判斷被告人是否片段中顯示的人：見R v Ryan Nugent & Michael Savva[47] ；R v Daniel Weighman[48] ；及R v John Darren Mitchell[49]。有關聲音辨認的專家證供，參見R v Flynn and St John[50]。

(3)  陳大律師的主張也跟R v Gomez (Kevin) 有矛盾,因為英國上訴法院明顯認為即使警員已經根據閉路電視錄像作出認人，原審法官仍然有權親自作出比對:

“26 In our judgment, it cannot be said in this case that HH Judge Coello was wrong to have admitted the evidence simply because there was no contemporaneous record of what had occurred when the officer had first compared the CCTV films of the robbers with photographs and other CCTV films of the appellant and no contemporaneous record of what had occurred when the officer had confronted the appellant in Belmarsh. In our judgment, the learned judge was entitled to admit the evidence and assess its quality and its cogency. In our judgment, that is just what the learned judge did.”

59.  無論如何，即使陳大律師也同意，裁判官可參照他席前的片段，去判斷到底應否信納PW3的辨認的口供。在本案，裁判官使用閉路電視錄像及截圖時，並沒有超出以上陳大律師同意是可容許的範圍。裁判官在「裁斷陳述書」內，清晰地展示了他達致定罪裁決的思考過程和進路：

「42. 在達至裁決前，本席小心考慮了席前的所有證供及控辯雙方的陳詞。」^[51]（底線後加）

「92. 至於第三控方證人的證供，辯方指，他說5至9月初觀看了近1,500至1,800小時的閉路電視片段是不可能的，不過，第三控方證人早已表明，有關並非關鍵時刻的片段，他以四倍速度播放觀看，故此，本席並不明白何以有潛在不可能性之理。本席認為，第三控方證人的證供合情合理，他有充分的機會觀察被告人的步姿、外貌，亦花了相當的時間觀看所有閉路電視證供，對被告人印象深刻，他是一名誠實、可靠的證人。不過，本席在肯定其身份辨認的證供準確性時，必定要顧及本案整體的證供，原因是有相當的片段中“該男子”是戴上口罩、cap帽和太陽眼鏡。」^[52]（底線後加）

「97. 於事實上的裁斷，本席肯定被告人離開馬鞍山住所時戴著cap帽，他向警方聲稱因為天氣熱 ，沒有戴帽，這明顯是不真確。於旺角、油麻地區，被告人從巴士87D下車後，曾到達“Kitroom”和“自由球”等店舖，後來到達“飛龍”，路線正如第二控方證人所述。當被告人離開“飛龍”，沿砵蘭街南行向隨園小館方向，跟著從閉路電視片段看到一名衣著、服飾、外型、背囊、內八字步姿的人戴上口罩，此人當時已戴上cap帽和太陽眼鏡，一直沿砵蘭街南行向碧街方向，然後橫過砵蘭街，再向砵蘭街北行，到達銀座廣場的大家樂使用廁所，後經咸美頓街進入後巷，行經登打士街的H&M，向西貢小巴站方向，後來相隔不久，西貢的閉路電視拍攝到一名和上述男子外型、服飾、背囊、內八字步姿相同的人出現在西貢，步往海灘。

98. 當然，由於該人士是戴著口罩、cap帽和太陽眼鏡，看不到容貌，但本席考慮了所有證供：第一，該男子戴上口罩、cap帽和太陽眼鏡的地點，正是被告人聲稱離開“飛龍”不久，被人拐帶的一段砵蘭街，該人正在步向前往西貢小巴站的方向，而正是被告人後來聲稱醒來身處的石灘地點；根據譚博士就檢取的背囊、衣著和影像的分析，而本席亦親自對比有清楚拍攝到被告人出現的閉路電視片段上的衣著、外型、背囊和步姿的片段 ；本席亦都信納第三控方證人已排除證物P1至P4之外，沒有任何關鍵時間有被告人或疑似被告人相近衣著、外型、背囊、步姿的人出現。根據十五名證人的證供，以及相關時段一帶，沒有任何不尋常的事情發生。本席肯定，於砵蘭街戴上口罩的人必定是被告人，第二控方證人的路徑和第三控方證人的身份辨認的證供亦是準確無誤。」（底線後加）

60.  裁判官說的是他考慮了所有證供，基於他所列舉的一系列原因，然後肯定於砵蘭街戴上口罩的人必定是被告人，而第三控方證人關於身份辨認的證供亦是準確無誤。雖然裁判官在上文提及他有親自比對清楚拍攝到上訴人的片段，但他並不是說他單靠該些片段，而無須PW3的證供，已經可以辨認出那位戴口罩的男子就是上訴人。基於「裁斷陳述書」第98段的上文下理，本席沒有疑問 ，裁判官是對比他席前的錄像片段和PW3的證供 ，以判斷到底應否信納PW3對上訴人的辨認。本席認為這是完全合法合理，而且是必須的做法。正如上文引述英國上訴法院在R v Clark & Peach中所說，裁判官（作為事實的裁斷者）可自主地(free) 決定是否接納PW3關於認人的證供。

PW3的證供和裁判官的裁斷有沒有矛盾

61.  陳大律師陳詞指即使PW3自己都不能肯定戴口罩男子就是上訴人。另一方面，裁判官卻認為該男子就是上訴人。裁判官未有處理這事實裁斷上的分歧，不能作出唯一不可抗逆的推斷該男子就是上訴人：Winnie Lo v HKSAR[53]。

62.  要了解陳大律師這方面的層次是否有理，本席必須先回到PW3的相關盤問內容。當陳大律師問及PW3眾多證人口供的其中一份時，他和PW3有以下問答：

問：  咁你喺呢一啲--呢一百三十八段入面，我就留意到你有一啲就係話係確認係AP，即係被告人喇？

答：  係。

問：  有啲就係你自己深信佢係被告人喇，係咪？

答：  係。

問：  咁呢啲深信係被告人呢一個字眼呢，就尤其是喺油麻地區同埋西貢區就特別多嘅，係咪？

答：  係。

問：  咁我--我相信你都會同意㗎喇，即係你係確認--你其實一係就係用「確認」喇，一係就用「深信」喇，其實你確認就係話呢個你--你認到係被告，深信就係話你--你覺得應該係被告喇，咁解喇，係咪？

答：  同意。

問：  咁就--你會同意我個講法就係，確認就係你自己認到，即係你--你亦都肯定喇，但係深信嗰啲，你就--你就不能夠完全肯定喇，係咪？

答：  同意吖。

63.  本席同意答辯方的陳詞，即使PW3承認他就某些閉路電視片段未能「完全肯定」戴口罩男子是否為上訴人，然而他「深信」該人正是上訴人。PW3的證供與裁判官的最終事實裁斷吻合，並無「分歧」。

64.  本席亦同意，假若裁判官的定罪只是建基於PW3的「深信」是非肯定的話，那麼定罪或會是不穩妥的。然而，但裁判官的定罪基礎不是單憑PW3的證供。如前所述，裁判官的定罪是依靠一系列的證據的累積份量，包括以下：

(1)  戴口罩男子出現的地點，正是上訴人離開「飛龍球衣店」之後不久，及在上訴人聲稱被人擄走的同一段砵蘭街之上；而戴口罩男子之後步行至往西貢小巴站的方向，與上訴人聲稱後來在西貢石灘醒來，兩者在地點上亦吻合；

(2)  根據法證化驗師譚博士不受爭議的書面供詞，從上訴人家檢取的證物：即背囊、黑色上衣、短褲、黑鞋和手帶，與閉路電視影片中五個地點出現的戴口罩男子的上述衣飾，除了手帶的特徵不明顯外，其餘四項衣飾的特徵是明顯的，顯示片段中的戴口罩男子可能正是上訴人。裁判官也有親自對比有清楚拍攝到不受爭議身份的上訴人出現的閉路電視影片上的衣着、外型、背囊和步姿的片段，認為兩者吻合；

(3)  信納PW3的證供，排除證物P1至P4以外，沒有在任何關鍵時間有上訴人或該疑似上訴人相近衣著外型、背囊和步姿的人出現；及

(4)  同時，根據15名證人的證供，在相關時段一帶，沒有任何不尋常的事情發生。

基於以上，肯定於砵蘭街上那戴上口罩的男子必定是上訴人。本席同意答辯方的陳詞，裁判官的裁決經過深思熟慮，並有妥善考慮PW3的證供，其並無不妥。本席認同裁判官這方面的事實裁斷。

有關上訴理由（四）：沒有給予充分機會陳詞

65.  陳大律師陳詞指裁判官於判斷PW2的可靠性時，自行提出對比閉路電視影像顯示的路人情況，以排序閉路電視時間性。控方沒有提出裁判官可以這樣做，裁判官也沒有預先告之辯方。使辯方沒有就這方面作出陳詞的機會，此舉違反「自然公義」的原則。上訴人面對審訊時平等地辯護的權利。陳大律師指裁判官他已經進入了「戰圈」(descending into the arena) ，而非保持其應有客觀之態度，使上訴人未有獲得公平審訊。陳大律師依賴上訴法院在HKSAR v Tagao Saudee Abad，前述，所說：

“70. However, quite apart from this inadequacy in his Reasons for Verdict, there is the issue of the judge performing this fact finding exercise uninvited by the prosecutor and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defense counsel.

71. This irregularity impacts on the fairness of the trial. It deprived the appellant, through his counsel, of the opportunity to address the judge on an important piece of evidence on which the judge relied for the purpose of reaching his verdict. The defence counsel was entitled to address the judge on the dangers of embarking on such an exercise and the risks of making a mistaken identification. She was deprived of the opportunity of submitting to the judge on how he should approach his task and what directions of the kind referred to by Watkins LJ, he should give himself.”（底線後加）

66.  關於陳大律師這方面的陳詞，PW2在主問時，早已清楚作證說他是以兩個不同的標準，以推斷不同的閉路電視片段的先後次序：

(1)  閉路電視畫面本身所顯示的時間；和

(2)  利用其他路人（包括他們的衣著）及四周環境推敲和串聯鏡頭的時間和位置。

PW2作證的時候，控方在庭上播開P1–P4。PW2有就他從畫面所觀察到的，以及他所擬的路線圖，作出評注 (P41A–P51B)。正如裁判官說[54]：

「44. 本席認為，第二控方證人的證供並非指他單憑閉路電視所顯示的時間作為唯一指標，他有實地觀察各閉路電視鏡頭的位置，繼而對比閉路電視所顯示的時間和真實時間的差異，他會考慮各閉路電視鏡頭的位置，而採納最短的距離作路線。最重要的是，他於庭上和證物上，把影像上拍攝到的其他途人作參考，例如一個途人於某一畫面出現了，他 / 她又於下一個畫面出現時，從而確定有關的時序。」

因此，上訴人不能說他沒有被知會控方依賴其他在路人錄像片段出現的路人為錄像片段排序。

67.  其次，控方在其書面的「控方結案陳詞大綱」也有以下的段落：

「23．在繪制被告人行走路線圖方面，PW2的基礎，包括：通過觀察所有在本案調查時從不同地點檢取的CCTV中，找出拍攝到外形與被告人相似者（疑似被告）出現的片段，再考慮相關閉路電視的位置及角度，其他行人及景物出現的情況，從而得出疑似被告行走路線及相關次序。」

68.  因此，本席同意答辯方的陳詞，控方於審訊時早已知會辯方會用路人在不同片段出現的先後次序作參考，從而確定相關片段的時序。既然控方有這方面的證據，也有相關的書面陳詞，而P1–P4又已經（以同意案情的方式）呈堂作為實物證物，裁判官自然有權而且應該依憑閉路電視錄像所見的，作為判斷案件的根據之一。本席認為辯方於原審時已經有充分機會，讓他們就以路人在畫面出現的先後次序作參考是否可靠這一點作出陳詞，只是他們沒有選擇如是做。本席認為裁判官並沒有剝奪辯方的陳詞機會，沒有違反「自然公義」的原則，更遑論如上訴人所指的不恰當地加入「戰圈」。

69.  無論如何，正如答辯方陳詞所言，即使假設裁判官或控方沒有在原審時提出此做法，這亦不會構成不公平審訊。正如上訴法庭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楊家倫[55]一案中指出：

「44. 辨認申請人和犯案人的證據，大部分都是沒有爭議的，亦都已按正常程序在法庭呈現。控辯雙方有權就該些證據作出他們認為適當的詮釋和解讀。原審法官亦有權作出他認為適當的詮釋和解讀，而毋須受到控辯雙方的立場和說法的規限。誠如原審法官援引AG’s Reference (No 2) 2002 [2003] 1 Cr App R 21案指出，法庭在考慮照片中顯示的犯案者身份這事實議題時，有權直接觀察犯人欄內的被告人和犯案者的照片及作出比對。原審法官無需要評論控辯雙方就呈堂證據作出的詮釋和解讀。原審法官亦無需要接受控辯任何一方的立場，更無必要將他擬作出的詮釋和解讀以及他擬作出的決定的思路和分析過程向控辯雙方表明及邀請他們作出評論，然後才作出有關的事實裁斷。原審法官只是按雙方的立場，即根據有關照片，考慮申請人是否是案件的犯案者。

45. 原審法官在其裁決理由書描述了申請人和犯案者上門牙凸出的情況，亦妥善交代了有關情況。本庭認為原審法官有權亦必須考慮全部有關證據作出他要作出的事實裁決。控辯雙方沒有提出某些論點，不影響原審法官的權責。原審法官沒有向控辯雙方提及申請人上齒前排的特徵及邀請他們就該些特徵向法庭作出進一步陳述，不構成不公平審訊，亦不會因而令有關的定罪裁決變得不穩妥。」（底線後加）

70.  本席認為楊家倫 與Tagao Saudee Abad之間並無衝突，因為：

·楊家倫 是關於法官（作為事實的裁斷者）如何詮釋和解讀它席前的證據，詮釋和解讀證據，一直是屬於陪審團（或法官作為事實的裁斷者）的職責。陪審團有權考慮大律師所沒有提出，但他們認為重要的觀點。正如在「標準指引」[56]中，法官會就陪審團的職能，給他們以下的法律指引：

「你們的責任是就本案的事實作出決定。你們可以考慮大律師在陳詞時所提出的論據，但不一定予以接納。同樣地，如果本席在檢討證據期間就案件事實發表某些個人意見，或特別強調某方面證據，但你們卻並不認同時，可以不予接納。如果本席沒有提到一些你們認為重要的事情，你們照樣可以把那些事情列入考慮，按你們認為是否適當而給予比重。在本案的事實方面，只有你們才能作出判斷。」（底線後加）

·至於上訴方引述HKSAR v Tagao Saudee Abad判詞第70及第71段，則是關於法官（作為事實的裁斷者）親自以案發時的現場錄像對被告人進行辨認，而不是以該錄像評估證人認人證供 (recognition evidence) 的可靠性。上訴法院解釋兩者的分別說：

“65. When a jury has regard to video recordings or photos in a case where the prosecution has called recognition evidence, it is invited to do so for the purpose of determining the reliability of the recognition evidence.[57] In so doing it inevitably forms its own view on whether the defendant is or could be the person in the video or photo. After looking at the videos or photos and observing the defendant the jury may form the view that the image they see could be that of the defendant and then after hearing the recognition evidence they may become sure of that fact. Where there is no recognition evidence then the jury has to be sure of the fact simply from their own visual comparison of the video recording or photo with the appearance of the defendant.”

71.  上訴法庭解釋該案的定罪被推翻的原因如下：

“69. In the present case, the tribunal of fact is a judicial officer who is required to provide reasons for his verdict. In those Reasons for Verdict he is required to set out the important directions he gives himself on the law and the basis of any findings that he makes that are adverse to the defendant. Here, he made a finding that the person whose image is captured on the CCTV recording is the image of the appellant. Yet, he made this finding on the basis of a CCTV recording with obvious deficiencies. In this situation it was incumbent on him to explain why he was able to identify the appellant as the person in the video. This he did not do. What he did do was to place great emphasis on how distinctive the appellant was in his appearance. However, he did not condescend to provide any detail of what was distinctive. He did not say what it was that made the person identifiable as the appellant. That he was obliged to do.

70. However, quite apart from this inadequacy in his Reasons for Verdict, there is the issue of the judge performing this fact finding exercise uninvited by the prosecutor and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defence counsel.

71. This irregularity impacts on the fairness of the trial. It deprived the appellant, through his counsel, of the opportunity to address the judge on an important piece of evidence on which the judge relied for the purpose of reaching his verdict. The defence counsel was entitled to address the judge on the dangers of embarking on such an exercise and the risks of making a mistaken identification. She was deprived of the opportunity of submitting to the judge on how he should approach his task and what directions of the kind referred to by Watkins LJ, he should give himself.

72. However, as we have said, we are satisfied that the CCTV footage does not allow of a faci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appellant.  In the absence of other evidence, such as unique features of the appellant, whether such features are peculiarities of his person or peculiarities of his dress or his gait, it is not possible to conclude that the CCTV, by itself, allows of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appellant as being the person in the red T-shirt.”

由以上可見，該案原審的缺失在於：(i) 該案閉路電視影像不足夠清晰；(ii) 原審法官沒有就他是以被告人的哪些的特徵辨認出他來給予足夠的解釋；(iii) 控方沒有邀請原審法官去親自辯認被告人，而辯方也不知道原審法官會那樣做，原審法官因而剝奪了被告方陳詞的機會。然而，本案的情況跟該案根本上不相同或相似。因為PW2的證供，並不是關於認人，而是關於閉路電視片段的排序。裁判官在《裁斷陳述書》第47至91段中所做的，只是描述、詮釋和解讀他席前的錄像證據。再者，裁判官觀看閉路電視錄像P1–P4的目的，是為判斷PW2的證供是否可靠。最後，如此所述，在本案上訴方不能說他們未被知會控方會用錄像片段中路人出現的先後次序，作為閉路電視片段排序的參考之一。基於以上，本席認為Tagao Saudee Abad對上訴人沒有幫助。

72.  關於上述《裁斷陳述書》第47至91段，上訴方無論是在書面上或在庭上的陳詞，都沒有指出該些段落中有任何不準確或錯誤的地方。由於本上訴案是以「重審」的方式進行，在上訴聆訊時，本席先後兩次向陳大律師發出邀請，倘若他認為裁判官在《裁斷陳述書》第47至91段就各相關片段中的描述有任何失準或錯誤，或在排序上有錯，可以向本席陳詞，但陳大律師沒有接受本席的邀請。

73.  雖然如此 ，本席自己有親自將P1–P4的閉路電視片段，由頭到尾重複觀看，以及比對裁判官所作出的描述。本席認為裁判官的描述全面、仔細而且準確，本席看不到有任何錯誤。

74.  就有戴口罩男子出現的片段，是否可能在時間上早於有上訴人出現的片段，本席認為如果要有這種情況出現的話,那麼那個假扮上訴人的人除了須外型與上訴人相似，還須預先知道上訴人當天會怎樣打扮，帶怎麼樣的背囊，穿什麼樣的鞋，又知道他會在什麼時間在什麼地點出現，並預先學習上訴人動作和步姿。本席不認為這是內在可能的 (inherently probable)。至於當天是否會有多於一名戴口罩男子在附近一帶出現，本席也不認為這是內在可能的。再者，從不同的閉路電視片段所見，相關的路段相對繁忙，短短一段路上已經有幾家食店，有店員在店舖外做事，亦有不少行人和車輪。如果上訴人所說的被拐走事件的確有發生的話，本席難以想像為何沒有目擊證人，本席不認為這是一個合理的可能。

75.  本席認為裁判官有充分理由接受PW2有關時間排序上的證供，而本席也認同裁判官就這方面的裁決。

有關上訴理由（五）：Turnbull指引

76.  裁判官在《裁斷陳述書》給予自己以下的指引[58]：

「40. 至於身份辨認的證供，本席亦謹記英國上訴庭於R v Turnbull一案所訂下的法律原則，並謹記單憑閉路電視影像去作出身份辨認的風險和危險。至於第三控方證人的身份辨認準確性，不在乎他對辨認的信心和肯定 ，因為一個誠實的證人也可以在身份辨認上出錯；當身份辨認證供強差人意時，而又無其他支持的證供時，法庭必須判被告人無罪；不過，一些未獲解釋的“奇怪巧合” (“odd coincidences”) 也可視作支持身份辨認的證供。」

77.  陳大律師陳詞指裁判官於自行給予法律指引警惕自己時，雖有提及Turnbull一案所訂下的法律原則，但其自行指引並非是一個全面的Turnbull指引 (Full Turnbull Direction)。陳大律師又指裁判官沒有就著現場燈光、觀察的位置、距離等情況作出小心考慮。因此，裁判官的定罪是不安全及不穩妥。

78.  上訴聆訊時，陳大律師沒有就此上訴理由作太多論述，本席認為那是明智的做法，因為這個上訴理由，坦白說，是不切實際和沒有合理勝算的。首先，本案的辨認證供證據來自閉路電視錄像，正如答辯方指出，裁判官已就相關閉路電視片段作出詳盡而且仔細的分析，其中詳述上訴人及戴口罩男子的衣著、服飾、步姿、身形，位置、行走路線、與其他行人的距離和步行方向等等。由此可見，裁判官已經就現場光線、觀察位置、距離等作了小心的考慮。其次，裁判官既已提及Turnbull指引，他又是專業法官，理應熟識這廣為人知的法律原則。本席不認為他有需要在《裁斷陳述書》中將該指引的內容，巨細無遺地抄寫一遍：HKSAR v Kwok Chi Wah[59]；及HKSAR v LKS[60]。

有關上訴理據（六）：「明知地」

79.  「明知地」是警隊條例第64(a) 條的其中一項罪行元素。陳大律師陳詞指裁判官的整份《裁斷陳述書》中對「明知地」此一元素並未有任何分析，憑推斷而得出上訴人離開「飛龍」後戴上cap帽、口罩及太陽眼鏡，以此為基礎，直接跳進上訴人明知地向警務人員虛報的結論，此舉同樣令定罪不安全及不穩妥。

80.  跟上訴理由（五）一樣，陳大律師對此上訴理由沒有太多論述，這也是明智的。坦白說，本席認為此上訴理由不切實際。本席同意答辯人陳詞所言，「明知地」這控罪元素並非什麼複雜的概念。裁判官已清楚解釋他為何肯定案發當日沒有發生過上訴人被擄走的事件。裁判官肯定上訴人離開「飛龍」後戴上鴨嘴帽、口罩和太陽眼鏡，是為了掩藏其身份、整件聲稱被擄及殘害的事件乃是上訴人自編自導自演的。由於上訴人的聲稱是虛假及自編自導自演的，因此他向警方舉報時，必定是明知該聲稱是虛假的，裁判官無須再重覆他詳盡的分析。

有關上訴理據（七）：安全性及穩妥性

81.  如前所述，本案在事實方面的爭議，關鍵在於上訴人是否有如他所說的曾經在砵蘭街的相關路段上被人拐走。如果根本沒有這件事發生, 那麼無論後來在他身上發現的傷勢是如何造成的—是由自己還是由他人協助造成，本席認為這只是不重要的細節。因此，本席同意裁判官的裁斷說[61]：

「99. 退一步說，縱使西貢區的影像質素不如理想亦不重要，原因是控方只需證明被告人沒有於離開“飛龍”後，沿砵蘭街一帶與咸美頓和碧街之間一段發生過被擄走的事件，而被告人實際上有沒有自行到過西貢並不具關鍵性。根據賴醫生和Dr Payne-James認為，從醫學角度，根據傷勢不可以肯定傷勢是自殘或由他人造成，本席認為，這亦不構成任何合理的疑點，原因是當被告人虛報拐帶事件，身上的傷勢可以是自殘或由他人造成，均可以造成傷勢，目的是加強謊言的說服力。」

82.  本席認為，根據裁判官席前的證據，裁判官有充分的理由裁定閉路電視片段中所見的戴口罩男子就是上訴人自己，而且上訴人所說的被拐走的事件並沒有發生過。既然如此，但上訴人卻對警方說自己有被拐帶，因此他必然是「明知地」向警務人員虛報有人犯罪。本席認為裁判官的定罪是合法合理的，也是本席認同的。

83.  基於以上，本席認為上訴人的各項上訴理由，無論是分開考慮還是整體而言，都沒能使定罪不安全或不穩妥。本席駁回上訴人的上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