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謝浩綸及另一人

DCCC 632/2021

[2022] HKDC 1127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1年第63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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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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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案涉及兩名被告人。他們一同被控一項「暴動」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45章《公安條例》第19(1)及(2)條。

控方立場

2.  控方指於2019年10月1日下午在沙田正街與獅子山隧道公路交界及附近一帶發生暴動。當日警方並沒就沙田區舉行的任何公眾集會或遊行，向任何人或團體發出不反對通知書。當日下午約2時始，示威者在沙田不同的地點聚集，堵塞馬路、使用暴力及造成騷亂。於是警方便派遣部隊到現場，維持公眾治安，和採取行動驅散人群。警方於沙田正街設立防線，向西展開驅散及掃蕩行動。

3.  同日約下午5時，近千名示威者在沙田正街與獅子山隧道公路交界及附近一帶集結，並與警方對峙。縱使警方多次發出不同警告及施放催淚煙，示威者不但拒絕散去，還作出各種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

4.  同日晚上約6時，警方展開驅散及掃蕩行動；示威者開始向獅子山隧道公路及大埔公路（大圍段）四散逃跑。結果警方在沙田正街與獅子山隧道公路交界的馬路上制服本案的兩名被告人。

5.  控方承認沒有直接或辨認證據指證兩名被告人曾做出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但指兩人憑藉身處現場，利便、協助或鼓勵其他參與者，從而參與該次的暴動。控方亦要求法庭以兩名被告被制服或拘捕的時間、地點及過程、各自的衣著和裝備、逃匿證據及住址等因素，推論兩名被告人參與暴動。

辯方立場

6.  辯方對控方部份案情沒有爭議。他們同意當日在沙田區發生暴動。於審前覆核問卷中，兩名被告的大律師指本案的爭議是：—

(1)  暴動的正確地點及時間；

(2)  兩名被告有否參與暴動（包括以行為、衣著及身上物品協助或鼓勵其他參與暴動的人士）。

7.  另外，辯方亦質疑第二被告是否知悉當時發生暴動及爭議暴動的範圍。

8.  可是，當本案開審時，辯方明顯不爭議暴動的時間和地點，只是爭論兩名被告有否參與暴動的意圖及曾否參與暴動。

承認的事實

9.  如上文所述，辯方對控方部份案情沒有爭議。控辯各方根據香港法例第221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65C條承認的事實呈為控方證物P12。為免重複，本席將在講述證供時，根據時序提及承認的事實。

控方的證供

背景

香港警方沒有發出任何不反對通知

10.  香港警方沒有就2019年10月1日在沙田區舉行的任何公眾集會或遊行，向任何人士或團體發出不反對通知 [見P12第1段]。

地圖

11.  控辯各方不爭議案發當日，在香港新界沙田正街與獅子山隧道公路交界一帶發生暴動。警方從地政總署取得一幅比例為1:1000顯示沙田正街、獅子山隧道公路、大埔公路（大圍段）一帶的地圖。控辯各方同意，該幅地圖及當中以中、英文和數字標註的街道、建築物、商舖和地標都準確地反映2019年10月1日的情況。該地圖呈為控方證物P9 [見P12第19段]。

12.  警方在P9地圖上以不同顏色的標記加上與本案有關的其他地標、燈柱和交通標記。各方承認該些標記準確地反映2019年10月1日的情況。經標記的地圖呈為控方證物9A [見P12第20段]。

警方拍攝的錄影片段

13.  2019年10月1日，警方在沙田一帶拍攝錄影片段。該些片段不受爭議 [見P12第14-15段]。該些錄影片段包括：—

(1)  偵緝警員15610拍攝的錄影片段（NTS-16M071）被完整地燒錄在數碼影像光碟內，呈為控方證物P5；

(2)  偵緝警員11133拍攝的錄影片段（NTS-16M067）被完整地燒錄在數碼影像光碟內，呈為控方證物P6。

14.  控辯各方承認所有呈堂的錄影片段真實地顯示被拍攝的影像及收錄的音頻。片段畫面上所顯示的日期及時間反映攝錄機的時間設定，也與實際日期及時間相若。所有片段一直由警方妥善保管及處理，沒有受到任何不當或非法干擾。

警方從互聯網上下載的片段

15.  控辯各方承認，2019年10月1日，警員22981使用政府電腦把HK01新聞網上實時直播的新聞片段同步錄影，並在完成錄影後擷取下列檔案名稱的HK01新聞片段：—

(1)  「HK01_2019_10-01_1655_1725.mp4」；

(2)  「HK01_2019_10-01_1725_1755.mp4」；

(3)  「HK01_2019_10-01_1755_1825.mp4」。

16.  警員22981把上述所有片段一併完整地儲存在數碼影像光碟內；光碟呈為控方證物P7。

17.  2019年10月1日，警長5025使用政府電腦把無線新聞台網上實時直播的新聞片段同步錄影，並在完成錄影後擷取下列檔案名稱的無線新聞片段：—

(1)  「TVB_20191001_1724_1739」；

(2)  「TVB_20191001_1739_1754」；

(3)  「TVB_20191001_1755_1810」。

18.  警長5025把上述所有片段一併完整地儲存在數碼影像光碟內，該光碟呈為控方證物P8。

19.  上述所有呈堂的從互聯網下載的片段真實地顯示被拍攝事物的影像及收錄的音頻。片段畫面上所顯示的日期及時間反映政府電腦的時間設定，也與實際日期及時間相若。所有片段一直由警方妥善保管及處理，沒有受到任何不當或非法干擾 [見P12第16-18段]。

控方播放影片或影像用的外置硬碟

20.  控辯各方承認上述P5至P9A在沒有受到任何干擾的情況下完整地儲存在一隻外置硬盤內；該硬盤呈為控方證物P10 [見P12第21段]。

控方第一證人及各方承認的錄像片段

21.  第一證人，鄧警司（PW1）的證供亦不受爭議。雖然辯方有簡短的盤問，但只是澄清現場的細節。

22.  PW1指事發前，警方已獲悉2019年10月1日，沙田會有示威活動，因此調派新界南總區應變大隊第二隊維持秩序。當日早上，警方應變大隊第2梯隊於沙田鄉事會路（近宜家沙田分店）佈防。同日下午，第2梯隊於源禾路及好運中心交界佈防。2019年10月1日，自下午約2時始，示威者在沙田各處聚集，包括沙田源禾路及好運中心外的馬路、好運中心二樓平台及城門河附近的單車徑。示威者拆卸或破壞路牌、圍欄，用其堆砌路障，堵塞道路，引致交通癱瘓。他們不但與警方對峙，還使用暴力，例如向警方投擲氣油彈、磚頭等物品，又從高處用丫叉向警方發射物件，高叫政治及針對警方的口號，用粗言穢語侮辱警方。

23.  控辯各方承認，當日警察公共關係科新聞室在下午3時08分經發布系統把一則標題為「警方警告沙田示威者違法行為」的新聞公報上載至香港特別行政區新聞公報網站，並要求傳媒發佈及適時重播新聞公報內的消息。該則新聞公報呈為控方證物P11 [見P12第22段]。

24.  可是公告並未能有效遏止上述行為，情況持續至約下午4時，警方決定採取行動，開始沿正街向西推進，展開驅散及掃蕩。

25.  下午約5時，約800至1,000名示威者在警方驅散下，後退至正街與獅子山隧道公路交界及附近一帶集結。他們佔據了：—

(1)  沙田正街的東及西行線馬路及行人路；及

(2)  獅子山隧道公路的馬路。

26.  示威者的行為令上址交通癱瘓，馬路上已沒有車輛行走。警方隨後在正街與白鶴汀街交界的行人天橋下佈防。示威者亦在警方防線前方組成防線，進行對峙。

27.  根據PW1的證供及從P5至P8可見，示威者的衣著及裝備包括黑色衣物、頭盔、眼罩、口罩、防毒面罩、防火手套、護甲、雨傘、行出杖、鐵通、鐳射筆、強光電筒，及作盾牌之用的木板、浮板及交通標誌。

28.  示威者與警方對峙時的行為包括：—

(1)  不斷高叫政治及針對警方的口號（包括死黑警、黑警死全家、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及以粗言穢語辱罵警方；

(2)  移除行人路旁及東西行線之間分隔島的鐵欄；

(3)  架設路障，包括用索帶綁成三角形的鐵欄、膠馬、黃色圓柱、黃黑色的石躉、單車、垃圾桶、紙箱等物品；

(4)  用雨傘築起「傘陣」作掩護，以抵禦警方施放的催淚煙，及妨礙警方拍攝影片搜證；

(5)  敲打物件製造噪音；

(6)  部分示威者手持及向警方揮動鐵通、長棍及自製盾牌，以展示武力及威脅警方；

(7)  用電筒向警方照射強光及用鐳射筆向警方照射雷射光束。PW1 解䆁這會擾亂警方視線，甚至造成眼部傷害；

(8)  縱火，分別在東西行線的路障前點燃雜物，架起至少兩處火堆。從錄像可見較大的火堆有近 2 至 3 米高，其濃煙升至數層樓高，而且火勢隨時間加劇。現場甚至傳出爆炸聲；

(9)  恃人多勢眾，多次有威脅性地衝擊及向警方防線推進；

(10)  向警方投擲大量物品，包括多枚汽油彈、磚頭及其他雜物。P5至P8亦顯示，正街東西行線的馬路上佈滿磚頭及汽油彈造成的火舌；及

(11)  示威者擲回、踢回、彈開，淋熄警方施放的催淚煙，攻擊警方及大大削弱警方驅散示威者的效能。

29.  同日下午約 6 時，為恢復該處的秩序，警方防線開始沿沙田正街向西，朝著示威者防線推進，作驅散行動。大部分示威者四散，向獅子山隧道公路方向逃走，亦有部份示威者逃向大埔公路方向。此時，示威者仍繼續向警方投擲磚塊等物品，令警方停頓及躲避，阻礙警方執法。警方後來截停及拘捕兩名示威者。

控方第二證人

30.  案發當日，控方第二證人，警長53874（PW2）被指派為特別戰術應變部隊（俗稱「速龍」），身穿深藍色制服執勤。下午約5時30分，PW2被指派往正街，與其他警員組成防線。當時有超過100名示威者集結於正街的東西行線上（即近白普理紅十字會外）。之後示威者延伸至獅子山隧道公路位置。

31.  同日下午約6時，「速龍」部隊接獲指示進行驅散行動。當時PW2身處正街馬路上的中間位置，警方防線的最前排。警方採取行動時，示威者繼續向警方投擲物品，包括石頭、磚塊、汽油彈及裝有液體的玻璃瓶。警方因此曾需停頓。後來警方繼續推進，大部分示威者逃往獅子山隧道公路。期間，PW2到達正街東西行線之間，示威者路障後方時，看見兩名被告人於近正街西行線的馬路上，手牽著手，向著獅子山隧道公路逃跑 [見P9A_PW2_1A及P9A_PW2_2A兩個紅色X標記]。PW2指當時第一被告頭戴黃色頭盔、戴著眼罩、防毒面具、身穿黑色短袖T恤、黑色長褲、背著一個深色小背包。P5顯示當時第一被告雙手戴著一對有隔熱及防割功能的手套。PW2認為兩名被告是示威者，因此從後撲向兩名被告人 [PW2撲向兩名被告的截圖，見 P7_PW2_1A藍色標記；撲倒兩名被告的位置，見P9A_PW2_1A紅色圓圈標記]。兩名被告人倒地時，第一被告頭上的黃色頭盔跌在地上。丟掉頭盔之後，可見當時第一被告戴著一個黑色頸罩，而頸罩不但蓋著脖子，亦蓋著下顎及頭部 [見P5_PW2_1A]。PW2制服在掙扎的第一被告，第二被告則由另一名警員處理。PW2以「非法集結」罪名拘捕第一被告，將第一被告的隔熱／防割手套除下，用膠索帶扣著第一被告雙手。

32.  控辯各方於「承認事實」P12第2至3段同意：—

(1)  2019年10月1日，PW2制服第一被告。當時第一被告身穿／戴著一些物品，包括頭上戴著一條黑色頸罩（控方證物P1-1）；雙手戴著一對手套（控方證物P1-2）；身穿一件黑色短䄂上衣（控方證物P1-3）、一條黑色長褲（控方證物P1-4）及一對黑色波鞋（呈為控方證物P1-5）；及背著一個黑色背囊（控方證物P1-6）。

(2)  同日約下午6時05分，PW2以「非法集結」罪名拘捕第一被告。PW2及後把第一被告交給警長33390及警員14071看管。

控方第三證人

33.  案發當日下午約5時04分，控方第三證人，警員14071 [當時職級]（PW3）被指派到正街與其他警務人員組成一條向西的防線，其前方則有一條由示威者組成的防線。同日下午約6時，警方開始驅散行動。PW2將第一被告交予PW3看管及處理。之後，PW3從第一被告檢取證物。

34.  控辯各方於承認事實P12第4至6段內同意：—

(1)  約下午6時06分至6時16分，PW3從第一被告的身上／背囊內／附近地上發現一些物品，其後撿取作為證物，包括：—

(i)  一條黑色頸罩（控方證物P1-1)；

(ii)  一對手套（控方證物P1-2)；

(iii)  一個黑色背囊（控方證物P1-6)；

(iv)  一對黑色手袖（控方證物P1-7)；

(v)  4支生理鹽水（控方證物P1-8)；

(vi)  2件白色短袖上衣；

(vii)  iPhone手提電話；及

(viii)  一張屬於第一被告的個人八達通卡 [卡號 72197126(6)]。

(2)  2019年10月2日約下午6時07分至6時12分，偵緝警員13155在馬鞍山警署從第一被告的身上檢取他被制服時身穿的衣物作為證物，包括：—

(i)  一件黑色短袖上衣（控方證物P1-3）；

(ii)  一條黑色長褲（控方證物P1-4）；及

(iii)  一對黑色波鞋（控方證物P1-5）。

(3)  案發時，第一被告的住址在馬鞍山。

35.  PW3指案發當日，從PW2接手處理第一被告時，目睹第一被告戴著一個由頸至頭上的頸罩（即P1-1）。背上背著一個黑色背囊（即P1-6）；PW3從第一被告人的背囊內檢取了一對黑色手袖（即P1-7）、4支生理鹽水（即P1-8）、2件白色短袖上衣，被告人頸上的眼罩（控方證物P1-10）及防毒面罩（控方證物P1-11）。另外，PW3亦按PW2的指示，從第一被告附近的地上檢取一個黃色頭盔（控方證物P1-9）及一對手套（即P1-2）。另外，PW3 從 第一被告附近的地下檢取了一個破爛的眼罩（控方證物P13）及一把破爛的雨傘（控方證物P14）。PW3承認他是於第一被告被制服後才到場，因此不知道案發時第一被告有否戴著頭盔。他亦不知道破爛的眼罩（P13）和破爛的雨傘（P14）是否屬於第一被告；PW2亦沒有指示須檢取該兩件物品；PW3只是自行將其檢取。

控方第四證人

36.  控方第四證人，警員5544（PW4）指當日和同僚推進至正街與獅子山隧道公路交界的黃格時第一次看見第二被告。當時第二被告在黃格內向著獅子山隧道公路方向逃跑。PW4認為第二被告是示威人士，於是上前追截。可是當時現場冒著濃煙，當他再次看見第二被告時，第二被告已跌在地上。PW4上前將她制服，期間，第二被告曾作出掙扎。

37.  控辯各方於承認事實P12第7至10段同意：—

(1)  2019年10月1日，PW4截停第二被告。當時第二被告身穿／戴著一些物品：面上戴著一個口罩（控方證物P2-1)；頸上戴著一條黑色頸套（控方證物P2-2）；雙手戴著一對灰色、粉紅色及藍色手套（控方證物P2-3）及一對黑色手袖（控方證物P2-4）；身穿一件灰色及黑色短袖上衣（控方證物P2-5）、一條印有粉紅色標誌的黑色緊身長褲（控方證物P2-6）及一對灰色及白色波鞋（控方證物P2-7）；背著一個黑色背囊（控方證物P2-8）。PW4及後把第二被告交給署理警長8527看管。

(2)  同日下午約6時05分，署理警長8527以「非法集結」的罪名拘捕第二被告。署理警長8527及後把第二被告交給女偵緝警員12929看管。

(3)  同日約下午6時06分，女偵緝警員12929從第二被告檢取證物，即：—

(i)  上述的一個口罩（控方證物P2-1）；

(ii)  上述的一條黑色頸套（控方證物P2-2）；

(iii)  上述的一對灰色、粉紅色及藍色手套（控方證物P2-3）；

(iv)  上述的一對黑色手袖（控方證物P2-4）；

(v)  上述的一個黑色背囊（控方證物P2-8），內有：—

(a)  一件印有圖案白色短袖上衣；

(b)  一副印有3M字樣眼罩（控方證物P2-9）；

(c)  一副眼罩（控方證物P2-10）；

(d)  一盒膠布（控方證物P2-11）；

(e)  2支生理鹽水；

(f)  iPhone手提電話；及

(g)  一張屬於第二被告的個人八達通卡 [卡號：71679215(6)]。

(vi)  2019年10月2日晚上約7時49分，偵緝警員13155在第二被告的見證下，在第二被告於馬鞍山的住宅進行搜屋。期間，偵緝警員13155檢取第二被告被截停時身穿的衣物為證物，即：—

(a)  上述的一件灰色及黑色短袖上衣（控方證物P2-5）；

(b)  上述的一條印有粉紅色標誌的黑色緊身長褲（控方證物P2-6）；

(c)  上述的一對灰色及白色波鞋（控方證物P2-7）。

控方第五證人

38.  2019年10月1日，偵緝警員12929，控方第5證人（PW5）被指派於沙田正街，與同僚一同設立警方防線。同日下午約6時，警方開展驅散行動；PW4截停第二被告後將第二被告交予警長8527。後來，警長8527將第二被告交給PW5看管及檢取證物。PW5指當時第二被告面上戴著一個3M防毒面罩（控方證物P2-1）。PW5搜查第二被告的背囊時，發現內有一件白色上衣、一對眼罩（P2-9）、一盒膠布（P2-11）及2支生理鹽水。

相片冊

39.  警方於本案內為兩名被告人、其被捕時所穿衣物及本案內檢取的證物拍攝的照片不受爭議。控辯各方於承認事實P12第11至13段同意：—

(1)  2019年10月1日，在上述被告被拘捕後，偵緝警員13155在警署拍攝本案所有被告及他們被捕時衣著的相片：—

(i)  9張第一被告及其被捕時衣著的相片連同目錄（控方證物P3(D1)(1)-(9))；及

(ii)  6張第二被告及其被捕時衣著的相片連同目錄（控方證物P3(D2)(1)-(6)）。

(2)  2019年10月1日，偵緝警員13155拍攝分別從本案被告及現場檢取的證物相片：—

(i)  17張從第一被告檢取的證物的相片連同目錄（控方證物P4(D1)(1)-(17)）；

(ii)  22張從第二被告檢取的證物的相片連同目錄（控方證物P4(D2)(2)-(22)）。

(3)  上述所有呈堂的相片真實地顯示被拍攝事物的影像，而目錄中對每張相片的描述都是準確。所有相片一直由警方妥善保管及處理，沒有受到任何不當或非法干擾。

其他

40.  控辯各方承認本案的所有證物在被警方檢取或封存後一直由警方妥善保管及處理，沒有受到任何不當或非法的干擾。

41.  兩名被告在香港沒有任何刑事定罪紀錄。

辯方的證供

42.  兩名被告人均選擇作供。兩人的證供有重疊之處。因此本席只會複述兩人主問的證供，盤問下出現的爭議將於分析證供時再作處理。

第一被告的證供

43.  第一被告於2000年12月出生；案發當日約18歲10個月，審訊時約21歲4個月。他與父母及阿姨同住。父親是退休公務員，母親是文員。2012年至2018年，第一被告就讀於馬鞍山青年會書院。中六畢業後，他修讀由浸大持續教育學院開辦的一年制體育基礎文憑課程（見D1(1)）。2019年5月畢業後，第一被告繼續於同一學院修讀兩年制的康樂及體育高級文憑課程（見D1(2)），並於2021年5月畢業。

44.  第一被告於2014年認識第二被告，直至2018年，兩人只是保持朋友關係。2018年，兩人成為情侶，閑時會一起行山及做運動。當時第二被告正於東華學院修讀護士高級文憑課程。

45.  第一被告指在學期間亦有兼職。2018年10月至2019年11月，他於好運中心的「許留山」分店兼職店務員，負責切生果及準備食材。「許留山」的制服為黑衣黑褲。他於「許留山」工作的日數及工時經常變動。辯方證物D1(3)  是他的銀行月結單，顯示「許留山」沙田分店於6月至10月發放的兼職薪金（即5月至9月的薪金）被捕後，他工作的日數及工時沒有達到指定數目，因此公司以現金支付他的薪金，而糧單則已失掉。他現時於「上車車仔面」任職廚房，職務包括煲湯及燜煮食材。

46.  第一被告稱自少熱愛運動，經常踢足球、行山及參與田徑活動；經常因跌倒而受傷。2017年至2018年，第一被告曾參加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舉辦的足球比賽，當中服務處有邀請急救人員為參加者講解一些急救知識。之後，他於修讀高級文憑時亦有繼續學習與運動創傷有關的知識。另外，因上班時會不時切傷手指，他又不清楚店內急救用品放了多久，因此習慣會自攜生理鹽水及膠布；案發當日也如是。帶備生理鹽水的目的是用作清洗傷口。

47.  第一被告指案發之前的一天已相約第二被告於案發當日早上10時往馬鞍山梅大石澗行山，之後再到訪住在沙田乙明邨明耀樓324室的朋友鍾嘉民 [見 P9A_D1_1]。

48.  案發當日，第一被告出門前從電視新聞獲悉香港各區會有示威活動，但他不知道確實地點，亦沒看過電視訊息呼籲市民因應示威活動切勿前往某些地方。他知道沙田區以前曾有示威活動。

49.  當日出門時，第一被告身穿一件白色印有英文字的T恤（P3(D1-10)）、黑色長褲、頸上戴著黑色防曬頸套（P1-1），臂上穿著一對防曬手袖（P1-7）；他的黑色背囊（P1-6）內有手提電話、一件黑色上衣（P3(D1-9)）、一件白色有圖案的T恤（P3(D1-11)）、生理鹽水（P1-8）及膠布。第一被告指背囊內的黑色上衣是用作當天下午兼職之用，而背囊內的白色上衣則是放工後作替換。

50.  兩名被告人行山至下午約1時。之後乘坐巴士，於約下午2時30分到達鍾嘉民的居所。三人在鍾嘉民家中看影片及閒聊。另外，因第一被告當日下午6時30分須到好運中心的「許留山」兼職，他亦有在鍾嘉民家中洗澡及換上黑色上衣。

51.  同日下午約5時50分，兩名被告離開鍾嘉民居所。當時第二被告打算陪伴第一被告往希爾頓中心購買外賣及送第一被告上班後才自行回家，因此兩人一起步行往獅子山隧道公路。當他們到達文化博物館附近時，第一被告看見有一批人士散落在獅子山隧道公路上。該批人士有男有女，有老有幼；有的穿著黑衫黑褲，有的穿普通便服；有的拿著雨傘、手機，戴著頭盔和防毒口罩或N95口罩；部分人士帶有裝備，其他人則貌似路人（即身穿便服，沒有裝備）。到達巴士站後，兩名被告本打算便用天橋前往希爾頓中心。突然，第一被告聽見2至3人大喊數次：「有人受傷，有冇人有生理鹽水呀？」。經與第二被告商討後，第一被告決定出手相助；兩名被告步往獅子山隧道公路馬路中央，將一支生理鹽水交予一名大叫及穿著反光背心的男士。當時該名男子身旁有一名女子坐在石壆上，她其中一條腿在流血。

52.  這時，第一被告望向正街與獅子山隧道公路交界，目睹一批人士在「黃格」內聚集，有人穿著黑色衣物，也有人穿便服；有人戴著頭盔、眼罩、外科口罩或防毒口罩；有人拿著雨傘，亦有人在「玩手機」。第一被告稱，他本打算往獅子山隧道公路的行人隧道離開，但到達隧道出入口時才發現出入口已被雜物堵塞，不能通過。於是兩名被告沿路面步向「黃格」。

53.  當兩名被告到達獅子山隧道公路與正街交界時，第一被告突然嗅到一股刺激性氣體，立時開始咳嗽和流眼水，感覺很辛苦，於是便從背囊拿出一個黑色頭套及將它戴上，希望可舒緩不適，但不果。第二被告攙扶第一被告至石壆旁邊，從第一被告的背囊取出生理鹽水為第一被告沖洗眼睛，但第一被告的情況並無改善。

54.  後來，先前穿反光背心的男子上前，對兩名被告說：「你哋唔戴防護裝備嘅話，之後會好辛苦，女仔塊面較細，我俾定多兩個眼罩你，你試吓邊個啱帶啲」。該男士隨即從其背囊拿出一個口罩及一對手套交給第一被告，又將一個口罩、兩個眼罩及一對手套交給第二被告。因第一被告當時仍感到十分不適，而且地上滿佈玻璃碎片，於是便戴上裝備。第二被告則只載上口罩及手套。

55.  之後，兩名被告決定經紅十字會前往希爾頓中心。可是當他們到達「黃格」中央時，第一被告突然聽見一聲巨響，現場隨即煙霧瀰漫，只見一些身穿黑衣的人士正四散，往不同方向推撞及逃走。兩名被告唯有跟著人群沿獅子山隧道公路方向離開。當第一被告步至燈柱DE0246位置時便被人從後推倒。他不知何事，十分驚慌，跌在地上，面向馬路，被人壓著。縱使他沒有動作，數秒後他聽見有人喊：「警察，咪郁」。

第二被告的證供

56.  第二被告於2001年12月出生，現年20歲；案發時17歲10個月。2019年，她於青年書院中六畢業後，修讀及獲得東華學院護理學高級文憑。她現就讀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她與第一被告本為同校師兄妹，後來成為情侶。

57.  第二被告承認案發當日早上出門前，已從電視新聞獲悉當日香港各區可能會有示威活動，但確實地點不詳，亦不知悉政府新聞公告（P11）的內容。她當日身穿黑色上衣、運動長褲、防曬手袖和頸套。她背著的背囊內有銀包、鎖匙、電話、八達通和一件白色T恤[見P3(D2)]；白色T恤是以防行山弄污衣物作替換。

58.  兩人行山至約1時30分；於約下午2時30分到達鍾嘉民的住所。第一被告在鍾嘉民家中洗澡及換上黑色上衣衣服；第二被告稱她本人因沒有出汗，又感到尷尬，因此沒有洗澡，一直戴著頸套和手袖。因當日下午6時30分，第一被告須到好運中心的「許留山」任兼職，兩名被告便於約5時50分離開朋友的住所。兩人打算先在第一被告上班前到希爾頓中心購買外賣。第二被告送第一被告上班後便會回家。

59.  到達獅子山隧道公路時，第二被告看見一批人士散落在馬路上；其中有人在聊天，有人在拍照，亦有人只是站在路上。這批人士均穿著普通裝束，例如短衫、短褲或長褲，沒有人穿著示威者裝束。她的前方有棵茂盛的大樹，阻擋了她的視線 [見現場大樹的近照D2(2)]。

60.  當兩名被告到達獅子山隧道公路的巴士站時，第二被告聽見2至3人大叫：「呢度有人受傷，有冇人有生理鹽水」約3至4次。第一被告欲提供協助，第二被告亦同意；於是兩人步向馬路。當他們到達獅子山隧道公路馬路中心時，看見一名穿著灰色上衣、黑色短褲及拖鞋的女士。該女士的右膝受傷，傷口夾雜著沙石及流血。該名女士身旁站著一名穿反光背心的男士。第一被告將生理鹽水交予該名男士。

61.  第二被告稱本打算經文化博物館的行人隧道離開。可是到達隧道時才發現出入口被雜物堵塞，於是兩人便沿路面步行，準備往紅十字會，再往希爾頓中心。交界位置雖然有人聚集，但仍可通過，因當時一心前往希爾頓中心，所以決定繼續前行。當兩人走到正街與獅子山隧道公路交界時，第一被告突然停步，不斷咳嗽及流眼水。於是第二被告便攙扶第一被告到一旁坐下休息，並用生理鹽水替第一被告清洗眼睛。第二被告稱當時她亦感到喉嚨灼熱，但眼睛並無不適。她從第一被告的背囊取出生理鹽水時，一盒膠布從背囊跌出；於是她將剩餘的生理鹽水和膠布一併放入自己的背囊。第一被告休息期間，一名穿著反光背心的男士走近，指：「你哋唔帶啲保護裝備會好辛苦，我有多份，你哋保護咗自己先啦，仲有女仔塊面可能比較細，我比定多副眼罩你，你睇吓邊個fit啲；仲有地下有啲碎玻璃，我有額外手套」。之後，該名男士把一個口罩、兩副眼罩和一對手套交給第一被告，並將一個口罩、一副眼罩及一對手套交給第二被告。第一被告因當時感到不適，於是將裝備戴上。第二被告看見眼罩沒有包裝，加上眼睛沒有不適，只戴上口罩及手套，眼罩則放入背囊內。她指手套其實也有點兒大。

62.  隨後，兩名被告步入「黃格」；第二被告突然聽見一聲巨響。她不知道那是甚麽聲音，但有人指是爆炸。她不知道聲音從何而來，亦沒打算深究，一心只想盡快前往希爾頓中心，於是繼續前行。可是現場的煙霧變得愈來愈濃。隨即，有一班人迎面急步行向及推撞兩名被告；結果第二被告被絆到。這時，第二被告才意會到無法繼續前行，於是跟隨第一被告向獅子山隧道公路跑。第一被告在她的前方，兩人沒有牽手。突然，第二被告感到有人從後推她，引致她倒下，額頭撞向地面，令她感到疼痛和暈眩。縱使她沒有掙扎或逃走，數秒後有警員向她表示「警察，唔好郁！」。後來她被送院接受治療，並需要留院觀察。第二被告指，由到達獅子山隧道公路至被捕估計歷時不足3分鐘，期間她沒有聽到任何警方警告，亦沒看見有人投擲汽油彈或地上的火堆。

原則

63.  此乃刑事法庭，舉證責任在於控方；控方必須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案。如有任何合理疑點，疑點利益歸於兩名被告人。

64.  兩名被告人均沒有刑事定罪紀錄。本席謹記，他們犯案的機會較低，說出真相的機會較高。

65.  控方指兩名被告人於警方開展推進時逃走。本席謹記，一名被告人逃走，本身並不足以證明他有罪。一個人可能會基於許多與犯罪無關的理由逃走。如果法庭認為他的解釋是真實的或可能是真實的，便不應理會他曾潛逃一事。只有在法庭能肯定他並非因「與犯罪無關的」理由而逃走時，他的潛逃行動才可以被視為支持控方的指控的證據。

證供分析

66.  本席已小心考慮所有證供及陳詞。PW1 的證供不受爭議。雖然辯方有作出盤問，但盤問只限於了解一些細節。況且，PW1的證供與各錄像片段吻合。本席裁定他為誠實可靠的證人，接納他的證供。

67.  PW2的大部分證供不受爭議，辯方只向他指出兩名被告被捕前沒有牽手、第一被告沒有佩戴頭盔，被捕時更沒有掙扎。第一被告的大律師指，如第一被告當時真的戴著頭盔，該頭盔便是重要證物，不應被移動。可是從錄影片段可見，頭盔曾被移動。因此大律師指PW2只是看見第一被告附近有頭盔便假設頭盔屬於第一被告。首先，PW2指撲向第一被告前，第一被告戴著頭盔；是第一被告被撲倒時，頭盔才跌在地上。本席不同意PW2只是猜測頭盔屬於第一被告。再者，不受爭議的是第一被告被制服時，頭盔在他頭部附近的地上，亦有警員拍攝當時狀況。在這情況下，本席不同意警方之後不應移動頭盔。還有，PW2截停第一被告後便隨即將他交予PW3。當時PW2立即指示PW3檢取頭盔作證物。不受爭議的時，當時第一被告附近還有眼罩和雨傘；PW2卻沒有指示PW3這些物品作證物。這顯示PW2的證供並非事後堆砌，而是實話實說。本席裁定PW2為誠實可靠的證人，接納其證供。

68.  PW3至PW5的證供不受爭議；辯方甚至對PW5沒有任何盤問。本席裁定他們為誠實可靠的證人，接納他們的證供。

69.  本席完全不相信兩名被告人。他們的證供簡直是天荒夜譚，違反常理，令人難以信服。另外，他們的證供亦有明顯的分歧。例子太多，不能盡錄；最明顯例子如下：—

(1)  第一被告稱習慣帶備生理鹽水，因為不論運動或工作都經常會受傷。運動場內都有急救設施，根本不用自備生理鹽水。不受爭議的是，第一被告聲稱兼職的「許留山」隔壁便是「屈臣氏」；如在「許留山」受傷，又不能依賴店內藥物，救傷用品也隨手可得，根本不用自攜；

(2)  第一被告承認，生理鹽水並無消毒作用；如不消毒又直接貼上膠布反而可能令傷口發炎；

(3)  第一被告指當日帶備共8支生理鹽水。就算行山跌倒也不需要用8支生理鹽水；

(4)  兩名被告均居於馬鞍山。案發當日聲稱在馬鞍山行山，但行山後，兩人都沒有回家沐浴更衣；第一被告反而選擇帶備另外兩件上衣，在朋友家中洗澡。雖然第二被告不打算在朋友家中沐浴，但卻帶備另一件上衣；

(5)  兩名被告聲稱當日早上往行山。食水是行山的必須品，但當辯方大律師要求兩個被告列出當日背囊內的物品時，竟然沒有食水；只是盤問下受到挑戰時才指稱有帶備食水；

(6)  第一被告承認，當發生示威時，附近的店舖會關閘及停止營業；這亦是「許留山」應對示威的政策。第一被告亦指，如「許留山」停止營業，同事會致電著他不用上班。第二被告卻指，就算「許留山」停止營業，第一被告也必須上班；兩人的證供有分歧；

(7)  第一被告承認，到達獅子山隧道公路時已看見有人集結；該些人包括看似示威者裝扮的人（即黑衣黑褲、拿著雨傘、戴著頭盔及防毒口罩或N95口罩及其他裝備）。第二被告則指沒有看見這種裝扮的人。她解釋，可能是她身處行人路內側，視線被阻之故。無論第二被告身處行人路的內側或外側，對她望向前方都不會有阻礙。況且，跟據兩名被告的證供，之後他們步出馬路將生理鹽水交予穿反光背心的男士。第二被告的解釋簡直是荒謬；

(8)  第一被告指到達獅子山隧道公路與正街交界時，突然嗅到一股刺激性氣味。他指他當時正背向交界，沒有看見交界的情況。兩名被告聲稱，打算橫過交界往紅十字會方向；換句話說，兩人是面向交界而行，第一被告沒有原因轉身背向交界，亦沒有可能看不見交界的情況；

(9)  第一被告稱嗅到刺激性氣體後感到不適，於是從背囊拿出頸套。首先，第二被告從沒提及該情節。更重要的是，各方不爭議，被截停時，第一被告的頸套只蓋著下顎至頭頂，並沒遮蓋其口或鼻。第一被告對佩戴頸套的解釋荒謬；

(10)  第一被告指，除了口罩及手套，他從穿反光背心男士手中接獲一個眼罩；而第二被告則接獲兩個眼罩。第二被告則指第一被告接獲兩個眼罩，而她只接獲一個眼罩。兩人的證供有分歧。沒有爭議的是，警方從第二被告的背囊檢獲2副眼罩（見承認事實P12第9段）；第二被告的證供與不爭的證供不吻合。再者，第二被告稱，穿反光背心男士指：「⋯仲有女仔塊面可能比較細，我比定多副眼罩你，你睇吓邊個fit啲」。換言之，就算根據第二被告本身的證供，穿反光背心男士是將兩副眼罩給她，而非第一被告。第二被告的證供自相矛盾；

(11)  第二被告稱因警方防線在右方，而她的視線被茂盛的大樹阻礙，因此不知道正街發生何事，亦不知道警方在場。首先，簡單而言，暴動的控罪原素是有三人或以上集結及破壞社會安寧。警方是否在場無關宏旨。沒有爭議的時，當日正街與獅子山隧道公路交界發生暴動，現場猶如戰場。示威者不斷向警方投擲汽油彈和縱火，而警方亦發射多枚催淚彈還擊。現場煙霧彌漫；來自火堆的濃煙高聳入雲（比第二被告所指的大樹更高）；現場亦不時傳出爆炸聲。除非是同時完全失去視覺、聽覺及嗅覺，否則一定知道發生何事。第二被告的證供不可信；

(12)  兩名被告指，一心打算前往希爾頓中心；因此走進「黃格」。希爾頓中心位於獅子山隧道公路的右方，但第二被告竟稱從沒向右望；

(13)  兩名被告承認，案發當日離家前已知悉香港各區會有示威活動。他們承認案發時，獅子山隧道公路已沒有車輛行駛、無論衣著如何，有人在馬路上聚集、馬路中的鐵欄被人拆除、地上滿佈雜物（包括玻璃碎片）、有人受傷流血、行人隧道被堵塞、第一被告嗅到刺激性氣體，不斷咳嗽和流眼水、穿反光背心男子表示，沒有裝備會很辛苦，向他們提供防毒口罩、眼罩和防熱防割手套、交界有黑衣人聚集。在這樣的情況下，兩名被告仍稱不知發生何事，令人難以置信；

(14)  就算根據辯方的立場，案發現場的道路四通八達。如兩名被告要前往希爾頓中心，目睹獅子山隧道公路的情況後，有多條其他路線可選擇。當日身穿黑衣黑褲、帶著頸套及／或手袖，再穿上裝備（包括防毒口罩及或眼罩及防熱防割手套，走進暴動核心，簡直違反常理，令人無法信服；

(15)  兩名被告一直指不知道現場發生何事。可是被制服後，第一被告多次向記者大叫自己的名字，表示擔心記者聽不見。眾所皆知，被捕後高叫自己的名字、電話號及／或身分證號碼是當時示威者經常所作的行為。

70.  基於上述因素，本席裁定兩名被告人均非誠實可靠的證人，拒納他們的證供。

討論

「暴動」罪的法律原則

71.  香港法例第245章《公安條例》第18條訂明：—

「(1)  凡有3人或多於3人集結在一起，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會藉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他們即屬非法集結。

(2)  集結的人如作出如上述般的行為，即使其原來的集結是合法的，亦無關重要。

(3)  任何人如參與憑藉第(1)款屬非法集結的集結，即犯非法集結罪」

72.  根據《公安法例》第19條：—

「(1)  如任何參與憑藉第18(1)條被定為非法集結的集結的人破壞社會安寧，該集結即屬暴動，而集結的人即屬集結暴動。

(2)  任何人參與暴動，即犯暴動罪」

73.  終審法院在HKSAR v Lo Kin Man（盧建民）及Secretary for Justice v Tong Wai Hung（湯偉雄）(2021)  24 HKCFAR 302（簡稱盧建民案）中，以簡單易明的述語及例子，清楚解釋「暴動」罪的每一個犯罪原素。

74.  本案中，控辯各方不爭議（亦無可爭議）當日在沙田正街及獅子山隧道公路交界一帶發生暴動。第一被告大律師只是就控方證人的誠信作陳述，要求法庭接納第一被告的解釋。本席已於上文處理誠信問題。

75.  第二被告大律師不但爭議暴動的範圍，更發表多個令人驚訝的論點。於結案陳詞第20及21段，第二被告的大律師指：—

「20.1 沒有證據證明獅子山隧道公路有發生暴動、出現非法集結、多少人集結，或集結人士做過什麼違法行為；

20.2 沒有證據證明第二被告知悉沙田正街正發生暴動；

20.3 即使有群眾在黃格位置聚集，亦沒有證據證明第二被告知悉該聚集是非法的集結；

20.4 除第一及第二被告的證供之外，沒有證據證明他們從哪裡跑到黃格內；

20.5 除第一和第二被告的證供之外，沒有證據證明他們在現場實際逗留了多久；

21. 就第二被告被截停之前作出過什麼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或什麼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控方沒有作出舉證。」

76.  首先，大律師的陳述完全違反終審法院於盧建民案內所述的法律原則。就集結的地點及規模而言，終審法院指，在決定被告人是否在場，及集結地點及時間時，法庭應採取務實而非過於僵化的做法。法庭需謹記，非法集會及暴動變化無常及流動性高，不可能期望成員不增不減或逗留在同一位置。反之，參與者穿梭周遭橫街窄巷，因應警方行動跑開又聚集，而且有些參與者會保持通訊。判詞第74-76段如下：—

“74. The Court noted in Kwok Wing Hang v Chief Executive of Council, that at the height of the disturbances in 2019:

“The frequency of outbreaks of violent protests increased and the locations at which they took place also spread from one or two areas to become a phenomenon described colloquially as “blossoming everywhere” in which multiple outbreaks of violence happened simultaneously on Hong Kong Island, in Kowloon and in the New Territories.”

75. And as Poon CJHC observed in the Tong Case:

“…unlawful assemblies and riots nowadays are highly fluid in nature”. He pointed to participants assuming different roles and communicating with each other using their phones and on social media. Offenders could not be expected to be assembled as a stationary group with a fixed membership in a single location. Participants would move around in varying groups along main thoroughfares, running into side streets and buildings, spreading out and re-coalescing whether in response to action by the police, in pursuit of different targets or for other reasons. Violence would periodically flare up and die down. Participants would often be in communication with each other, coordinating their activities.

76. It will be necessary in each case for the tribunal to determine where and when an unlawful assembly or riot took place and whether a defendant, if charged as a principal, was present and took part. However, the above mentioned fluidity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and an overly rigid view should not be taken of what constitutes the assembly, it’s location and duration. Evidence regarding the geographical area affected, the conduct of and communications maintained among the participants and the duration of the disturbances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whole. The defendant’s role in the assembly, if any, should be considered for the purposes of assessing his or her potential principal, accessorised or inchoate liability.

77. A realistic view should be taken of the duration of the unlawful assembly or riot. So long as three or more participants remain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criminal assembly (not necessarily including the constituent offenders establishing the unlawful assembly nor the person or persons whose breach or breaches of the peace transformed the unlawful assembly into a riot - they may have left), the unlawful assembly or riot remains in being as a matter of law. Such an assembly remains in being as long as the participants remain at the scene even if, in the case of a riot, the violence ebbs and flows. Any person taking part in such a riotous assembly commits the offence.

78. The focus should be on whether the evidence directly proves or supports an irresistible inference that the defendant had taken part in the unlawful assembly or riot. Evidence which might support such an inference could include such matters as the time and place of arrest and items found on the defendant, such as a helmet, body armour, goggles, a respirator, a radio transceiver, plastic ties, laser pointers, weapons and materials to make weapons such as petrol bombs which might have been used by those taking part in the criminal assembly. Such fluidity and the basis of the defendant’s alleged liability should also be borne in mind in the drafting of the charge, catering for alternative possibilities.”

77.  近月，上訴法院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Chan Sui Man（陳瑞文）[2022] CACC 146/2021 的判決是上述原則的實例之一。該案涉及五名被告和十一項控罪，與答辯人（D5）有關的則為控罪1「非法集結」（訴全五名被告）和控罪11「在非法集結中使用蒙面物品」（只訴答辯人）。審訊後，原審區域法院法官裁定答辯人兩罪皆不成立，並下令控方支付答辯人的訟費。控方不服，乃根據香港法例第492章《刑事案件訟費條例》第19條提出上訴，要求上訴法庭撤銷該命令。

78.  該案內原審法庭裁決的案情是2019年11月10日約2225時開始，全副武裝制服的三隊警察步行推進彌敦道與山東街交界，目的是處理堵路的非法集結者。由於馬路上佈滿雜物，包括磚頭、圍欄、路標和垃圾，沒有車輛可以通過。警察兵分三路，朝著像英文字母“T”上方交叉點推進。PW1帶隊沿彌敦道向北行。PW3帶隊沿山東街西行。PW4帶隊沿山東街向東行。PW1於約2227時見到該交界的馬路上聚集著約400人，她作出驅散行動，分別用揚聲器配合藍旗和黑旗，要求他們離開，這些人紛紛往該交界的東、西和北方散去。PW2是PW1的下屬。約2230時，他在彌敦道馬路上30米外見到戴著白色口罩的男子向他踢磚，於是他跑向該男子；該男子走到行人路上，一批似是記者的人當中。PW2上前拘捕該男子，即D5；D5的頸上掛著一個泳鏡。PW2將D5的泳鏡和口罩除下檢取為證物。警誡下，D5聲稱：—

(1)  案發當日約2130時，他駕駛電單車到上海街，泊車後獨自往登打士街食牛腩麵；之後步往彌敦道恒生銀行，時間約為2220時；

(2)  他不停打噴嚏；有一名陌生女子説有警方的水砲車射水，並將一個口罩交給他；

(3)  他戴上該口罩後沿彌敦道步向於上海街的泊車位置，期間看見很多人和警察；他過不到馬路，沿行人路步行時被拘捕。

(4)  他的黑色袋內有一個泳鏡，作日常游泳之用，長期放在袋內。

79.  原審法官拒納警員的證供及信納D5警誡供詞內的解釋，裁定兩罪皆無罪，並下令控方支付辯方的訟費。於訟費裁決中，原審法官指：「控方指非法集結只在馬路上進行，本席裁定D5在控方所指非法集結期間從來沒有踏上馬路」。控方上訴時指原審法官思路出錯。

80.  於判決書的第9至10段，上訴法庭指出：—

「10. 原審法官以「行人路」不是「馬路」來勉強作出區分，是不能成立的；本庭從未見過 ‘踏出一步是參與、沒踏出一步不是’ 的算法，而且答辯人確實是身處事故的核心範圍」

81.  第二被告的大律師似乎忘記了控罪詳情是指控兩名被告「在香港新界沙田沙田正街與獅子山隧道公路交界及附近一帶，連同其他身分不詳的人參與暴動」。其次，大律師的陳述完全漠視不爭的證供。不受爭議的是，當時獅子山隧道公路已被堵塞，全無車輛行駛、馬路上的鐵欄被拆掉、交界處煙霧彌漫、火堆發出的濃煙高聳入雲，馬路上滿佈雜物，包括示威者常用的雨傘、眼罩及玻璃碎片、路旁牆上寫上政治口號。另外，各方不爭議的是警方作驅散時，目睹兩名被告人在黃格內（即暴動核心），向著獅子山隧道公路逃走；獅子山隧道公路只是兩人被制服的地點。第二被告大律師陳詞第20.1段，妄顧控罪詳情和不爭的證供，亦違反清晰的法律原則，全無可取之處。

82.  至於第20.2及20.3以當時的情況，任何正常合理的人都會知道現場正在發生暴動。對法律的無知並非抗辯理由（Ignorance of the law is no defence）；這是刑事法最基本的原則。況且，沒有任何正常合理的人會認為堵路、毀壞公物及縱火是合法行為。

83.  第20.4、20.5及21段也是違反盧建民案內所述的法律原則。終審法院於該案內細心逐一解釋控罪的每一個原素，並以顯淺的例子作說明。因為第二被告大律師的陳述徹底錯誤，本席唯覆述終審法院的判決：—

“A.2 Unlawful Assembly

9. Elements [1] to [4] are the consequent elements of an unlawful assembly. Where they are established, the assembly is (as [5] declares)  an unlawful assembly. Element [1] requires there to be 3 or more persons [2] assembled together, who conduct themselves in the disorderly manner specified in [3], with the intended or likely consequences stated in [4]. Those persons will be referred to as “the constituent offenders” and their conduct specified in [3] and [4] as “the prohibited conduct”…

10. Element [6] reflects the scheme of graduated liability. An assembly might start off as lawful, then turn into an unlawful assembly and then become a riot. The time such a transformation may take will vary accord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An unlawful assembly could develop almost immediately into a riot.

11. Element [7] is the offence-creating provision. Any person who “takes part” in an assembly which is an unlawful assembly commits the section 18 offence. The actus reus is “taking part”. This may or may not involve the same acts as, and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the prohibited conduct of the constituent offenders referred to in [3] and [4].

12. If the defendant was one of the constituent offenders, by engaging in the prohibited conduct, he or she will (along with other constituent offenders)  have taken part in the unlawful assembly that they will together have brought into being. But the defendant need not be one of the constituent offenders and can “take part” by joining later. This is clear from element [7] which provides that the offence is committed by any person who takes part in the unlawful assembly…

13. What then constitutes “taking part” in the unlawful assembly? What acts must the defendant perform? The sections do not spell out the meaning of those words. As a matter of textual analysis, if the defendant is one of the constituent offenders whose conduct falls within [3] and [4] he or she would “take part” since it is by such acts that the unlawful assembly is established, being of the essence of the offence. And if the defendant was not among the constituent offenders, but joined in and similarly did acts prohibited by [3] and [4], he or she would also be found to have “taken part”.

14. However, the offence is not confined to such conduct. As a matter of language, “taking part” is a broad expression. In our view, those words also embrace conduct which does not itself fall within [3] and [4] but which involves the defendant facilitating, assisting or encouraging the performance of such conduct by oth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assembly. Such conduct would traditionally give rise to accessorial liability but, by offering such facilitation, assistance or encouragement, the defendant acts in furtherance of the prohibited conduct and may thus also be regarded as “taking part” in the unlawful assembly. In so doing, he or she may attract liability either as a principal offender under section 18 or an aider and abettor.

15. An important feature which emerges from the statutory language is that unlawful assembly is what might be called a “participatory offence”. Thus, the offence requires the constituent offenders who are “assembled together” to “conduct themselves” in the prohibited manner so that the intended or likely fear of a breach of the peace is fear of what “the persons so assembled” will do. Element [6] draws the line between lawful and unlawful assemblies by reference to persons who “being assembled” engage in the prohibited conduct. The offence is committed by someone “taking part” in the unlawful assembly.

16. The defendant must therefore be shown not merely to have been engaging in disorderly conduct alone, but to have acted as part of an assembly with others who were also participants. The offence is “participatory” in that sense. Such participation is a requirement recognised by Lam JA (as Lam PJ then was)  in SJ v Leung Kwok Wah, holding that the defendant’s conduct has to be assessed to see if a sufficient nexus with other participants exists to justify the inference that they had what he called “a common purpose in acting in the statutorily prescribed manner”, i.e. a shared objective of engaging in the “prohibited conduct” forming elements [3] and [4].

17. The defendant must accordingly intend to take part in, that is become part of, the unlawful assembly, being aware of the related conduct of other participants and intending, while assembled together with them, to engage in or act in furtherance of the prohibited conduct. The defendant must, in other words, have what we will call a “participatory intent”.

…

A.3 Riot

19. The offence of riot builds on that of unlawful assembly. Its starting point is that an unlawful assembly exists, i.e. that elements [1] to [5] are established. Element [8] specified that when any person taking part in the unlawful assembly [9] commits a breach of the peace, the assembly [10] becomes a riot and the people assembled are riotously assembled. The actus reus of the offence of riot under section 19 is committed [11] when any person “takes part” in the riot.

20. Thus, as with unlawful assembly, the offence of riot had its initial constituent elements which are distinct from the actus reus of “taking part in a riot”. Any person taking part in an unlawful assembly may turn that assembly into a riot by committing a breach of the peace. That person does not have to be one of the constituent offenders who initially constituted the unlawful assembly, but he or she has to be a participant in the unlawful assembly. Any person who “takes part” in a riot which has come into existence commits the offence of riot [11]. Such a person does not have to be the person responsible for the initial constituent breach of the peace. Neither does he or she have to have taken part in the unlawful assembly prior to it turning into a riot. Any person may take part by joining in after the unlawful assembly has become a riot.

21. Mirroring the analysis regarding unlawful assembly, the defendant’s conduct amounting to “taking part” in the riot must involves acts in furtherance of the riot. It must involve committing breaches of the peace or doing acts facilitating, assisting or encouraging breaches of the peace by others, making the defendant guilty as a principal or as an aider and abettor…

22. The offence of riot is also participatory in nature. The constituent act involves a breach of the peace by a person who was taking part in an unlawful assembly. When that occurs, the “persons assembled” are declared by element [10] to be “riotously assembled”. The person who first committed a breach of the peace would thus be taking part in an assembly which has become a riotous assembly. Any other person who commits the offence by ‘taking part” in the riot, does so as part of the “riotous assembly”. Such person must have a participatory intent, intending to take part in the riot by committing, or acting in furtherance of, breaches of the peace together with other participants engaged in riotous activities…

D. Encouragement

79. Question 2d in Annex 1 asks whether a person can be found guilty of riot “without specific conduct on his part falling under the prescribed conduct provided in sections 18 and 19”, but “merely by virtue of alleged encouragement through his presence”…

81. It is obviously important to avoid treating innocent passers-by who find themselves caught up in an unlawful assembly or riot as guilty of an offence just because they were present at the scene. Presence at the scene in itself is not enough to constitute “taking part” or aiding and abetting. As the Queensland Court of Appeal held in R v Cook, at common law, mere presence in an unlawful assembly or riot is generally insufficient to found liability. It has traditionally been considered necessary that there be some intentional activity in furtherance of the riot.

82. That is not to say that the bar is set high. It does not take a great deal of activity on the defendant’s part to move the case from the “mere presence” to the “encouragement” category. Thus, in 1810, Mansfield CJ stated in Clifford v Brandon:

“The law is, that if any person encouraged or promoted, or takes part in riots, whether by words, signs, or gestures, or by wearing the badge or ensign of the rioters, he is himself to be considered a rioter, and he is liable to be arrested for a breach of the peace.”

83. This was echoed more recently in Caird, where Sachs LJ said:

“It is the law…that any person who actively encourages or promotes an unlawful assembly or riot, whether by words, by signs or by actions, or who participates in it, is guilty of an offence which derives its great gravity from the simple fact that the persons concerned were acting in numbers and using those numbers to achieve their purpose.”

84. And as Byrne J stated in R v Cook:

“Generally, mere presence at the scene of a crime does not involv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But presence to facilitate the commission of an offence by others has every potential to attract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under s.7 [of the Criminal Code (Qld)]. And so those present to ‘lend the courage of their presence to the rioters, or to assist, if necessary’ may be guilty with the active participants.”

85. Whether a defendant has done enough to constitute “taking part”, especially if by way of encouragement, is a matter of fact and degree, taking all the circumstances into account.

86. Question 2d contains certain rolled-up propositions. Aiders and abettors or counsellors and procurers may obviously perform acts which are not themselves acts of disorderly conduct to breaches of the peace but which offer encouragement or assistance to others in the commission of such acts, thus founding secondary liability (or as previously explained, possibly also liability as principals for “taking part”). Thus, if the defendant’s presence occurs in circumstances qualifying it as “encouragement” of the prohibited conduct by others, then the answer to Question 2d would be in the affirmative. But mere presence without more is not treated as encouragement, whether for the purpose of “taking part”, or accessorial or inchoate liability.

G. Conclusions and disposition of the appeals

109. We summarise our conclusions as follows:

“…

(d)  To “take part” in the relevant criminal assembly, the accused must perform the acts prohibited, i.e. by behaving in the prohibited disorderly, etc. fashion (section 18); or committing a breach of the peace (section 19); or acting in furtherance of such prohibited conduct by facilitating, assisting or encouragement those taking part in the criminal assembly.

(e)  Mere presence at the scene of an unlawful or riotous assembly does not give rise to criminal liability. However, if the accused, being present, provides encouragement by words, signs or action, he or she may be held to be “taking part” and guilty as a principal or held to be an aider and abettor. In deciding whether a defendant was present at the scene, the court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possible fluidity of the criminal assembly and the communications maintained by participants with each other in ascertaining the time, place and scope of the assembly in question.”

84.  簡而言之，終審法院述明，「非法集結」和「暴動」兩項控罪均屬「參與性」罪行（participatory offence）；犯罪的行為（actus reus）是「參與」，即被告人須有參與犯罪的意圖（participatory intent）及犯罪的行為，才算犯法。

85.  終審法院指「非法集結」或「暴動」不是靜態的犯罪行為，而是流動性很高，參與者會四處游走，也會為了避開警察、針對目標或其他原因而時散時聚；他們作出的暴力會時生時滅，又會互相呼應協調。即使犯法行為或暴力暫退，非法集結者或暴動者其中三人或以上仍留在現場，非法集結或暴動仍算持續。終審法院指法庭要決定非法集結或暴動範圍和時間，應考慮上述情況及切實的整體情況，不要採取過於刻板的看法，亦須考慮被告人在事件中的角色去定奪他的罪責。

86.  參與「非法集結」或「暴動」的人不一定是起初的非法集結者，而可以是後來才加入該非法集結或暴動。被告人也不一定曾作出任何《公安條例》第18或第19條所禁的訂明行為。如被告人作出利便（facilitating）、協助（assisting）或（鼓勵（encouraging）其他有非法集結或暴動作出第18或第19條所禁的訂明行為的人，被告人便已參與非法集結或暴動。被告人可以不同方式作出鼓勵，包括言語、動作或標記／訊號（signs）作鼓勵；而「參與」的門檻並不高；一名於案發現場的人士很容易便會變成參與者。終審法院援引澳洲及英國上訴法院案例R v Cook、Clifford v Brandon及Caird。於Clifford v Brandon一案中，英國當時的首席法官舉例，如被告人於暴動現場配戴上代表暴動的徽號或旗幟等物品，他已算是參與暴動的一份子。

87.  第二被告大律師於陳詞中亦援引盧建民案，但顯而易見，她所有的論點均與該案例所述的法律原則南轅北轍。本席不接納她的論點。

88.  無可置疑的是，當日正街與獅子山隧道公路交界一帶發生大型、持久及極暴力的暴動。警方作驅散時，暴動人士四散逃走，大部分走向獅子山隧道公路方向。當時警方目睹兩名被告人於暴動核心，與其他暴動人士逃向獅子山隧道公路，於是便作追截及成功制服兩名被告。當時兩名被告均身穿黑衣黑褲。第一被告戴著黃色頭盔、眼罩、防毒面具、防火／防割手套及黑色頸套；黑色用作製成頭套（balaclava），遮蓋下顎、後腦到頭頂；其黑色背囊內有4支生理鹽水。第二被告戴著黑色頸套、黑色手袖、防毒面罩和防火／防割手套；其背囊內有兩副眼罩、一盒膠布及2支生理鹽水。眾所周知，黑衣黑褲是當時代表示威者的裝扮，而頭盔、眼罩、防毒面罩、手袖、頸套、防火手套均為示威者常用的裝備。暴動的犯罪要旨是以人多勢眾作威嚇。就算兩名被告人只是以上述裝扮及裝備在暴動核心已構成鼓勵。當時現場猶如戰場，烽煙四起，不時傳出爆炸聲。兩名被告定必知悉是暴動。考慮到他們的裝束、裝備、位置、逃走的情況和被捕後的表現，唯一及不可抗拒的推論是他們是暴動者的一員。控方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實控罪，兩名被告人均罪名成立。